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保守主义”和“右派”

本书以“右派”作为标题，可能会引起许多读者的质疑。对当代西方“右派”运动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现代西方政治发展史中，“右派”是与“保守主义”这个概念紧密联系的，在不少著作中，人们把二者完全等同起来，而且，保守主义这个词在著作中出现的频率比“右派”高得多，那么为什么本书不用“保守主义”这个词作为标题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笔者首先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美国现代政治史上起作重要作用的两种思想形态：即主张在道德和文化领域维护传统、美德和权威的“传统保守主义”（Traditionist Conservatism）和主张个人自由、发挥自由市场作用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 ）。虽然很多学者将这两个派别都归入“保守主义”阵营，而自由至上主义也因此常常被冠以“自由至上保守主义”之名，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主要是自由至上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如哈耶克、弗里德曼、拉塞尔·柯克等人）否认自由至上主义属于保守主义。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将是本书在正文中详细探讨的话题。这里只需说明：正因为对自由至上主义是否属于保守主义存在着极大争议（而本文的结论也是自由至上主义不应划入保守主义范畴），因此就不能用“保守主义”一词来指称本书的研究对象。

但是，本书所研究的两种思想形态又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称谓。这不仅是为了行文方便的需要，而且是因为在美国政治史上，两个派别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两个派别都将共产主义和凯恩斯式的新自由主义视为敌人，一些重要的政坛人物，也力图将这两个思想观点相去甚远的派别团结为一个阵营。将两个派别合二为一的最典型的实践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里根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的种种措施，不管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如何，主观上都体现了里根政府想将两个派别统一到政治实践中的努力。因此，就必须有一个词来指称“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结合体，这包含着对一种历史事实的认可和尊重。在这种情况下，“右派”一词就自然而然地浮出水面了。

那么，右派这个词用于指称本书所指的研究对象有什么合理性呢？与“保守主义”相比，右派是一种“派别”的概念，着重于从组织和政治实践的方面去规定事物的属性，这就恰好满足了本书的需要，因为“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从思想观点上相去甚远，用“保守主义”一词概括它们实属牵强。但在政治实践中，这两个派别却是形影不离的，“右派”这个词正好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他们在组织和实践上的这种统一性。说哈耶克是“保守主义者”会有很多人反对，但说哈耶克属于“右派”阵营就不太容易提出反对的理由了。并且，使用右派一词还有一个理由：我们可以把二战以后传统保守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的共同敌人：凯恩斯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统称为“左派”，与此相对应，将自由至上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统称为“右派”也就有其合理性了。

当然，“右派”这个词并不是一个有严格定义的概念，本书的研究对象也没有包括人们所指的所有“右派”。“右派”这个概念所涵盖的范围是很庞杂的，而且，在历史上这个概念的含义的变化也是很大的。罗杰·艾特维尔在《作为一种“思想类型”的右派》一文中就根据各种右派所持主张和所处的历史时期的不同，将右派分为反动右派（The Rectionary Right）、温和右派（The Moderate Right）、激进右派（The Radical Right）、极右派（The Extreme Right）和新右派（The New Right）等五类。这五类“右派”中，前两种出现得较早，反动右派的核心是主张恢复一种强有力的权威（包括国家权威与宗教权威），它起源于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对法国大革命的谴责，代表人物是著名的德·梅斯特（de Maistre）和伯纳德（Bonald）。温和右派同样起源于对法国革命的批评和反思，也强调权威的重要性，但与反动右派不同的是，它所主张的权威更多来源于传统、习俗、成见而非国家的权力，埃德蒙·柏克是其代表人物。而“激进右派”则起源于对 20 世纪强硬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倾向于“积极的”行动的右派。“极右派”则与激进右派有类似之处，它也以反共为鲜明特征，但和激进右派不同的是，极右派在思考方式上表现出一种“偏执狂”的特点，它对所谓“阴谋”理论特别感兴趣，比如有的极右派分子如美国的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成员居然相信 50年代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是共产党的代理人，有的极右派则相信犹太人有一种统治全世界的阴谋。最后一种右派即“新右派”则主要是指反对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和道德多元主义的右派。 ^[1]

显然，艾特维尔所划分的这五种右派是不够严密的，但是他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右派阵营的大致情况。而本书的研究对象，大致相当于艾特维尔所说的最后一类右派。因为，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说，本书以研究二战后的美国右派为主，而从这批右派所持有的主张来看，大致不外乎奉行经济上的自由市场主义和道德上的权威主义，而这分别又是自由至上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的主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艾特维尔所说的最后一类后派，基本等同于自由至上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的结合体。

本书所探讨的主题是右派内部自由与权威的张力，而这种张力是被很多学者所观察到的（虽然他们并没有深入探讨这种张力）。如美国学者威廉·皮克斯曾对右派作过这样的界定，他认为右派的特征包含三点：1.既定权威控制非理性的人是很重要的。2.只有演化而来的制度才是可以接受的。3.强调个人而不是社会的权利和需要，但如果这种权利和需要与宗教和国家相联系则例外。 ^[2] 显然这里就存在张力，第一点和第三点应如何协调？再有，在第三点中，为什么“社会的权利和需要”一旦与“宗教和国家”相联系，就有了更高的价值呢？

而英国著名保守主义学者罗杰·斯克拉顿则对右派做了多达九点的定义，内容既包括了对习俗、传统、世袭原则、约定俗成的权利的尊重，又包括了对各种“基本自由”、个人作为反对集体的“不可替代的价值”、自由企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信仰。斯克拉顿的这种“定义”的争议之处就更多，罗杰·艾特维尔就指出，在斯克拉顿的定义中，一些关键词的含义是模糊的，还有些方面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致力于权威和传统，和对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强调之间显然存在着紧张关系。 ^[3]

事实上，在斯克拉顿所概括的右派的特征中，已经包含了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两方面的主张，而艾特维尔所指出的矛盾也正反映了这两个派别在理论上的深刻冲突。围绕这一矛盾，两个派别在学理上、历史上的纠葛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

