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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是立足于中国语境，坚守意识形态，通过跨文化比较，探究不同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异质性及普遍规律性的研究，是世界视野和中国语境的有机统一。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拥有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和有利的现实条件，对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学科建设影响力和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需要明确学术主题，聚焦价值、知识和策略三方面内容，构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问题为导向、多学科交叉的方法范式。
“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 Studies或Cross-Cultural Research）是通过探究不同文化间的异同及成因以把握人类文化共识及发展规律的方法。20 世纪后期，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跨文化研究应运成潮，成为哲学社会科学中最富生命力和开拓性的理论增长点之一。然而，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来说，近年来虽不乏学者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属性、文化品格、文化价值等问题，甚至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学范式
。但是却没有以跨文化为研究主题，而只是将之作为一种研究背景（“多元文化”）、理论视角（“跨文化视野”）、实践问题（“跨文化交往或交际”）散见于个别论著文章之中。从学科布局来看，如何超越简单的介绍、交流和综述，使跨文化研究不仅从原来的一个学术热点发展到学科领域，而且建构一种能穿透不同文化困扰，捕捉时代主题，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实现学科意义上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更具现实价值。本文通过探究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内在规定、学术主题和方法范式，以期抛砖引玉，引发更多专家学者对这一命题的关注和研究。
内在规定是事物质的规定性，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根本依据，及其在与他事物的关联中所表现出的属性或特征。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内在规定，就是要把握这项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的本质属性及不同文化的内在本质差异，这项研究的价值意义，以及这项研究的合法性和可能性，从而破解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是什么”“为什么”“能不能”等问题，为学术主题确立及方法范式选择奠定理论前提。
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本质上是基于一定的意识形态立场，通过跨文化的比较，探究不同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异质性及普遍规律性问题的研究。该研究立足于对中国发展的深刻把握、对时代主题的深刻理解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在穿透不同文化异质中捕捉时代精神、发现价值活力，进而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提供有益借鉴。首先，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区别于其他跨文化研究的学科属性。许多学科的跨文化研究常受到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思潮的影响，或强调从客观中立的文化原则出发探究人类社会复杂现象背后的文化成因，或强调从全人类的生存和福利出发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集团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文化立场，树立地球公民甚至宇宙公民的身份自觉。这两种主张虽然在研究旨趣、方法进路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其背后都隐含着“去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倾向。与这些学科不同，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因为意识形态性特别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本性质规范
，无视或削弱这种性质就会使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成为失去学科依托的“无根之物”，也难以彰显其应有的中国特色和学科特质。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任何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为巩固自己的思想统治所采取的“思想生产和分配”的重要途径。对这些途径进行跨文化研究必然要涉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在此情况下，采取所谓的“价值中立”“人类主义”立场，无疑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理的。第二，综合性是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区别于其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知识属性。知识属性是区别不同研究的重要依据。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其他研究侧重同一文化框架内学科间综合、理论实践综合、历史现实综合不同，跨文化研究需要更大的综合视角和更高的综合能力，更加侧重不同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综合研究。表现在知识属性上就是“经验分析”“历史阐释”“批判导向”的有机统一
。作为“经验分析”性知识，它是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有益经验的归纳总结；作为“历史阐释”性知识，它是要从不同文化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历史传统出发，努力获得可以观测评估不同民族、国家、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带有普遍解释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作为“批判导向”性知识，它是基于研究主体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利用他者经验和普遍规律反思和促进本民族、国家和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第三，人文性是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区别于其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方法属性。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可大致分为翻译引介、具象对比、文化透视三种类型。其中文化透视是在翻译引介和具象对比基础上形成的特殊类型。这种类型虽然仍需翻译引介、具象对比为之提供思想资源，但是更加强调通过实地参与观察、全面考察等方法，深入不同文化境遇之中，把握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特质及形成发展规律，由此所产生的成果也更具世界视野的广泛性和中国语境的深刻性。
