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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乐
［摘 要］ 进化思想的起源，与欧洲现代化的迅速发展和殖民扩张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进化理论受进化论思想影响，19 世纪下半叶，在进化的大环境下发展的如火如荼，人们开始通过进化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文化的发展。但近年来“进化”的思想因带有文化偏见的色彩而被人抨击，文化进化论的研究理论被音乐类研究拒之门外。然而文化进化论本是“舶来品”，起初对“ revolution”的汉译本就不够准确，它并非“进化”也没有偏见色彩，而是“演化”之意。所以，“文化相对论”与“文化进化论”理应是音乐研究中，尤其是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两面大旗。
［关键词］ 进化；演化；文化相对论；文化进化论；音乐研究
进化思想的起源，与欧洲现代化的迅速发展和殖民扩张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18 世纪的欧洲现代化进程表现为远距离商贸的兴起、民族国家的诞生、探险家及传教士等的频繁游历活动。这种经济上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制度的变化，从而促成了文化上的交流和交融。所以，此理论的源起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科学规律。
另一方面，进化论思想产生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殖民扩张的兴起。欧洲资本主义大规模的殖民扩张，使欧洲以外的文明进入到欧洲的视野。该如何解释文化的多样性？从各方面来看，这些民族的生活状态和群体社会都好像是欧洲自身发展早期的形式。由此，欧洲人知道了人类的社会发展并不是同步的，而是有发展的不同阶段。欧洲人用连续变迁的思想进一步广泛的阐释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更迭过程，从而奠定了日臻成熟的进化论体系基础。
进化思想是 19 世纪后半期普遍的时代精神，人们都在探讨进化的问题。这时，出现了一种不太注重民族自我为中心的进化论观点。而对于进化的讨论，不仅仅发生在生物进化领域，社会和文化的进化也是人们研究的焦点。美国的摩尔根和英国的泰勒，是人类学界最具影响力的进化论者；法国的圣·西门、孔德、迪尔凯姆和英国的斯宾塞，是社会学中进化论的先锋；后来，德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又系统的阐释了政治经济领域的进化理论。
19 世纪下半叶，文化进化论也在进化的大环境下发展的如火如荼，人们开始通过进化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文化的发展。文化进化论的先驱主要有斯宾塞、泰勒、摩尔根，他们开始通过“进化”来解释社会和文化现象，并拉开了文化进化理论研究的大幕。
1.文化的定义
在文化相对论兴起之初，文化的概念是讨论的焦点之一。但直至现在，文化的概念仍是存在分歧和混乱。1952 年，人类学家克娄伯和克鲁克洪在撰写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探讨》一书中，共统计了 1871 年至 1951 年间关于文化的概念有 164 种之多，而在此后依然相继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那么，造成文化概念混杂的原因主要是文化本身的广泛性特征。由于各种各样文化现象在人类社会中几乎渗透在每个领域，不同的学科会将文化的不同现象划归为自身的研究对象之一。不同学科方法论不同、观察角度不同、学术术语不同，最终导致了对文化概念的认知不同。而如今，学者们都绕开这一问题，避而不谈，潜心研究各自领域内的文化个案现象。
在中国，“文”“化”两字的组合最早出现于战国末年的《周易·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在汉语中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前提是有“人”才有文化，即文化是讨论人类社会的专属语。“文”是基础和工具，包括语言和文字；“教化”既静态的指人群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共同规范（同时这一规范在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对象化成果中得到体现），也动态的指共同规范产生、传承、传播及得到认同的过程和手段。
在西方，拉丁语系文化中这一词源于由古罗马雄辩家西塞罗在《图斯库卢姆辩论》中首次使用。当时，他使用了“ cultura animi”