还需说明的是，虽然本书的研究同时包含了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这两个派别，但更多的笔墨仍用在对保守主义的探讨上。本文很少单独讨论自由至上主义，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传统保守主义的一个参照系进行研究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本书的中心思想是探讨自由与权威这两个现代政治中重要价值的矛盾与张力，而保守主义比自由至上主义更能体现出这种张力的深刻性，自由至上主义是用一种清晰的话语来阐述它的核心思想的，那就是它毫不含糊地宣称它是一种以个人自由为根本出发点的学说，它对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切观点都是从个人自由出发推演而来的，即使它常被人们视为一种危险的观点，自由至上主义也不隐藏自己的主张。因此就本文想要探讨的主题而言，它所能探讨的余地是比较小的；而保守主义则不然，虽然它归根结底是一种以权威为核心的思想形态，但在很多时候，保守主义者却宣称他们的观点也能有效地捍卫自由，为了达到自由与权威得兼的目的，保守主义者在理论上进行了一系列论证，这其中就产生了许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因此，本书将分两个层面来探讨右派内部自由与权威的张力：一是右派的两大派别即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间的张力，二是保守主义内部自由与权威的张力，这两个方面又是有关联的，正因为保守主义凭借自身的资源难以协调好自由与权威，因此它不得不引入自由至上主义的助力。在历史上，由于各个时期具体情况不同，保守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间的关系屡有变动，但无论二者是合作还是冲突，有关这些合作和冲突的记载都为我们深刻认识现代政治中自由与权威复杂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入口。

二、研究状况

A.国外的研究状况

如果我们广泛收集有关“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著作，会发现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自由至上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几乎都发表过言论，否认二者属于一个派别，并且指责对方，但是在大部分有关保守主义的著作中，虽然也认为二者有分歧，却竭力将二者都归入到保守主义阵营。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在 60 年代时，以弗兰克·迈耶为代表的“联合论”（Fusionism）者，力图将二者统一为一体，他的学说至今仍对美国保守主义有深刻影响。正因此，在更多的时候，“保守主义”这个词是包含了自由至上主义的。比如，人们常常把强调自由市场作用的经济学称为“保守主义经济学”。就一般情况而言，如果人们将“保守主义”这个词用来指强调传统、权威的保守主义者和强调个人自由的自由至上者所组成的松散的共同体，是不会遭到反对的。著名的美国保守主义史研究专家乔治·纳什在 1976年出版的名著《1945 年以来的美国保守主义运动》中，就依据人们这个一般性的观念，将美国保守主义阵营分为“传统保守主义”（Traditionalist Conservatism）和强调自由优先的“自由至上保守主义”（Libertarian Conservatism），而纳什的这部书被认为是有关美国保守主义史的最重要的代表作。人们对该书的认可自然也包括了对纳什这种分法的认可。可以说，自由至上主义像个“幽灵”徘徊在保守主义的周围。两种观点相去甚远，甚至相互敌视的政治学说，却被很多人划为一个阵营，这自然会引起我们的兴趣。

于是，就引出了本书想讨论的问题：在谈到保守主义的范围时，强调权威的那部分人（即乔治·纳什所说的“传统保守主义者”）无疑是属于这个阵营的，但“自由至上主义”与保守主义阵营又是怎样一个关系呢？要透彻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对有关保守主义的作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作一个大致的整理。

首先来看看将两个派别截然分开的观点，持这一立场的是自由至上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哈耶克 ^[4] 在《自由宪章》的后记《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中所做的说明了。他坚定不移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哈耶克认为，从本质上，他的“自由主义”立场与保守主义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在哈耶克看来，保守主义有两个突出特征：偏爱权威和缺乏对经济力量的理解。这就是说，保守主义既不能捍卫个人自由，也不能捍卫市场经济。哈耶克认为，在保守主义看来，秩序是权威经常照管的结果。他还说：“只要强制和专断权力用于保守主义者认为是正确的目的，保守主义者不会去反对……像社会主义者一样，保守主义者认为自己有权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而这些都是自由至上主义最反对的，自由至上主义者相信秩序应建立在人们志愿联合的基础上，而专断权力是他们最深恶痛绝的。正因这个原因，纵观自由至上主义的发展史，他们的代表人物几乎都不承认自己属于保守主义的阵营，而强调自己属于自由主义阵营。二战前美国自由至上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伯特·杰伊·诺克（Albert Jay Nock）曾称自己是“激进主义者”、“个人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就是没有称自己为“保守主义者”。 ^[5] 20 世纪中期著名的自由至上主义活动家弗兰克·乔多洛夫（Frank Chodorov）说“我将给称我为保守主义的人当面一拳。” ^[6] 著名的自由至上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说：“我绝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在自由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总之，我将我的全部信仰都置于人类自由之上。” ^[7] 时至 80 年代，仍然有很多自由至上主义否认自己于保守主义的联系，詹·纳维森（Jan Narveson）认为自由至上主义是一种自由主义而非保守主义，其理由是自由至上论没有一种坚实的善的概念，正义在自由至上主义看来只与社会成员的偏好有关，而保守主义则坚持个人必须为了令人敬畏的目的而牺牲自我利益。 ^[8]

而另一方面，“传统保守主义者”也否认自由至上主义属于保守主义阵营，该派别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就认为，很多被划为“保守主义者”的学者是冒牌货， ^[9] 柯克与其采取了不合作的立场。他说：“‘自由至上保守主义’这个词就像‘穆斯林基督徒’或‘犹太纳粹分子’那样没有意义。”因此，“自由至上保守主义”一词在自由至上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中都是不被认可的。他们通常只说“自由至上主义”，而“保守主义”一词在他们那里实际上专指“传统保守主义”。

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另一方面的情况，即认为两个派别同属一个阵营，但却忽略两派分歧的深刻性。在这方面所造成的误区似乎更为普遍，文献也更多。我们将对此作一较详细的考察。

