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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是日常生活文化，借助日常的生产、生活行为来影响人的发展。内蕴丰富的民俗文化将个人与群体的生活完整地包容其中。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我们的一生及其中的每一天都是在民俗的规范引导中完成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岁时节庆、信仰、文学、语言、艺术、娱乐等等，这些构成我们生活的丰富事项都在民俗的作用范围之内。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中，在各自的家庭和社会，形成组织、举行仪式、接受教育和规范、参与活动构成了每一个人都必须完成的人生范式。任何人的生命流程，不论古今中外，都要用相应的各阶段的民俗礼仪来度过的。像诞生礼、成年礼、婚礼、葬礼等一系列的人生礼俗。个体的生命民俗程式除个体人生礼俗外，时空又受小群体——家庭、家族、宗族中家风、家教、家谱、族规、宗法习俗的影响；大群体——地区或民族生活以及心理领域独特有形物质民俗、无形心态民俗、行为社会民俗、口承语言民俗的制约。
从婴儿时期到生命终结，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民俗文化交织构成。
婴儿时期的民俗包含了地域性的新生儿诞生阶段的文化经验，也同样包含了诞生之前与生殖繁衍行为相关的民俗以及诞生之后仪式和习俗。在生命起点产生影响的民俗，包容了一系列的心意传统和行为方式。在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俗学概论》中，分别举了求子、孕期习俗以及庆贺生子三个方面的民俗。传统社会中汉族对新生儿的诞生过程非常重视。出生三天之后进行“洗三”礼，产房前挂红，还要为新生儿净身。“北方多用热水浸泡艾叶、花椒等，由老年妇女为婴儿擦身，认为这样做可以去掉胎气。”接下来是新生儿满月时候进行的满月礼，这些文化传承都深具地域特性，对当地民众的繁衍生息有极大的意义。
胎教传统在中国有非常悠久的传承历史，学者高朋、慈艳艳曾对徽州地区明清时期的孕期习俗进行调查。徽州地区有深厚的儒学文化根底，因而孕妇怀孕非常注重胎教。怀孕期间孕妇遵循“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口不出恶言”，行为、心境和语言都要控制在平和的状态下。因为母体是胎儿接收外界信息的渠道，因而要求“孕妇行坐端正，多听美言，有人为她诵读诗书，演奏礼乐。同时不可四处胡乱走动，不可与人争吵斗气，不可从事繁重劳动等。”
儿童时期是大脑与神经系统高速发育的时期，孩子的语言、学习和思维能力在这个阶段都得到了质的提升。而民间对儿童的表达能力和活动开发有独到的经验传承，集中体现在丰富的童谣儿歌和儿童游戏当中。
民间童谣语言清新活泼，朗朗上口，融合方言和地方风土人情，是训练儿童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的良好教材。比如说用以训练儿童口齿的趣味材料——绕口令。绕口令又叫急口令、拗口令，古称吃语诗、急说酒令。绕口令将若干双声、叠韵词词汇或者发音相同相近的语、词有意识地集中在一起，组成简单、有趣的韵语，快速念来节奏感强、妙趣横生。它是活跃在民众生活中、用来训练口头语言的一种生动有趣的语言游戏，属于民间文学中的歌谣一类，又属于儿童文学中的游戏儿歌一类。上海有非常丰富的绕口令传承，有训练发音的绕口令如《白庙白猫白帽》，“山顶上有座白庙，白庙里有只白猫，白庙外有顶白帽”；有描述具体地方生活场景的如《小三子》，“小三子，拉车子，一拉拉到陆家嘴”；还有开发智力，训练儿童的计数能力的《数青蛙》，“一只青蛙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扑通跳下水。两只青蛙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扑通扑通跳下水。”
童谣之外，中国人的成长过程中同样缺少不了有趣的游戏。游戏引发儿童的参与热情，既能锻炼肢体，也能扩展儿童们的交际，对儿童的身心健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就比如说国人非常熟悉的踢毽子游戏。这项源自于古代足球运动的幼儿游戏历经数千年的传承已经发展出“凡百十种”的“套数家门”，还配合有踢毽歌。清代时期的广州，甚至还有正月十五的踢毽子聚会。踢毽子这项活动的趣味性和娱乐性固然值得肯定，这项运动对儿童身体灵活性的训练也是推进其传播发展的动因之一。古人指出“儿童踢弄之，足以活血御寒。”（《燕京岁时记》）它既是全身运动，可以锻炼腿、脚、臂、腕、手、眼等身体各部位，同时又不过于火爆，尤其是对于促进下肢血液循环，提高下肢的灵活性、协调性具有良好的作用。