意指灵魂的耕耘，用农业来暗喻哲学上所谓灵魂的发展即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境界。塞缪尔·普芬道夫将这个比喻转化为现代所用的“文化”一词，并指出文化的含义除了照料土地、饲养动物、照料人们的生活及祭祀祖先的风俗，还可指居住的城镇或市区以及培养正确的道德和心智等方面。
在中世纪晚期，文化开始指道德完美与心智、艺术成就。
综上所述，文化是人类特有的、能动的适应环境的方式，其实质是人的非遗传性的可传递信息，特别是体外信息。就音乐领域研究而言，音乐之所以属于文化，是由于音乐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动的调节改善生产生活的一种形式。而音乐形式或品种可以以人为载体进行传播、创造、消亡，其自身不具有遗传性。
2.“进化”与“演化”之辩
“演化”与“进化”之间的辩论由来已久。英文“ evolution”，起源于拉丁文的“evolvere”，原本的意思是将一个卷在一起的东西打开，也可以指任何事物的生长、变化或发展。自从 19 世纪以后，进化通常用来指生物学上不同世代之间外表特征与基因频率的改变。而达尔文并未在他的《物种起源》中使用“ evolution”一词，而是用“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经过改变的继承）、“ doctrine of the modification of species”（物种改变的原理）、“process of modification”（改变的过程）等词组来解释。因为，达尔文自己在第 7 章中说：“（天择）的最后结果，包括了生物体的进步（advance）及退步（retrogression）两种现象”。后来，经由英国哲学家赫伯特·史宾赛在许多著作里将此类词组统一，改用evolution来描述生物演化现象。所以，演化是指生态的群落或自然群落的逐渐进化过程。由此，二者的定义混淆不清。
中文对“evolution”的翻译本来就有进化、演化两种释义。严复是最早反对使用“进化”一词的人之一，后人在《天演论》书尾的名词表中写到：“ evolution一词，严氏译为天演，近人撰述多以‘进化’二字当之。赫胥黎于本书导言中实尝有一节，evolution之界说，谓为初指进化而言，继则兼包退化之义。严氏于此节略而未译，然其用天演两字，固守赫氏之说也。”也就是说，严复主张以“演化”取代“进化”。根据诸多辞典的解释，将“进化”定义为生物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并将“退化”视为“进化”的反义词。而“演化”则定义为生物物种为了因应时空的嬗变而在形态和行为上产生了与先祖的差异。
目前，支持使用“演化”的学者认为，演化在字面上的意义比较中性，能表达连续与随机的意义；进化则带有“进步”的含意。而且由于汉语中“进”与“退”是代表相反意义的两个字，因此，使用进化不易在逻辑上将“退化”定义为是进化的一种类型。由于达尔文创立理论的本意为进化和退化为“ evolution”的两种形式，所以，使用“演化”一词比较合适。
综上所述，本文将使用“演化”一词，但固定的词组，如“文化进化论”依然会使用固定词语。
3.文化进化论的定义
文化进化论可以看作是文化的选择。文化进化论与进化论相似，都是反映物种演化发展的问题，但是两者有很大不同。进化论认为进化是一种自然的过程，生物进化不会受到“人”的干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文化进化论认为在文化进化过程中，“人”，参与其中并以“意志”为主导。文化的进化恰恰是人进化所采取的一种方式，而音乐品种的进化则是文化进化的一个方面。
图1 文化进化论与生物进化论的区别
表1-1 文化进化论的理论迭代表
1.古典文化进化论
古典文化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有泰勒和摩尔根等，他们根据进化论原理对原始文化进行研究，是第一个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学派，被称为古典进化学派。其主要的研究方法有历史残余法和比较方法。
作为对文化进化的理论尝试，文化进化论先驱们的这些理论探索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
其一，每个民族的物质生态环境并不是相似的，而且物质生态环境无法决定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所以，相同心理和环境产生相同的民族环境是站不住脚的。其二，文化在整体上是进步的，但是个别文化的变迁有其特殊性，不一定按部就班的经过固定的阶段。其三，现代的所有文化都比以前的文化优越的结论具有片面性。总体上看，古典文化进化论的观点和原则都遭到了否定，人们开始深刻考虑文化进化的问题，并试图从其他领域找到合适的方法来研究文化的进化问题。
2.新文化进化论
新文化进化论的提出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其代表人物是民族学新进化论学派的怀特、斯图尔德、萨林斯等人。
怀特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文化变迁过程中技术发展是首要作用。受唯物史观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观念影响，怀特提出了技术在文化进化中的重要地位，倡导要紧跟技术发展的脚步。怀特对于技术的绝对肯定让他忽视了精神生产力在文化进化中的作用，最终导致了其思想理论的机械性。