在有关右派运动的著作中，有一类占很大的比例，那就是叙述这一运动走向成功、不断扩展自身影响的著作。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古德菲里·霍奇森（Godfrey Hodgson）的《世界向右翻转——保守主义势力在美国的历史》（ The World Turned Right Side Up — A History of the Conservative Ascendancy in Amer ica ，标题中的“保守主义”显然指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结合体），此书的书名实际上是借用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约克城战役时美军在获胜时所唱的歌词“世界倒转过来”（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显而易见，作者把右派在美国的成功比作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格列高里·L.施耐德（Gregory L Schneider）的《保守主义的框架－YAF和当代右派的兴起》（ Ca dres for Conservatism ： 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 and the Rise of Contempatory Right ），则是通过研究美国最著名的右派组织“美国青年争取自由”协会（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简称YAF）的发展过程，来揭示右派在美国兴起的经历。仅从这些著作标题中的“兴起”、“向右转”、“重塑”等字眼就可以明白作者对右派的态度。不但如此，右派学者还颇有和自由主义学者争夺地盘的意味，他们中有很多人把研究方向转向了 20 世纪 60 年代这一通常是自由主义学者才感兴趣的“进步和混乱”的时代，他们要证明 60 年代还有另一面，即保守主义兴起的 60 年代，在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约翰·A.安德鲁（John A Andrew）的《60 年代的另一面－YAF和美国保守主义政治的兴起》（ The Other Side of Sixties ： 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 and the Rise of Conservative Politics ），该书既是对YAF这一保守主义组织的专门研究，又是为 60 年代“翻案”的一部作品。戴维·法伯（David Farber）和杰夫·洛奇（Jeff Roche）所编写的《保守的 60 年代》（ The Conservative Sixties ）也是一部类似的作品。女历史学家丽莎·麦吉尔（Lisa McGirr）的《荒郊的勇士——美国新右派的起源》（ Suburban Warriors ： the Origins of the New American Right ）则从区域史的角度，研究了六十年代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右派分子坚持政治斗争，最后将里根送上加州州长宝座的过程。

上述对右派的研究主要以“外向型”为主，即大多着眼于右派向外部不断扩展自己影响这一过程，研究右派如何应对现代社会中种种挑战（如道德放纵、国家权力膨胀等）。这种研究当然是很重要的，但并非右派的全部，对右派的研究还是一种思想的考察。而且，这种“外向型”的研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它将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统统划入“保守主义”阵营，对二者之间深刻的矛盾视而不见。不可否认，在美国政治实践的历程中，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常常处于一个营垒中，但这不能成为忽略二者间深刻分歧的理由。而上述对右派“外向型”的研究却出于实际政治需要而力图淡化二者深刻的矛盾，人们在阅读这类作品时，常常会不自觉地对保守主义产生这样一个印象：保守主义是道德领域的权威主义和经济领域内自由放任二者成功的结合，却没有意识到这些作品中所说的“保守主义”包含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派别。

当然，在这些著作中，大多数学者还是承认，自由至上主义和保守主义间是有冲突的，并且保守主义内部自由与权威间是有张力的，但是他们并不把这种纷争看作与保守主义本质密切相关的一个现象。更没有分析出保守主义中自由与权威的微妙关系是造成自由至上主义与保守主义复杂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他们看来，两派的分歧是可以调和的，却没有意识到，只有深入地研究保守主义内部“自由”和“权威”之间的矛盾关系，才能对保守主义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把握。因此，他们在其著作中虽然一般都会提及保守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的关系，但大多着墨不多，即使有所提及，常常也是强调他们的合作多于冲突。如麦吉尔的《荒郊的勇士》一书在叙述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柑橘带”的“保守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的关系时，一方面举出了很多“自由至上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者”相冲突的事例，但另一方面却认为“社会保守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有足够多的共同基础，因此将二者整合成一个运动是完全可以的。但是麦吉尔却举不出充足的事例来说明她的观点（而二者对立的例子却不胜枚举），而只是单纯地从理论上分析，麦吉尔认为二者都反对自由主义的“利维坦”，都赞成一种客观的、确定的和有机的权威，都认为自由首先是“经济自由”，都反对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原则，并且，二者在历史观念上也有相同之处。 ^[10] 但笔者将在论文中揭示麦吉尔的观点有很多地方是站不住脚的，“社会保守主义”绝不会认为自由首先是“经济自由”，并且二者的历史观也大相径庭。

杰罗姆·L.西美尔施坦（Jerome L. Himmelstein）的《向右转——美国保守主义的转变》一书认为经济自由至上主义、社会保守主义和军事反共主义是美国保守主义的三大要素。但是他却认为一个人可以是经济保守主义者（实为经济自由放任）而非社会保守主义者，反之亦然；一个人还可以同样在三个领域内都是保守主义者，或者在原则上在各个领域内都提倡保守主义，但在实践中进行妥协——比如，承认社会福利计划的“安全网”作用，对诸如流产等社会议题不予重视，或者与苏联进行裁军谈判。 ^[11] 西美尔斯坦这部著作完全站在为保守主义的成功进行宣传的角度，他认为上述现象反映的不是保守主义的薄弱之处而恰恰是保守主义的优点，而完全忽视了这些现象正是由于保守主义这种思想形态无法有效地容纳自由这一重要的价值所造成的。正是上述这些现象，曾在 60 年代使得美国右派运动处于混乱状态，而这种大杂烩式的保守主义观极易为保守主义的反对者提供攻击的目标。

霍奇森的《世界向右翻转》也有类似情况，他首先认为，在 50 年代末期，美国保守主义知识界“深深地分裂了”， ^[12] 分成了保守主义者、自由至上主义和汇合了“无政府自由至上主义”和芝加哥学派经济观的“企业保守主义”（Business Conservatism）。可是，在霍奇森看来，各个派别的争论却是保守主义复兴的一个必要的准备阶段，而该书没有提及六十年代两派分裂的一些重大事件，如两派联合成立的组织——“美国青年争取自由”协会（YAF）的分裂。看来，霍奇森认为，在右派得势的这个大背景下，右派内部的裂痕似乎也成为一个促成右派运动复兴的积极因素了。

