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两派的联合

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从它们出现于美国社会的时候开始，就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中。一方面，由于美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经历过封建社会，君主制或等级社会这样一些事物不可能成为“保守”的目标，而美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则是对自由放任和个人奋斗的崇尚，当这些价值目标在 19 世纪末遭遇声势浩大的进步主义运动的挑战时，就与保守主义产生了奇特的联姻。19 世纪末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实为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前身）将自由放任、优胜劣汰与上帝的意志联系起来，同时又要求人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保持道德上的严谨性，这种方法一直被后来主张联合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人所沿用。然而，两派又实在很难说在本质上有太多相似之处，自由至上主义认为他们的鼻祖是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潘恩和杰佛逊的自由和人权思想，其核心价值是个人自由或经济效率，而保守主义者却认为宗教和传统才是他们珍视之物，如果要寻找他们的历史源头的话，他们会列举出 18 世纪末美国的联邦党人，甚至中世纪的教父神学，以及古希腊那种强调秩序的政治哲学。双方的观点在很多地方蕴含着难以调和的冲突。

如果说二战前两派的联合与冲突只是揭开了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错综关系的序幕的话，那么这出戏最精彩的部分则集中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从 50 年代初开始，两派出现了合作的趋势。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两派面临着共同的敌人，而两派单独的力量都不足以与其敌人相抗衡。两派的共同敌人就是共产主义和福利国家，这两个敌人在战后可谓是咄咄逼人，令双方都十分不安。然而此时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还自由至上主义对美国政治和社会都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自由至上主义的代表人物莫里·罗思巴德后来对两派联合的原因论述道：“保守主义这一概念的混乱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对新政的反应上。保守主义必须采取一种‘人民阵线’的形式，才能对新政给予有效的反击，这就是说，应该更多地从保守主义‘反对’什么而不是‘支持’什么去定义它。” ^[1] 这道出了两派合作最重要的原因。

对于凯恩斯新自由主义的共同反对有时还能缓解保守主义和和自由至上主义间的敌意。自由至上主义常常会面对保守主义在道德问题上的指责，而逃脱这种指责的一个办法是将当时美国社会道德衰败的责任推给新自由主义，这样，自由至上主义就能证明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所说的“对利润和个人成功的追求既不会导致竞争市场的不完美，也不会带来对道德价值观信仰的衰败。如果现实与此相悖，那也是因为自由主义的政策，国家的扩展和不相信宗教的自由主义观念。”

另一个较为潜在的原因是：保守主义的思考方式多半是一种直觉的方式，而两派在直觉层面上还是容易找到共同点的。比如两派都主张“自由”，以柯克为例，他在年轻时似乎像一个自由至上论者那样主张自由，但是这种对自由的主张并不是可以从理性上加以把握的。柯克只是出于对现代社会的一种本能恐惧才主张“自由”的。柯克早年并没有深入地探讨当自由和其他价值观―比如和传统、权威发生冲突时应该如何将其加以处理。更重要的是，柯克对自由的理解与自由至上主义有着根本不同，他主张的是一种“内心的自由”，而自由至上主义所主张的则是“免于外在强制的自由”，而本书将在下章的“自由观的差异”一节中分析这两种自由观的差别。再有，以对“传统”的态度为例，自由至上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传统”。因为传统这个词本身并没有确定的实在内容，西方既有崇尚权威，强调服从的“传统”，也有强调个人权利的“传统”，而当这两种“传统”遇到了共产主义这个共同的敌人时，它们之间的差异可能在一定时间内被搁置起来。另外，两派在历史问题上也有相似的看法，比如两派都认同埃德蒙·柏克，自由至上主义的哈耶克认为柏克是西方自由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而保守主义者的拉塞尔·柯克对柏克更是推崇备至，他在其成名作《保守主义的心灵》中，将柏克摆在第一章，并认为柏克是保守主义的创始人。

两派能够合作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我们注意到，在二战后的美国，无论是自由至上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是当时美国主流政治的反对者，他们在“精神气质”方面都有着某些愤世嫉俗的特征。正如政治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所说的：“有思想的人，都不会对维护自相矛盾的事态太感兴趣，而每一种现状都充满矛盾。只有攻击他的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局限性，他才能感到自己在发挥着有成果的创造性作用。” 在对现实制度的不满方面，两派是有共同语言的，这也使两派联合成为可能。

