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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黑格尔的悲剧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揭示了悲剧的本质在于冲突。但由于黑格尔继承了新古典主义时期对悲剧理性主义成分的强调，因此他在对悲剧的冲突性处理中也表现得非常理性，认为悲剧行动中合理但又片面的主张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但是通过悲剧性的解决，甚至通过个体的毁灭，从而导致冲突双方的相互妥协，伦理正义是可以得到调解。然而，如果说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在对古典悲剧进行解释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现代悲剧难以定义。现代悲剧对个性的极其张扬以及对个人的权益和正当性的强调，认为个人的权益并不低于伦理正义，所以悲剧性的冲突并不必须以牺牲个人利益来无条件地服从伦理正义。正如威廉斯所指出的：
在现代悲剧里，目的似乎更加个人化了。人们更加关注‘独立的个人和他的状况’，而不是‘伦理的正确和必然’。悲剧解决的方式也因此而不同。在古典悲剧中，为了实现永恒的正义，互相冲突的人物和目的最终沦落。而且，个人可以在更高命令的指示下放弃自身片面的目的，或者更有趣的是，在自身中获得完满和解决。在现代悲剧中，整个悲剧解决的问题要困难得多，因为现代悲剧的人物更加个人化。正义本身也更抽象、更冷酷，甚至好像只是外部环境中的纯粹意外，从而只能引起惊讶或同情。当悲剧解决得到实现时，它通常发生在人物的内心，而且较古典悲剧更为复杂、更少令人满意。其原因是，现代悲剧不是强调人物所代表的伦理本质，而是强调人物本身及其个人命运。
马克思恩格斯赞同黑格尔所说的悲剧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以及悲剧的本质在于其冲突性，但他们并不赞同黑格尔对悲剧冲突唯心主义的处理方式。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他们认为真正的极端是不可调和的，它们在本质上也是互相对立的。由于黑格尔将其悲剧理论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将悲剧冲突的根源解释为某种纯粹形而上的精神运动，忽视了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冲突才是产生悲剧冲突的真正根源，因而也就根本看不到形成悲剧冲突的社会阶级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并改造了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将精神历史的客观性改造为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规律，将黑格尔对精神发展的论述改造为社会发展的论述。因此他们主要是从社会和历史的客观力量以及历史的必然发展规律来寻找悲剧冲突发生的根本缘由，将冲突的原因概括为新旧秩序和力量的冲突。马克思第一次从历史和现实生活的角度揭示了悲剧的根源和本质，奠定了悲剧观念的唯物主义基础。
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评判当时的德国政治现实时就这样说过：“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别人偶然产生的思想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是悲剧性的。”
马克思在这里所要揭示的是：历史的发展规律不可阻挡，虽说旧制度还存在着合理性并表明自身还存在历史价值，但如果旧制度仍然片面地相信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而硬要违背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支撑和维护自己时，那它就必然会同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制度或新事物发生对抗性的冲突，因而其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在这里，马克思已经从新旧两种社会势力对抗的角度来揭示悲剧冲突的根源。同时马克思从现时的角度指出旧制度旧事物的悲剧性属性，旧制度的消亡意味着某种传统价值的毁灭。很明显，马克思对旧制度旧事物的分析是比较客观辩证的，他对旧制度旧事物历史性的毁灭命运并不是简单地予以否定，而是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悲剧性的命运进行了界定。在我看来，理解马克思悲剧观念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学界中对马克思的悲剧观念还是存在着误解。例如程孟辉先生在他的《西方悲剧学说史》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学说时谈到这样一段话：“马克思在关于《济金根》的通信中曾向拉萨尔谈到：‘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 1848～1849 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做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学界有人根据马克思的上述话语，认为马克思尽管对拉萨尔及其《济金根》持批判态度，但还是从理论上承认《济金根》是一部悲剧，济金根的失败可以当作悲剧题材。”
