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起源

将美国二战以后的右派运动划分为不同阵营，研究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在学术研究中是早已有之的。早在 60 年代初，一批学者在其著述中，就注意到“保守主义”一词已出现了不同的指向。1962 年，弗兰克·迈耶（Frank Meyer）在《全国评论》上发表文章认为美国保守主义出现了不同的集团：有一派强调共产主义的威胁，另一派强调道德被腐蚀，还有一派强调在政治中自由才是首要的目标。 ^[1] 1981 年，自由至上主义的代表人物莫里·罗思巴德（Murry N. Rothbard）在一篇文章曾这样说道：“直到一二十年前，保守主义的谱系还可以被轻松地以‘传统主义者’为一极，‘自由至上主义者’为另一极，联合论者……在二者之间。” ^[2] 可见，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不少美国人心目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观念——“保守主义”阵营内包括“传统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这一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下面就对这两个派别早期的活动作一简要回顾，从中我们能发现这两派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在其发展的早期就初见端倪。

耐人寻味的是，19 世纪末一批有明确“保守主义”自我意识的人并非来自强调权威的传统保守主义，而恰恰来自鼓吹自由市场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克林顿·罗西特（Clinton Rossiter） 认为，在 1865 ～ 1885 年间，“自由放任保守主义”开始在美国出现，它发展于 1885 ～ 1920 年，而在 1920 年代美国的“柯立芝繁荣”时达到顶峰。 ^[3] 罗西特所说的“自由放任保守主义”（Laissez － faire conservatism）实际上是后来美国自由至上主义的重要历史源头。在这一时期，自由放任主义和保守主义联姻的最典型现象是一批鼓吹自由市场的刊物被冠以“保守主义”之名 。这种“保守主义”在美国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 。他仔细研究了当时在美国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后提出，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应该是美国所奉行的原则，个人和社会进步依赖于个人的艰苦工作和不断地自我否定和超越，而那些积累了财富的人是社会中的英雄。 ^[4] 这样一种崇尚个人的学说是在怎样一种意义上成为“保守主义”的呢？原来，这种学说给予内战后美国社会中的疯狂竞争和资本积累以一种正当性，就是说，给予当时美国社会的“现状”一种正当性，这种现状因此具有“保守”的价值。 ^[5] 这体现了美国社会的一种特殊之处，同样在 19 世纪末，欧洲的保守主义者却在为反对市场竞争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而斗争。不过，这一阵营中的人更多的并不关心理论问题，即使是最有代表性的萨姆纳，也没有一种很系统的政治思想，自由放任主义者通常只是针对特定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所运用的思想武器常常是自相矛盾的。罗西特说，在自由放任主义者那里甚至可以听到卡尔·马克思的声音。它混合了精英主义和民主，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保守和进步，权威主义和个人主义，慈善和无情，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 ^[6] 这种含混性为后来者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人们既可以将自由放任主义与保守主义整合在一起，也可以用自由放任主义作为反对保守主义的工具。这就为后来自由至上主义与保守主义错综复杂的关系埋下了伏笔。

19 世纪末的自由放任主义最有特色、并且对后来它与保守主义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方面是，它虽然将物质利益视为自身价值的核心，但同时又认为渴望获得财富的人面临着各种诱惑的危险，因此他们强调道德因素，他们信奉清教的道德观，相信正义、节制、勇气、虔诚、容忍、仁慈和诚实对成功和自由来说是不可少的，尽管他们的行为中常常体现出与这些美德相违背之处。 ^[7] 另外与此有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就是他们常常用宗教来阐释自己的学说，萨姆纳就曾说过：“上帝和自然已经明确地赋予了世间的机遇和生活的环境以神圣的意义。” ^[8] 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都是上帝的意志。自由放任派在其发展早期重视道德和宗教，他们在强调个人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同时并不反对道德上遵守清规戒律，这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很相似。这种状况后来发生了改变，20 世纪的自由至上主义变得世俗化，更加强调不受约束和物质利益，这使得 20 世纪自由至上主义的绝大多数代表人物对传统保守主义不抱好感。但在那些试图联合自由至上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以获得政治上的成功的人看来，自由至上主义早期的这种重视道德和宗教的特点却是值得重视的资源。也正因此，自由至上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关系就呈现出了不同的两个侧面。

