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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海洋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江门滨海地区的渔猎文化史可追溯至上古时期南越的土著文化。江门海域宽广、辽阔，海岛岸线曲折，自然地理环境便捷、优越。显示出江门海洋所具有的强大资源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竞争力。如果说江门城市竞争力的核心是经济竞争力，那么，推动其经济竞争力的强大引擎与动力则是海洋经济的发展与腾飞。
目前对江门海洋文化的探索与研究，已引起有识之士的热切关注。江门海洋文化这一课题的研究至今尚停留在不成体系的散简零篇的情况报导，有关海洋文化的专题研究与专著尚付阙如。故而对江门海洋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民俗、宗教文化及其可持续发展课题的研究亟待深入、突破，方可利于江门海洋区域经济文化的整体健康发展。
仔细检阅数十年来的广东海洋文化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其中绝大部分探讨的乃是广州、湛江、港澳地区的海洋文化史。如果研究的目光过于集中，则可能会导致广东海洋文化研究失去应有的学术丰富性与完整性。故江门海洋文化研究之必要不言而喻。
古时新会江门为商业集散地，渡轮来往广州、香港、澳门、肇庆，三埠，及出崖海而至粤海南路。古江门“右扼高、雷、琼、阳、恩、开、宁、鹤各属之要，左控江海之冲，故能与省港鼎立而为大市场”。
江门由于据西江下游水网地带，交通十分便利，早在明末，已成为“千艘如蚁集江滨”的商业集散地。清中叶以后，它与佛山、陈村、石龙又成为广东的商业重镇。因其“有重大战略价值地位”，而为帝国主义者觊觎。
宋朝时期，台山的对外贸易与交往，就已经十分活跃。台山广海（古称溽洲），即为对外贸易与对外交往之关口。宋朝在广海卫塘设置望泊巡检司，对进出溽洲的国内外商船均进行检查。尤其是到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先要在此办理报关手续，然后才能在本地进行贸易。宋人朱彧《萍洲可谈》述曰：“溽洲有望泊巡检司，商船去时至溽洲，少需以诀，然后解去，谓之‘放洋’。还至溽洲，则相庆贺，寨兵有酒肉之馈，并护赴广州”。
元末明初，（1368~1388），江门逐渐形成一个商贸墟集，成为珠江三角洲的一个贸易中心，是西江下游一带的主要商品集散地。
明正德九年（1514），葡萄牙海泊，出现于中国海岸，初抵屯门（今香港新界），未许其登录。公元1517年，葡人以朝贡为名，菲劳特·安特茨偕专使彼勒斯率葡船及马来船各四艘，至上川岛下碇，请求朝贡贸易，获准率船二艘往广州，候上谕谒见。次年，安特茨的兄弟西门特·安特拉续至屯门，擅置呰栅，并发生抢夺财物、掠童之事。正德十五年（1520），御史何鳖上疏，驱逐葡人。西门逃亡出境，菲劳特逐出，最终死于狱中。
明嘉靖元年，葡萄牙专使米罗再来上川岛，遭到袭击。船上人员，几乎全部丧生。同年，第一次中葡战争爆发，葡人以接济使臣的衣物、粮食为名，要求进行朝贡贸易，请以所载货物，如例课税，仍遭明朝昭复拒绝。葡人疎斯利等千余人，悍然武装入侵新会之西草湾（有论者认为“西草”应为“甫草”之误）。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截海拦之，俘获疎斯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获其二舟及洋炮等。
嘉靖十四年（1535），葡人改变其掠夺方式，他们贿赂地方官吏黄庆，黄请于上官，将市舶司自电白移至濠镜。故此，香山的浪白澳逐渐成为葡人聚居贸易之地。两年后，葡人再至上川岛通商，帐搭天幕，构造茅屋为临时商场，贸易完毕之后撤之。此况延至嘉靖三十三年，葡殖民主义者海舶齐集濠镜，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付使汪伯纳贿许之。自是诸澳俱废，葡人的贸易活动，亦集中于澳门一地了。
光绪二十三年，（1897），据《中英西江通商条约》，江门被辟为外轮停泊口岸。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1897 年）中英签署《续议缅甸条约》，附件文曰：“……今彼此言明，将广西梧州府、广东三水县城江根墟开为通商口岸，作为领事馆驻扎处所……并将江门、甘竹滩、肇庆府及德庆洲城外四处，同日开为停泊上下客货物之口。按照长江停泊口岸章程一律办理。”
英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辟商埠，实假自由贸易之名，行经济侵略之实。他们通过不平等条约，规定海关税务司主管须由洋人担任；通过“协定关税”税则，把大部分主要进口货物税率从原来抽百分之十六，减低为值百抽五，减少两倍有奇；内地税也不得加增。此外还规定很多优惠待遇。使得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任人宰割。