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程孟辉先生完全否认了旧制度旧事物仍然可以具有悲剧性属性的观点，认为旧制度旧事物是不可能具有悲剧性的，悲剧只能适用于代表着历史进步性一面的事物。而我认为，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观点仍然未能跳出悲剧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其实对于旧制度旧事物的悲剧性理解，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是一部非常好的、能够对马克思这种悲剧观念作出正确表征的作品。由于未能准确地把握到马克思对旧制度旧事物悲剧性理解的精髓，很多评论家只是将其这部作品的悲剧性简单地概括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悲剧性，并且其作者陈忠实先生本身也是这样解释他在这部作品中所要体现的悲剧意识：“一个民族的发展充满苦难和艰辛，对于它腐朽的东西要不断剥离，而剥离本身是一个剧痛过程。我们这个民族在本世纪上半叶的近五十年的社会革命很能说明这一点，它不像美国的独立战争，只要一次的剥离，就可建立一个新秩序。而我们的每一次剥离都不彻底，对上层来说是不断的权力更替，对人民来说则是心理和精神的剥离过程，所以，民族心理所承受的痛苦就更多。我们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许多腐朽的东西有很深的根基，有的东西已渗进我们的血液之中，而最优秀的东西和新生的东西要确立它的位置，只能是反复的剥离，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断饱经剥离之痛的过程中走向新生的。”
但我认为这样看待问题的方式是把作品简单化了。或许，这是个连悲剧的作者也未必能够清醒地认识或解释的悲剧。王杰教授则从马克思的这段话出发，“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的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因此对这部作品的悲剧性实质有着另外的解释：“古典艺术和古典文化由于其社会基础已经解体，其形象与意义的联系必然断裂，如果它仍然具有审美价值，那么对这种价值及其意义的理解应该从当代社会关系中寻找答案。简单地批判这种审美形式‘过去的’社会基础，很难真正说明作品的意义。”
王杰教授将古典的传统文化置于不可抗拒的现代性过程的悲剧性困境中，因此得出这样的判断：作品的真实目的其实在于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还需不需要作为问题的切入点，揭示出古典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还未消失的意义和价值：在物欲膨胀的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国文化传统是否仍然具有价值，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发挥作用？《白鹿原》中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古典文化的理想性的象征人物，比如朱先生，一类是具有现实性的理想形象，与未来相联系着的人物，比如白灵，还有一类则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悲剧性地挣扎和反抗，并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来回徘徊和不断奔突的人物。很明显，主人公白嘉轩作为白鹿原上“最后的一位乡绅或族长”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言人，他在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受到愈来愈强烈的冲击，朱先生把这一命运精确地概括为“好人难活”四个字。而作为白嘉轩人格的理想化和文化规范化升华的朱先生身上，同样生动地表现了古典文化与现代化要求格格不入的悲剧性和崇高感。“朱先生近乎超凡入圣的一生只能以失败告终，纯化为理想的存在，说明其所代表的文化在现实中是缺乏根基和发展动力的。”
而黑娃从自然欲望的迷沌中醒来，开始他对温情、信任和正义艰难寻找的精神历程，然而寻找的最后结果却是稀里糊涂地回转到朱先生所代表的传统文化，这种寻找的回环性充满着悲剧性的意味。其实，陈忠实的作品带给我们心灵的真正震撼之处在于，在一个“好人难活”的世界里，古典式的、以祠堂文化为基础的美不可挽回地开始解体，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关键是那个在现实中必然解体的但却仍具有价值的文化世界该如何挽救，而不是简单地让它偃息在时代的挽歌中。也许正如海德格尔的“精神家园”，它虽然从现实界全面撤退，但在精神界照耀着我们，并带给我们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审美享受。这正是旧制度旧事物所体现出的悲剧性属性，而我们也只有通过历史的回溯性把握，才能从现代的角度对其悲剧性的价值和意义作出正确的理解和阐发。
马克思悲剧观念的另一个巨大贡献在于他在对悲剧的考量中所渗入的历史维度。如果没有历史的维度，我们何以区分资产阶级前期具有历史进步性的革命要求以及后期倒行逆施的行为？因此马克思成功地区分了历史中存在的两种悲剧。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已经清楚地表述存在着两种悲剧，“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 ～ 1851 年的山岳党代替 1793～1795 年的山岳党，侄子代替伯父。在使雾月十八日事变得以再版的种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
在这里，黑格尔虽然指出了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可惜他没有对这两种悲剧性属性进行区分。而马克思准确地区分了这两种悲剧性的属性：一种是悲剧，一种是笑剧。当然，这里的“悲剧”一词并不等同于我们所说的悲剧，而是马克思通过历史性的分析得出的物质性客观属性。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在历史上的悲剧性命运体现的是一种悲剧，而旧制度旧事物片面地相信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而要硬要违背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支撑和维护自己时的行为，体现的是另一种悲剧属性，即笑剧。马克思所要指出的是，这种笑剧同样包含着悲剧性，是“带着眼泪的笑”，笑过之后同样会给人发人深省的反思性。马克思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以及不可抗拒性，同时从悲剧性的角度对真正的革命进行了廓清。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 ～ 1814 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 1848 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时而勉强模仿 1789 年，时而又模仿 1793 ～ 1795 年的革命传统。”