两派在战后的初步联合是在一批有组织能力的保守主义人士的影响下促成的，其中威廉·巴克利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巴克利意识到，左派作为一种思想运动富有生命力，而右派却缺乏足够的吸引人的焦点。1954 年，他写道：“保守主义间或取得的一些胜利并没有显示出明确的目标，各目标间也不相协调，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有关自由的哲学已经很久没有一种系统的，卓越的和富于智慧的表达方式了。”巴克利在 1951 年写过一本《在耶鲁的上帝和人》（ God and Man at Yale ），在此书中，巴克利力图把对上帝的崇敬和对自由的渴望统一起来。 ^[2] 他教育他的子女既信仰基督教，又维护市场经济。 ^[3] 他从未系统地表述过自己的思想，他的好友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曾劝他退出他所在的刊物，写一部书使自己的思想“有理论深度”，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更习惯于在公共辩论中表现，而不适合过学者的隐居生活。 但从他陆陆续续发表的著作来看，他的思想中同时包含着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两方面的要素是很明显的。有研究者认为他的思想中有四个要素：对宗教和市民社会秩序的极端重要性的信仰；对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提倡；激进的反共主义以及对造成西方衰落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不懈反对。 不难看出这些目标间带有某种难以捉摸的矛盾特征。这使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身上似乎体现出很多的自由至上者的特征，他的家庭与自由至上主义有着不解之缘，他的父亲与战前最重要的自由至上主义思想家阿尔伯特·杰伊·诺克是好朋友。 有人认为，在 20 年代早期他是一个热情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完全相信资本主义的美好和集体主义的罪恶。他尖锐地批判罗斯福新政，说即使是最温和的计划经济也是“通向 1984 道路上的驿站”。巴克利对国家持极不信任的立场，说它最好也不过是个可怕的主人，很容易起危害作用而不是进行仁慈的统治，作为一种“历史上的压迫者”，国家需要“持续的教化”。他说，政府不能使用立法手段反对吸烟，尽管政府有权警告人们吸烟的危害，但最终的选择权在个人。色情作品无论多么令人反感，也应在个人自由允许的范围内。 ^[4] 他偏向于自由至上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他对 60 年代的反文化并不反对，并主张可卡因使用的合法化。 ^[5] 但另一方面，他在另外一些文章似乎又不是那么反对国家的权力，比如在讨论警察是否有权搜查私人住宅时，巴克利就警告自由至上主义应谨慎使用他们的批评，在讨论纽约哈莱姆区的毒品问题时，他又认为人们不该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旨在消除这一问题和解决犯罪的努力。他说在私人行为影响到公共利益时，就不能被看作是过分神圣。 ^[6] 他还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相信道成肉身、原罪、天堂、地狱和堕落的人得救的可能性。 ^[7] 他认为宗教信仰的丧失使得道德相对主义泛滥，使人们丧失对超验道德秩序的信奉，这明显是保守主义者的观点。晚年的他甚至可能对自由市场产生了怀疑，他曾说：“（保守主义强调自由市场）变得相当令人厌烦，只要你听到它一次，你就可以理解它了，将你的一生致力于自由市场的思想是相当可怕的。” ^[8]

然而巴克利对右派运动的最大贡献并不在理论方面，他更是一位出色的政治活动家，有人认为，他在改变人们对保守主义的印象方面的作用无人能及。 ^[9] 也正因此，有研究者认为他是战后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化身，也是这个运动内部某些矛盾和张力的化身。 ^[10] 巴克利卓越的组织才能使他在 1955 年创立了战后最重要的保守主义刊物《全国评论》（ National Review ），这是两派联合的一个重要事件。在该杂志的第一期，有一篇文章阐明了《全国评论》的信条，清楚无疑地表明了《全国评论》联合右派各派别的宗旨，首先，该文宣称杂志尊重自由市场导向，宣布在和平时期联邦政府的角色应当被严格限制。编委们宣称，在这场与国家的斗争中，他们将无保留地站在自由至上论一边。另一方面，《全国评论》又宣布他是真理和有机的道德秩序的捍卫者，将与“试图使人服从科学乌托邦的社会管理者”进行斗争。最后，《全国评论》宣称自己是激进的反共派，称共产主义是“这个世纪撒旦乌托邦主义最无耻的形式。”与共产主义共存是不道德和不可能的。 ^[11] 在这里实际上就包含了美国保守主义史学家乔治·纳什在 70 年代所概括的三派―自由至上主义、保守主义和强硬反共派的主张。

巴克利动员了两派的重要人物加入了《全国评论》的编委会，保守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拉塞尔·柯克负责其中一个栏目，而理查德·维弗，威尔莫·坎德尔（Willmoore Kendall） ，唐纳德·戴维森也先后为杂志撰写过文章。而自由至上主义方面，则有弗兰克·乔多洛夫，约翰·张伯伦，编委中还包括弗兰克·迈耶，此人后来提出了将两派整合起来的“联合论”。尽管编委们各自的政治主张相去甚远，但他们有两点是相同的，一是他们宣布他们将“坚定不移地”和撒旦式的共产主义作战，二是他们普遍相信他们最大的敌人是自由主义。而他们也很清楚他们的思想中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相信“竞争的价值系统”对于“自由和物质进步”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当他们和政府控制作战时他们是自由至上主义者，另一方面，他们宣称自己是“保守主义者”（这个词表明了“保守主义”的含义并未那么固定，在这里“保守主义”实际上是传统保守主义），反对那种试图使人们适应一种科学乌托邦的社会管理者，并且是真理的信徒，维护一种有机的道德秩序。 ^[12] 由于整合了两派的力量，《全国评论》在创刊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58 年，巴克利自豪地宣称，《全国评论》已进入了美国思想界的主流，已成为美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3]

