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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需要坚持协同创新的方法论和基本要求，这种方法论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必须奉行多主体协同、多学科交叉渗透、多要素综合共进等。同时，要明确协同创新的指导原则、加强多学科协同科研、整合丰富的社会学术资源、价值资源和实践资源，注意理论建设、制度构建和行为方式再造的整体性，调适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两者的协同共进等基本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需要大视野和大格局，超越原先封闭、单一、守成的态势，就一定要以协同创新的精神来引领学科建设，并且在学科建设中始终坚持协同创新的方法论和基本要求。
作为一种复杂的新型组织方式，“协同创新”是指围绕着自主创新三大形态（即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统领下的具体创新目标，由多主体、多学科、多要素、多方位、多层面共同协作、相互契合、共同努力的组织行为及其方式。在这种组织行为和组织方式中，各种资源和要素有效汇聚，通过架构新的组织形态、制度体系和行为方式，突破原有主体间的学科壁垒和行政边界，充分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制度、组织”等要素的活力而实现深度有机合作基础上的创新目标，其本质上属于一种管理创新。
要看到，一方面，协同创新这种组织行为和组织方式渗透或浸润着一定的理念，这些理念主要有：（1）整体性，即协同创新是一个生态活动系统，它是各种要素的有机集合而不是简单相加，其存在的方式和目标功能都表现出统一的整体性；（2）动态性，即协同创新系统是不断动态变化的，这种变化是呈多样化特征的，它并不是原先组织要素或主体的原有功能的简单复制或机械叠加，而是主体间新关系形态和新功能的融会生成；（3）开放性，即某一具体的协同创新组织方式和体系一经形成，并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不断与外界发生着价值、信息、能量的交流，并且不断从各种新的外界刺激中汲取资源，并且正因为开放性，真正决定着体系的活力和创造力；（4）创新性，即协同创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致某种创新，这种创新不是由单一主体单独行动所促成，而是由若干主体共同努力、协同配合而导致，这种创新的结果（无论是理论、技术、产品、服务等）是独特新颖的，而这种组织方式或行为方式也是独特创新的。
另一方面，创新协同的实际运作又总是体现出某些方法论要求，它们主要是：（1）多主体协同，即为了解决研究目标，必须实现多主体之间的联手，最具体的组织样态就是大学、科研机构、政府、企业、中介机构和用户等诸多主体的大跨度有机整合，仅以其中的大学来说，既有强强联手，又有强特联手，还有中外联手等等。（2）多学科交叉渗透，即为了实现比较重大的综合性创新目标，仅仅凭籍单一学科的努力已经无能为力或勉为其难了，这时就必须实现多学科的联合“作战”。这种科际联合需要打破原先学科间的藩篱，并从原先单一学科的门户之见中超越出来，至少形成大学科甚至跨学科的意境。（3）多要素综合，即协同创新的成果不再像以前的创新成果在形态上表现得比较单一，如知识创新就是知识本身的创新，技术创新也就是指技术方面的创新，等等。而协同创新常常指复合性创新或综合性创新，即在某个创新中同时包含着知识、技术、管理、制度等多种要素的集成创新。就创新类型看，协同创新也不单单指某一原始创新、或某一集成创新、或某一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而是同时集合着三种创新形态的综合性创新类型。更具体地看，协同创新中的“多要素综合”既指知识、理论、技术、产品、服务、管理等方面的内容集成，也指价值、制度、政策、组织形态和组织方式等要素的合成，还可以指理论观念系统和实践系统两大的协同共进。
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问题，反映在学科建设特征上，主要有闭锁性：单一重复性、缺乏丰富多样性等。这些不足只能通过协同创新和管理创新才能有效克服。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协同创新的指导原则
要看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的协同创新，不是协同诸方或众多要素之间职能角色的平分均摊，也不是它们份额的等量齐观，而是存在着主要和次要、主导与配合、关键与辅件等不同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中枢，而重心又必须始终坚守在思政学科的内涵建设之上。也就是说，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协同创新，是为了充分借鉴其他学科的资源（包括人才资源、理论资源、方法论资源、政治价值资源、组织资源等）来丰富本学科的内涵建设，而不是“代耕”其他学科的“田地”，更不是转移学科注意力和学术发展的重心，当然也不是仅仅关注学科的规模、硬件等外延扩展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方面，我们尤其要重视以下要求：
首先，坚持个别性、特殊性和普遍性三者结合的运作范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针对有人提出人的思维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无法认知无限的东西的见解时，他指出：“事实上，一切真实的、穷尽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的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立起来。然而普遍性的形式是自我终结的形式，因而是无限性的形式；它把许多有限的东西综合为一个无限的东西。”