根据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英国人民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中国政府对英人“雇人装运行李货物，不得拦阻”等条例。英国船只通行于内河各口岸之间往来贸易，自由地在沿江各处城镇装卸货物，还可以到内地任何地点买卖货物，甚至从事非法活动。中国的领海权和内河航行权遭到了挑衅与破坏。更有甚者，依照一些附加条款，帝国主义者还取得了各种特权，包括“可以在开放口岸自由居住、租赁房屋、购买土地、建筑礼拜堂和医院，可以进入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
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制定与实施，加速了我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议定，江门为对外通商口岸。1904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日，江门北街始设立海关，为广东八大关之一，史称“江门埠”。
文献记载：“（光绪二十八年）八月，辛卯（初四日），商约大臣、尚书吕海寰、侍郎盛宣怀与英国商约大臣马凯，在上海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十六款成。”条约第八款第十二节规定：“中国允愿将下列各地开为通商口岸，……即湖南之长沙、四川之万县、安徽之安庆、广东之惠州及江门”。条约第十款规定：“彼此议定将江门开为通商口岸”。
江门商埠，几经筹备，到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二十一日，正式开埠通商。据陈少白创办的《中国日报》报道：“是日，各国驻省领事均派员到彼致贺。其洋税关事务，即以粤海关副税务司马士暂行摄理。并由粤海关拨出官轮一艘，暂为马君之坐船，先行前往办理一切。现已划地赶建关署。”
此时，江门海关（或称“新关”）亦正式建立。
开埠以来，至 1905 年止，短短二年，江门对外贸易入超甚大。据江门海关1905年的数字记录，每年入口的洋货，大宗的有洋布、洋杂、海味、米面、洋火、洋油、洋糖等，金额达1300万元；而出口的茶叶、烟丝、葵扇、生果等每年仅460万元，比对入超银达800余万元，将近出口金额的两倍。鸦片战争后开辟的江门商埠，虽亦曾带来短暂性的虚假繁荣，但却打上了中国半殖民地的耻辱烙印。
1.1诸夷商舰，番舶辐辏：明人黄淳《厓山志》在描述新会厓山之险扼时，对明代海外通商之盛况亦曾涉猎：“
厓门之外
，
即汪洋巨浸
，
遥望大小螺珠
，
虎眺诸山
，
烟黛数点
，
舟浮期间
，
便有气吞六合之奇
。
东瞰香山
，
西达阳江
，
南通琼崖
，
暨海外
诸夷商舰
，
番舶所辐辏焉
”。
1513年 6 月，葡萄牙人阿尔发莱斯抵达中国沿海岛屿，葡人称此地为Tamao。并在此地竖起一块刻有葡萄牙国王标志的石柱，表示该岛为葡王的领地。称之为“圣约翰岛”，它成为中葡商人交易之地点，乃明代欧洲殖民主义者踏上中国领土并妄图窃据之始。
此后，不断地有葡国殖民者踏上这一岛屿，以之为据点，与中国商人贸易。《梁书·王僧孺传》：“（南海郡）海舶每岁数至。”明正德丙子（1516），葡萄牙人被准许居留川岛，川岛成为了葡人初期的远东商业基地。
这一年，葡萄牙商人费迪南德航海经印度来中国海岸，最先在上川岛的三洲停泊，并上岸陈列货物，与当地人交易。余觐光（1878~1957）《三洲访葡人互市遗迹》记曰：
西风何处入中华，莽莽三洲望眼赊。
疑幻波光成唇市，再寻烟址是渔家。
明正德十二年（1517）当时葡萄牙有四艘商船泊岸，其中两艘在岸上支帐篷、盖房舍、设商场，用香药、犀角、象牙、水晶、白藤等物与台山人交换铜钱、银器、丝绸、陶瓷、茶叶等物，为时二十六年。
1517年，第一个派往中国的葡王使节皮莱斯也是经上川往广州，然后再至北京。但这些葡人并非始终都以安分商人、和平使者的面貌出现，他们在上川建起碉堡，对沿海村镇和过往船只大肆烧杀掳掠。台山人虽热忱欢迎外国商人前来友好贸易，但绝不允许侵略者践踏自己的领土。1521年，葡萄牙侵略者被台山军民紧紧围困在三洲港内，葡人死者日众，无法抵抗，遂放弃部分船只，乘黑夜遁走。台山军民追歼残敌，大获全胜，仅个别葡人漏网，逃回马六甲。
葡人在三洲港还建有教堂和桥梁。1523年，葡人佛朗机入寇五邑广海甫草湾，（邑人）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御敌，生擒其将别都庐·竦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人，获其舰船。
葡萄牙人在福建、浙江曾因走私贸易，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之后，中国私枭遂移舶广州外海的上川岛和浪白澳一带，继续进行走私贸易。当时上川岛北面的广海卫，是中国官府允许番商湾泊的八个海澳之一，此地乃繁荣旺盛的港口，也是中国私枭官吏与海外私商暗中交易的地点。葡萄牙船只经常泊于上川岛北边的三洲环，伺机与中国私枭进行走私贸易。然而，因岛上交通不便，粮食补充不易，风浪较大，距广州又较远，在寻觅到更佳的泊口后，上川岛便很快便被葡萄牙人所遗弃。