从 50 年代末开始，自由至上主义者或接近自由至上主义的人有了越来越强烈的“保守主义”的自我意识。在这之前，称自己是保守主义者的只有拉塞尔·柯克等传统保守主义者，而自由至上主义者通常是以“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自居的，比如他们在 50 年代早期的一份重要刊物《自由人》（ Free Man ）自称是“传统自由主义”刊物，巴克利发表于 1951 年的成名作《在耶鲁的上帝和人》捍卫的是“个人主义”，乔多洛夫也称自己为“个人主义者”。但到了 50 年代末，将自己贴上“保守主义”标签的自由至上主义越来越多，《全国评论》明确地称自己是保守主义的刊物，巴克利发表于 1959 年的著作《超越自由主义》（ Up from Liberalism ）也开始清楚地表明自己所捍卫的是“保守主义”。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这种身分认同是两派进一步进行合作的前提。

将两派合作提向更高阶段的重要事件是它们联合成立了共同组织，尽管50 年代末美国已有ISI这样的右派组织，但ISI主要是鼓吹个人主义和自由至上的，并不是两派联合的组织，而且它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也比较有限。所以，《全国评论》编辑维塔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 针对当时右派运动组织涣散的状况时抱怨说：“没有普遍的磋商，也不可能将右派中的六个派别召集到一张桌子上，即使能他们也没有共同基础，左派并不是特别强大和有力量，但右派却是一群乌合之众。” ^[14] 拉塞尔·柯克的一段回忆可以为钱伯斯的话做一注释，他说，50 年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思想更新是“完全无组织和无方向的，各位保守主义思想家间只是对其他保守主义学者的著作略有了解，更谈不上私交。”柯克还说，当他 1953 年出版《保守主义的心灵》时，他没有会见过除了理查德·维弗之外的任何一位保守主义代表人物，而且他也确信，这些人之间也几乎都是互不相识，彼此之间的观点也很少一致，甚至包括对于“保守主义”这个词的定义。 ^[15]

针对这种状况，1960 年，在巴克利等人的积极组织下，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两派的代表人物在康涅狄格州的沙伦（Sharon），巴克利的私人庄园内举行了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名为“美国青年争取自由协会”（Young American for Freedom，简称YAF）的联合组织。会上发表的《沙伦宣言》囊括了两派的共识。首先，宣言认为“上帝给予的自由意志”（God － given free will）是对人来说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反对专断权力时，这里同时强调“上帝”和“自由”，显然是保守主义者和自由至上派观点相融合的产物。其次，在反对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时，宣言是这样说的：“如果政府将利益从一个人的手中夺走转移给另一个人，它就降低了前者的进取心，也玷污了第二个人的正直人格，并同样地破坏了二者的道德自律。”这种表述同时表现了自由至上主义的经济观和保守主义者的道德观，同时体现出，宣言的起草者力图将自由放任解释成一种道德责任，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联合两派。当然，宣言还提到了两派极其重要的一个共同之处：“目前，国际共产主义势力是对自由的最大威胁。”

YAF的重要成员之一阿兰·麦凯（Alan MacKay）后来在回忆YAF成立之初两派能团结的原因时说：“抵制共产主义，抵制自由主义，支持保守主义的候选人，组织大学中的保守主义运动——这是我们所讨论的事情，并且达成了一致……这个国家没有很多的保守主义者，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容易……相处。” ^[16]

YAF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成员以青年为主。对于YAF的大多数成员来说，他们在加入这个组织之初，主要是受一种热情的驱使，这种热情包含了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很多YAF成员在 50 年代是麦卡锡主义的支持者），对美国未来的忧虑和对意识形态的热衷。在政治理论知识上，他们是比较缺乏的，很少有人认真地思考过，他们所捍卫的三大目标：维护传统、确保经济自由和反对共产主义三者之间有无冲突。而这三大目标间的冲突随着 60 年代后期美国社会的动荡而愈演愈烈，YAF成员也出现了分化，此是后话。