这里无非是指出，人的认识是不断深化发展的，从最初对个别的认知，逐渐扩展到对无数个别中蕴含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进行认知，并在其中凝练和抽象出更大的普遍性；然后在这种普遍性的指导基础上，认识更多的个别之丰富性，而在这样的基础上，又有助于掌握更大范围普遍性之具体表现。人的认识就是在个别——特殊——普遍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不断提升甚至发生质变。在这种过程中，一定要防止隔离三者关系、片面强调某一方面而否定其他方面的倾向，或者如强调个别性与特殊性而否定普遍性，或者如强调普遍性而否定个别性与特殊性。在学科建设方面，我们同样需要正确处理三者的关系。应该看到，学科建设的初期，我们比较重视学科建设的统一要求，从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师资培训、招生要求等多方面协同努力，保证了学科建设的规范性和专业性。随着学科建设规模的扩张，各地各校自主建设的行为日益增多，学科建设的基本规范则强调得少了，似乎更注重学校个别性或区域特殊性，有漠视普遍性的倾向。到今天，我们又走向一种更高层面的普遍性，于是应该重视学术边界的确定、学术规范的建设、专业精神和学术风格的凝练等。
其次，注意学科建设的价值性和有条件论两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者是有条件论者。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问题上，一方面要看到思政学科加强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学科建设的受制约性。在这种过程中，那种急于求成、拔苗助长的心理都是不足取的。要看到，在一定时间段内实现某些方面的跨越性发展是可能的，但要在一切方面和任何时候都实现超常发展是不现实的，指望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就要赶超那些有几百年发展历史的老学科，是一厢情愿的臆想而已。更何况任何学术累积和学术沉淀都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当相应的时间和条件都不具备与不成熟的时候，即便采取赶快车、抢时间、争速度的发展举措，最终还是要功败垂成，甚至浪费大量的各种资源。因此，在学科建设中，需要有审时度势、有效掌握各种机遇和善于调度各种资源的眼界和能力。
最后，正确对待学科研究中的“假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一门经验性学科，它的理论知识是在人们长期社会实践基础上不断总结和凝练而成的。那么，它在自己的理论发展中究竟能否运用假说的方式？恩格斯曾经指出：“只要自然科学运用思维，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一旦被观察到，对同一类的事实的以往的说明方式便不能再用了，从这一刻起，需要使用新的说明方式——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排除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以纯粹的形态形成定律。如果要等待材料去纯化到足以形成定律为止，那就是要在此以前使运用思维的研究停顿下来，而定律因此也就永远不会出现。”
因此，作为经验学科的思政学科，尽管它在发展进程中大量依据经验资源，但在一定实证研究基础上开展理论研究之时，毕竟离不开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假说”。于是，将经验总结和理论“假说”两者绝对对立起来的做法是不足取的。要看到，思政学科研究中不仅需要大量理论假说，更需要有充分的想象力作为提出假说的基础。诚然，作为带有很强意识形态属性的思政学科，它在运用理论假说的时候，会碰到一些其他学科不曾碰到的难题，如在证实方面的“假说”能够容易被人接受，但在证伪方面的“假说”可能被人怀疑有什么另外的政治动机而遭受白眼等。
（二）加强多学科协同科研
不难看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发展进程中，得到许多学科同仁的提点和帮助，许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学科方法论也直接或间接支撑着思政学科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如哲学、政治学、法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原先比较关注那些实力强大、历史悠久的老学科的理论知识，在今后我们还会继续关注这些学科理论发展前沿的同时，也要及时关心那些在学科交叉、学科渗透基础上形成的新兴的交叉学科，如哲学人类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教育哲学、社会语言学、教育经济学等。我们不仅要注意那些不断涌现、有助于促进思政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新兴交叉学科，而且要善于将自身置于学科交叉之中，善于运用和汲取各种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论，促进自身发展。仅以召开学术研讨会的参与对象来说，我们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打破学科的藩篱，少见由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汇聚起来专门研讨有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的现象。而现代社会中有许多重大问题都是综合性的，需要汇集多学科的力量才能真正解读清楚，如意识形态工作的生动性和有效性，大数据时代的思想信息方面的数据挖掘和处理，形成社会共识的难点分析，等等。
（三）整合丰富的社会学术资源、价值资源和实践资源