1.2新会船业与“葵扇”贸易：新会区的造船历史始于明代。《广东省志》载，“明代新会所造之横江船，可载七八百、一二千石”。“战船可发佛郎机，可掷火球””
明初的新会，“东南滨大海、倭寇出没无常，渔猎其民，民困宁居”。
明景泰三年（1452年）海贼勾结倭寇扰新会。天顺二年（1458年）三月，海贼四百余人焚劫香山千户所。是年十二月，备倭都司同知张通调集大批“广船”，消灭了扰掠新会广海（今属台山）一带的海贼倭寇。张通调集用来抗击倭寇海盗的“广船”，大多数是新会县制造的“横江船”，也称“横江大哨”。还有一种新会制造的战船，叫“尖尾船”。这两种船也被称为“乌船”，或“乌艚”。在这以后的一百余年间，其显威于抗击倭寇的海战中。在南宋最后的两个小朝廷在与元朝水师对抗之中，即拥有“横江船”。
明代时，新会造船业的规模和技术水平，与高州、海口、广州、东莞等造船业中心齐名。民国期间，区内小型造船、修船户分布城乡，就业人数多达2000多人。解放后，新会的造船业先后经历了制造木质船、水泥船、钢质船、汽垫船等几个发展阶段。
广东新会出产的葵扇，艺匠们“缘之以天蚕之丝，嵌之以白鳞之片，柄之以青琅杆之牌，缠之以龙须藤之线，铜钉漆涂，绘画为绚”，成为十分名贵的地方工艺品。“谢（玄）太傅执之，王（导）宰相促之，其价顿贵”。
晋时，世室望族竞尚侈糜，孙秀与石崇斗富，“珊瑚似树，锦幛如云”，“京师器玩不足夸，穷搜海外珍物以继”。郡守为巴结朝中权贵，“竞进奇技淫巧”。
广东新会、斗门、中山、台山、电白等地皆盛产蒲葵，以新会县名最著。素有葵乡之称。
新会处于西北江下游，前临崖海，冲积沙田特多，土地肥沃，较各邑为最。除稻谷外，以蒲葵、柑、橙有名。葵扇、橘皮皆为特产。据文献统计：“道光朝，新会种葵田4.7万亩，产葵扇1.5亿把，会城大小葵店664家，出口欧美等地。年创汇45万两。”
《新会乡土志》载：“《晋书·谢安传》，乡人有罢中宿者，还诣安，安问为资，答曰；‘有葵蒲扇五万’。时间新会尚未置郡，而郡境东南部之蒲葵，已由中宿而输入江左”。
宣统二年（1910），由南洋通商大臣发起，清廷在江宁（今南京）举办“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广东省参加展的工艺品1800多件，获奖产品500多件，其中有广州24层象牙花球和牙舫、织金彩瓷箭壶、羽毛扇、缤华女艺院绣品、新会火画葵扇、顺德黑檀点翠屏风等。获奖产品之多，仅次于江苏省而居各省之亚。
《广东省志》载,1964年，新会技术员余荣基、邓月琼、凌爱娜组成专家组，被派往非洲加纳传授葵编技术。
目前，新会工艺葵扇已入选“中国十大名扇”之一，为“中国知名特产”。
1.3“禁海”、“迁界”阻断海泊：明亡以后，受清廷“禁海令”的影响，广东的商贸自唐时发展起来的对外贸易关系顿时中断，致使生产受到极大挫折。
明末清初，实行严厉的海禁。《新会县志》载：“康熙三年甲辰，复徙滨海居民……于是逼城为界，（新会）遂迁其半，民皆扶老携幼流离载道，……迁民贫者行乞街市，露宿衢道，往往饿死。”逼迁之下，渔民首领李荣、周玉等起来造反，攻入江门，打死官府张可久，起义最后终被清政府镇压。“时海迁贫民，流离失所”，迫使不少人冒险出国谋生。
所谓“迁海”的军事措施，即使沿海居民迁移入内地，以防御来自海上的袭击。“迁海”举措，曾给台山沿海居民带来巨大灾难。历史上，台上地区历经三次迁海：
第一次是明洪武四年，为避免倭寇却掠，尽徙上下川岛居民入内地，以致两岛荒芜。自明初始，由于政府在台山地区的控制力不强，沿海盗贼多，倭寇又开始侵略沿海。史载，洪武四年，倭寇和海寇钟福泉联合却掠沿海。击退倭寇之后，明政府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尽徙上川岛、下川岛的居民入内地，致使这两个海岛荒废。
第二次是明隆庆年间，因连年倭寇为患，又令广海、海宴等沿海居民内迁。第三次是清康熙年间，清政府为抵制沿海反清复明武装活动而勒令再次迁海。
1648~1649年，郑成功的海上武装相继攻克闽南沿海地区，以金门、厦门为抗清基地，势力扩大到广东。郑成功和张煌言的联合部队，还多次进攻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清军。清政府为了切断其供应来源，在 1656 年 7 月，颁布了“禁海令”。
其一，严禁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天津等地的“商民船只”出海贸易；其二，禁止外国商船来华贸易，“不许片帆入口”
。然而，厉行禁海之后，郑成功仍派遣商人潜入内地进行秘密贸易，顺治十六年又大举北伐。朝廷为了消灭这支队伍，于1661年发布“迁界令”，命令由山东至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1662年3月，清廷勒令广东沿海的钦州、合浦、石城、遂溪、海康、徐闻、吴川、茂名、电白、阳江、恩平、开平新宁（台山）、新会、香山、东莞、新安、归善、海丰、惠来、潮阳、揭阳、澄海、饶平等二十四州县的居民内迁五十里。并所有附近海岛洲港（澳门除外）皆迁。