斯图尔德是文化生态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新文化进化论中文化生态学的原型出现在 20 世纪中期，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开始广泛关注生态问题。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特点是把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引入到文化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过程中，基本观点是文化变迁可被归纳为适应环境，这个适应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生态环境是文化整合与变迁的关键，而人是这个适应、调节过程的纽带。
哈里斯提出的进化论模式是：强化—倒退—新的强化。在他看来，大众的内在需求是文化进化的基础，这种需求主要集中在对经济生产方式的提高上。在哈里斯的理论框架中，他把整个的社会文化体系划分成基础结构、结构和上层结构，并认为基础结构是第一位的，基础结构的变迁决定了结构的变迁，同时结构的变迁会带动上层结构的变迁，这种观点体现了技术在文化变迁中的决定作用，基础结构对人的需求满足是第一重要的。
综上所述，新进化论学派的观点，都或多或少的体现除了唯物主义的倾向，这与当时学术研究的背景息息相关。一门学科或一种理论的形成过程，都是从一个思考到一种思潮，由一种思潮系统出方法论，由方法论创立成学科，由学科内部衍生出不同的学派。没有一种理论一经提出就十分完善，文化进化论正在向日臻完善的理论体系迈进。
1.变迁模式研究与应用
文化，由于中间加入了人脑机能的能动性而变得异常复杂。文化的变迁，不能完全地按照分析生物进化那样刻板。文化进化论的观点认为文化进化模式是分为“单线进化”和“多线进化”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发展，应该体现在共通性、差异性和融合性上，并没有优劣与阶段之分。
音乐品种的发展也是如此，由于人脑机能的加入和客观外部环境的影响，音乐品种的发展也是复杂、能动的。以八角鼓艺术为例，八角鼓本是一件乐器，后发展成以其名命名的戏曲曲种，此曲种如今以八角鼓族群艺术的形式继续向前发展。
图2 八角鼓艺术进化过程图（自绘）
综上所述，八角鼓艺术的发展从整体上看是一个由单线到多线，由单一到丰富的过程。它的发展既符合了音乐品种从歌到说唱到戏的一般发展模式，对于族系中不同地区的八角鼓艺术又呈现出自身发展的特点。其中，扶余八角鼓发展成为了满族民间戏曲新城戏，白族八角鼓融入了白族音乐的元素并将其放入了教科书，山东和河北的八角鼓基本继承了京八角鼓传入时的音乐特征。所以，八角鼓艺术的整体发展是灵活的、能动的，内部各曲种的发展是求同存异的，保持音乐品种发展的多样性。
2.变迁路径研究与应用
哈里斯认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变迁可能会朝着更有效的方向变化，也有可能朝着更无效的方向变化。前者可以理解为文化进化现象，后者可以理解为文化退化现象。所以，他提出了“强化—倒退—新的强化”的文化变迁路径。也就是说，文化发展并不只是具有前进期，它还具有停滞期甚至倒退期。而它的前进、停滞或倒退，是由人和大环境决定的。
就如我国音乐品种的发展，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停滞阶段，有些音乐形式甚至就此消亡。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八角鼓艺术，也只是演出样板戏，以服务于政治。同样是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大跃进”时期的八角鼓艺术却进入了前进期。那时，周总理到东北指出要发展自己的戏曲剧种，扶余八角鼓的演创人员相应号召，结合满族地方特色，发展出了新城戏剧种。
3.变迁方式研究与应用
适应和创造是文化变迁过程中的主要方式。一方面，文化现象的适应性决定其存在的意义和发展的可能，并且可以分为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两方面的适应。当文化既满足了自然环境又满足了文化环境时，才有可能产生文化的进化。自然环境的变化会引起相应的文化现象的变迁，而文化环境的改变会产生文化传播、冲突或转化。另一方面，文化的创造产生于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文化的创造也不会达到文化适应。在创造的过程中，文化产生新的文化特质是在原来特质的基础上进行的重构，是文化长期适应的结果也是为了适应一种新环境的开始。总之，文化的适应与创造是相辅相成的，文化的适应需要文化的创造，文化的创造结果是产生了文化的适应，依次循环才能产生文化的进化，促进文化的发展。
图3 文化（音乐）变迁过程图（自绘）