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对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学科建设影响力和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是影响和决定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传统、理论品格和实践样态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反过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可以从学科意义上自觉建构具有世界视野和中国语境的学术话语体系，其文化活力在于既浸透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又以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张力兼具着世界视野。而“跨文化研究将成为 21 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哪种传统文化最能自觉地推动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和整合，这种文化将会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深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可以为中华文化自省、自信、自觉提供必要的世界视野，为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对话交流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同时，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而言，跨文化研究也能够以广阔的视野把握学科建设的时代定位，以交叉的相互验证透视学科建设的质量及突出问题，以主位与客位的有机融合增进学科在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此外，跨文化研究目前虽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但却尚未形成举世公认的学术中心或代表人物。这种情况在客观上保证了各国在这一领域中的交流创新，也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意义重大，那它是否可能呢？这一问题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不同文化间思想政治教育有没有可比性？二是当前我们是否具有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基础和条件？就前者来看，形成于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虽然拥有不同的名称指谓、学术语境、理论基础和实践形态，但它们在满足人的思想认识、思想关系、精神追求的需要，并体现和发展人的实践方式上，拥有相通的生存根源，遵循普遍的发展规律
。这种产生和需要的必然性与普遍性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合法性。此外，现代社会生活的杂糅性也需要进行跨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因为无论是文化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归根结底都是由社会生活决定的；而伴随“民族历史成为世界历史”“民族交往变成世界交往”，人们的全部社会生活不再是纯而又纯的民族区域化的形态，而是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杂糅状态。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在现代社会“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在此情况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就后者来看，中华文化向来具有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优秀品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是这种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也有利于提高它走向世界的能力，更为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对于中国现实而言，十八大报告指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此“文化走出去”目前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且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不断升温，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发展迅猛，这些都为跨文化研究做好了充分准备。
学术主题是内在规定在研究内容上的具体体现。形成学术主题是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明确研究内容、淬炼研究方向、选择研究方法、凝聚研究共识的前提基础。
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学术主题，应坚持中国立场，彰显时代特征，拓展学科视野。（1）坚持中国立场就是要基于中国价值、中国问题来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学术主题。跨文化研究的目的不是要将自我同化到他者之中，而是要通过与他者的交叉比较确证自我、反思自我、发展自我，进而促进他者与自我的在不同文化场域中的各自发展。况且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与其说理论观点的不同，倒不如说是利益诉求和价值立场上的对立、差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不能搞普遍主义和调和主义，而应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立场，将彰显中国价值、解决中国问题、立足中国的实践语境当作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核心主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着力破解现阶段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真问题、大问题、新问题。当然，坚持中国立场也不是要搞文化自我中心主义，走文化部落主义的道路，而是要在跨文化研究中切实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避免陷入文化殖民主义的怪圈。（2）彰显时代特征就是要探寻开放环境、信息社会、多元文化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难题的破解之道。当前人类面临着文化身份焦虑、民族国家认同、生态危机加剧等一系列带有全球性和现代性的问题。谁能够率先有效地破解这些问题，谁就可以占领世界思想文化的制高点。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不少学者开始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认为它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也有学者提出“就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来说，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机遇以自己的理论创造，以大国思维的国际视野，去挥发中国的世界性影响作用”。
在此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也应该将破解全球性、现代性难题当作自己的学术主题。（3）拓展学科视野就是要在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内在规定、学术要求、文化理性的前提下，以问题为导向，瞄准跨文化研究的前沿，将其他学科跨文化研究中与思想政治教育通约的命题纳入自己的学术主题。跨文化研究本身就带有跨学科性质，因为同一问题在不同国家往往从属于不同学科，不吸收其他学科资源就难以实现与他者文化的有效对话。况且同一问题在不同学科有时也有不同表现，不拓展学科视野就难以准确把握问题全貌。比如跨文化心理学中的价值观问题、跨文化历史学中的现代认同问题、跨文化社会学中的诚信团结和意义建构问题等，都应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重要主题。