在界外地区不准人民居住，房屋全部拆毁，田地不准耕种，不准出海捕鱼，凡越出界外者立斩。迁民之后，清政府在“东起饶平大成所上里尾，西迄钦州防城”的沿边划界，筑墩台，树桩栅，派重兵防守。1664年5月，清廷又以“时以迁民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下令再内迁三十里。广东前后两次迁界，共二十八个州县，二十个卫所，被迁人民数百万，抛荒田共五百三十一万多亩。
给海泊商贸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和损害。
史书载,1662年迁界时，由于仅限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
以致被迁人民“多弃其貲，携妻絜子以行”。野栖露处，死亡载道。1664年，再次迁界，进入人烟稠密田庐连比的地区，如新会县逼近县城，“近郭腴田，悉为界外”。香山县“赋额仅存十之一二”；遂溪县“仅存粮六百石”之地。广东沿海迁界扼数百万难民，因为流离既久，生计无着，或捐妻鬻子；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
各州县“商贾绝迹”，“片板不敢下海”。
清廷残暴的迁界政策激起了广东沿海人民的强烈反抗。番禹、新会、香山等地的清军哨所被烧毁，搬走官府仓库物质。起义军一度攻下粤东沿海数县。由于人民的反抗斗争，遂使赋税大量减少，清廷下令允许康熙三年的迁界地区恢复原籍。
1684年1月，广东大历正式布告，被迁人民全部迁复原籍，并允许渔民出海捕鱼。历时二十三年的迁界暴政，至此而告结束。“惟海禁如旧”，商民依然不许航海贸易。直至1731年（雍正九年）“大开海禁，西南洋诸国，咸来互市。”台山对外贸易，始有所恢复。
1.4清守备掳掠商船利其所有：清代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间，福建龙溪人徐榜，驾船到南洋进行贸易。船行至新宁县沿海，遭遇大风，船只损毁，货物漂散海面。广海守备邓成同兵丁等巡哨至此，不仅未及时组织抢救，反而将捞获的钱物，私相分取。雍正皇帝闻此大为震怒，于七年（1729年）给广东省政府颁发一道圣旨，严厉指出：“广东三面皆海，各省商民及外洋番估携赀置货，往来贸易者甚多。而海风飘发不常，货船或有覆溺，全赖营汛弁兵极力抢救，使被溺之人，得全躯命；落水之物，不致飘零，此国家设立防汛之本意，不专在缉捕盗贼已也。乃沿海不肖之兵弁等，利欲薰心，贪图财物，每于商船失风之时，利其所有，乘机抢夺；而救人之事，姑置不问。似此居心行事，更甚于盗贼，无耻残恶之极？岂国家兵弁忍为之事乎？”并命要对邓成查处，“嗣后若有此等，应作何严定，从重治罪之条，着沿海督抚一面出示宣谕，一面议定具奏”。
江门自商埠开辟之后，列强依据各项不平等条约，严重地侵犯了其领土权、内河航行权、关税自主权，以及贸易权和法治权。特别是控制对我自由贸易、减低关税，与海关行政大权，他们利用走私和低税廉价商品，冲击中国小农经济结构市场，打击我民族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乃至呈现洋货充斥、白银外流、商业凋零、农村破产的景象。《新会乡土志》称：通商以后，民业渐臻于疲弊。苟不求农工矿诸业之振兴，后此者，将何以为生耶？
3.1海上贸易之岛：川岛：自古以来，川岛即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上川岛是广东珠江口西侧最大的海岛，是珠江口外的一道重要屏障，其地理位置为古代东西洋航海路线之要冲，是古代番舶往来中国南海海域的必经要地。亦是船只补给之地，来往的商船大部分在上川岛靠岸补给食物和水。
南海丝路有着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遍及占我国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的三分之二以上。在岭南长达8200公里海岸线上（含陆、岛岸线），都分布着丰富多样丝路旅游资源。广东徐闻是中国最早的海上丝路始发港之一，而广东沿海古港：广州、珠海、台山、东莞、阳江、雷州、遂溪、潮州、澄海、汕头、汕尾、惠州等，包括香港、澳门和广西的合浦、北海、钦州古港亦皆为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朝代的海山丝路始发港。
溯自秦汉以来，我国即利用南海丝路与它周边国家，远及印度洋沿岸，东非以及欧美、大洋洲等地发生贸易关系。即使在明清禁海时代，这种贸易或明或暗，从未中断。伴随着贸易关系而发生的文化交流也是南海丝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近代西方器物、科技；从古代茉莉、菩提、芒果、花生、番薯、玉米、烟草等新作物品种，到近代西方思想、制度、文化都假道南海丝路传入岭南。在岭南台山海路，亦留下了印迹。
