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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民俗教育与生产力的互相关系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角度阐释的生产力就是指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这个论述阐明了生产力概念在人类社会的源起和作用方式。“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 人类的生存需求就是生产力的源起。为了满足人基本的吃、穿、用、住,人们必须具备物质生产的能力,也就是劳动。而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介入、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也就是说,生产力是人类通过劳动,与自然产生联系而得到的一种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物质生产能力。物质生产能力的开发是人类一切历史的前提,而民俗正是在“自己固有的客观条件环境、生活状况以及赖以生存的首要的物质生产活动中,逐步形成的。” 可以说,民俗正是萌生于人类发展生产力的实践活动中。如: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习俗,正是来源于先民的狩猎与饲养禽畜活动。先民将物质生产实践中与自身生存密切相关的动物挑选出来,奉为信仰,实质上是期望它们的茁壮成长能为人类提供丰富的食物和生活用品。而随着人类饲养动物的经验不断提升,这种信仰就渐渐脱去了其神秘性,转变成民间俗信。以动物命名,在生产实践中以动物计时,动物与人类的亲近关系在人类精神世界中不断抽象衍化,最终形成了十二生肖习俗。

民俗是关于人们如何与自然相处,运用人类技能来不断扩大生存空间的知识体系,是关于身处群体之中,奉守规则、道德和秩序而求得平稳发展的文化传统。民俗在人类群体中一经萌生,就在人类的生产、交际与娱乐活动中传承衍化,其积累、丰富的过程与生产力的发展是同步的。这个同步过程,就是经由民俗教育实现的。民俗教育是一种以日常生活形态存在,包孕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文化,并具备一定教育功能的生活文化教育活动。民俗教育可以是谷场上老人循循的言传身教,可以是作坊里学徒孜孜苛求的心眼手法,还可以是商贾奔波途中念念不忘的庭训教诲。在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中,民俗教育将族群不断发展创新的生存经验、行为方式和心意习俗代代相传,始终将人类的身体经验与意识发展捆绑在一起,在特定的时空维度中,保证了生产力的平稳前进。具体说来,千百年来民俗教育所传承、传播的生产技艺与组织生产的方式、规范与生产活动中秉持的心意习俗,引导人们理解自然,提升身体技能,充实发展人与工具的关联,促使民众不断迸发想象、积累经验,传承与革新生产方式,追求更为优越的生活。

在具体的生产实践活动中,民俗教育实际承担的是解释生产过程的责任,即从时间、空间、工具和程序四个角度解答民众如何生产的问题。民俗教育通过规范民众的行为与心理,保证生产活动的效益最大化。代代相承的行为程式与心理范型当中,提升的身体技能、精细化的工具、强化的时空意识与成熟的生产逻辑让民众对自然的掌控力不断增强。生产活动日渐稳固,社会的物质积累随之上升。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建立在生产过程规范化与劳动工具发展的基础上。民俗教育传承形成与巩固生产规范,引导与刺激民众应对生活需求而革新工具,在不同生产方式中深化对群体意义的理解。而以上对民众行为方式与意识状态的驯化与稳固的过程,实则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保证了生产力在劳动力、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三要素的发展中得到源源不绝的支持。具体说来,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民俗教育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贡献。

一、民俗教育引导人们合理规划生产过程,探索规律

民俗教育传承民众在特定时空条件中,由经验积淀而成的对自然的认知与理解,指导人们如何合理规划生产活动,求得更为丰富的生产成果。从原始狩猎时期到农耕、畜牧文明的产生,生产力进步的基础是人类对自然规律日渐理性的把握。将观察自然的经验应用于生产实践,通过合理规划生产活动,最大限度地规避生产过程中自然带来的不可控因素,增强生产的科学性从而推动生产力的提升。

民间生产生活中丰富的农谚,正是直接反映民间对自然理性认知的文化传统。农谚的萌生与农业生产活动直接相关,口耳相传的农谚在文字诞生之前,就已经流传丰富起来了。这些父兄口中悠悠念来的短小语句,集合了民间生产劳动中的最为直接有效的生产经验。农谚的内容涵盖农林牧副渔五业,涉及时令、气象、作物等方方面面,但比较集中的还是关于生产时空的天象物候的辨识和判断。如何妥善利用天时地利,是民间农谚对生产活动最有指导意义的贡献。比如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农业史上传承悠久的对于农时判断的经验总结。我国春秋时期就有了二至和二分节气,到了秦汉时期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已然出现。而民间流传的许多农谚,正是依据二十四节气来提示人们合理安排农事时间,确保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谷雨下早秧,节气正相当”(上海)。“寒露种麦,前十天不早,后十天不迟”(上海) 、“寒潮拢,泡谷种,寒潮过,抓紧播”、“惊蛰育秧,春分直插,清明下种,谷雨晒田 ”、“大豆种过年,小麦冬至前” 等等,这些农谚都是农民根据所在地的气候地理条件,规划播种、管理和收割等活动时间的经验口令。除了天象时令以外,民间对于物候的观察,也常常服务于民众日常的生产生活。“燕子低飞蛤蟆叫,蚯蚓搬家蛇过道,水缸穿裙山戴帽,大雨快来到” 、“水底起青苔,卒逢大雨来” 。民间将自然环境的种种信号转化成直接服务于生产、生活的谚语,自发性地在控制自然影响力的基础上安排农事活动,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生产活动的收益。对自然认知的不断发展,使得生产过程越来越合理化,加速了社会生产进程,实质上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契机。