在两派联合的过程中，一批主张团结两派的学者还力图创立一种能联合两派的理论使两派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众所周知，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没有清晰连贯的理论，他们也常常因这点而自豪。然而，在两派寻求合作的过程中，右派运动的组织者常常为这一点感到苦恼，因为缺乏一个明确的核心思想，他们就无法为两派联合寻求理论的基础，也就无法在实际的政治中发挥有效作用。正如 50 年代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学者罗西特所说的：“没有理论从事政治，好比没有钱而去做生意。” ^[17] 因此，在五六十年代，保守主义学者为寻求一种明确的保守主义核心思想做出了很多努力。《全国评论》就一直在寻求这样一种核心思想，维塔克·钱伯斯早在 1954 年就告诉过巴克利，认为“右派可以拥有更大的力量，它具有拥有所有智力、资金和其他所需要资源的潜力，但是右派却不能动员这些资源，因为它缺少一种必不可少的东西：它没有计划，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厌恶不是计划。” ^[18] 詹姆士·伯纳姆（James Burnham） 也对保守主义的未来有着类似的担忧，他说，60 年代早期对右派来说是关键时期，但是保守主义的组织和政治趋势缺乏一个议程和坚实的指导哲学，而缺乏核心思想也给保守主义的反对者提供了攻击保守主义的机会。因此，直至 50 年代，还有许多人认为，当时保守主义所实施的原则和程序实际上并不是保守主义，它们是自相矛盾的，根本没有作用。1959 年，政治科学家M.莫顿·奥尔巴彻在《保守主义的幻象》（ The Conser vatise Illusion ）一书中写到：“保守主义没有办法实现从价值到真实性，从理论到实际的关键转换。如果它想在有限的历史时期内进行这种转换，它能做的只有违反它的前提来实现这一目的。” ^[19] 奥尔巴彻将保守主义者定义为“追寻和谐和稳定，追寻被张力所毁灭了的内部和平的人”，这就需要将个人欲望最小化而将“社群”的慈爱最大化，这种社群是通过从过去流传下来的传统和制度整合在一起的。奥尔巴彻认为，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并不属于保守主义的范畴，因为资本主义推翻了个人稳定和和谐，催促人们将其欲望最大化，超越既定的社会限制和传统，从而推翻等级制和秩序等保守主义价值。因此右派将自由资本主义放入传统，并宣布它属于保守主义的一部分的尝试，是不可能成功的。 ^[20] 他认为，保守主义未能清楚地分析它们之间的不同，更不要说解决每个亚群间的两难处境了。另有一些人宣布当时的保守主义与思想很少相关，它不是由于信念而兴起，而只是由于保守现状的愿望或“独裁主义”的个性而兴起。 ^[21]

这种思想的严重后果是，很多人不相信保守主义还有什么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继续演出的合法性，这些知识分子认为保守主义将带来一种新的独裁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一位有重要地位的社会学家就说保守主义的心理状态“和一名阿道夫·希特勒的追随者在一种引人注意和使人害怕的方式上”相似。著名的政治科学家詹姆士·麦克格雷格·伯恩斯说保守主义没有理性：“它能扔炸弹但不能扩展社会福利。”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将美国右派置于一种他称为“偏执狂风格”的美国政治的背景下。 ^[22] 总之，当时很多学者都将保守主义视为非理性的思想，根本就是名不副实的，也没有存在下去的合理性，而这从根本上说是与保守主义不重视理论建构和哲学基础有关。

就连《全国评论》也因为这个原因成了被打击的目标。《全国评论》被划入“激进保守主义”或“极端保守主义”阵营，人们批评《全国评论》缺乏连贯的思想，对它支持什么没有清晰的观点。有一位书评作家曾说，从巴克利和他周围的人的作品中，人们能“了解到他应该抛弃什么，但什么应该‘提倡’仍然相当模糊。”连保守主义内部的彼得·瓦列克（Peter Viereck） 都说《全国评论》编委群体是“没有根基的，反革命的教条主义者。”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宣称《全国评论》虽然有一种哲学，但这种哲学只是无意义的信仰和说教的不连贯的，混乱的大杂烩。贝尔这样评价《全国评论》：“宣称它自己是保守主义的，但实际上是一种托马斯主义的自然法（巴克利），曼彻斯特经济自由主义（哈兹里特和巴克利），柏克式的传统主义（迈耶和巴克利），柏拉图的美德［波泽尔（Brent Bozell） 和巴克利］，豪舒弗（Haushofer） 的地缘政治学（伯纳姆和巴克利），单一税、农业主义、自由至上的个人主义（乔多洛夫和巴克利）的杂烩。这是一种鲁莽的调和方法。”

《全国评论》的核心成员弗兰克·迈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从他的基本立场来说，他是一位强调个人权利优先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其代表作《捍卫自由》充分体现了他对个人自由的热爱，因此受到了自由至上主义代表人物莫里·罗思巴德的称赞。然而，他同时又是一位出色的政治活动家，对于他来说，现实的政治需要往往压倒了教义的纯正性。他这种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双重身份，自然使得他成为建立一种能整合自由与权威、自由至上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哲学”的最佳人选。他对建立这种“哲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意识形态上的胡言乱语对保守主义来说是最大威胁，必须保持保守主义的纯洁性，应当强调“原则”，而非满足于老保守主义无原则的保留过去的一切。他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有意识的保守主义——即在哲学和政治现实的新环境下的一种清晰的、原则性强的再申明。” ^[23] 所以他把自己在《全国评论》所主持的专栏叫作《原则和异端》。他批评柯克的《保守主义的心灵》一书的原因就是他认为这本书缺乏“清晰明白的原则”。他主张不但要搞清保守主义“不是”什么，还要搞清它“是”什么。而提出原则就是为了将两派联合成一个有力量的整体。