台山是中外交易的贸易口岸。南朝时，台山即为中外交往贸易的口岸。宋人朱彧《萍洲可谈》曰：“广州至小海至溽洲（广海古称）七百里，溽洲有望泊巡检司”，“过溽洲则沧溟矣，商船去时至溽洲，少需以诀，然后解去，谓之放洋。还至溽洲，则相庆贺，寨兵有酒肉之馈，并防护赴广州。”这是广州对外贸易必经之道，被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广州府志·新宁县》载：“广海城台山之南境也，在县城南八十里，由蛋家上蜿蜒至海滨筑城其上。南门湾龙坛胜观，东门外有灵湖寺，寺有菩提树，大可数围，高六、七丈。相传梁天监元年，有智药三藏，自西天竺航海而来，手植于此。”
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中转港口和出发港即原新会县矬洞都浱洲港，亦即现台山广海港，灵湖古寺之所在地。这里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歇脚点。智药三藏抵广海登岸后，在鸟洞“手植菩提树”。？南宋年间，就在智药三藏手植菩提之处，建立了灵湖寺。台山灵湖古寺，如今已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和纪念地。智药三藏登陆之广海镇，原名为“广海寨”，是台山市最兴旺、发达的商埠和渔港。当年，“灵湖寺”以其宗教文化魅力。吸引着络绎不绝的中外游人，参禅的善男信女，跄跄跻跻、银烛高辉，热闹非凡。
据传，当年智药三藏上岸时曾带着两棵菩提树，一棵栽种在灵湖寺，而另一棵种在了广州光孝寺。唐代著名僧人禅宗六祖（慧能）就在这课菩提树下受戒剃发出家。曾有偈语：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事惹尘埃。
所以，此树在佛教中被视为异常神圣。它是中外友好交往的象征与标志。
明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有四艘商船抵达川岛，其中两艘在朝廷的获准下登岸贸易。他们在岛上租地搭帐篷，堆积货物，构筑房舍，开设商场，用香药、犀角、象牙、水晶、白藤等物与台山人交换铜钱、银器、丝绸、陶瓷、茶叶。自1517~1553年间，葡人常到川岛通商贸易，川岛已成为其在远东的商贸基地。
2004年，台山在上川岛大洲湾一处名为“花碗坪”的海滩上，发现大批明代的青花瓷片。这些青花瓷片现皆存放在台山博物馆内。上川岛海滩发现的这些青花瓷片，包括红绿彩瓷和青花红绿彩瓷三类，其中青花瓷占了大部分。瓷片有明确的纪年款识，如标：“正德年造”、“大明嘉靖年造”和“大明嘉靖年制”等，年代清晰，其上限为正德九年（1514年），下限为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经过对比其底款，确定为景德镇民窑所产。
专家们认为，这些瓷器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货船留下来的，可能是来往商船在靠岸补给时留下，或是在海面附近出事后，被冲上海面的。故早在16世纪，川岛便被葡萄牙人称之为“贸易之岛”，法国人称其为“希望之地”。
3.2古溽州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汇点的敦煌，留下了大量绚烂多姿的“丝绸之路”的印痕，为中外游客所向往。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古代还有一条由华南海岸，越过南海，取道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直达西亚、东非，再辗转通往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人们更鲜闻知的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正是美丽富饶的台山。《新宁县志》记载，台山县广海镇，古名溽洲，地处台山县域南端，附近优良港湾众多。这一滨临海湾，我国南海边陲重镇（历史上包括南湾镇在内），也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通向南洋、印度洋、波斯湾，以及东非沿岸地区的古老口岸之一。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已与外国有交通往来的联系。
为了更好地对外交往，拓展海上航线，唐代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海关官员）；台山宋代已有海关性质的机构，宋人不仅在广州设立了市舶司（海关机构），也在溽洲的卫塘设溽洲望舶巡检司。凡南海商船前来广州贸易者，多经琼州、溽洲等地方可进入广州。邑人黄仁山《溽洲》
诗云：
通海夷道话溽洲，
丝绸之路几春秋。
撼天恶浪浑闲事，
友好往来一叶舟。
《宋史》载述：“提举市舶司，掌番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其海关性质已然明确。广海设关历史悠久，但非连贯性。宋时在沿江、沿海、沿边要地都设有巡检司，有的地方兼管市舶司工作，广海即如此。在广海东山有“溽洲台”，《新宁县志》称之为“望头乡”，亦即望舶巡检的哨所，乃为进出口商船泊岸接受检查的地方。