文化变迁的方式同样适用于音乐品种的变迁。就八角鼓曲种而言，山东、河北等地的八角鼓为了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风土人情，在原京八角鼓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衍生出了使用当地语言并讲述当地民间故事的八角鼓形式，更为当地人民所接受。扶余八角鼓则响应中央的号召，以八角鼓曲牌为基础，创造出了具有满族特色的新城戏，成功地完成了转化。此外，黑龙江、辽宁等地的八角鼓没能完成适应与创造的过程，其发展最终受到制约，走向消亡。
文化与人的关系是一个久经讨论的哲学问题，文化的存在和人的存在之间存在着很微妙的联系。有的学者指出，人是文化体和动物体的结合。这个理论既说明了文化对于人类的重要，也说明了文化是人的组成部分。
1.人与文化产生机制理论的研究与应用
人创造了文化，使它在人类社会里不断进化，而当文化特征出现时，人类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由此说明了人是动物体和文化体的结合，两者之间相互作用，使人类社会不断进化。而文化领域所研究的人，主要是指某文化现象的相关者。对于人而言，有“核心文化”和“外围文化”之分。对于文化而言，人就可以分为“主要相关者”和“一般大众”。在研究具体文化现象时分清“主要相关者”和“一般大众”可以明确不同人群在具体文化进化中的角色和责任。
对于音乐品种来说，一方面，某音乐品种的传承人、参演人员、演出机构人员、研究者等都必然是主要相关者。目前的研究现状主要是对音乐传承人和参演人员的研究，演出机构人员和研究者自身的研究还涉及不足。另一方面，在研究音乐品种传承保护时，应注意听众、业余爱好者等“一般大众”对其起到的作用。此外，更应该呼吁、吸引没有参与进来的“一般大众”积极地参与到某音乐品种的传承与保护过程中。需要说明的是，不同时期“主要相关者”与“一般大众”的人员构成会产生变化。例如，现代社会中一些旅游企业出于某些原因而大力支持音乐品种的保护和传承，虽然他们自身本和此音乐品种无关，但他们却也变成了需要研究的“主要相关者”之一。因此，从理论上讲，促进“一般大众”向“主要相关者”角色的演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化的进化。但是，要杜绝在此过程中出于利益目的的盲目支持和急功近利。
我们可以设想，当全社会的人行动起来去关注音乐的传承与发展时，也不会有相关角色的划分，音乐品种在良好的大环境中也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下去。
2.人与文化进化方向理论的研究与应用
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创造了文化，文化是伴随人的需求产生的，人的需求有消费需求和生产需求之分，消费需求又包括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生产需求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
劳动工具的产生是人最早的文化产物，也使人开始区别于动物不断发展。
这表明文化进化的方向是以生产需求为首位，在满足生产需求的前提下再满足消费需求。而人的需求是在不断变化的，如果能适时的满足人类提出的新需求，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文化是朝着有效的方向进化的。当某一种具体文化现象不能满足人对整个文化环境的需求时，这种文化现象就很可能被边缘化，甚至会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以音乐品种的传承角度来看，某一具体的音乐种类是否可以繁荣、稳定的传承下去，主要看其是否能够不断地满足人对整个文化环境的需求。就像流行音乐的兴起对民间音乐的冲击，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之快、流传范围之大、受众群体之广等文化特质对各地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这种文化环境突变的情况下，原有文化的“主要相关者”应该主动坚持音乐创作并积极了解大文化环境中的新需求，并努力在适应需求、创作新品。
3.人与文化进化动力理论的研究与应用
文化进化的动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人与自然的关系创造了文化。从源头来看，文化实际是人类满足生存需求，改造自然的产物。其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包括社会交往活动和意识交往。社会交往活动和意识交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当完成一次社会交往活动时，很有可能带来思想意识上的变化，也就是说同时完成了一次意识交往。其三，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样可以促进文化的发展。文化是人的组成部分，当不同的文化体现在同一个主体身上时，会产生奇妙的相互作用。而作为文化的承担者，人有时也会主动地将几种具象的文化形式作用在一起，产生新的文化形式。这种发展的动力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化学式的相互作用可能是有效的也可能是无效的。
