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论粹》

一、岭南文学概述

岭南位于南疆边陲的南海之滨，面朝大海，偏于一隅。这块古称‘南蛮’的边地，山川灵秀，土地富饶，民情豁达，远通海外。这里的自然景物、民俗风情、宗教神话和文化传统，构成了岭南文学独特的神韵与艺术色彩，为岭南海洋文学提供了新奇、独特的视域，亦对岭南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与作品的内容、题材、风格、表现手法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论及南北书法之别时道：“秀逸摇曳，含蓄潇洒，南派之所长也。《兰亭》、《洛神》、《淳化阁帖》等为其代表。盖虽雕虫小技，而与其社会之人物风气，皆一一相肖有如此者，不亦奇哉？……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一不与地理有密切关系。”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岭南文学的特质不无裨益。他在论及南北文学之差异时说：“逢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膳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影响特甚焉。自后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迹走天下，其界亦浸微矣。”

岭南文学的语言符号、形象符号、选择标准与评判尺度与其文化背景相关连，其文学风格的养育与生成，渐次被打上地域文化的烙印。蕴藉有度，收放纡缓。“流离播越，闻见已多”之北齐颜之推云：“南方水土和柔，其音轻举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语。”岭南的人文景观、历史沿习、时世烙印等，亦无不显现于岭南作家作品之中，它作为对本土文化的艺术表述而存在着，带有鲜明的岭南文化印记。

纵观古往今来的岭南文学：海洋小说、诗歌、戏曲、音乐、美术与书法文化，皆无不凸显出岭南“言语异，风习异，性质异”，有“独立之思，进取之志。”的地域文化特征。“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风波无所苦，还作鲸鹏游。”呈现出文人高雅闲适散淡的艺术心态，它以雅俗兼具的审美姿态，关注世事，面对人生。

古代岭南自先秦至北宋这一千多年，虽被视为“蛮荒之地”，是“迁徙、贬谪、流放”的“穷乡僻壤”，但文学却因而得福，韩愈被贬到潮州不足一年，其影响却是颇为深远的。这些文學大师遭到流放“烟瘴之地”的处分，在他们的生涯中自是悲剧的一幕，但对岭南文化的交流和促进，却是功不可没。韩愈、苏轼等，因为政治的潦倒失意而被放逐岭南，他们在岭南创作了大量诗文，其中如韩愈的《海水》、《学诸进士作精卫衔石填海》。贾岛的《寄韩潮州愈》。苏轼的《浴日亭》、《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儋耳》、《登州海市》、《澄迈驿通潮阁二首》等，为岭南文学增添了异彩。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苏轼表达了对“南荒”之地的深情：“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唐代张说，亦曾被贬谪到端州（今广东肇庆）。其诗《入海》，借海洋的茫混状抒发了内心的郁郁不平：“称桴入南海，海旷不可临。茫茫失方面，混混如凝阴。云山相出没，天地互浮沉。万里无涯际，云何测广深。潮波自盈缩，安得会虚心”。《端州别高六戬》詩中，张说叹曰：“南海风潮壮，西江瘴疠多”。端州位於肇庆，粤西与珠江三角洲汇处。詩人的離別之情與“瘴疠”之憂融合，移情於景，情景交融。

唐代詩人卢纶《夜中得循州赵司马侍郎书因寄回使》：“瘴海寄双鱼，中宵达我居。两行灯下泪，一纸岭南书。地说炎蒸极，人称老病余，殷勤报贾傅，莫共酒杯疏。”循州赵司马侍郎赵纵，大历中期任户部侍郎、判度支，掌管国家的钱粮财政，声势十分显赫。建中三年贬循州司马，循州（今广东惠州）。卢纶和赵纵都是河东人，交谊很深。循州当时不仅远离京都，而且被目为瘴疠之乡。故寄“双鱼”，（书信）给卢纶。“两行灯下泪，一纸岭南书”，激起了诗人感情的波澜，以至泪下涟涟。“地说炎蒸极，人称老病余”，友人的处境、痛苦、绝望，皆暴露无遗。诗人对赵纵的同情是很真诚的，但却爱莫能助，只能诚恳地劝他饮酒自娱，好自为之，不要为那些无能为力的事情扰乱内心的平静。

