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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以往潮汕海洋区域经济与精神文化特色进行综述的基础上，下文分析了潮汕海洋文化的地域性特征，论述了海洋文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探讨了潮汕海域可持续性发展的城市化战略目标；当今潮汕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以及如何实现由海洋资源区域向海洋经济发展的跨越，并指出实现蓝色海洋之梦将有待于人们海洋意识的觉醒。
恩格斯在1858年写的《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指出汕头是中国“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汕头位于广东省东南部，东邻潮州之饶平县，西接揭阳、普宁市，南临南海，历来是粤东、赣南、闽西南一带的交通枢纽、进出口岸和商品集散地，史称“粤东之门户、华南之要冲”。
1861年汕头被正式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是近代中国沿海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它毗邻香港、澳门、台湾，濒临西太平洋国际航道。在二十世纪30年代，其港口吞吐量即居全国之第三，仅次于上海、广州；商贸之盛居全国第七位。曾有美、英、法、德、日、俄、荷、比等八个国家在此设立领事馆，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口岸与商贸、金融、信息、交通之枢纽。
潮汕地区秦汉时属扬州揭阳郡，地域包括闽西、赣南、粤东等地。隋开皇十一年（591年）始有“潮州”之名，唐武德四年（621年）后沿用至今。近年又分设汕头、潮州、揭阳，在文化学上被称之为“潮汕地区”。所谓潮汕区域，亦即潮州、揭阳与汕头三市所辖区域。
潮州在汕头开埠（公元1861年）之前，不仅是潮汕地区，亦为粤东地区的经济中心。其海岸线长约300多公里，有大小岛屿70多个，沿海有柘林、海山、后宅、云澳、达濠、南港、海门和汕头、靖海、神泉等17个主要港口。其后，潮汕地区又新增了一大批新的港口，如风岭港、辟望港、后溪港、关埠、南澳等。这些港口是潮汕地区对外贸易和引进外来文化的重要基地。在东南沿海的总体背景之下，潮汕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为海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揭阳之榕江与练江流域对外通商历史悠久。早在唐代，榕江炮台口岸及神泉港、靖海港就与东南亚各国通航。处于对内封闭、对外开放之地理环境，历史上潮汕远于中央政权的控制，加之地少人多诸原因，致使潮人多向海外探寻出路。潮人凭籍邻近东南亚地区海路之优势，易于进行海上贸易，遂致宋元以后形成了潮汕丰富和典型的海洋文化。漫长的海岸线，众多的岛屿，优良的港口，使潮汕具备了发展海外贸易的先决条件。
众多的地域性文化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涵盖甚广的潮汕历史文化，包括少数民族史、边疆开发史、海防史、对外文化交流史、对内文化交流史等独具特色的内容。从海洋区域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之视角，审视潮汕海洋文化之独特面貌及可持续性发展将为本文所关注。
2.1具有海洋文化内涵的经济产业
潮汕人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称之为“潮汕文化”。潮汕海洋文化则是依赖于海洋进行商品生产所形成的文化观念和形态。这种不同于大陆文化的生成背景，包括地域地貌、气候气象、自然生态、风土民俗以及历史文化等差异。海洋文化有别于大陆农业文化的显著标志即表现其为一种商业文化，它具有辐射与交流性，亦即与异域异质文化之间的跨海联动与互动，开放与接纳，求同与存异。潮汕海洋文化完全显现出这一特征和文化生存方式。潮人开放、兼容、刚毅、开拓进取的精神，即为这种文化意识的显现，它是历代海洋文化渗透、积淀与时代投影所铸就。独特的地理环境，优良的气候条件为潮汕生成和发展海洋文化提供了可能，而海外贸易的发展又为潮汕海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海外潮人在潮汕近代化的进程中，更是为潮汕海洋经济的最终形成与发展注入了活力。