但自由至上主义中除了重视经济效率的自由市场主义外，还有一派自由至上主义者对个人自由更为关心，因此不妨称之为纯粹的自由至上主义。纯粹的自由至上主义常常将自己的渊源上溯到托马斯·潘恩，认为潘恩反对国家暴政和坚持人权的观点足以体现自由至上主义的价值，纯粹的自由至上主义和自由市场主义者的重要区别在于：自由市场主义者认为个人自由之所以值得捍卫，是因为个人自由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最大化。而在纯粹的自由至上主义看来，个人自由之所以值得捍卫，是因为个人自由本身就是最高的价值，另外，纯粹自由至上主义比自由市场派更否定国家，自由市场派并不否认国家在一定范围内是必要的，而在纯粹的自由至上主义看来，国家的任何行为都是恶。纯粹自由至上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是阿尔伯特·杰伊·诺克（AlbertJay Nock），他的整个学说都着力说明国家的危害，这从他代表作的书名《国家，我们的敌人》就可以看出。不难知道，这种纯粹的自由至上主义与强调权威的保守主义差得更远。但是应当强调的是，诺克的思想与传统保守主义者也绝非针尖麦芒般的对立，因为有许多传统保守主义者从直观出发，也厌恶国家的专断权力（尽管通过对保守主义深入的逻辑和历史分析，会发现他们最后会赞成而不是反对国家权力），美国传统保守主义最著名的代表拉塞尔·柯克就深受诺克著作的影响。在这里自由至上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的微妙关系又一次得到体现。

相对来说，传统保守主义在二战前的美国的影响要小一些。克林顿·罗西特认为，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自由至上主义属保守主义的多数派，而传统主义则属于少数派。 ^[9] 这种情况到三十年代有所改变，1930 年，十二名对旧南部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联合发表了《我将表明立场－南部和农业传统》一书。该书谴责了工业主义对南部农业社会的破坏，强调对南部传统的尊重，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同一时期还兴起了另一个影响更大的传统保守主义的思想运动－新人文主义（New Humanism）。该运动于 20 年代末产生，代表人物是一批自称为“新人文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主要是在文学领域，他们谴责现代主义所导致的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主张回归古典主义。新人文主义有两位代表人物：欧文·白壁德（Irving Babbit） 和保罗·埃尔默·莫尔（Paul Elmer More） ，他们在思考方式上提倡“想象力”，即通过直觉而非理性去把握善，从而使人摆脱一种低的“自我中心”，而达到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白壁德和莫尔的思想对二战后的传统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拉塞尔·柯克产生了很大影响。与自由至上主义一样，传统保守主义也有某种含混不清的成份，它所谴责的现代社会特征既包括人在道德上的放纵，又包括权力对人的摧残，这导致了保守主义者互相矛盾的两个主张，一方面想加强权威，另一方面又反对国家权力的横行。