迈耶对 50 年代“保守主义”（他心目中的保守主义实为保守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的结合）各代表人物的思想进行了评价。他认为伯纳姆过于实用主义和历史主义，哈耶克又过于偏向自由至上而忽略了超验和秩序的需要，柯克太强调社群，迈耶攻击他的哲学是集权主义，而理查德·维弗也许是迈耶最佩服的保守主义学者，只有他和迈耶的观点比较接近。 ^[24] 总之，迈耶相信任何人都不曾详细解释过一种积极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也没有人将他所强调的保守主义的两个主流：对秩序、超验、真理和神的信仰，以及将自由视为最高政治目的——结合在一起。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他就一直在思考建构一种能联合两派的保守主义“哲学”。

迈耶认为，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保守主义是作为当时主宰美国政治的集权自由主义的反对派而出现的，在反对集权自由主义的过程中，美国保守主义逐渐形成了两套似乎尖锐对立的学说，即强调自由和个人重要性的自由至上主义和价值、美德和秩序重要性的传统主义。表面看来，两种学说相去甚远，但迈耶认为，这两派学说都来源于对西方文明持续的意识之中，并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彼此都隐含着对方学说目标的接受。对自由至上主义来说，如果没有暗含对绝对价值目标的接受，想将个人置于政治和社会思想的突出地位就没有哲学基础，自由就只能是一种无意义的激动，不能变成严肃政治中的严肃目标。对保守主义者来说，将美德作为人的终极目标也隐含了自由地选择这些目标的必要性，否则，美德就将变成一种有条件的取向，对秩序的提倡将压倒个人，传统主义者也不可能得到他们想要的那种秩序，这种秩序将变成集权主义权威的非人性的统治。 ^[25]

迈耶所说的保守主义的“原则”和“哲学”最本质的一点就是要将传统和自由至上两派联合起来。60 年代初，迈耶的“联合论”思想逐渐成形，他总结了六点自由至上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的共同之处：（1）两派都赞同一种“客观的道德秩序”，以及判断人类行为的不变的标准。（2）都认为“人”是所有政治和社会思想的中心，无论强调的是人的自由还是责任，换言之，保守主义不从集权主义的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3）尽管保守主义在国家权力在多大程度上应被限制有分歧，他们仍然同样地对“应用国家权力将意识模式施加给个人”抱有厌恶。（4）他们都拒绝国家对人类生活的任何方面进行“计划”。（5）保守主义都崇拜宪法的精神，特别是分权原则。（6）二者都捍卫西方文明，并意识到抵御共产主义入侵西方文明的必要。 ^[26]

迈耶认为两派的联合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他认为两派之间虽有诸多分歧，但在美国政治文化的背景下，这些分歧并没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他认为：“美国宪法使得对有机的道德秩序的接受和对个人自由的强烈关心能够综合起来。” ^[27] 他还从历史的角度来阐述联合两派的可行性，他追溯到了西方文明的创始时期，他认为，雅典和以色列是西方优秀文明的两个来源，而两个来源的侧重点不同，雅典文明追求个人权利，而以色列主张超验目标，然而两种文明都面临着乌托邦和强权政府的威胁，迈耶认为，唯有联合两派才能获得生存。 ^[28]

可是，西方历史中自由与权威相冲突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而且有时候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对此，迈耶总是认为这种不可调和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只是当时的处于论争中的人过于教条化。比如，迈耶认为五六十年代美国传统保守主义内自由至上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纷争是对 19 世纪欧洲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争的继承，而 19 世纪欧洲的保守主义者过于僵硬和独断，他们认为有太多的古典自由主义的信条是保守主义所必须拒绝的——这些信条包括哲学基础、朝向乌托邦建构的趋势、抛弃传统，总之，保守主义认为 19世纪的古典主义必须为 20 世纪的困境负责。但是，保守主义忽视了古典自由主义对于政治和经济理论的贡献，而这些贡献已成为西方必须“保守”的遗产。当然迈耶也没有单方面指责传统保守主义，他又补充道，古典自由主义中的功利主义伦理和世俗进步主义是必须拒绝的。 ^[29]