自唐宋开始，潮人即对开拓海上丝绸之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宋代潮州陶瓷大量销往东亚、东南亚以至地中海沿岸国家。明末清初之后，大量的潮人移居东南亚。近几十年来又散布到世界各地。正是这数以千万计的海外潮人，把潮汕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同时也把海外优秀文化吸引进来，促进了潮汕文化的不断发展。
饶宗颐先生说：“自成同间开汕头为商埠，交通事业日进千里，曾不百年，凡轮船、铁路、公路、邮电、航空靡弗具举。”清代学者顾炎武曰：“（潮州）府介闽粤之间，为门户之地。负山带海，川原饶沃，亦东南之雄郡也“。潮地很早便开始发展海上交通，“逐海洋之利”。历史上隋炀帝曾命陈陵“率兵自义安浮海击流求”（琉球）。义安郡即潮州，“琉球”亦即日本冲绳。可见隋代的潮州已经有对外交通的港口。自明初实行海禁后，潮汕南澳岛便成为中外商船云集交换商品的场所。“三、四月东南风汛，番舶多自粤趋闽而入于海，南澳云盖寺走马溪，乃番舶始发之处，惯徒交接之所也”。来到南澳岛的“夷商”，最初是“倭人”，后有“暹罗诸番”，以及来自西方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海外贸易十分活跃。清朝政府曾规定，广东出海的帆船，船头漆成红色，俗称“红头船”。当年，潮汕人移居海外创业，皆乘红头船出洋。1972年，潮汕地区澄海东里和洲河滩就曾出土一艘红头船，标记为：“广东省潮州府领口字双桅一百四十五号蔡万利商船”。有论者曰，当时在潮州府注册的双桅海船，至少应有145艘之多。可见潮州海商在清代海外贸易中已形成一支重要的力量。本文认为，考量潮汕海洋文化内涵的经济产业，断然离不开以潮瓷、潮绣、潮汕建筑、潮汕工艺、潮菜和潮侨批等与海洋贸易有关的商品形态。
1）潮瓷：
潮汕地区的瓷器生产历史悠久，考古发掘证明，远在距今5000年前的潮州市郊陈桥村贝丘遗址中，已有粗陶器的发现，之后饶平浮滨又发现薄釉陶器；晋代相继出土青瓷器；揭阳仙桥南朝墓出土青釉鸡首壶，育釉小碗、六足陶砚；潮阳铜盂孤山南北朝墓出土青釉鸡壶和青瓷羊等日用瓷器等。唐宋时期是潮汕陶瓷的成熟时期。已出现潮汕南门窑上埔，潮州北关窑，澄海程洋岗窑之窑场。当时窑炉规格之巨大和烧制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宋代潮州瓷业以东郊笔架山为中心。据《溯州志》记载，当时共有九十九条窑，故有“百窑村”之称，“沿江十里，烟火相望”，足见当时陶瓷生产之盛况。《潮州·实业志》载：“北宋潮州城东有水东窑”，《海阳县志·古迹略三》载：“南靖知县郭大鲲墓在笔架山白瓷窑”。有关北宋潮州瓷窑的最早记载，见于南宋《三阳志》（《永乐大典·潮州府》引）：“郡以东，其地曰白瓷窑”。这多姿多彩的瓷器遗物散落在笔架山古窑址的地表，至今笔者亦曾在潮州韩江笔架山西麓附近觅见宋窑遗址碑石。应有更多的器件仍深埋在封废的窑里，杨坚平《潮绣抽纱》记载：宋代“百窑村”出土的“佛像”和“哈巴狗”二类瓷塑为国内青瓷所罕见。潮州窑出土的高鼻卷发瓷西洋人像和一批瓷哈巴狗，造型生动逼真，雕塑技艺高超，专家们推断，是当年为满足外国人的需要而特制出口的。于此不难窥见当时潮州陶瓷业“外向型”生产的一面。潮汕瓷器（特别是青花瓷）的大量通过海道外销之状况，一直沿续到近代。潮州的工艺陶瓷以“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细如丝，声如罄”见长，潮州因而成为中国陶瓷出口的主要基地。
2）潮绣：
潮绣包括以潮州市为主，暨汕头，潮安，澄海等地的潮绣。潮绣也是明代潮汕地区的重要出口物资。其时“居积最者惟绸绢，往往杂以造丝，又稀薄不可衣，而几黠民以此昂其价于诸番，因而为患”。据传，明代葡商曾在广东购得粤绣龙袍绣片回国，受到国王的赏赐，从此中国刺绣便成为了出口的主要手工艺品。
明清两代，是潮汕对外贸易异常发达的时期，这使潮汕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环境，不少产品，如潮州的潮绣、香包；澄海、饶平的彩札工艺、潮汕的竹制品……成为主要的大宗出口商品。据《广东工艺志》载：“潮绣品则通过汕头口岸输向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一带，占领南洋市场，特别是带有民间浓厚特色的厅堂、佛庙的摆设绣品更是供不应求。可见，潮绣在清代已经大规模出口，在对外贸易中，出现空前的盛况。”
