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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定义，古往今来莫衷一是。迄今最具影响力的定义来自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复合体。
就通识意义上说来，文化有广义和狭义的分别。广义的文化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社会意识形态及相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尽管对文化的定义各执一词，但文化的主体却是毋庸置疑的。人是所有文化的主体，一切的文化由人创造。因此泛泛而论，文化就是人的行为实践与意识活动现象。探讨民俗教育与文化的相互关系，首先要理解民俗教育活动依存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弄懂民俗文化的性质。
民俗教育来源并服务于生活，与人们创造发扬的其他意识传统似乎大相径庭。维持民众的生活秩序，通行而不追求思辨的文化传统，社会形态发展后与普通阶层紧密相连的文化样式，便被由其衍生而异质的文化逻辑所判断与定义。我们对于民间文化传承物的认知，曾经一度停留在“民间古俗”（ Popular Antiquities）、“贱民古俗”（Antiquities Vulgares）上，认为我们所希望了解的民间文化，就是通过对“低等文明居民”、“蒙昧与野蛮民族”的“文化残存物”的研究来实现。长久以后，民间文化被视作现代与科学理性的对立文化样式来反思和分析。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民间文艺的热浪引发了学者对民俗文化的探究热情。直至钟敬文先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文化三层说，“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干流。首先是上层社会文化，从阶级上讲，即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有的文化；其次是中层社会文化，城市人民的文化，主要是商业市民所有的文化；最后是底层（下层）社会文化，即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
“民俗是中、下层民间文化的一部分。一切民俗都属于民间文化，民俗是民间文化中带有集体性、传承性、模式性的现象。”
民俗表达的民间文化现象多种多样，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传统都包含其中。而关于民间文化与其他文化样式关联，钟敬文先生作了这样的阐释：“不过这三种文化彼此并非各自独立而存在，反而彼此之间有一些相互的牵动，就好比‘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由于三种文化‘活动在一个共同的大群体中’，因此它们虽各具特点，但又‘互相联系，互相渗透。’”
。由此可见，民俗教育所承载的民俗文化是作为一种基层文化模式，是纵横延伸的文化系统。所谓文化系统，是由诸多要素逐层逐级按逻辑的统一性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因而必然存在层次性与整体性。
首先，民俗是其他文化层的生成基质。早在人类文明启蒙与群体分工之前，民俗就已经诞生了。民俗赋予了人们适应自然与社会的能力，并在生存基本需求满足之上发展出不同形态的文化样式。民俗是民众创造的基于生活本质的文化，充分表现了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倾向与审美趣味。由此，民俗也提供了比其他文化层更为广阔的发展可能。以民间文学为例，上层文学的很多题材都采自民间，从《诗经》、《楚辞》、乐府乃至后来的戏曲、小说中都有大量对民间素材的借用。
其次，在任何一个成型的社会当中，不同层面的文化互动都是一种常态。比如中国传统社会的民谣，民谣的内容涉及民众生活，也有不少带有舆论属性，是对上层人事的评判与情感流露。《啸亭杂录》卷一记载，乾隆皇帝即位后，“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吴中便有民谣流传：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
此外，少数民族的史诗、民间传说和故事当中，对历史大事件和大人物，民众的叙说都带有自我情绪表达的特点。同时，上层文化也不断刺激和影响着民俗文化的演变进程，并且积极承担引导角色。《礼记》中载有“命大师陈诗，以观风俗”。《汉书》里有“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的说法。可见民风民情一直都是执政者考察社会发展状态的介质。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提到了“移风易俗”的说法。尤其在《史记·货殖列传》当中，司马迁对各地的风土民情进行了描述。其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上层文化是如何影响民间文化的。“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挽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民间文化极大地受到统治阶层文化的影响，正像虞、夏以来声色犬马的统治阶级爱好引导民众的生活乐趣一样。这个影响过程是缓慢而影响深远的。另外，社会大规模的政治变动也会引发民间风俗的变化。重大事件如朝代衰落（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等，而政策方面主要是发展生产的举措（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澙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辏。
）对民俗文化而言，虽由民众创造，遵循自己的发展轨迹，但在传承过程中不免受到上层文化的影响。上层文化如重大事件与政策的规范性的影响力是一个缓慢渗入到深刻改变的过程。