而格里高历·L.施耐德的《保守主义的框架－YAF和当代右派的兴起》则以较多的篇幅叙述了 60 年代在YAF内部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斗争和最后分裂的情况。但是，作者并没有由YAF的分裂而深入分析保守主义深层次矛盾。施耐德的观点是将这种分裂看作是YAF的策略错误所造成的，因为两派的成员都很年轻，不够成熟，不知道妥协。 ^[13] 在写到 60 年代末YAF内部对越南战争的态度时，他只写到了YAF如何支持越南战争和谴责越共，却没有写到YAF内部对反战问题的严重分歧，也没有写到YAF有一部分人在这一问题上和新左派持相同立场。可见，施耐德对两派矛盾的复杂性并没有深刻认识。他的主要兴趣正如他在书中所言，是展现组织YAF的这群年轻人对美国保守主义复兴的重要意义。这就意味着，施耐德的研究重点还是探讨美国右派运动成功的原因，而不是它内部的矛盾。

当然，笔者前面所提及的是有关保守主义史的研究状况，而有关保守主义学理的研究情况则稍有不同，由于学理研究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深入分析，因此学者们对保守主义深层次矛盾的关注会多一些。他们大多意识到“保守主义”（这里加引号是因为在这些学者心目中的保守主义还包括了自由至上主义，而本文并不这么认为）是分成不同派别的，并分析了各派的特点以及它们的分歧。表 1 列出了五位知名的研究保守主义的学者对保守主义进行分类的情况。

表 1 ^[14]

笔者从上表注意到，除了第四位即乔治·纳什划分的三派在历史上有确定的对应实体外，其他几位学者都是从概念而非历史上对保守主义进行分类的。因此这些划分缺乏事实上的依据，导致划分出的类别和现实中的保守主义并不能较好的对应起来。王皖强就曾评价过罗西特（Clinton Rossiter）对保守主义的划分方法，认为在罗西特所分出的保守主义各类别间很难划分出明确的界限。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大都坚持一个前提，即保守主义所强调的各个价值目标是可以协调起来的。比如威廉·R.哈珀（William R. Harbour）的《保守主义思想的基础》（ The Foundations of Conservative Thought ）一书，一方面注意到了保守主义所捍卫的各种价值间的矛盾，哈珀认为，保守主义所捍卫的价值概括起来有三个：美德、自由和秩序，他承认，在这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模糊不清的东西，挑战着保守主义价值系统的一致性，并且他也认为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论争之间。 ^[15] 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自由、美德和秩序三大价值又是有紧密联系的，他说，“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的区别是，他们不会因为强调一个价值而把另两个价值忽略了。 ^[16] 但是，什么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呢？从历史上观察，这恐怕只是哈珀理想中的一个概念，在笔者所翻阅到的材料中，现实中的保守主义者，最终都在自由与美德中陷入了两难境地——柯克为代表的传统保守主义者，排斥自由至上主义，企图在坚持权威的前提下表明自己对自由的赞赏，但将他的学说剖析下去，他的自由观既不能确保个人自由，也不能维护市场经济，而弗兰克·迈耶为首的“联合论”者，则无法协调自由至上主义与保守主义者在根本上的冲突，自身反而受到了来自两面的攻击。但哈珀却忽略了这些理论矛盾和历史事实。反而进一步坚持保守主义是有确定无疑的“原则”（不是“理论”，因为保守主义最不喜欢抽象“理论”）这一传统观点，并总结了保守主义的十大“信仰”。 ^[17]

梅尔文·斯隆（Melvin J. Thorne）的《二战以来的美国保守主义思想——核心的观念》（ American Conservative Thought Since World War Two ： The Core Ide as ）一书也有类似的情况。一方面斯隆观察到保守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词，甚至于像吉米·卡特和杰西·杰克逊（杰出的黑人民主党政治家）这样的政治家都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称为“保守主义者”。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不管他们（指不同派别的保守主义者，在这里斯隆显然认为自由至上主义也属于保守主义阵营）的分歧有多大，保守主义思想家总是感到他们是以更多现实的方式互相联系的——即他们都在共同努力从保守主义观点出发分析当代美国社会并对所发现的问题提出保守主义的解决方案，他们能感觉到思想联盟的意义，即使他们对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并没有令人满意的描述……我相信他们感觉到他们共享某些重要的思想，即使他们对他们所共享的思想并没有达成共同的意见。” ^[18] 这就说明该书的作者在承认保守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分歧的前提下仍然认为它们的联盟在根本上是和谐的。作者还认为应当努力寻找一种能将不同派别保守主义整合在一起的核心思想，其实斯隆整本书的目的也就在于寻找这样一种思想。