总之，迈耶在协调保守主义者和自由至上派观点时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历史观。他认为西方有一种理性在传统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的历史，尽管理性和传统的平衡是很纤弱的，这种张力常常处于无法承受的紧张状态，但正由于这种平衡和张力，西方辉煌才得以创造出来，单纯地强调自由或传统的某一方面都是对西方辉煌成就的玷污和对保守主义反对自由集权主义利维坦国家的潜在力量的削弱。 ^[30]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认同他的这个观点，曾经有一位他的读者写信给他，认为“持续性和权威”与“人的理性和自主”间的裂痕是难于弥合的。但迈耶认为在本质上两派的理论并非不能统一起来，问题的症结出在两派都过于强调己方的理论而忽视对方。对保守主义者而言，他们尽管强调保持西方传统价值，却没有认识到西方传统中最伟大的一个见解：“价值不能被强迫接受，他们只能被个人自由地选择。” ^[31] 保守主义者拒绝了来源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自由至上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是不合理的，保守主义者就这样将自由至上主义中对与错的事物都抛弃，从而为两派的交流设置了不必要的障碍。 ^[32] 对于自由至上主义，迈耶肯定他们对自由的强调和主张有限的国家。但是迈耶同样认为自由至上论者割裂了自由和传统，他们只是为自由而去追求自由，而没有认识到自由是建立在传统之上的。 ^[33] 在政治领域内，自由是最后的目标，自由至上主义在这一点上是对的。但他们忘记了，在道德领域，自由只是追求美德的一种手段。迈耶认为自由至上主义因为憎恶保守主义者的独裁主义而拒绝传统和持续性同样是错误的——尽管自由至上主义实际上是在坚定地维护西方的传统和持续性，反对集体主义和统制经济的浪潮。 ^[34]

迈耶不但在理论上力图将两派的学说统一起来，在其所从事的社会活动中，他也注意和两派的代表人物都保持密切联系。但这并不是容易的，迈耶尤其和保守主义者难以相处，因为他强调个人选择自由的学说显然更接近于自由至上论，他和拉塞尔·柯克间的关系有一段时间非常紧张，但迈耶很注意不让这种政治观点的分歧变为个人间的恩怨。他仍然很尊重柯克，每当《全国评论》接到一本适合柯克评论的书的时候，迈耶总会送去请柯克评审。迈耶还注意阅读由柯克主办的《现代》（ Modern Age ）杂志，这份杂志是柯克1957 年创办的。1959 年，柯克由于和《现代》杂志的财政支持者发生了尖锐的分歧而辞去了在杂志的职务，迈耶很快给柯克去了一封信，表达了对柯克辞职的惋惜，并表示虽然他们二人对于保守主义的观点不同，但他们仍然有共同之处。 ^[35]

联合论思想不单是迈耶一个人的发明，60 年代另外一位联合论的重要鼓吹者是斯坦顿·埃文斯，他的观点是，想维护“古典自由主义”，就必须借助于保守主义者所看重的价值观，埃文斯认为，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在人性观和道德原则方面持有一种机械的、唯物主义的和相对主义的观点，这种世俗的世界观实际上就为古典自由主义转向拥护福利国家的现代自由主义铺平了道路。所以埃文斯认为：“自由的维持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世俗的。”它需要一种“源于基督教神学的宗教和道德情感为支柱。” ^[36]

联合论思想对 60 年代的右派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迈耶的“联合论”在60 年代有很大影响，在当时的右派运动的各种主张中有最高的支持率。 ^[37] 196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学说和政纲就明显受到了联合论的影响，YAF中有许多成员十分支持迈耶的主张。 ^[38]

60 年代初，两派还共同对保守主义的反对者进行了斗争——虽然他们并未有意识地将二者视为一个整体。一个著名事例就是主张个人自由优先的弗兰克·迈耶（他主张“联合论”，但基本观点则与自由至上主义接近），在保守主义者和自由至上间持中间立场的斯坦顿·埃文斯、保守主义者的拉塞尔·柯克共同对奥尔巴彻的“DIY保守主义”的观点进行了论战。该论战的文章见于 1962 年 1 月的《全国评论》。奥尔巴彻的基本观点前面已经提到过，即否认保守主义有什么本质意义，不过是一种DIY（Do it yourself，自我制造，即个人根据自己喜好来定义）的思想。奥尔巴彻说：“‘保守主义’这个词现在被用来指反对国家管制，而不管这种反对是依据古典自由主义还是中世纪的前提。”他举例说，巴里·戈德华特显然是来自古典自由主义阵营的保守主义者，但他却将拉塞尔·柯克作为他最喜欢的理论家，尽管拉塞尔·柯克自认为是一个感叹贵族制一去不返的柏克主义者。弗雷德里克·威廉姆森（Frederick Wilhelmsen） 最喜欢的历史似乎存在于中世纪的某个时候，但他却与威廉·巴克利一起出现，而巴克利却偏爱自由主义统治的世纪，拉塞尔·柯克尽管指责巴克利对个人主义的捍卫是错误的，却继续着对巴克利主编的《全国评论》的喜爱。