第一，增强校际联系。这里所谓的校际联系，首先是指高校之间的协同联系，其次指高校与相关级别的党校、三大干部学校之间、高校与军队院校之间、高校和相关级别的青年政治学院（或称青年管理学院，俗称团校）之间的协同努力。需要看到，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高校、党校、军队院校、干部学院以及有关青年政治学院各有不同的研究优势，一般看来，高校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党校与干部学校则在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军队院校在传承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新路、开展青年军人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有极大的优势，团校则在青少年思想教育方面有不可替代的影响。但它们可能各自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需要进行协同创新。如果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高校的研究人员还跟团系统的研究人员在青少年研究特别是“青年学”研究方面还有协同努力的话，进入新世纪以来，他们之间的协同联手已经没有制度形态的方式了，仅仅是一些少数人员之间的科研联手。至于高校与相关党校，两方面的协同共进一直缺乏制度支撑。因此需要考虑建设一些加强相互协作的制度，最起码能经常召开交流科研信息的研讨会。近几年，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研究人员已经主动跟有关高校的研究人员进行协同研究，如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就注意邀请地方高校专家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导论坛、举办有关理论研讨会等，取得初步的协同效应。第二，增强校企联系。高校与企业之间的联系也同样存在一定的问题。不难看到，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曾经是我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领域的重阵，随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转型发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体制的变化（如大政工格局的推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包容量越来越大，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和企业文化建设的研究任务日益繁重，形势发展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力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日益凸显。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和解决困境，迫切需要企业跟高校、党校等实现协同共进，更多利用“外脑”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和企业文化建设研究，使企业不断开阔新视野，也是高校和党校必须关注的新领域。由于高校和党校多年来对企业发展的情况并不熟悉，因此这种协同创新需要先行创造一些条件，克服一定的开局困难，然后才能走上正轨。第三，丰富高校与党政机构中相关职能部门的协同性。这种协同性主要表现在培养人才和遴选社会重大课题开展研究两大方面。人才培养方面，面对着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客观形势，社会需要大量从事精神生产和文化经营、文化策划、文化管理乃至跨文化管理的专门人才，也需要大量从事传播研究和宣传实务工作的专业人才。而高校多年来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基本上满足了高校自身开设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和研究的需要，对如何满足社会各方对相关人才需求的问题关注不够。因此，为了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设置更好为社会服务，高校的思政学科必须及时了解和掌握社会对相关人才需求的信息和培养要求，才能有针对性地服务社会。而社会党政有关机构，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大局出发，能够及时掌握社会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状况并提出相应的人才培养规划，双方的协同势在必行。在科研方面，高校的历来优势是注重理论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而党政机构的关注重心往往是解决重大和关键的实务问题，更多侧重于政策和对策研究，于是高校与党政有关机构的协同，有利于双方相互取长补短，既使得高校的研究具有现实针对性，又使党政有关机构的对策研究更具理论基础。第四，增强学校和社会（社区）的联系。许多发达国家的高等学校与所在社区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把自身看作是社区的一个成员。我们的高校则没有这样的传统，但近年来已有跟社区发展越来越多联系的尝试，这种加强与社区联系的尝试，不仅有助于学生丰富和增加社会实践的渠道和机会，而且有助于增强学校的社会责任感，拓展学校文化交融和先进文化的辐射范围，并且有利于社区支持学校的多方面发展。诚然，高校与社区的协同不仅仅表现在城市社区方面，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拓展与农村社区的协同联系，使高校在促进城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注意理论建设、制度构建、政策生成和行为方式再造等诸要素的有机协调和整体合成