自由至上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都包含着含混的因素，这必然使得两派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不清晰的，一方面，人们在很多情况下把它们都作为“保守主义”来看待，从二者的学说来看，自由至上主义在二战前保留了较多传统社会的特征，重视宗教、强调勤奋、节俭和容忍，而保守主义者思想中也有容纳自由的一面，二者的确可以找到交集，这种交集在 30 年代反罗斯福新政时体现得最为明显。但另一方面，人们又发现二者有许多不能共容之处。有人在研究 19 世纪末美国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特征的自由至上主义时，就认为，它是“保守主义”中最为奇怪的一种，它所坚持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相去不远，并且反对中央权威，对传统也很少表示出热爱之情 ^[10] 。的确，达尔文主义一方面赋予了 19 世纪末美国的“现状”以正当性，但另一方面，它又的的确确是对传统和宗教的反叛，以至于一直有人坚持认为，达尔文主义是一种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是保守主义的敌人。 ^[11] 在 30 年代，两派还一系列文章中进行相互攻击。自由至上论的代表人物亨利·路易斯·门肯（Henry Louis Mencken） 对传统主义的“新人文主义”提出了批评， ^[12] 而南部农业主义的代表人物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 也撰文对门肯进行了回击。 ^[13] “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白壁德还探讨过“真假自由主义”，也可视为两派论争之先声。他认为“真正的”自由主义源于柏克的思想，柏克将人性二元化，“高”的人性受永恒性的指导，“低”的人性受欲望和自私的支配，在白壁德看来，“假”自由主义就是只强调人性中低的一面，其代表是功利主义和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白壁德谴责“假”自由主义推动了一种粗俗的唯物主义，使社会旧有的道德和正直标准衰弱。在“假”自由主义中。社会进步的标准完全是物质的，无视道德和精神要求。 ^[14] 类似的批评我们在二战以后传统保守主义对自由至上主义的攻击中常常可以看到。韦斯利（McDonald W Wesley）认为，这种“假”自由主义就是柯克所说的“荒废了的保守主义”， ^[15] 也即自由至上保守主义。可见，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关系包含着相互矛盾的两方面，这种含混不清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当代。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学者试图将二者明确地划分开，或与之相反，力图证明二者在根本上是无矛盾的整体，这些努力其实都是无法成功的。

[1] Carey George W.， Freedom and Virtue ： The Conservative／Libertarian Debate ，ISI BOOKS，Wilmington，DEL，1998. p. 13.

[2] Carey George W.， Freedom and Virtue ： The Conservative／Libertarian Debate ，ISI BOOKS，Wilmington，DEL，1998. p. 135.

[3] Clinton Rossiter： Conservatism in America . Random House，Inc，New York，1955，p. 131.

[4] The Conservative Press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 p. 2.

[5] The Conservative Press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 p. 3.

[6] Clinton Rossiter： Conservatism in America . Random House，p. 131.

[7] Clinton Rossiter： Conservatism in America . Random House，p. 133.

[8] Clinton Rossiter： Conservatism in America . Random House，p. 144.

[9] Clinton Rossiter： Conservatism in America . Random House，p. 157.

[10] The Conservative Press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 p. 3.

[11] 近年来，一批美国学者试图找到保守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相通之处。其代表人物是拉里·阿恩哈特（Larry Arnhart），他认为，达尔文主义强调了人的进化是一种无意识的自然选择的漫长过程，与保守主义所认为的尊重历史和传统、反对理性主义设计是不谋而合的。而且，达尔文的观点还为保守主义重视家庭、父权和父母关爱提供了依据，达尔文把组成家庭视为一种很自然的事情，他说：“我不相信绝对的群婚存在于过去的时代，因为男性的性嫉妒和母亲的爱子天性自然地需要一种性结合的纽带和联系亲子的纽带。”再有，达尔文主义为保守主义对私有财产的强调提供了依据，因为达尔文发现任何一个能存在下去的社会都是禁止盗窃的，尽管偷窃外来人的财产可能被视为一种光荣的行为。这方面的研究无疑是当代保守主义者为整合自由至上主义和保守主义所做的又一次努力。见Larry Arnhart： Darwinian Conservatism ，p. 9，p. 48，pp. 61 ～ 62.

[12] The Superfluous Men — Conservative Critics of American Culture ，1900 ～ 1945. Edite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bibliographical essay by Robert M. Crunden，Wilimington，DE：ISI BOOKS，1999，p. 207.

[13] The Superfluous Men — Conservative Critics of American Culture ，1900 ～ 1945. p. 323.

[14] McDonald，W，Wesley： Russell Kirk and the Age of Ideology . Columbia，Mo：University of Missoury Press，2004. p. 156.

[15] McDonald，W，Wesley： Russell Kirk and the Age of Ideology . Columbia，Mo：University of Missoury Press，2004. p. 157. Ug0Wj2Z2hds/83JRKV1WPeOCS5W3TiJ+8IFqFSRxh37EcjvFNN2nCdYL8X48H/f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