很显然，奥尔巴彻在这里所列举的正是 60 年代初保守主义运动中“保守主义者”与“自由至上主义”相互调和这一引人注目的现象。因为所谓“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是紧密相关的，而对中世纪历史的偏爱也是保守主义者的重要特征。在奥尔巴彻看来，两派根本就没有逻辑和历史上的一致性，它们的联合正说明了保守主义是一种没有核心，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自由制造的思想。奥尔巴彻认为，早在柏克那里，就错误地将中世纪主义和自由主义 都囊括进他的政治思想中，而柏克的追随者们竭力消除柏克思想中的这种矛盾，结果却造成了新的矛盾。奥尔巴彻指出，从威廉·巴克利的著作来看，他显然是力图将个人自由和竞争最大化，但是他却又很随意地引用柏克来强调服从“传统”，但奥尔巴彻认为，柏克所指的是一种中世纪传统，从本质上是和巴克利所主张的自由相冲突。综合这些分析，奥尔巴彻认为，当时的保守主义只不过提供了一系列互相排斥的“原则”，保守主义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方便地取用这些原则，保守主义已成为DIY的保守主义了。 ^[39]

奥尔巴彻的这一观点对当时正在进行的两派合作是一种破坏。因此，右派的代表人物在《全国评论》上接连发表了三篇文章，对奥尔巴彻进行了回击。尽管这三篇文章的作者各自的观点有分歧，但客观上都对当时的两派合作起了保护作用。

斯坦顿·埃文斯认为，奥尔巴彻的错误在于没有搞清变动的附带现象和不变的本质之间的区别，而他所列举的那些保守主义的矛盾都是附带现象，而保守主义的本质是不变的。埃文斯认为应将保守主义视为一种“哲学”，而不应将其视为由浅层次的体验和小缺点组成的目录，这样就能得到保守主义的首要的和持久的主张。埃文斯也是主张“联合论”的，因此他对保守主义的解释也有明显的“联合论”色彩，他力图将美德和自由统一起来。他首先说，保守主义者相信有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有秩序的宇宙。人的目的是将自己的生活变为以神为中心的模式，在搜寻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人受到自己易犯错的心智和漂泊不定的意志的阻碍。然后，埃文斯强调，这种观点不但不与人的自由相冲突，而且还要求人是自由的。因为保守主义最关心的是对通过人的正确选择的力量来限制人的欲望，一旦易犯错误的人被赋予了不受限制的、超过其他人的权力，欲望将变得最具毁灭性，欲望得以实行的刺激和机会也将大大增加。因此，限制政府权力就成了保守主义的最高政治目标。埃文斯认为，奥尔巴彻所观察到的保守主义的不一致性正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平衡，是保守主义智慧的体现。

“联合论”的代表人物迈耶则认为，奥尔巴彻所说的自由和“中世纪信仰”不协调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中世纪维持了一种分权的体制，国家和教会间达成了权力平衡。迈耶还认为，追求真理和善与追求个人自由是不矛盾的。

拉塞尔·柯克则从两个方面对奥尔巴彻的观点进行了批驳。首先，柯克认为奥尔巴彻混淆了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保守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它会随着环境而改变，而不像奥尔巴彻认为的那样，政治偏好有一个僵硬不变的范畴。其次，柯克认为奥尔巴彻所认为的政治思想有清晰的历史界限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伟大的政治思想是不分“中世纪”和“19 世纪”的，它超越特殊的制度和时代，是一种“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

60 年代的右派分子对“新自由主义”攻击也与以往有所不同。60 年代前的右派对凯恩斯新自由主义的攻击大都集中在经济领域，认为新自由主义将使国家权力膨胀从而对资本主义的存在构成威胁。而 60 年代中期，斯坦顿·埃文斯则开始在经济和道德两方面同时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埃文斯认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这个词在这里是指持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主张加强中央权威，而在道德领域却主张相对主义，自由主义在道德方面的最高美德是“容忍”，没有固定的对错标准。 ^[40] 他这样批评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的观点中，宗教真理充其量是一种权宜的迷信，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是一种强调物质和物质冲动的产物，最好的政策不是对的政策，而是起作用的政策。” ^[41] 他还结合具体的事例来攻击新自由主义者在道德领域内的消极无为。当时，极端保守派的领袖戈德华特提出，防止犯罪是联邦政府而非州和地方政府的责任，这种观点遭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反对。对此，埃文斯对新自由主义反唇相讥：“既然他们想让联邦政府在美国生活的每个领域都施行干预，为什么他们不能让联邦政府在防止犯罪和暴力方面做些事呢？” ^[42] 这种观点显然是融合了“自由至上主义”和“保守主义者”双方的观点―即主张在经济领域内降低政府的干预，而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则加强政府的作用。