小戴维·霍弗勒（J. David Hoeveler，Jr）的《对右派的观察——里根时代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一书则认为，自由至上主义是保守主义所面临的一种“诱惑”。他认为，造成自由至上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牵扯不清的关系的原因是保守主义经常攻击自由主义者（Liberalism）（这里指的是凯恩斯式的“新自由主义者”）是“集权主义”的，而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核心思想就是反对国家权力对自由的任何干涉，所以，尽管传统保守主义认为自由至上主义的观点有许多明显的错误，但在公共领域内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19] 霍弗勒的这个观点应该说是正确的。但是他又一步认为：“实际上，保守主义者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内对自由要求得越多，他们在道德和文化领域内对限制的要求也就越多。他们重新召唤新教伦理和传统的资产阶级美德。” ^[20] 看来，霍弗勒认为一方面可以不懈地追求经济领域的自由，然而同时又能在道德领域内严格地维持传统，这类似于马克斯·韦伯笔下的“新教伦理”。然而，“新教伦理”中的道德与经济领域的紧张关系已被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分析得很透彻，历史的发展也证明，经济上对个人自由的需求是很容易扩大到别的领域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相当数量的关于美国右派的研究著作是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现的，这些论文集的编者一般也都将选取的论文分门别类。在这方面的著作有格列高里·L.施耐德编辑的《1930 年以来的美国保守主义：一个读本》（ Conservatism in America since 1930： a Reader .），施耐德根据所选论文的立场，将论文分成“宗教保守派”、“南部农业派”、“自由至上主义”、“自由市场派”等几类介绍给读者。另外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是罗纳德·劳拉与威廉·亨利·龙顿合编的《18 和 19 世纪美国的保守主义刊物》（ The Conser vative Press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和《20 世纪美国的保守主义刊物》，尽管它并不是一部论文集，但编者仍然根据所选刊物的立场进行了分门别类，比如在介绍 20 世纪的右派刊物时，编者就是将刊物分为“自由放任和拥护资本主义的刊物”、“原教旨和福音派”、“天主教和英国国教”、“文学评论”、“孤立主义的旧右派”、“自由至上主义”、“极右派”、“右翼反共派”、“知识分子和传统主义者的刊物”（Intellectual and Traditionalist Journals）、“新保守主义，政策分析和新右派刊物”等十个部分加以介绍。不过从编者所体现的意图来看，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彰显各派别“保守主义”的分歧，更多地只是为了编排方便的需要，所以划分的标准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他们尤其没有意识到“自由至上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之间的对立实为一个具有全局性质的重要对立，因此《20 世纪美国的保守主义刊物》一书只是把“自由至上主义”列为一章加以介绍，尽管在这一章中编者也提到了“自由至上主义”和“传统主义”的区别，但如果统观全书，可以看出编者并不认为这一对立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令人感兴趣的是，在《18 和 19 世纪美国的保守主义刊物》一书的前言部分，作者一方面列举了保守主义运动在美国两百年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性，作者说：“美国保守主义自从 18 世纪 80 年代开创以来就没有呈现出一种完整的甚至持续的思想传统。相反，它表现出一系列令人迷惑的，并且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冲动、反思和计划。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它的表示方式已经从 18 世纪的重商主义转向 20 世纪的自由至上主义，从南部农业主义转向社会达尔文主义，从天主教传统主义转向新教千禧主义。它的实践既包括支持有力的，中央化的联邦政府，又包括热情地捍卫州政府的权利甚至是独立自主的权力，既对以社群为导向的前现代社会充满了怀旧式的尊重，又无动于衷地宣称激进的个人主义，在原则上，它将帝国主义和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竞争和管制都一起捍卫。它的情绪既虔诚又不虔诚，既严肃又放纵。简言之，它的记录是难于定义的。” ^[21] 然而另一方面，作者却认为：“不管定义保守主义是多么令人畏惧，保守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的修正，它有它自身相当确定的原则，尽管这种原则绝不是绝对的或不可违反的。这种原则有足够的普遍性，使得保守主义可以有某种普遍的定位。” ^[22] 这就很清楚地说明，尽管该书编者知道“保守主义”（实为右派）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前后不一致和矛盾现象，但编者仍然认为就整体而言保守主义是一个连贯完整的实体。

还有的学者试图从美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特性出发来验证保守主义有三大部分：经济自由、社会传统和军事反共，这三个部分是内在一致的。西美尔斯坦认为，将这三个部分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部分的要本原因是美国社会存在一种有机秩序，这种秩序是和谐的、充满慈爱的和能自我管理的，之所以出现混乱是完全是因为自由主义（这里的“自由主义”指凯恩斯式的现代自由主义）的消极作用。 ^[23] 看来西美尔斯坦认为，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对经济自由的追求和对道德权威之需要完全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而保守主义中对“权威”和“自由”双重追求的和谐性正是美国社会和谐性的体现。西美尔斯坦显然是对美国资本主义作了不切实际的美化，他忽略了对经济利润的追求正是导致道德沦丧的重要原因，他将这些美国社会的混乱状况归罪于自由主义显然是不公平的，自由主义的许多措施并不是引起资本主义混乱的原因而是这种混乱的补救措施，比如凯恩斯主义。

以上我们总结了有关传统保守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关系的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有关保守主义的著作在对待这一问题上分为几种情况：第一，对于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代表而言，他们坚决与对方划清界限。不过，他们的代表人物可以以一种轻松的态度将二者划为两派，但却无法否认两个派别有着牵扯不清的联系这一现实。第二，另一批“保守主义者”是实际政治的参与者。由于他们多半在现实政治中感受到两派联合的必要，因此他们的学说尽力将两派拉拢到一块，在他们的著作中当然也要协调自由与权威。但是，由于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不可能将自由与权威的张力深刻地展现出来。他们通常只强调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一致的一面，而对更主要的一面，即对立和冲突的一面则很少关注。第三，还有一批人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者，并不是实际政治的参与者，并不属于任何一派，但由于对保守主义缺乏深入的理解，在研究中很容易出现偏差，最常见的就是无意识中将保守主义者的自由观加以不恰当的美化，认为传统保守主义能很好地协调自由与权威，而严重低估了其中的矛盾性。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认为，如果要对保守主义进行一种较为令人信服的研究，就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在阅读有关保守主义的著作时，首先应搞清作者的立场和所属的政治派别。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因为不同政治派别的作者心目中的“保守主义”是不同的。最应反对的一种方法就是，囫囵吞枣地读了一些有关“保守主义”的著作，然后就动笔写起诸如“保守主义的自由观”或“保守主义的权威观”之类的作品来，这样写出的作品必然会把自由至上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的观点不加鉴别地掺杂在一起，而这种作品又将给后来的研究者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使得问题越来越难以澄清。其实，如果对保守主义中自由与权威的张力，对自由至上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的关系发展的历史轨迹有一个清楚的了解，绝不会轻率地写这种文章。

也正因如此，进入 90 年代后，一些研究者开始对右派采取另一种思路进行审视，他们对右派运动内部价值冲突问题采取正视的态度，而不只是如同从前的右派学者那样用各种精心的设计来回避对这种冲突的讨论。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是纽约州州立大学教授约翰·凯克斯（John Kekes）90 年代末期所写的《为保守主义辩护》。（凯克斯并没有讨论保守主义的派别组成问题，不过从他全书的倾向来看，他所说的“保守主义”也包括了自由至上主义的主张）凯克斯在回答“保守主义是绝对主义还是相对主义的？”这样一个问题时，他所持有的态度与以往的保守主义者有明显不同，他观点本身无甚新奇，他认为保守主义拥护的是“多元主义”，而将多元主义和保守主义联系起来的观点是早就存在的，不少保守主义学者就提出过只有多元化的社会才能避免集权和激进的变革。但是，凯克斯的最大特点是他显得“谦虚”许多，他承认，这种多元主义的安排是最低限度的标准，它并不够普遍和客观，它能被应用到能促进良善生活的政治安排必须承认的某些价值上，但并不是所有多种多样的价值。