二、民俗教育指导人们革新生产工具,改进工艺

民俗教育同样可以提升民众的生产技能,以适应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的需要。民俗教育言传身教的过程,并不是用灌输的方式限制对工具的使用,更多的是从最细致的模仿行为中引导培养人与工具的默契关系,以完善自身的技能。而生产力提升的助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工具的开发,对任何生产活动来说,工具与人的技能发展都是密不可分的,也是真正能加速民众生产活动,扩大生产规模的关键所在。农业生产的工具经历了漫长的沿革发展,手工业的发展更是大大仰赖工具的更新与细化。技艺革新的意义不仅在于行业的进步,更在于由此衍生出新的生活方式。

民众强化的技能与理性的生产理念对社会物质生产能力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比如黄道婆,作为江南棉纺织业发展史上引领革新的重要人物,将海南黎族的棉纺织技术与江南麻、棉纺织技术结合对棉纺织工艺进行革新,将新工艺传授给乌泥泾人,后推及整个江南,对江南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改进生产工具之前,乌泥泾“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按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黄道婆于是“乃教以做造捍弹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絮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 黄道婆在乌泥泾无私地指导人们改进弹弓,增长弹弓长度,上截大而弯,下截短而劲 ,大大提升了弹花的质量。同时创制了三锭脚踏纺车,技术领先欧美 400 ~ 500 年,棉布产量因此翻倍。在乌泥泾,直到 20 世纪 80年代仍在传颂着这样的民谣:黄道婆!黄道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二匹布。 生产工具的革新大大提升的棉布生产能力,松江府的棉纺业竟在不长的时间内超越了闽广地区以及北中国而走在了全国的前列。黄道婆对江南地区的影响从元代开始,至明代成为让松江成为“衣被天下”的全国性的手工棉纺织业的中心。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写道:“松郡税粮十八万石耳。今平米九十七石——是十倍宋也。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之入,非能加于他郡扈也。所摇供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生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可见工具与技艺的革新对社会生产力带来的联动效应。

黄道婆教授人们使用新的生产工具,革新生产技艺,从而大大提升社会生产力,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生产技艺发展历史上并不鲜见。传统的民俗教育方式不是纸上谈兵的讲习,而是在生产实践过程中亲身模拟来掌握技艺,既保证了生产技艺的活性,又能更快地在社会范围内实现技艺的传播与传承,发挥其在生产实践中的作用,加速社会发展的进程。

三、民俗教育鼓励人们提高生产积极性,稳定秩序

民俗教育能够在民众中强化群体观念,提升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人们在生产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习俗和心意信仰相比生产技艺的传承,对生产力的提升并没有直接的刺激作用。习俗与信仰归根到底都是提供民众在实际生活中的心理慰藉与补偿。在日常生产生活当中,人们担心生产活动不受自然庇护,获得的收益不能保证人们的生活,这种与自然互动中形成的焦虑需要定期的释放与缓解。不同地域的民众都在民俗教育过程中,承袭不同的习俗和心意传统来排解焦虑,以保证整个群体的生产积极性。

中国传统社会注重春耕,在各地针对不同的节令都有不同的民俗活动,这些与种植时令相关的祭祀祈福活动,对稳定生产,安抚人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节日庆典或仪式也是民俗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如,我国民间保留的迎春习俗非常丰富。迎春也叫“打春”,“鞭春”,立春时节举行的群众性活动。迎春仪式对地方生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立春期间,官员和百姓都会加入到迎春活动当中。每个地方的活动略有不同,但是官民同乐,喜迎新一年的好收成的基调是一致的。活动从打春牛演化到融合了仪式和文艺表演等的节庆意义的群众活动,目的主要是为新一年的辛苦劳作做好心理准备,祈求年丰人和,地方兴旺。各地的活动大多包含两个部分,一是立春前一日,将准备好的芒神和土牛送到特定地点举行祭祀,二是在立春之时,由官员鞭春牛,象征送走寒气,促进春耕,直至土牛碎成块状,再由百姓哄抢至家中,保佑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鞭春牛的习俗萌芽于周代,到汉朝已经有了明文记载:《盐铁论·授时第三十五》:“发春而后悬青幡而策土牛。”到唐宋时期各州府县迎春鞭春牛的记载已经很丰富。而到了明清时代,地方鞭春的活动已经发展成流程复杂的文娱节庆一般的群众活动。迎春习俗从产生开始就有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官员引导,民众参与,其对地方生产的作用并不在于直接拉动生产力上,而在于营造积极欢快的气氛,以激励民众的生产意愿。类似鞭春牛这样的习俗,实际上是民众经年形成的激发生产积极性的惯性机制。其在民间的传承发展象征着民众对生活安定的愿望和对生产力提升的追求。

民俗教育的作用点始终在人。社会的进步需要人们不断从前人的经验与智慧中汲取养分,为优化现实生活做出不懈的努力。民俗教育传授的知识、技能与心意习俗,都是为了让人的身体技能与意识行为更顺利地服务于现实生产活动。在社会向前迈进的过程中,生产过程的优化、工具的革新、技艺的发展以及有益于生产实践的群体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前进。而民俗教育正是将这些生活中引发进步的因素纳入社会传承体系的方式。民众的生产与生活正是在这样的传承中不断期待着下一个飞跃。 NOtfTC2BIEkFlwosQYU4MwpY+QDeeI6RLsJqH+mfpntm7koVVpZB+r3pNWqQhZ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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