唐开宗丞相李德裕在宣宗时党争失利，故以其詩《谪岭南道中作》，借贬谪途中所见之岭南风情物景抒发其愤懑：“岭水争分路转迷，恍榄椰叶暗蛮溪。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五月畲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初唐被誉为“岭南第一人”的诗人张九龄，其时有“当年唐室无双士，自古南天第一人”之美称，所作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膾炙人口，傳誦千古。在李林甫、牛仙客执政后，张九龄曾遭馋贬为荆州刺史。大约于玄宗开元二十四年，作有《感遇》诗十二首，其中《感遇》之四。是一首寓言诗，寄慨遥深。诗以“孤鸿”自喻其晚年的落拓处境。抒发其孤鸿之志。他不思归返大海，亦不愿留连池潢，而欲没于苍茫无际的太空之中。诗人假托孤鸿劝告政敌“矫矫珍慕巅，得无金丸惧？”显现出劲炼质朴的诗风。

与张九龄同样出生岭南，同为韶州人的显赫重臣余靖，被称之为“岭南第二人”。清代《粤东诗海》将张九龄与余靖誉为“岭南二诗宗”。余诗“清峻傲兀”。欧阳修谓余“自小博学强记”。他经史子集，无所不读，涉猎广泛，学识渊博。他详细考察了浙江、江苏、广东等地的潮汐变化，写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篇海洋学论著《海潮图序》，从海上潮汐的成因，至潮汐运动的规律，均作了科学的论述。他指出，潮之涨落，海非增减，盖月之所临，则之往从之。宋史余靖传称：“（靖）为广州帅十年，不载南海一物，声望蔚然，皆以清廉称之”。明宏治年间韶州知府钱镛，在开平建“风采楼”以纪念余靖。“风采楼”三字，柔韧苍劲，系岭南明代哲学家、书法家陈白沙所书。楼上楹联，概括余靖一生功绩：“风采冠一时，立德立功，勋业巍巍，庙食应留茭荻嘴；声威震南韶，有为有守，大名鼎鼎，讴歌奚祗曲江头。”

余靖晚年游于山幽水秀之境，饱览风光旖旎之景，多有寄情山水之篇什，如《送海琳游南海》：“触目尽尘累，如师真不群。圆明水中月，去住岭头云。意为乘风快，名应过海闻。翛然此高迹，世纲慢纷纷。”

宋王安中，官至尚书右丞，晚年被贬流寓嶺南象州数年。王安中擅长作诗和骈文，在当时颇受推崇，后世纪晓岚称之为“南北宋间佳手”。其于被贬潮阳途中的诗作《潮阳道中》，描述了粤东潮阳熬海盐、割稻穗的盛况；“火轮升处路初分，雷鼓翻潮脚底闻。万灶晨烟熬白雪，一川秋穗割黄云”。诗中对韩愈贬潮期间，驱逐为害之鳄鱼的政绩倍加赞赏：“岭茅已远无深瘴，溪鳄方逃畏旧文”。

岭南诗派发轫于唐宋，历时六百余年而不衰。元末明初，被推为“岭南明诗之首”的孙蕡（1337~1393），即曾参与编辑《洪武正韵》。《明史·孙蕡传》赞其“诗文援笔立就，词采灿然”，有“不让唐人”之誉，并被尊为“岭南诗派之始”。他与黄佐、赵介、李德、黄哲五诗人创建了岭南最早的诗社“南园诗社”。

号为“粤中韩愈”的黄佐（1489~1566），《粤东诗海》称其诗“体貌雄阔，思意深醇。旗鼓振发，郡英竟从。一时词人，如南园后五先生，皆出其门，粤诗大作”。黄佐一生著述甚丰，计有《论学书》、《乐曲》、《广东通志》等260多卷以及诗文集《泰泉集》60卷等。朱彝尊评赞：“岭南诗派，文俗（黄佐谥号）实为领袖，功不可泯”。