外国商船到中国贸易时，首先要“编栏”、“抽解”（办理报关手续，纳税），然后才能进行“朝贡”、“博卖”（官方贸易、收购交换）之类的商业活动。宋人朱彧《萍洲可谈》记曰：“溽洲设有望舶巡检司，商船去时至溽洲，少需以诀，然后解去，谓之“放洋”，还至溽洲，则相庆贺，寨兵有酒肉之馈，并护赴广州。”可见，远在宋朝时期，台山人的对外贸易和交往就已经十分活跃。如今，广海古城还留有“溽洋台”、“烽火角”等古建筑遗址。
溽洲巡检司初设于卫塘，明洪武二十年（1387），迁于望头乡。清末民初时，“亚细亚”水火初次从广海南湾进入，当时码头基设有关卡，抗战爆发后，广州沦陷，从香港进口的货物便从广海入来远销西南等地。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当局又设广海南湾码头基。举凡进口的火水、布疋、杂货，船一泊岸，皆需办理报关手续，方能起运。随着战火蔓延至广海，广海近代海关业亦终结。
古代广海作为中外通商之要地，引起了帝国主义的垂涎，时常来侵扰。明朝洪武十二年（1379）、邑人为了抗击外侮，于九龙卫城兴建了广海城；明景泰末至成化初年（1467），日本海盗两度入侵；明嘉靖元年（1522）葡军千余人偷袭溽城。明弘治十年（1497）邑人于广海东城上悬挂警钟，并先后于鸡罩山、紫花岗、莲花山等地设烽火台。广海军民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抗击东洋、西方帝国主义者海上入侵之可歌可泣的赞歌，保证了对外通商的持续。
台山与敦煌，一南一北，一海一陆，相互辉映，彼此竞美，它们同为古代中外交通枢纽，在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共同发挥了门户重镇之作用。
由于台山沿海港口早期的对外开放，以及外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为台山人了解和认识西方社会与各种新生事物，开阔了视野；同时也促进了台山沿海一带商贸、造船、航海、捕捞业等方面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台山地方经济的繁荣，亦为之出洋创造了机会。
3.3海马葡萄镜”与“金银莲花钗”:1973年7月，在兴建台上石花山游泳池时，发掘了两座唐墓，出土了一面“海马葡萄镜”和一副“金银莲花钗”。这些都是唐代中期的饰物。
“海马葡萄镜”主要流行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从考古资料来看，海兽葡萄镜使用范围非常广泛。唐代“海兽葡萄镜”在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东道、淮南道、岭南藤州等地均广泛使用，唐代“海兽葡萄镜”丝绸之路向西传入西域，今中国新疆、今西亚伊朗等地。向东传入今日本、朝鲜等，向北传至今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米鲁辛斯克等处。
唐代岭南与波斯、印度等国往来频繁，故其工艺美术品的制造过程，亦吸收与显现出国外装饰艺术文化之影响，“海兽葡萄镜”，即如此。“海马”，又作“海兽”，这一文化元素源于西域。德国有位学者认为“海马”是古代伊朗与祭祀有关的一种植物Haoma,后转化为“海马”。还有人认为“海马”是域外的马，“马”前贯以“海”字，并非马是海中所长之物，而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地域观念。因为这些动植物都不是本国所生，而是由西域传入的，故在名前冠以“海”字。同时人们注意到了铜镜上的兽“似马非马”，故称之为“海兽”、“祥兽”。至于葡萄，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记曰：“葡萄，汉书作蒲桃，可以入酺，饮人则陶然而醉，故有是名。其圆者名草龙珠，长者名马乳葡萄，白者名水晶葡萄，黑者名紫葡萄”。《汉书》言张骞使西域还，始得此种。
将“海兽”和“葡萄”这两种西域之物合于一处，体现了时人对其普遍持有的喜好与敬畏心理。
“海马葡萄镜”是海上丝绸之路所凝聚的欧亚文明之镜。它不仅是中国青铜镜群中的佼佼者，而且是大唐文化的精萃，是岭南中外文化交流和古丝绸之路文明的象征。
台山海上丝路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它反映了中外多元文化漫长的传播、交流和融合过程，具有重大的文化、学术及政治价值。这一古老的丝路遗产，无疑将纳入江门五邑海洋开发的潮流。
值得一提的是，六年后，美国商人对出土“海马葡萄镜”和“金银莲花钗”之台山“石花山”，亦产生了浓厚兴趣。据《新宁杂志》报道,1979年7月，美国加州华西公司委派刘伯岳前来台山洽谈开展旅游业务。台山石花山，在台城东北郊，山上巨石嵯蚜如花，多古迹；山麓层层果树，郁郁葱葱，四季飘香；山脚有石花山水库和人工湖，新建之亭台楼阁倒影水中，吸引游人。刘伯岳表示欲以补偿贸易的形式，在石花湖边兴建美国式平房十栋，湖中建一小型餐厅，联成一旅游村。往后，将组织美国游客专程前来台山旅游、休养。