对于凯克斯解决以上这个问题的思路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关注太多，因为“多元主义”的确不是什么新观点。令人感兴趣的是凯克斯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的态度和其保守主义的前辈们的不同。我们注意到，凯克斯的著作中强调的是保守主义所要实现的是对“整个体制”进行合理的安排，而这种整体安排必然要对其种各个价值目标进行协调。凯克斯承认各种价值目标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他说，各种确保良善生活的条件并不是彼此独立地存在的，它们相互依赖，一方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另一方。由凯克斯的这番话我们自然可以得出一个推论，这些实现良善生活的条件不可能都得到完全的体现，所能实现的只能是一种尽可能接近于完善的安排。这就是凯克斯与以往保守主义者最大的不同之处，他有勇气公开承认并正视这些价值目标间的冲突问题。

凯克斯还开出了一个保守主义捍卫目标的清单，这一清单中的目标包括文明、平等、健康的环境、自由、正义、秩序、和平、繁荣、权利、安全、宽容和福利。凯克斯再次说明，程度尽可能高地具备每一项条件，这当然是令人向往的，但其中任何一项都被充分地实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凯克斯的这一态度也引人注意，许多保守主义者在提出他们的目标后，总是力图用某种方式去将这些目标合而为一，而从未意识到，这些目标间本来就存在着鱼与熊掌的关系，要充分实现它们在客观上就是不可能的。

随后，凯克斯批评“保守主义的对手”——主要是自由主义者，说他们习惯于“从清单上选择少量条件，赋予它们一种特殊的解释，并声称他们选择和解释的条件是最重要的……如果他们认为重要的条件与其他条件发生冲突，他们就认为重要的条件应当压倒不太重要的条件。” 其实，笔者的感觉却是凯克斯在这里所说的是保守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尽管保守主义者口头上承认自由的重要性，但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历史事实上看，他们都是将秩序摆在价值体系的第一位的。不管怎么说，凯克斯敏感地意识到理解保守主义的关键问题——价值冲突。这也将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所在。

B.国内的研究状况

就中国学术界而言，对右派运动的研究为数很多，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是可进一步探讨之处还是很多的。目前国内对右派运动的研究可分为两类：对右派运动史的研究和对右派理论的研究，但两类研究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对右派内部自由至上主义与保守主义间的关系，以及保守主义内自由与权威的关系还关注得很不够。绝大多数研究著作是回避对“自由至上主义是否属于保守主义”这个重要问题的探讨的，但从这些著作的总体倾向来看，似乎是将两个派别都划入“保守主义”阵营。吕磊的《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一书在研究的对象上与本书有重合之处，此书的研究重点在于 70 年代后的美国保守主义，因此在回顾右派运动史时，对 70 年代前的美国的自由至上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的复杂关系认识可能有不深入之处，他只讲到了 60 年代初弗兰克·迈耶提出了“联合论”（吕磊书中译为“调和主义”），却没有讲到 60 年代后期这一观点所受到的严重冲击。笔者窃以为，吕书对保守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间的张力，以及保守主义中自由与权威间张力的重要性和深刻性估计是不足的。

当然，吕书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保守主义学理的探讨，涉及到自由与权威的关系问题，比如吕磊详细分析了新保守主义的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的著名的三领域理论，验证了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内的对自由的要求或“贪婪攫取性”和在文化领域内的禁欲主义或者说“权威”的深刻的不可调和性，但吕磊并未由此进一步发掘新保守主义面临自由——权威张力时的困惑，反而认为贝尔的观点是新保守主义为资本主义开出的一剂有效的药方。吕磊说：“再造经济秩序、民主政治和文化之间的一致性与和谐性是新保守主义所有主张中最独特、最根本和最有创见的一点。” 不错，解决文化权威与经济自由间的矛盾是新保守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目标，但他们的这种努力的实际效果是值得怀疑的。本文将在第四章分析新保守主义的章节中指出这个问题。

其实，吕磊一书的观点也是中国学术界对保守主义价值观的主流观点。目前中国学者普遍认为，“自由”与“秩序”和谐地共存于“保守主义”（即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结合体）中。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是朱德米的《自由与秩序——西方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研究》，在该书的内容简介中，作者说他将以自由与秩序为对比进行研究，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视角。但通观全书，作者并没有将自由与秩序间的张力这个问题深入地探讨下去，比如在“保守主义的自由观”一节中，朱已经认识到存在着“自由保守主义”和“正统保守主义”两种保守主义，意识到哈耶克式的强调自由的保守主义与法国麦斯特（即梅斯特）、博纳尔所倡导的剔除了自由成分的保守主义的不同，他甚至已经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由进化理性自由主义发展出来的对市场的高度赞美，与保守主义认为市场的发展削弱了道德感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应该说，如果作者按这个思路追寻下去，就能对保守主义做出更深刻的分析。可是就在提出这个问题后，作者突然笔锋一转，讨论起所谓“保守主义的自由观”来。这样，前面那个很有启发性的问题就成了孤悬的问题，而朱德米在这一节的论述则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他认为保守主义有一种统一的自由观的，其实这种自由观显然是自由至上主义与保守主义二者自由观的极不协调的结合。