这一段话非常清楚地揭示：这种如同 1848 年的革命仅仅是对过去革命的模仿并不是历史上的真正性革命。真正的革命应该是从未来找寻到现实的颠覆性力量，譬如十九世纪的革命：“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新游荡起来。”
马克思主义悲剧观的正式提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分别致拉萨尔的信中。拉萨尔的悲剧作品《济金根》是在 1848 年德国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背叛失败，许多革命者结合着 1525 年的革命运动来总结教训的历史背景中创作出来的。在这部作品中，拉萨尔试图通过借古喻今的手法，从而达到美化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拉萨尔认为，济金根作为悲剧英雄，他的失败在于他自身所犯的策略上的错误，如在对待与农民问题时所表现出的优柔寡断，对贵族利用而又戒备，从而导致了济金根悲剧的诞生。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阶级立场出发，分别揭示了16 世纪初德国末代骑士济金根悲剧的社会阶级根源。令我们惊讶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事先根本没有作任何交换意见的情况下，他们各自对拉萨尔的悲剧观念的批评性意见竟如此相似。他们认为，济金根领导这场以反对诸候割据的骑士起义要想获得成功，首先必须和广大的农民、城市中的革命分子和改革运动中的理论家结成广泛的同盟。这是由农民的历史作用和当时德国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状况所决定的，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然而，由于济金根自身阶级地位的性质决定了他不可能与农民联盟，因而他的斗争必定是不成功的。拉萨尔抹杀了这位骑士起义领袖失败的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而把他的失败仅仅归结为起义领袖个人的内在原因，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也是极具危害性的，有必要予以积极澄清和认真对待。马克思提出的批评意见是：“济金根的覆灭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如果从济金根身上除去那些属于个人和他的特殊的教养，天生的才能等等的东西，那末剩下来的就只是一个葛兹·冯·伯利欣根了。在后面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以同样的形式表现出了骑士对皇帝和诸候所作的悲剧性的反抗。因此，歌德选择他作主人公是正确的。……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唐·吉诃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诃德。他以骑士纷争的形式发动叛乱，这只是说他是按骑士的方式发动叛乱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一开始发动的时候就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
恩格斯则指出：“我觉得，由于您把农民运动放到了次要的地位，所以您在一个方面对贵族的国民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同时也就忽视了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据我看来，当时广大的皇家贵族并没有想到要同农民结盟，他们必须压榨农民才能获得收入这样一种情况，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同城市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倒是大一些；但是这种结盟并没有出现或者只是小部分地出现了。而贵族的国民革命只有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后者结成联盟才能实现；据我看来，悲剧的因素正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条件是不可能的，因此贵族的政策必然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时，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但这样一来马上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过解放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这两个人却被置于这两方面之间。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对济金根的悲剧进行考察，并对济金根的悲剧性命运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从而使得我们对济金根悲剧的认识从偶然变成必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济金根命运中真正的悲剧因素是：济金根作为垂死阶级骑士的代表来反对现存制度，是以旧的阶级来反对新的阶级，因而不可能得到国民大众的支持，这就决定了他的斗争不可能不以失败告终。如果站在旧阶级的立场来看待他们的历史命运，旧的事物在历史发展中已经逐渐丧失了它的合理性而必须退出历史舞台，它确实同样具有悲剧性，但它绝不是革命的悲剧性。马克思已经明显地区别了两种悲剧：旧制度旧事物的悲剧和新事物新制度的悲剧，拉萨尔的错误在于他模糊了两种悲剧的界限，并把旧阶级退出历史舞台的悲剧看成是革命的悲剧，因此在理论上是错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悲剧观念是建立在现实必然性和历史必然性的辩证基础上，认为悲剧的内容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社会总是向前发展，这是历史不可逆转的趋势，在社会向前的发展过程中，新旧力量的矛盾和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互相冲突的力量因自身性质的规定而必须采取行动并将其进行到底，悲剧也就在所难免。