明代中原诗坛沉寂之时，岭南诗坛却是一片群星灿烂的景象。嘉靖年间，欧大任、吴旦、梁有誉、黎民表、李时行五人重建南园诗社。他们师从黄佐，风格刚健雄直，注重反映社会现实。清人檀萃评曰：“岭南称诗，曲江而后，莫盛于南园；南园前后十先生，而后五先生为尤盛”。崇祯年间，又有陈子壮、黎遂球等合称‘南国十二子’。陈遇夫《岭海诗见序》称：“有明三百年，吾粤诗最盛，比于中州，殆过之无不及者”。

清王士禛《池北偶谈》稱：“予尝语程职方云：君乡东粤，人才最盛，正以僻在岭海，不为中原江左习气熏染，故尚存古风耳。”僻处岭海一隅的岭南海洋文学多表现出山川正气，地方流韵，格调本色自然的慷慨豪迈。时称“岭南三大家”的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即为此类诗风代表。屈诗慷慨豪迈，陈诗郁勃沉雄，梁诗劲道刚健。

陈恭尹（1631~1700）字元孝，初号半峰，晚号独漉子，又号罗浮布衣，广东顺德人，其父亲陈邦彦是明末抗清殉难的著名“广东三忠”之一。清顺治四年，陈邦彦起兵抗清，兵败被执，全家遇害，仅得恭尹一人逃脱。自此之后，恭尹怀着满腔的国仇家恨隐遁江湖，图谋恢复。其号“独漉子”，取自古乐府：“独漉独漉，水深泥触……父冤不报，欲活何为。”有《独漉堂集》，留下了不少与王煐等人酬唱的作品，诗文各十五卷，词一卷。

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广东番禺人。少年时受业于曾起莘（天然和尚）和陈邦彦，学问宏博，立志高远。顺治四年陈邦彦起兵抗清，年方十八的屈大均积极参予其事，事败后从天然和尚削发为僧，法名今种，字一灵。以僧人身份为掩护，奔走四方，联络同志，策动反清复明。

梁佩兰（1629~1705）字芝五，号药亭、柴翁、二楞居士，晚号郁洲，广东南海人，少年时亦从学于陈邦彦，攻读经史百家之学，他聪敏过人，记忆力强，能“日记数千言”。素有才名，潜心治学，一时风雅称盛。梁佩兰每有所作，均被人们争相抄传。梁诗在当时名气极大，名公巨卿、达官贵人，都以获得他的题咏为荣。早年，他曾与一批粤中诗人在广州城西结西园白莲诗社。告假还乡后，又召集一批诗友，在法性寺重开兰湖白莲诗社，由他和屈大均、陈恭尹主持，长期组织诗会，吟咏唱和，交流切磋，扶掖后学。據說客以他事请者，引疾不听闻；持诗文者，则披衣倒屣，讲论不休。此外，梁、屈、陈三人还主持过越台诗社、东皋诗社、探梅诗社等。《清史列传》载：“是时岭海文社数百人，推梁佩兰执牛耳。”

清嘉庆道光年间，诗人辈出，番禺张维屏、香山黄培芳、阳春谭敬昭被称为“粤东三子”。张维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写了一批歌颂粤人反帝斗争的诗篇，格调高昂，语言质朴，有较高的艺术技巧。清朝刘彬华《玉壶山房诗话》评其诗曰：“气体则伉爽高华，意致则沉郁顿挫。”尔后，徐荣、谭莹、陈澧、简朝亮、潘飞声、梁鼎芬等，亦多有感伤时事之作。

近代维新运动与民主革命时期，岭南集结了一批既有思想光彩又不乏创新意识的作家。其中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反映了当时的民族危机和人民苦难。梁启超鼓吹“诗界革命”，倡导“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旧风格含新意境”。辛亥革命时，黄节、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的诗作，洋溢着强烈的革命激情。苏曼殊诗风“清艳明秀”，别具一格，在当时影响甚大。