还有的学者更进一步地否认有“市场保守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的区分，其理由是保守主义强调理性的有限性，同样可以推出对市场中“看不见的手”的青睐。的确，理性的有限性既被拉塞尔·柯克这样的“传统保守主义”者所推崇，又被哈耶克这样的“市场保守主义”者所倚重，这种相似性为许多主张联合两派的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但是我们同样可以对这一观点提出异议。首先，我们会注意到，许多保守主义的著作中所提及的“市场保守主义”者并不像哈耶克那样怀疑理性，其代表人物有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以及莫里·罗思巴德等，他们通过一种理性主义所惯用的演绎法，从个人自由这一最高的前提出发，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市场经济是维护个人自由唯一有效的形式。本文第二章第四节“两派理性观的差异”中还将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因此，说“市场保守主义”者怀疑理性的作用是不够全面的。更重要的是，不管“传统保守主义”主观上是否想维护自由市场，最后都走向了自由市场的对立面。本文将在第二章“两派经济观的差异”一节中深入分析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一些以维护传统为己任的学者则将“权威”置于中心地位而淡化了保守主义与自由的紧张关系，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蒋庆先生。蒋庆对柏克所作的评析中，认为刘军宁先生在《保守主义》一书中存在着对保守主义的严重误解（刘军宁认为柏克保守的是自由），随后，蒋庆先生列举了拉塞尔·柯克和休·塞西尔等人的论述，认为保守主义是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思想，而不是自由主义的一个附属品。而这种实质是什么呢？通观蒋庆的全文，不难知道蒋庆所认为的保守主义的实质内容不外是权威、传统、秩序等。然而，如果保守主义完全不给予自由一个合适的地位，它会不会成为集权政治的工具呢？需知，在美国，即使是最坚定的传统保守主义者如拉塞尔·柯克，也不能不在其著作中给自由安排一个位置。甚至在保守主义积淀深厚得多的欧洲，当著名的英国保守主义学者罗杰·斯克拉顿公开声称保守主义者在必要时应当成为“极权主义者”时，他也不能不承认“这种表白可能并非明智之举”。

分析了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出，在这一问题上，国内的状况与国外极为相似，一部分研究者将自由至上主义归入保守主义阵营，而忽略了两个派别间分歧的不可调和性，而另一些研究者则企图将自由从保守主义的价值系统中抽离出去，两种处理方法看似相反，但其结果却是一样的：都化约了“右派”阵营中自由与权威的紧张关系。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加成为必要。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

我们还应当对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间的纠葛做一番历史的考察，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右派中权威与自由的张力。从美国历史上看，自由至上主义从 19 世纪末兴起开始，就和保守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自由至上主义的发展之初，美国保守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自由至上主义在其创办的刊物中常自称“保守主义者”，他们在其作品中也常常把经济自由赋予道德和宗教上的正当性。而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在经济自由主义得到捍卫的同时，人们在道德上却开始滋生出虚无主义，享乐主义情绪显著增长，因此被称为“道德上饥饿的 20 年代”，这种情况引发了强调权威的保守主义对自由至上主义的不满，二三十年代之交美国的“新人文主义”（New Humanism，30 年代美国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派别）对自由至上主义的攻击就是这种不满的体现。二战后，50 年代直至 60 年代初，由于反对新政自由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的需要，二者的交集扩展至最大，但随着 60 年代末美国社会大动荡，两方的观点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双方的关系降至最低点。70 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的一系列思考，可以看作是保守主义寻找失落已久的自由——权威和谐关系的尝试。应该说，这其中是有一条比较清晰的历史线索的。

我们可以将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和贝尔的“三领域对立”学说引入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中，这有助于我们对这一历史线索的把握。19 世纪末保守主义中自由与权威关系较为密切的局面体现了经济上的贪婪攫取与道德领域内禁欲主义的合二为一的“资本主义精神”。而右派运动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自由与权威的冲突逐步加剧，这体现了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所揭示的“经济冲动力”侵入其他领域的情况。我们必须从历史上具体地分析二者的复杂关系，那种将两派完全分开或掩盖两派分歧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为了理解保守主义内自由与权威张力的历史变迁过程，笔者想引用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的研究来对这段历史进行诠释，曼海姆认为，保守主义是一种客观的“精神结构复合体”。这种客观不是永恒和普遍有效意义上的，也不是可以从保守主义原则得出的无时间性的先天的演绎的意义上的。曼海姆这句晦涩的话包含的意思是：在种种人们称之为“保守主义”的思想形态中，并没有一种可以在永恒和普遍有效意义上成立的保守主义，也没有可以从保守主义原则演绎出来的保守主义，但是，这些形态又的确都是客观存在的。曼海姆指出，虽然保守主义的客观不是在任何柏拉图主义的先验理念意义上的客观，但是，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与特殊个体的当下经验相关的客观性。可以将这一段论述用于阐释自由至上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关系，尽管自由至上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在观点上相去甚远，但它与保守主义间的联系又的确是本质的、有实质意义的，而且在某个层面上，称自由至上主义是“保守主义”的一种形态也是可以成立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自由至上主义和保守主义间深刻矛盾的讨论。

我们提出的要从历史上考察自由至上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联系也可以从曼海姆那里得到支持，曼海姆指出，保守主义还是一种“历史动态结构复合体”，在历史中的变化并不会使其丧失本质，相反，保守主义的“客观化”却是要靠这种历史中的变动来完成的。因此，保守主义具有一种可以从历史上和社会上加以把握的连续性，它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状态下产生，并在生活史的直接联系中发展。这也就意味着，自由至上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关系以及保守主义中权威和自由二者的关系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一次性解决的问题，而是从历史的变动中实现其“客观化”的过程，必须从历史过程中加以把握。

综合以上对当前右派运动研究优缺点的解析，笔者将尝试在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研究进行拓展：

第一，在主题方面，本书认为“自由”与“权威”（可用“传统”、“秩序”等词语代替，因为这些概念本身是密切关联的）之间的张力是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之间复杂关系的根源所在。两个派别都面临着协调自由与权威关系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保守主义者那里比在自由至上主义者那里突出，因为保守主义对于自由的兴趣，远大于自由至上主义对于权威的兴趣。由于保守主义者仅仅依靠自身的思想资源难以给予自由满意的地位，因此保守主义不得不引入自由至上主义的助力，而自由至上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合作、对立与冲突又外在地表现了自由与权威的张力，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本文将采用政治史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既研究自由至上主义和保守主义围绕政治权力所进行的组织上的联合与纷争，又研究两派重要思想家围绕“自由”与“权威”关系在学术上的论争，同时，还要详细研究两派的思想家（尤其是保守主义的思想家）协调各自内部自由与权威张力的努力。