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开创了从新旧秩序和力量的冲突来解释悲剧冲突原因的研究之路，“于是，古希腊悲剧被看成是原始社会形态与新的社会秩序之间冲突的实际体现。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则被看成是垂死的封建主义与新兴的个人主义之间冲突的体现。在悲剧的问题中，受到肯定的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永恒正义，而是由一系列重大社会变迁构成的一般历史运动。并不是所有这种类型的冲突都会导致悲剧。只有当每一方都觉得自己必须采取行动，而且都不愿意妥协的时候，悲剧才发生”。
当然，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来看待悲剧冲突，将悲剧冲突的根源视为新旧秩序和新旧力量的必然冲突，因此才会有后来的威廉斯和伊格尔顿将悲剧与革命联系起来的悲剧观念性发展。
在《现代悲剧》中，威廉斯主张从悲剧的角度来理解革命。威廉斯说：“如何看待当今的革命社会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可能决定了我们全部的思想。”
“过去，我们看不到悲剧是社会危机；现在，我们通常看不到社会危机是悲剧。”
目前社会既有的两种革命悲剧意识形态的基本形式是：一种是古老的悲剧教训——人无法改变自己的环境，他只能徒劳地用鲜血染红世界；另一种是当代人的直觉反应——试图凭借理性掌控社会命运的努力已经失败，或者说，至少因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非理性以及传统形式之崩溃所立刻带来的暴力和残酷而大打折扣。
威廉斯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否定革命的，都体现了现实与理论的脱节，是一种静态的革命意识的革命。第一种观点只是单一地看待这种结果的徒劳，将悲剧的结果作为悲剧的全部意义，而没有看到悲剧的意义其实在于人的行动以及人的行动后给社会带来的经验和认识上的变化；第二种观点虽然是将人的行动看作悲剧的意义，但是他们只看到革命行动所带来的无序和邪恶，只看到革命行动的结果而简单地否定革命的意义，没有将革命看成一个完整的行动：它应该“不仅包括邪恶，而且包括那些与邪恶斗争的人们；它不仅有危机，而且有危机释放出来的能量以及我们从中学到的精神。”
革命在结束一种异化的过程中总是会产生新的异化，这种无序状态的周而复始决定了革命悲剧的必然性。威廉斯肯定了革命必然性和长期性。只要这个社会“实质上无法在不改变现有基本人际关系的前提下吸纳它的所有成员（整个人类），那么这个社会就是需要革命的社会”
，但是革命行动的过程又是悲剧性的。威廉斯的贡献在于指出革命的目的和手段所存在的潜在悲剧性，并最终带来无序和混乱，给日常生活中的人们造成痛苦，而我们只有从这一悲剧性的角度去认识革命，革命才能够持之以恒。
于是，正是在这样的悲剧观念基础上，威廉斯首先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悲剧性。这个问题在革命观念的发展中始终是一个无声地带，乌托邦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都掩盖或稀释了这一事实。威廉斯指出，按照马克思的革命思想，政治革命应该是普通的人的革命。其革命的目标是要取消劳动，并在消灭阶级的同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然而，“拯救全人类”的思想由于带有解决与秩序的终极色彩，从实践的观点来看，它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是一种革命的乌托邦。当我们将这个目标的虚幻性奉为一个普遍的真理，并孜孜不倦地去实践它时，我们的不屈不挠反而成了自己最为内在的敌人。因此，当我们为了普遍人性而进行革命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已经被置于解放人的悖论中：因为我们革命的对象既不是上帝或无生命的物体，也不是简单的社会制度和形式，而是其他的人。革命的结果必然是有一部分人被剥夺了人性，这与我们进行革命的初衷不一致。从共同人性的角度方面来看，我们的革命必然也会给别人带来了痛苦。例如我们同样会象处置一件物体一样地处置暴君，对他进行以牙还牙的报复，但我们却将这种革命行动与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性错觉。社会主义革命的悲剧性体现的是革命理论对革命经验的忽视以及革命目的与革命手段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其次，威廉斯揭示当前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悲剧性。资产阶级革命的悲剧性体现在两点。一是单方面地否定革命。资产阶级在获得权益之后，他们便默许社会的无序状况，期待受残酷剥削和极度贫困的人们能够随遇而安，不要进行革命。而一旦他们的特权和利益受到威胁，他们便以暴力镇压，并且称自己的革命只是为了防卫，是出于人类和平的需要，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革命霸权。二是欺骗性。利用成千上万的劳苦大众的苦难，打着绝对自由的旗帜，将他们的苦难加工成进行反革命加工和交易的原材料，成千上万的劳苦大众的牺牲在反革命者虚伪的承诺中被悲剧性地置换成了政治的替罪羊。由于缺乏理论的提升，他们看不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虚伪性，而威廉斯站在底层人民的立场，揭露出资产阶级革命中人民大众作为政治替罪羊的悲剧必然性。威廉斯认为，这样的革命结果只能导致革命目标的抽象化，并且将革命目标置于真实的人之上，它的视角必定是悲剧性的。我们必须将革命看成一个完整的行动，认识到结束发生异化的努力也可能会产生出新的自身的异化，革命中的我们也会不自觉地成为别人的敌人，从而以最痛苦的方式肯定了极度无序的存在。只有从革命与悲剧的关系，我们才能看到和正确理解革命悲剧的必然性，认识到革命的悲剧性行动不是为了“肯定无序状况，而是无序状况带来的经验、认识及其解决”。
而认识到革命的悲剧性，还只是现实生活中持续不断的斗争的起点。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揭示悲剧冲突的历史根由和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念，使得以往悲剧理论产生了质的飞跃，从而使悲剧跳离了作为哲学观念的形式，而与历史现实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同时也使悲剧观念有了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