作为人的成熟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性成熟就是界定这个阶段的标准，因而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最鲜明的感知就是性别与自我。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这个时期的少男少女完全形成了性别分隔，男孩和女孩也发展出不同的心理倾向和喜好。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完成向成年期的过渡，也就是我们要逐渐明确自身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定位。学习生产生活技能，积极地融入家庭和社群生活，每一代人都需要经由上一代的经验传递来获得成长。
伍隆萱在对贵州八连村的民俗教育的调研中分析了当地对男孩与女孩的区别教育和行为规范。村民们对男孩和女孩的行为方式明显有非常差别的分异。首先是男孩和女孩参与的游戏是不一样的。女孩子不能像男孩子一样在树上爬上爬下，这样的举止被认为是“疯叉叉的”“没有姑娘样”“不成体统”。而男孩在河里抓鱼摸虾女孩子也是不能跟随的。另一方面，当地人希望女孩子能长袖善舞，和睦邻里，因而非常重视对女孩子交际能力的培养。村里流行“认姨妈姊妹”和“打伙计”。互相认作“姨妈”和“伙计”的同伴在礼俗上更为亲密。评判一个女孩子的性格时，“姨妈”和“伙计”的多少也被当作重要的考量标准
。
步入成年阶段的人，真正开始承担家庭和社会的生产生活负担。应该说，这个阶段的人群，完全融入了自身的生活文化圈内，文化身份已经成形确定，民俗对其的影响和教育作用表现得稳定而明显。成年阶段的人需要完成在家庭和社会中身份的转变，投入社会生产，并且延续家族传承并繁衍下一代。对这个阶段的人来说，大多数人都要完成的就是婚姻嫁娶。
婚姻的形式与仪式在我国传统社会有着悠长的发展演变历史。但其作为群体传承与个体繁衍的维系仪式的性质并没有变化。就群体传承来说，社会传承的基本单位为家庭。婚姻对每一个家庭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作为家族观念的缔结因素。婚姻决定了家庭在社会中的传承。没有婚姻就不存在家庭的传承。中国古有“入赘婚”。如果一个家庭中没有男性的继承人，这个家庭会倾向于招一个男子与自己家族的女性成婚。“招进女婿后，一则可为女方父母养老送终，二则生下孩子姓女方的姓，可继承女方家业。”
另一方面，婚姻同样是个体繁衍的起始仪式，因而整个婚姻过程都包含着对个体子孙繁衍的诉求。中国传统的婚俗当中，新房里需要为新人准备便桶。而这个便桶在婚礼当天要让一个男孩溺尿。另外，在新床上也必须放上桂圆、莲心、花生、枣子等等象征多子多孙的果品。这些举措都表达了对“早生贵子”、“多子多福”的期待。
老年时期是我们人生的沉淀与衰弱时期。这个阶段中每个人都能感知到自身的衰老并且面临着疾病的考验。死亡是人类生存抗争的终点，同样是这个阶段的人们感知最明显的事项。死亡的意义不仅限于生理上，还带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同地域的人对死亡的认知不一，也导致了处于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在这个阶段中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有所差别，也就发展出不同的丧葬文化。
丧葬文化对于个体、家庭与族群来说都别具意义。首先丧葬与婚姻制度一样都是一种亲属关系的表达。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亲属伦理意义。中国传统的丧葬习俗当中，为死去的亲人服丧分为五级，从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到缌麻。这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亲疏关系与家庭角色的分工，贯彻了“孝”文化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对维护家庭、宗族与社会秩序有积极作用。
其次是丧葬习俗渗透着国人的生死观念。靳凤林在《死亡与中国的丧葬文化》一文中分析我国各地的丧葬习俗，概括出“生死如一”“聚族而葬”“神人相通”
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体现的生死观念，传达着国人对稳固家族传承的极强意念。对人的尊重需从生前延续到身后，因人死后灵魂不灭，现世与魂灵世界是相互关联与依存的。
因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丧葬是个人社会化的最后环节，同样是家族稳固其传承体系、实践家族伦理的例行仪式。
民众生活滋养了民俗，而民俗又以民俗教育的形式来划定民众生活的发展空间。民俗教育渗透着地域与族群文化对人们的传达的意义体系。对于每一个人的成长成熟过程，民俗教育都勾勒出最基本的发展脉络与沟通交际方式。它维持着生活的可持续发展方向，也维系着个人与家庭、族群、社会的和谐关联。作为这样一种传承的秩序维护力量，民俗教育提供了个人发展的丰沛养料，帮助规避在发展过程中的失误，实现社会化的平稳过渡，同时也保证了社会基本构成单位的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