清乾隆年间，潮州已普遍设立绣行、绣庄、绣坊，刺绣行业十分普遍。如潮州西门外天地坛、布梳街以及开元寺附近，已有绣庄20多家，绣品输向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一带，占领南洋市场。至咸丰年间，潮绣品每年销往东南亚的出口总值在1000万两银以上。据清乾隆间所修《潮州府志》载：“凡女子十一二岁，其母即为预治嫁衣，故织衽刺绣之功，虽富家不废”。康熙《澄海县志》亦载：“百金之家，妇女不尽出；千金之家，妇女不步行。勤于女工，帛虽盈箱，不弃其治麻”。19世纪英国艺术家波西尔在其所著《中国美术》中道：“中国人长于刺绣花鸟，而广东人于此技术尢为专长”。清光绪年间，广东已成立了工艺局，主管工艺品生产，工艺局还开办了“缤华艺术学校”，校内专设刺绣学科。致使潮绣产品源源输向世界各地。晚清是潮绣最繁盛时期，据1913年南洋劝业会研究报告指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经由广东海关出口的绣品，价值达49.675万两银……吾国绣品销外洋者，广东最多”。
3）潮汕建筑：
建筑作为一种最直观的文化符号，是一种动态和充满时代感的文化。汕头潮汕的许多民居建筑与内地、与中国传统的民居建筑不同，其最大的特点是中西合璧。潮汕人把出国谋生称为”过番”。”过番”的历史虽已结束，而至今仍保留在汕头的骑楼建筑却是潮汕人“过番”历史的文化见证。汕头骑楼是同中国城市近代化同步发展起来的。骑楼始建于二十年代，建筑形式显然受到欧陆风格的影响，是在特定地理环境、传统文化及外来因素等影响下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建筑类型。其典型代表是小公园的沿街骑楼。“小公园片区是汕头的发祥地，其独特的潮汕建筑风格、街道特色和浓郁的商业氛围，是‘百载商埠’汕头市的个性魅力体现。”它汲取了清末民间敞开式商店门面与国外建筑门面的风格，既有中西古壁的气质，又不乏当地浓厚的风俗气息。绵延不绝的骑楼街景，已成为汕头旧街区最为重要的建筑形态，记载了近代汕头城市形成发展的历史，以及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当时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提供了考察与研究汕头近代过番文化史和城市文化等多方面的宝贵的文物数据。
4）潮汕木雕：
潮州木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始于唐宋，发展于明请，清末至抗战前是登峰造极的鼎盛时期。在潮人文化审美支撑下形成的潮汕木雕文化，既是潮汕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潮汕民间工艺美术这片沃土上孕育出来的一朵奇葩。潮汕木雕的用途和花纹、取材，无不反映了潮人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其集工艺、美术、书法、诗文、漆画、嵌瓷等文化之大观，韵味无穷。
潮人有着深厚的宗族理念，作为血缘关系标志的祠堂和某些作为地缘标志的庙宇，在潮人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这些地方就成了潮汕木雕依附的实体。如旅居马来西亚华侨陈旭年汇巨资兴建的潮安县彩塘从熙公祠从清道光十七（1837）至咸丰元年（1851）竣工，历时14年，耗资6万多大洋。该祠雕饰及其华丽精细。从熙公祠门楼的石雕到祠内拜艇与大厅梁架木雕，堪称稀世瑰宝。潮汕地区随着对外通商贸易的活跃，引进了大量的新材料。如最具代表性且规模宏大，装饰精细的澄海市陈慈寅故居包括三座宅院和”三庐”书斋。建筑形制是宅院平面布置中以洋式楼房代替了围墙，总体布局有了变化，加上运用西欧的新式瓷砖，彩色玻璃和东南亚的硬木材料创造了新的雕饰梁架。使建筑装饰出现了中西合璧的新变化。
代表潮汕木雕成熟期的标志是已略黄公祠，已略黄公祠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于清代光绪十三年（1887），这里就象一个潮汕木雕艺术的殿堂：屋架上的木雕装饰内容多以狮、凤、龙等吉祥动物为主；梁、柱间还有造型生动、内容丰富的题材，像“张羽煮海”，“水淹金山寺”等，其与明代以前的木雕相比，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水平。