所以，民俗教育是民俗文化中有重要社会意义的传承事项。不仅提供民众社会化的训练，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来说，更是保护其基层文化生存发展空间的手段。而民俗作为文化基质，其兴盛多样也能给其他文化样式带来养分，提供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民俗在与其他文化样式的交流互动当中自然发生的演变，也需要经由民俗教育实现其传承与传播。民俗教育是社会享有源源不绝的文化生命力的保障机制。既能让民众感知体悟民俗，稳定与丰富民众的现实生活，又能在基础上保证各层文化都享有良好的发展态势。这正是推行民俗教育对当今文化建设的意义。
我们理解的民俗，是由民众创造、享用与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首先是一种社会中普遍存在而又比较潜隐不露的社会文化规范
。这使得民俗教育获得了潜在的文化教育性质。民众日常的衣食住行活动都浸润其中，它的表现形式难以察觉。当我们谈到与民俗文化相关的艺术、文艺形式时，很难想到上层文化中大家名作之类代表性作品。民间的艺术形式总是镶嵌在生活的仪式、典礼与活动当中。又如，国家的稳定需要借助明文律令，而民俗对社会群体的制约却依靠“约定俗成”，在更多情况下都是通过在民众心中的道德感和禁忌意识来控制民众行为的。
其次，民俗是族群生存发展的基层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衍化的基点。这决定了民俗教育成为文化教育的起点和基点。当人们开始观察与思考日月星辰与自身的关系时，民俗就已经诞生了。河姆渡时期的江南一带的原住民对鸟类的崇拜非常普遍，鸟的图像大量出现在祭祀用具上。而这样的文化现象正是与该地区的稻作传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化意识是基于现实的生存需要而产生的。鸟信仰的产生基础就是飞鸟衔来野稻，由此给了人们培育稻谷的想法，从而保证了人们生存的基本需要。浙江的各地都流传着麻雀衔稻谷到人间的传说，正是民众心意传统形成的佐证。比如说金华地区畲族的稻米传说——盘瓠王从天庭偷谷种，回程途中与天兵天将打了起来，结果盘瓠王身死，谷种撒了一地。这时飞来了一群麻雀，每只衔了一粒谷种，飞到了凤凰山上送给盘瓠王的子孙，谷种落地生根，长出了稻穗，由此人间有了种植稻米的传统。
关于送谷种的传说还有很多，各地情节不一，然而鸟类在故事中的作用惊人的一致，鸟雀送谷种传说经年而成了集体的心意传承。人们感恩雀鸟的食性给人间造福，也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将鸟的形象视为吉祥的象征。人类的心理活动是现实生活经验的折射，民俗就是经过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不断的感知、思考和沉淀而形成的文化意识。
从根源上说，对任何一个族群而言，民俗文化与其他衍生出来的文化样式都源自原始文化。
只不过在阶级社会当中，民俗文化并不能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样式。然而其基层文化的属性始终如一。无论上层文化如何经历演变、断裂、衰落还是消亡，民俗文化固守民间，随民众物质、精神实践活动的深化而传承演变。正如楚国的文化经时代变迁而烟消云散，民间却一直保留着屈原的传说与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习俗。
再次，民俗是植根于生活世界，传承性的物质与精神的复合体。这决定了民俗教育的复合性文化教育特征。民俗所传承与传播的，是人们在丰富的生活场景中的物质、技艺、习俗与心意。“耕田者推犁入土的仪式”、“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施工时的祭祀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
都囊括在民俗范畴之内。民俗内涵深蕴，表象万千，正是源自复杂多样的生活情境。民俗是人应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理性经验与情感积淀。环境在变化，人的生存需求随之变化，而民俗也在不断地被创造与再创造。民俗与其他任何文化样式都不尽相同，它难以定性，没有明确的引领者，其发展轨迹只可反思而无法预测，并且始终在时空逻辑中表达多数人的生活选择和心理倾向。正像我们无法找到第一个唱格萨尔王史诗的人，但格萨尔王却真切地记录着藏民的精神世界，并在时间的长河中被不断丰富发展。民俗文化无论在什么时代都享有永不枯竭的生命力，因其在民众的生活实践中接受时代与外界的作用，经历沿革变迁以适应民众的生活需要和文化追求。比如说民间的立春习俗。东汉之前已经出现，立春仪式起初只包含立春饮食和立春服饰。到了晋代以后，逐渐丰富，在唐代得到了全面发展。这里的民间迎春礼还受到来自官府的推动和倡导。鞭春牛仪式有了官府的加入之后，仪式规模扩大，后来又衍生出“抢春”习俗——观看鞭春的民众在春牛被打后抢春牛土。
“鞭牛而碎之，随以彩鞭土牛分送上官乡达。”
可见民俗事项的传承演变，会受到其生存空间内多种因素的影响。
最后，民俗是一种群体性的文化认同，是人们感知与适应自身文化身份的路径。这使得民俗教育获得了群体性文化的特征。场景与行为是文化研究的重要依据，这同样适用于民俗。民俗萌生于人类适应自然与族群的活动，其存在是普世的，其表现与传承方式是多样的。而共同的场景与生活经验，创造出相互认同的文化空间，民俗也有了最大化的同质性。民俗始终是一种强调时空独特性的文化模式。只有共享文化空间，才能产生强烈的“我们感”，即“人类族群或群体不约而同的感受，感性认知，心意趋同”
。也许在文化冲突的生活场景当中更能体现文化认同的存在。人类学家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中提及巴厘人的一个非常难以解释的词汇——“赖克”
。吉尔兹在详细了解了词汇的使用场合，听取了当地人的解释之后，认为所谓“赖克”最接近的词汇是“怯场”，在尴尬的状况下，表达一种“对失礼的恐惧”，实质上是人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自觉。相同的语言，类同的情绪反应与心照不宣的交际准则，这是民俗赋予人在其生物性之外的文化特性的显现。
理解了民俗是什么样的文化，我们就更能明了民俗教育作为一种体系性的教育传统其文化支点是什么。“生活相”“生活场”与“生活流”，提供了民俗教育生存与发展的背景与平台。而民俗教育正是以口耳相传、躬行实践的方式让人们适应特定时空环境中群体性的生活范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