以上三种动力来源，也完全的体现在音乐品种的发展中。其一，民间劳动号子产生于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过程中。任何一种劳动号子，都脱胎于人们日常的生产活动中，而后逐渐脱离劳动独立成一种音乐品种。其二，我国的民间歌曲“花儿”就是社交文化与意识文化的结合，它所植根的“花儿会”就是人与人相互交流的场所。“花儿”之所以在我国流传广泛且传承顺畅，主要是因为其既有艺术性又同时满足人与人交往的实用性。其三，扶余八角鼓之所以发展成新城戏，是由于扶余八角鼓的主要相关人员积极的传承精华并吸收周围文化中的优秀特质，最终将危亡的扶余八角鼓传承下来。
首先，从学科的成立来看。文化进化论学派是民族学中的一个学派，代表了在人类学中进化论影响下的一种文化进化理论和思想。而民族音乐学派是音乐学中的一个学派，提倡在民族学与音乐学理论的共同指引下研究音乐品种。由此可见，民族学中的文化进化理论是对音乐学中民族音乐学派的研究方法产生了影响的。
其次，从学术研究背景来看。19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 90 年代，正值文化进化论思想兴盛时期。而此时，民族音乐学的早期比较音乐学时期也刚刚萌芽。由于学科建立初期，比较音乐学时期的理论基础大量的借鉴了民族学领域的思想，因此，音乐学领域在比较音乐学时期出现了进化论学派和文化圈学派。由此足以见得，文化进化理论对民族音乐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表1-2 文化进化论学派对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理论影响一览表
续表
①巴托克：《民歌研究与民族主义》，载于湖北艺术学院作曲系编《巴托克论文书信选》，（109－113 页），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②王耀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1 年版。
在音乐研究领域，文化相对论是研究音乐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主张平等、独特的文化价值观，所有文化都应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情况不同的是，文化进化论却受到了诸多的批判和排挤。其主要的原因是大家把文化进化论主观的理解为用有差别的眼光去对待文化，并且认为其主张的就是文化的层次差异研究。之所以将文化相对论和文化进化论如此的差别对待，根本原因在于一些研究者对其理论观念的认识不清。为纠正文化进化论不能运用于音乐领域研究的片面认识，本文将通过对二者的关系的梳理予以解析和澄清。
表1-3 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论的理论关系研究一览表
综上所述，文化相对论和文化进化论是二元统一体，是研究文化现象的不同角度。而两者又各有其优点和不足，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可同时被民族音乐学所吸收利用。此外，无论是文化相对论还是文化进化论，在飞速发展的今天，时代要求我们抛弃对文化一元论的片面研究和争论，要站在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角度并用适合多样化发展的方式去从事音乐领域的研究。在“民族音乐学”中，“民族”是文化概念、“音乐学”是音乐研究，这就说明了此学科本身就具备文化的特质。所以，坚持文化相对论和文化进化论的二元论既是学科性质的要求，更是与时俱进的发展需求。
［1］E·R.塞维斯著，黄宝玮等译：《文化进化论》，华夏出版社 1991 年版。
［2］怀特著、曹锦清等译：《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3］托马斯·哈定著，韩建军等译：《文化与进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4］埃尔伍德著，钟兆麟译：《文化进化论》，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9 年版。
［5］吕斌：《文化进化导论》，学林出版社 1994 年版。
［6］王贵声：《人类文化进化论》，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7 年版。
［7］巴托克：《民歌研究与民族主义》，载于湖北艺术学院作曲系编《巴托克论文书信选》，（109-113 页），人民音乐出版社。
［8］王耀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1 年版。
［9］韩民青：《物质进化论的人本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4 月。
［10］杨明华：《有关文化的 100 个素养》，驿站文化 2009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