由于地理濒海，边邑多故，海禁大开，古冈州之华胄者曾群谋转徙，以经营商业。他们乘浮海外，遍布美洲及南洋群岛。因此，各地邑侨，均有冈州会馆，或古冈州公馆之设，旅外邑侨中，以台山为最多，新会、开平、恩平鹤山次之。
3.1乘浮海外经商之台山美洲华侨
台山全县人口96万，其中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家属占全县人口三分之二以上。旅居海外和港澳人数逾百万人，分布在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据《山背乡志》记载，最早在南洋谋生的，是广海山背陈学进。1774年，他已在南洋谋生。《甘氏族谱》记载，最早往美洲的是上川甘泽浓，他于道光元年（1821）乘帆船远渡重洋赴美谋生。
台山有“美洲华侨之乡”之说，又谓“美国华侨半台山”。据《美洲华侨通鉴》载：“美国移民局记载，中国人到美国”在1820至1848年有四十人。其次，台山人定居美洲者众。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美国的华侨中，台山籍侨民所占的比例一直在60%左右。
1840年鸦片战后，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兵灾人祸，使不少小商小贩、手工业者陷于破产状态。农村田园荒芜，陷于贫穷饥饿的深渊。为了谋生，只好冒犯海禁了。上川岛石荀村《甘氏族谱》记曰：“甘泽公……富于冒险性，以家计相迫，于道光初年（1821），乘帆船经商于美洲”。
由于台山沿海港口的早期对外开放，以及外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台山人有机会了解和接受了许多外国新鲜事物，开阔了视野，促进了台山沿海一带商贸、造船、航海、捕捞诸业的发展。也为台山人远渡重洋、谋求生机提供了机会。
“新会县出洋的历史，可溯自唐宋时期。新会县于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因废冈州治，而划归广州管辖，是广州重要出海口岸之一。有的商船取捷径从新会虎跳门、崖门往来于东南亚。据考古发现证实，新会崖山官冲的碗窑，“上限到唐，下限至宋”。说明早在唐宋时代，就有新会人远涉重洋到东南亚从事国际贸易。“北人（中国）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番。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住番”亦即中国商人停留在国外；“住唐”则指外国商人留居中国。唐宋时期出国经商的滞居者乃乘浮海外经商之侨胞。
新会早期的一次较大集体移民海外，于唐僖宗乾符六年（879）。黄巢起义军从福建、江西移兵广东，广州政局动乱，不少人随同阿拉伯商人扬帆西退，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巨港一带避居。明朝新会造船业发展很快，创造一种“横江船”，可远涉重洋。但明廷实行“海禁”，只准官船往来贸易，而禁止民间出海贸易，视其为走私犯罪予以打击。沿海渔民无以为生，时沦为“海盗”，他们团结一致展开反海禁斗争。从1448-1450年，出现了以黄肖养为首领的造反派。黄聚众十万，船千余艘，于1449年3月围攻广州，擒杀了明指挥佥事王清，击溃总兵官安乡伯张安的舟师，称王改元。新会造反者围攻县城。明廷急从京、江西、两广等处调兵增援，在大洲头展开大战，黄肖养战败，投降。十万众溃散，大部分从海上突围，逃亡海外。
3.2新会海上“猪仔船”贸易
从1800至1940年，约有一千万人次的华人，被“卖猪仔”到南洋，为殖民者当劳役。从1845至1874年，有数十万华人应招“契约华工”，到美洲。那时，“卖猪仔”到南洋，或是契约华工到美洲，通称为“苦力贸易”。五邑人称之为“卖猪仔”出洋。当时新会一些失业农民、手艺人等，为生计所迫，求职心切，受骗误入罗网中，还有一些苦力贩子，公然在街上绑架行人为猪仔，贩卖出洋。新会林寿能、王其悦等人诉说：：“民等被人拐骗，言去澳门洋人处雇工，甚得价值，不料入屋后，即被洋人下闸，不得复出……尽押入卖人厅发卖，排列上、中、下三等，俱要脱去衬裤，赤身看验估价……后买入糖寮，日夜做工，只得三点钟食睡……其中有投水死、悬颈死、服毒死、苦打死者，不计其数。”
商人梁阿照在前山（拱北）开香铺，被同是做买卖的高阿苗骗卖至“猪仔船”。梁知上当，即拿现银给船主赎身。船主不肯，把他贩运到古巴夏湾拿，卖入萨故阿糖寮。新会周阿末，去江门住宿一夜，第二天他搭船回会城，谁知该船一直驶到澳门，被带入盛和猪仔行，不准出来，后运到古巴买入糖寮。新会金阿卓，于同治二年（1863），卖到秘鲁糖寮，这里有一千华工，做工稍慢即鞭打；逃跑捉回后，重链锁脚，或上脚枷倒吊，任太阳烈晒；或锁颈在铁圈内，任其凌虐，甚至被恶狗撕死。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旅古巴人数达七百人，以后再从古巴被转移到委内瑞拉，主要聚居在马拉开波埠，被称之为“独联新村”。十九世纪南中国海外移民浪潮是在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经济贫苦的状态下发生的。侨民用血汗和白骨铺开了当时向海外移民的道路。然而，他们的勤劳奋斗却造就了二十世纪以后侨乡经济的繁荣。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他们当年的侨汇与侨资并没有成为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动力，正如郑德华在《台山侨乡的成因及其剖析》中指出：反而“促成台山形成一个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