两派合作对美国政治和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它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二战结束后美国新自由主义和“共识政治”一统天下的局面。60 年代初，两派曾联合起来支持极端保守派领袖巴里·戈德华特参加 1964 年总统大选。尽管戈德华特在大选中以巨大差距败给了民主党候选人约翰逊，但在保守主义者看来，戈德华特能击败尼克松这样有影响的温和派共和党而获得共和党候选人资格已经是一个重大胜利。戈德华特曾出过一本名为《保守主义的良心》的小册子 ，该小册子在美国创下了连出十几版，到 1964 年销售 350 万册的惊人纪录。在这本浅显的普及保守主义的读物中，作者也力图向美国一般大众宣传一种兼顾两派观点的“保守主义”，作者写道：“从对人性的观点出发，保守主义将政治视为取得符合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大化的个人自由的艺术也就可以理解了。保守主义首先理解自由的实践需要秩序的创立……但是保守主义也认识到建构秩序所依托的政治权力有一种自我扩张的性质，因此，政治权力需要警戒和注意，使之处于一定范围内。” ^[43] 这段话同时强调自由和秩序，兼顾了两派的观点。这种浅显的、不涉及各种价值冲突的保守主义是适合当时美国社会的需要的，这也是《保守主义的良心》得以畅销的原因。

[1] Freedom and Virtue ： the Conservative／Libertarian Debate ，p. 136.

[2]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p. 140.

[3] Rozell，Mark J. and Pontuso，James F.： American Conservative Opinion Leaders . p. 60.

[4] Watch on the Right ：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s in the Reagan Era ，p. 38.

[5] American Conservative Opinion Leaders . p. 58.

[6]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s in the Reagan Era ，p. 38.

[7] American Conservative Opinion Leaders . p. 48.

[8] Llewellyn H. Rockwell，Jr： Are Markets Boring ？At http：// www. mises. org／ fullstory. aspx？Id ＝ 1539.

[9] American Conservative Opinion Leaders . p. 47.

[10] American Conservative Opinion Leaders . p. 59.

[11] Principles and Heresies ： Frank . S Meyer and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Move ment . p. 37.

[12]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 pp. 148 ～ 149.

[13]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 p. 152.

[14] Principles and Heresies ： Frank . S Meyer and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Move ment . p. 347.

[15] Kirk，Russell：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 ： Then and Now ，at：www. freerepublic. com／ focus／news／ 770015 ／ posts.

[16] Klatch，Rebecca. E.： A Generation Devided ： the New Left ， the New Right ， and the 1960 s . 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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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rinciples and Heresies ： Frank . S Meyer and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Move ment . p. 94.

[19] M. Morton Auerbach： The Conservative Illusion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vii，at http：// www. questia. com／PM. qst？action ＝ refresh＆offset ＝－1＆docId ＝ 100712123

[20] Principles and Heresies ： Frank . S Meyer and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Move ment . p. 112.

[21] Principles and Heresies ： Frank . S Meyer and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Move ment . p. 113.

[22] Principles and Heresies ： Frank . S Meyer and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Move ment . p. 114.

[23] Frank S. Meyer： Freedom ， Tradition ， Conservatism . Modern Age IV，Fall 1960，pages 355 ～363，at http：// www. conservativeforum. org／EssaysForm. asp？ID＝ 6175.

[24] Principles and Heresies ： Frank . S Meyer and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Move ment . pp. 93 ～ 94.

[25] Freedom ， Tradition ， Conservatism . Modern Age IV，Fall 1960，pages 355 ～ 363，at http：//www. conservativeforum. org／EssaysForm. asp？ID＝ 6175.

[26] Principles and Heresies ： Frank . S Meyer and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Movement . p. 153.

[27] To the Right ：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 p. 56.

[28] Principles and Heresies ： Frank . S Meyer and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Move ment . p. 192.

[29] Freedom ， Tradition ， Conservatism ，at http：// www. conservativeforum. org／EssaysForm. asp？ID＝ 6175 .

[30] Freedom ， Tradition ， Conservatism ，at http：// www. conservativeforum. org／EssaysForm. asp？ID＝ 6175 .

[31] Principles and Heresies ： Frank . S Meyer and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Movement . p. 50.

[32] Freedom ， Tradition ， Conservatism ，at http：// www. conservativeforum. org／EssaysForm. asp？ID＝ 6175 .

[33] Principles and Heresies ： Frank . S Meyer and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Movement . p. 50.

[34] Freedom ， Tradition ， Conservatism .

[35] Principles and Heresies ： Frank . S Meyer and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Move ment . p. 59.

[36] To the Right ：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 p. 59.

[37]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 p. 197.

[38] Cadres for conservatism ： 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 and the Rise of Contempatory Right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9. p. 127.

[39] Freedom and Virtue ： The Conservative／Libertarian Debate . pp. 4 ～ 5.

[40] Evans，M. Stanton： The Liberal Establishment . New York ，The Devin －Adair Company，1965，pp. 13 ～ 14.

[41] Evans，M. Stanton： The Liberal Establishment . New York ，The Devin －Adair Company，1965，p. 178.

[42] Evans，M. Stanton： The Liberal Establishment . New York ，The Devin －Adair Company，1965，p. 177.

[43] Barry. M. Goldwater： 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 . Shephersville，Ky.：Victor；New York；Hillman Books，1960. p. 13. HqUNEhO81vp2DMZL93UZblJP+3nM1F1BQarSCd451ZM5jW/Jtaj+2oJGXhxcMbq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