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学术主题，应聚焦价值、知识、策略三个方面内容。无论在哪种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基于一定的价值理念，以知识体系为指导，通过制度、方法、载体、渠道等实践策略，将具化为知识板块的价值理念转化为教育对象内在的认识自觉和外在的行为规范。可见，价值、知识、策略是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要素。其中，价值是核心，表征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目的及方向；知识是中介，承载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诉求；策略是手段，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由理念形态转化成实践形态。而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就是要透视把握不同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知识和策略的异同。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应着重锁定价值、知识、策略三个方面内容。具体来说，以价值为主题进行学术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同类价值理念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具体含义及其差异，同类价值理念差异性产生的文化根源，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念的差异及其文化成因等问题。比如，针对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跨文化研究就应该着力探讨我们所说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理念与西方国家同一名称价值理念之间的异同，既要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角度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源，也要从宗教传统、资本逻辑等角度讲清楚西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源，特别是要分析普世价值论的危险本质及其在西方经久不衰的文化成因。以知识为主题进行学术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不同文化背景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指导思想的知识体系的异同及其文化成因，不同文化背景下作为价值理念具化的知识板块的异同及其文化成因，以及他者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知识板块的构成方式及其历史演变的文化成因。相较于前两者，以策略为主题进行学术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也较容易进行跨文化的交叉对比，主要包括制度设计、组织管理、课程体系、方法载体等问题。与前文所说的具象对比不同，跨文化研究侧重的是探究隐藏在这些具体策略背后的文化根源，把握文化因素对具体策略的深层规制作用。
“范式本质上是反映和描述特定学科推进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模型，”
由学科性质和研究的内在规定所决定，围绕研究的主题而展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应该采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问题为导向、多学科交叉的方法范式。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构成的统一整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关键是运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文化相互关系的普遍性规律，以及不同民族、国家、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与其文化之间的特殊性差异；运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原理，探讨自然、历史、经济等因素对不同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差异性和相近性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文化能动作用的实现规律；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原理，探讨经济运行方式、发展水平以及国家性质、重大决策对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文化相互间关系的重要影响。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关键是要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出发，运用剩余价值规律，探讨资本的文化逻辑对西方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文化的钳制作用，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策略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之间的相互关系。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关键是要运用“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原理，探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光明前景及阶段性任务，以及二者之间相互作用、协同并进的内在规律。
以问题为导向，就是要围绕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学术瓶颈选择相应的研究方法。因果关系和对等性是跨文化研究普遍面临的突出难题，前者的困难在于如何排除混淆变量对推论结果的解释，后者的困难在于把握相同命题在不同文化中的意义指向。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也不例外。从因果关系来看，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可能将会面临因果推论效度难题。亦即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者所选择的样本之间除了文化差异之外，还可能存在其他方面的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才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方面存在的不同。比如文化传统与公民思想政治素质就不总是呈现正相关关系；按照理论上的因果推论，威权式文化传统会造成依附服从性的公民，民主式文化传统则会造成独立自主性公民；但是在实践中，教育者的自身素质、教育对象的个性品质或生活经历都会直接影响公民的思想政治素质，而这些就难以归因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上。破解这一难题可以采取汇聚归纳的方法，通过多重情景汇聚、多重方法汇聚、多重预测汇聚和排他汇聚（Leung，van de Vijver，2008），来增强因果推论的科学性，弥补跨文化研究的缺憾。从学术研究对等性来看，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可能将面临概念定义不对等和操作不对等的难题。比如，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与国外哪种概念相对等？这种对等是完全对等，还是局部对等？再如前文所说的价值理念在国外又是作何理解？这种理解与我们的理解是否思维对等？如不对等，又该如何把握二者的可比性？对于这些问题可以采取结构主义的方法和文化平衡的方式。前者是要通过分析同一概念的结构维度，探讨各个维度及其构成方式在不同文化中是否一致；或者是探讨这个概念与其他概念的相互关系在不同文化中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后者是要从不同文化角度进行概念分析和研究设计，而不是以某个文化为主导，从而保证概念的内涵及外延普遍适用性。
多学科交叉，就是要积极吸收借鉴其他学科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资源。如前述，跨文化研究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质，这就决定了其方法范式必然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对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来说，应该积极吸收哲学解释学的视域融合方法，保持自我文化视角与他者文化视角之间的适当张力，超越两种之间的差异性紧张，在坚持意识形态立场、立足中国语境的前提下寻求视域融合的更大角度。应考虑吸收借鉴跨文化人类学的实地参与观察法，让研究者作为参与者也作为观察者的身份深入到他者文化的内部去观察和使用这种文化，从而获得对其他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类型及文化特质的切身体验和深刻理解。应该积极吸收借鉴跨文化语言学、跨文化建筑学、跨文化历史学所采用的类型学方法，按照“家族相似”的原则对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概念、命题和问题进行归纳抽象，形成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元概念、元命题和元问题，然后再将这些“元”单位进行细化量化，以把握这些单位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具体形态。
诚然，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范式不止上述这些，应该还包括其他许多方法。更何况就整个跨文化研究而言，方法研究都是公认的焦点和难点，且当前还处于幼年期
。所以在这方面仍存在很大研究空间，需要付出更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