如果说岭南诗的特点是慷慨、雄直，那么其词作则体现了雅健、清空的特色。南宋崔与之被尊为“粤词之祖”，撰有《菊坡集》。其词豪放雄浑，开创了雅健为宗的岭南词风。

岭南清代词作尤为繁盛。据叶恭绰《全清词钞》不完全统计，岭南词人有140余家。大大超过宋、明等朝。雍正、乾隆年间，张锦芳撰《逃虚阁诗馀》，黎简撰《药烟阁词钞》，黄丹书撰《胡桃斋诗馀》，峻爽豪迈，与江左颓靡之风迥异。嘉庆、道光之际，词家尤伙，如吴荣光、梁信芳、黄位清、梁廷楠、桂文耀等词人的词作均传诵于世。陈澧撰《忆江南馆词》，粹雅清高，备受推崇。张维屏撰《听松庐词钞》，秀隽不凡。谭莹撰《辛夷花馆词》，激昂豪迈。吴兰修撰《桐花阁词钞》，清空婉约。咸丰年间，被尊为“粤东三家”的叶衍兰、沈世良和汪瑔，目睹外敌入侵，朝政腐败，颇多感伤时事之作。他们分别撰有《秋梦庵词钞》，《楞华室词》和《随山馆词》等。

近代岭南重要的诗词代表为倡导“诗界革命”的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黄节、廖仲恺、苏曼殊、朱执信等，他们融会贯通中西思想文化，运用诗词寄托情怀，介入世事。展现了岭南文学直面人生与参预现实的态姿。同样，经历过漫长的磨砺与淘洗后的近代岭南散文，亦回应着政治文化的丰富与新变，得风气之先。

中国海洋小说，最早可遡自《山海经》、《列子》、《神异经》、《博物志》、《搜神记》等。如《海内北经》之“陵渔人面手足鱼身”。《大荒东经》之“东海之渚者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列子》“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风饮露，不食五谷。”《神异经》“西海之外，有鹄国焉。男女皆长十寸。为人自然有礼，好经纶跪拜。其人皆寿三百岁。”上述海洋神话、仙话，表现了人类不自觉的艺术创造力，是后世小说多源共生的重要源头。

岭南海洋小说流传较早的主要有明代冯梦龙的《情史·鬼国母》，与署名“庾岭劳人”之《蜃楼志》等。前者，叙述了建康巨商扬二郎，数贩南海。累资千万。后遇风暴，没于海中，与鬼国之奇遇。两年后，其家人为之招魂，“数年始复本形”之事。《蜃楼志》又名《蜃楼志传倚》，作者署名“庾岭劳人”。共24回，现存嘉庆九年（1804）刻本。故事描写了明嘉靖年间，广州十三行富商苏万魁与其子苏吉士、粤海关监督赫广大、土匪头子摩剌、苏吉士的业师李匠山、义士姚广武等人之间的矛盾和争斗。这是一部讽刺清廷腐朽之作。尽管明朝并未出现粤海关和十三行，仅有广东市舶司与三十六行，故事却以粤海关为人物活动背景，具有浓郁的粤地域色彩。

粤近代海洋題材的小說，主要反映西方文明與傳統文化的交融、碰撞，粵民海外、埠外的移徙和经商之道等。黄小配的《廿载繁华梦》，以广东海关库书周庸佑从发迹到败逃的二十年为题材，是一部描写真人真事之作。王韬的《淞隐漫录》，反映的是上海开埠之后，粤人赴沪经商的题材。粤民到上海，在清前期就不乏其人。乾隆中周硕勋主修的《潮州府志》曰：“妇女妆束，以航海往来苏松间，相仿者多”。随着清代经济发展和粤人经商的敏感，在上海开埠之后，粵人意识到它是“南北仕商往来孔道，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遂热衷于到上海做买卖，及至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沪上粤人激增。《淞隐漫录》是粤人在沪寄居经商的故事。写跟随姑母生活的孤兒蓟素秋，其姑母是粤商的妾，粵商安家在上海，经常到汉口买茶，及至“赭寇南下”（指太平军到江南），粤商又携带他们返回广东。

广东沿海居民，富有冒险精神，在清代，国内至各省，海外往南洋、美洲，多从事商业和做工，像潮州“舶艚船，则运达各省，虽盗贼、风波不惧也”。廣東佛山近代著名小說家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與《劫餘灰》，即是描寫反美華工禁約條約時期之外勞題材，實際上是華工被“買豬仔”運到美國做苦工的悲慘經歷。海運途中，他們遭受到各種非人的待遇。作品批判現實主義的力度較強。同類題材的作品亦如黃小配的《宦海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