第二，在研究的对象上，本文以研究二战后的美国右派运动为主。笔者认为，二战后美国右派内“自由”与“权威”的张力的发展可以 1970 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70 年以前，右派在美国社会和政治中还处于边缘地位，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保守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结成了同盟，在一批富有组织能力的活动家的奔走下，两派共同主办刊物，并建立了共同的组织，但由于双方的根本观点不同，这些刊物和组织最后都出现了分裂。这一时期“自由”与“权威”的论争是与反对越战和青年造反等美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密切相关的，论争的形式既有学术上的，也有组织上、权力上的，其对抗性显得较为剧烈。而 1970 年后，右派逐渐在美国取得了主流地位，同时右派阵营也出现了一些变化，由于认识到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间矛盾的深刻性，没有人再试图将两派合为一个紧密的联合体，两派间的论争形式也转为以学术论争为主。这一时期兴起的“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对“自由”和“权威”间的张力进行了一些新的思考，为共和党的里根政府和小布什政府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但新保守主义没有成功地消弭自由与权威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舍弃了自由而追求权威。由此可以看出，“自由”与“权威”的冲突尽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形式，但二者的张力是贯穿战后美国右派运动发展的整个过程的，本文将详细解析这种张力的实质以及它如何推动美国右派运动的发展。

第三，根据主题和研究对象，本文将基本按时间线索对右派内的这一张力进行研究：第一，简要地介绍“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在美国的起源。以此说明，早在 19 世纪末，两派的关系就确定了基调：在基本观点上，二者相去甚远，但在现实的政治运动中，却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二，研究两派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这一历史时期进行的合作。在这部分中，笔者将指出保守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进行合作既有必要性，又有现实可能性。第三，分析两派在自由观、财产观和历史观上的深刻分歧，其中自由观的差异居于核心地位，其他各种差异都是从自由观引申而来的，这些差异也是两派在战后美国历史中冲突和论争不断的根本原因。第四，叙述和分析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在 60 年代末组织上的分裂，这一部分可以让我们从历史上直观地了解保守主义者和自由至上派尖锐的冲突，说明了尽管“传统保守主义”主观上想给予自由一个令人满意的位置，但当社会出现大规模冲突时，它总是偏爱用强制的权力来恢复秩序。而自由至上主义在社会冲突尖锐化时总是站在政府权力的对立面，正是这一分歧使得两派的关系在 60 年代末降至最低点。第五，是 70 年代后保守主义内“自由”与“权威”论争的新发展，尤其是这一时期兴起的“新保守主义”以及新世纪美国小布什政府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对协调二者的新思想和新措施。这些思想和措施说明，保守主义可以排斥自由至上主义，但却无法抗拒自由这一价值的巨大诱惑。总之，本文力图给右派运动，尤其是右派中的保守主义的自由与权威的张力以一个历史的阐释，以期完成曼海姆所说的在历史中将保守主义“客观化”的过程。

[1] The Nature of the Right ： European and American Politics and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1789，Edited by Roger Eatwell and Noel O’Sullivan. pp. 63 ～ 75.

[2] The Nature of the Right ： European and American Politics and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1789，Edited by Roger Eatwell and Noel O’Sullivan. p. 47.

[3] The Nature of the Right ： European and American Politics and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1789，Edited by Roger Eatwell and Noel O’Sullivan. pp. 47 ～ 48.

[4] 当然，很多人可能并不同意将哈耶克划为“自由至上主义”，哈耶克自己也认为“自由至上论”这个词“非常不具魅力”（见《自由宪章》，第 589 页，书中将Libertarian译为“自由意志论”），但哈耶克又承认拿不出更好的词来定义自己，虽然他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但自由主义这个词在现代政治中已经不可能保持哈耶克所希望的那种含义。其实，无论是哈耶克、米塞斯和弗里德曼，他们的学说都是以个人自由为根本出发点的，因此称呼他们为“自由至上主义者”也是有理由的，有人就曾指出：“经济学理论家弗里德利·哈耶克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常会发现他们被宣布为自由至上主义者，尽管‘自由市场主义者’可能是一个更为恰当的表述。”（见 The Conservative Press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p. 305.）

[5] Jerome L. Himmelstein， To the Right ：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Universti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ornia，1990，p. 26.

[6] The Conservative Press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 Edited by Ronald Lora and William Henry Longton. Greenwood Press. 1999. p. 305.

[7] American Conservative Opinion Leaders . Edited by Mark J. Rozell and James F. Pontuso. Westview Press，1990. p. 155.

[8] Jan Narveson： The Libertarian Idea . Temple University Press，Philadelphia，1988，p. 8.

[9] Freedom and Virtue ： the Cnservative／Lertarian debate . Edited by George W. Carey，Wilmington，Del，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1998，p. 181.

[10] Lisa McGirr， Suburban Warriors ： The Origins of the New American Right ）， Princeton Universi ty Press ，2001，pp. 163 ～ 166.

[11] Jerome L. Himmelstein， To the Right ：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Universti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ornia，1990. p. 14.

[12] Godfrey Hodgson， The World Turned Right Side Up ： A History of the Conservative Ascendancy in America .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001. p. 83.

[13] Gregory L Schneider， Cadres for conservatism ： 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 and the Rise of Contempatory Right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9. p. 140.

[14] Charles W. Dunn，J. David Woodard， The Conservative Tradition In America ，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Lanham，Maryland，1996. p. 32.

[15] William R. Harbour：T he Foundations of Conservative Thought ： An Anglo － American Trandition in Perspective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Notre Dame，Indiana，1982. p. 104.

[16] William R. Harbour：T he Foundations of Conservative Thought ： An Anglo － American Trandition in Perspective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Notre Dame，Indiana，1982. p. 103.

[17] William R. Harbour：T he Foundations of Conservative Thought ： An Anglo － American Trandition in Perspective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Notre Dame，Indiana，1982. pp. 4 ～ 7.

[18] Melvin J. Thorne： American Conservative Thought Since World War Two ： The Core Ideas ，Greenwood Press，1990. p. 3.

[19] Watch on the Right ：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s in the Reagan Era ，pp. 275 ～ 276.

[20] Watch on the Right ：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s in the Reagan Era ，p. 276.

[21] Ronald Lora and William Henry Longton， The Conservative Press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 Longton . Greenwood Press . 1999. p. 1.

[22] Ronald Lora and William Henry Longton， The Conservative Press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 Longton . Greenwood Press . 1999. p. 1.

[23] Jerome L. Himmelstein， To the Right ：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Universti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ornia，1990. p.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