应该看到，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从操作领域来看，存在着科学研究、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活动、学生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对外联系和学术交往等有所区别的诸多方面，它们应该是一个协同共进的整体。另一方面，从建设要素看，又存在着人力、价值、制度、政策、组织形态和组织方式、行为规范和行为方式等丰富的资源，它们也是一个协同共进的关系。但相比较而言，我们原先对第一方面的协同关系比较重视，尽管诸工作领域之间的关系有时也并不协调平衡，但仿佛开门七件事总要齐备、否则就不能开张一样，总体上大家对第一方面的关系处理是有度的。但在第二方面诸要素的关系处置上，我们的疏漏可能就比较明显。常常表现为比较注重教育内容本身的诠释、工作举措的构想、具体教育活动的设计，以及即兴的评比表彰等，而对保障其中那些行之有效的工作举措和活动仪式能够持续生存的政策形成和相应的制度建设则比较乏力。我们需要深入探究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理论观念形态（即表征观念体系和价值彰显活动的一套形态）与制度建构、政策保障、活动仪式确立等体制性形态两者的交互作用关系，更好促成这些要素的协同共进，使之产生良好的实践效应。通俗地讲，仅仅是好理念，缺乏好制度或好的行为方式的支撑，或者仅有好理念和好制度的保证，却没有好的行为方式的实践，那么就仿佛“穿新鞋，走老路”一样。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和大量教育活动的开展，应该是科学的理念、良好的制度安排、合理的行为规则及活动秩序等诸多要素的最优有机配置，才能真实体现出教育有效性和活动魅力。当然，这种合理配置应该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实践和逐步明确的进程。至少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在大量情况下是一种试误学习过程。
在制度建设方面，还要注意不断提升制度形态的层次，如注意将群体性制度提升为地方性制度，或者将地方性制度上升为国家制度；在政策建设上注意整体政策和具体政策、长期性政策和阶段性政策、鼓励性政策和约束性政策等的相互协调契合；在行为方式方面，善于将他律性行为方式转变为自律性行为方式，或者将规范性行为方式转变为德性式行为方式，等等。
（五）调适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两者的协同共进
第一，一方面要善于将学科的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实务工作的指导理论，或者转化为一定的体制与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又要善于及时总结实务工作的宝贵经验，使之凝练抽象出理论知识，并实现主客观两者的有机融通。
第二，紧紧围绕思政学科建设的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及时解决学科建设所面临的困难和障碍。这些困难和障碍目前普遍存在于科学研究、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编写、学生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如在学科研究方面，有许多重大课题无法由单一学科努力所能奏效，必须由多学科协同努力才能取得明显进展，诸如如何增强社会意识形态再生产思想和价值的能力、如何最大程度上形成社会共识、意识形态掌控能力如何不断“现代化”、政治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如何进行、政治认同乃至文化认同的实现问题，等等。从本学科的课程建设和教学活动方面看，也同样存在着协同创新的问题。如课程建设方面，不同学科存在着不同的问题，有些学科目前存在着核心课程碎片化、教学内容随意化、教学管理自由化等毛病，而本学科在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可能表现为核心课程格式化、教学内容单调化、教学管理机械化等。在教学活动的组织方面，本学科的许多课程都面临着实践性教学的挑战，等等。
第三，既要看到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又要认识意识形态作用的有限性。尤其是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时，往往考虑到这个学科的政治属性与当前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一致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特别要警惕，如果盲目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就可能导致学科建设产生不切实际的目标构想和实际举措。当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已经尖锐地批驳了“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的唯心史观，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即“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并进一步强调：“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
在今天，我们在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同时，既要防止祛意识形态化的思潮作祟，又要防止泛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以为抓住了意识形态工作就可以代替其他一切工作，如经济工作和民生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等，那是不现实的。要看到，我们原先的政治优势是善于抓观念领域或意识形态工作。在今天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的政治优势还会继续发挥作用，但可能作用基础和作用方式将发生变化。我们不能不预估一些新问题和新情况。需要看到，根据木桶理论中盛水高度不由其中最高的长板所决定，而由最低的短板所决定的状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必须尽可能警觉那些“短板”，其中我们的制度建设能力不足是客观存在的，即便有了好的制度，我们的制度运作能力或履职能力也有待大大提升。至于传统意义上具有优势的意识形态掌控能力，实际上也有不断“现代化”的巨大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