4.1江门海上鸦片走私：江门毗邻港澳，交通便利，贸易发达。民国初年，这里已成为了走私贩毒的中心。江门毒枭黄秀林、陈波与湛江、澳门等地的走私分子组成的贩毒集团，每年从云（南）、贵（州）两地输入烟土三、四次；从波斯输入烟土两次，每次一百万两以上。他们平时以一般商船，在海防则用专船“大宝号”运送，再交由缉私舰或其他舰艇运至外海乡，或他处。波斯烟，则直接与香港的波斯洋行订货，然后，按期派专船大宝号到波斯运回。江门宝丰栈银铺是该集团销售烟土的总枢纽。每帮烟土在这里销出后，便出具证明，交由各种舰艇到窝藏地外海、白蕉出货，运送到顾客制定的地点。由于该集团经济力量雄厚，货源充沛，因此操纵了当时广东的鸦片市场。烟土价格的起落，完全是这里兴风作浪使然。
4.2江门海上盐走私：盐的走私虽然不像鸦片那样结成一个庞大的走私团体，但却形成了几个雄霸广州、中山、新会一方的巨子。这些人有着地盘和深远的贸易网，即使军阀、权势，如果要染指盐的走私，也需与他们合作。私盐的来源，主要是南路沿海一带的盐场和澳门等地。广东沿海遍地产盐，产盐区港杈纵横。船户渔民在“海上连墙捆载，通洋贩私”，
以致“盐船经出之商埠，皆为私盐充赚，官引难销”。
走私办法，则是利用各种舰艇载运或拖带，从澳门进口，经拱北贯道口，再抵达各自的地盘。这种贩私盐者，可称之为盐枭。亦即武装贩运私盐的盐匪或盐徒。他们专门从事贩盐活动，有较严密的组织。交通官府，并有一定数量的资本。此外，亦有船户贩卖私盐者。私盐的销售，则多通过他们固有的关系，用肩挑或小艇转运的办法销售各地。其销价一般比饷盐的售价便宜三分之一左右，所以，销路甚畅，遍及新会、中山、鹤山数县的广大农村及城镇。
民国《开平县志》卷四十五《杂录》，所录清初恩平人吴松《闻警》诗曰：“国于天地间，环海惟吾粤。界连内外洋，际天万里阔。寇盗遂盘踞，岛屿皆巢窟。巨舰号艋艟，帆船高硉矹。乘彼风涛便，来往常飘拂。濒海数千里，居民少安谧。”海盗们很难降服：“屡经县府招安，皆旋抚旋叛。盖彼借抚以援兵，又托抚以行奸。焚掠鸱张，把截商道，盐船谷运，一概梗塞。今日招納凶命，买马恃粮，造船置器，诈究百出矣”。屈大均指出：“粤故多盗，而海洋聚劫，多起蛋家。”
明清操海盗生涯者不乏其人，朝廷均视之为作乱之人，欲尽数荡平而后快之。
4.3军火武器的海上走私：江门军火的走私集团，以江门航运界中人、联义社头目洪荣为首。他们用联义社在航运界中的势力，进行军火走私活动。其走私的办法主要是通过江港线的定期班轮上的联义社分子。从香港把各种武器弹药暗藏在江港线轮船上。为了防避北街海关截查，则采取版图卸货的对策。他们在每次私货进口时，先派小艇在距北街海关仅数海哩的新会皇边海口等候接货；江港轮抵达时，互相对过暗号后，轮船上的走私集团分子，便将预先用帆布袋裹好的，以椰子作浮标的军火投入海中，轮船驶过后，接货的人便划着小艇，搜索那半浮沉的椰子，将军火捞起，送到窝藏地□□皇边村。军火销出后，往往也多利用各种舰艇替他们运送，以保安全。这些集团所走私进口的全是轻便的武器和弹药。如手提机枪、各种短枪和各式子弹。
此外，江门还有走私西药的、红丸料、百货的、呢绒布匹的，各种各样的私货，较大宗的有鸦片烟、海洛因、士的连、墨水笔、手表、各式呢绒和布匹、各种西药和羚羊、犀角、猴子枣等。这些私货在江门抛售后，便辗转渗透各地。因此那时的江门实际上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的一个走私贩毒基地。
当时的广东，军阀官僚云集，各种所谓舰艇如江防舰、缉私艇、差遣舰等，多如牛毛。他们都是代表各个势力集团雄霸江海的工具。因为它们有的是有利于走私活动的各种特权。所以，各个走私集团与私枭巨子，均选它们作为理想的走私贩毒工具。私枭们为了勾结利用各种舰艇作为走私工具，他们采取各种卑鄙手段，主要如在江门和澳门两地设置了专门的俱乐部或类式的地方作为勾结的场所，以酒色腐蚀、金钱为饵的办法，把各种舰长拉过来充当他们的走卒。其次，串通海关人员作弊。各种舰艇虽然有进出港口的自由，而且装有别于一般商船的鸣讯，海关一般是不检查的，但它们干的是不可感人的罪恶勾当。为了防止海关的突然抽查，他们便串通海关有关人员进行舞弊。海关的有些败类，他们凭借职权暗中勒收行水，只要孝顺五百元，就顺手过关。后来混熟了，这些海关人员以搭买商品的形式，直接加入走私活动。如在江门北街海关，一则是内河关，一则是该关的师爷陈十一，叶萌池等，早与走私集团有了密切的关系。走私集团这一关也就无所顾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