潮汕木雕的题材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江海水族。潮汕依山面海，水产丰富，有相当一部分的人以渔业为生，因此，反映江海水族的题材多不胜数。其中最为有名的是位于潮州城南堤外，清代的青龙古庙横载装饰的“半畔蟹”。“半畔蟹”运用了多层次镂通的技巧，表现出螃蟹在蟹篓中的生动形态。第二类题材是戏剧题材。潮剧在潮汕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也反映到了潮汕木雕的题材上。潮汕木雕的潮剧题材包括了很多的民间戏曲、民间故事，如有《封神演义》、《水浒传》等等。以及反映潮汕人理想生活的戏剧题材，比如盼望多子多福，五世同堂，高中状元等。第三类是反映西方文化的题材。鸦片战争以后，汕头成为我国沿海著名的商埠，所以当时曾经出现过以戴着礼帽、穿着西洋礼服，手持文明棒的洋人等为题材的作品。同时也有一些反映帝国主义入侵以后，中国人民仇恨和藐视侵略者的内容，比如果盘、烛台、椅脚的“番鬼”。前者，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文化在潮汕的传播和深刻影响，以及潮汕文化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后者则反映了潮汕人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愤怒情绪。
潮汕木雕的贴金工艺，形成了富丽华贵的艺术效果，恰到好处的反映了潮人的重商性、实用性的价值观念。潮汕地区有一种以发财致富为目的的重商主义观念，潮人也不自觉的形成一种集体向外拓展的行为方式，具有海洋文化特征。
在潮汕木雕中，以宗祠家庙建筑装饰和祭祀用的神器装饰最为精致，体现了潮人浓厚的宗族观念和显示宗族势力的民俗文化心理。这种宗族观念的演化形成了强烈的地域观念和乡邦意识，体现了潮人乡情乡谊、团结互助与强大凝聚力。
从潮汕木雕极尽精致的雕刻工艺中，我们不难看出潮汕文化缜密、细腻、精巧的特色，也可以从中感受到具有浓郁潮汕民间色彩的审美情趣和文化艺术风格，甚至，我们还可以从中了解到潮汕人的思想、行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5）潮菜
潮人有着典型的海滨饮食习俗。其食皆以海产品为主要原料。清嘉庆年间撰修的《潮阳志》载：“邑人所食大半取于海族，鱼、虾、蚌、蛤，其类千状，且蚝生、虾生之类辄为至美。……童叟皆嗜。”这一状况延续至今，是潮菜享誉世界的主要原因。清代的《潮州府志》亦称：“蚝生、虾生之类，辄为至味。”潮汕的海产资源丰富。海区内有鱼类700种，其中近海鱼类471种，主要捕捞的经济鱼类有100多种，包括经济价值较高的马铰、绍鱼、笆鱼、带鱼、海蟹、石斑鱼等；还有甲壳类（主要是虾、蟹）、贝类、刺皮动物、爬行类和藻类等，其中，贝类就有117种。海鲜中最高品位的是鱼翅、鲍鱼、燕窝，此外当地所产之鳗鱼、龙虾、琵琶虾、石斑、鲳鱼、鲈鱼、鲁鱼、膏蟹、海螺、扇贝、带子、淡菜、牡蛎、象鼻蚌等等，亦皆为海中珍品，价廉物美。潮菜中的海鲜原料，讲究鲜活，现买现做，以此为卖点。潮菜风行之文化潮，亦即人们对海洋饮食文化“鲜”的认同。
涉海性体现在潮菜文化中的另一个表现是以烹制海鲜菜式见长。海鲜制作方法多样。潮菜中海鲜的制作方法主要有拌、淋、炒、煎、炖、焖、炆、蒸、泡、煮、清、扣、灼、烧等。据说某些烹制海鲜的技艺，甚至只有海洋地区的人才能掌握，如河豚，又名气泡鱼，是一种肉质十分鲜美的有毒鱼，曾有“吃了河豚，百鲜无味”的说法。据说这种鱼可在潮阳饭店吃到。其它海产品亦如此，潮人积累了制作海鲜的丰富经验。潮菜充分体现了海洋饮食文化的特色。有名的潮菜，以其家常的口味独占我国众多菜系鳌头。潮菜以一种开放性的体系融合众家之长，形成自己的独特风味和制作方法。这种开放性和融合性的特征亦体现了潮汕海洋文化的特征。
在潮菜的23道名菜中与海鲜有关的就占了绝大部分：红烧大排翅、水晶龙虾、明炉烧蜇、韩江花似锦、白灼大海螺、蝴蝶拼盘、满园鲍菊、什锦冬瓜盅、鲤鱼跃龙门、红焖海参、金龟孵卵、芙蓉官燕、乌鸡炖鱼翅、满园秋菊、金笋雪蛤羹、白果火局鞭花、橙汁鳗鱼、玉盏蟹黄燕、千禧麒麟鱼、竹林藏奇珍、潮州烤鳗、潮州溪口卤鹅和茶香鸡。那些从海外传来的胡椒、辣椒，从东南亚引进的沙菜酱、芥辣以及本地特有的鱼露、桔油、梅膏、普宁豆酱等，使得潮菜的调料也异常丰富，更显出潮菜的海洋文化流动性的特质。
在泰国，潮汕饮食习俗的词语甚至融入泰语词汇系统，可见潮汕人的饮食习俗已为泰国人所接受。环饶太平洋各国及诸岛中莫不留有华人的足迹。而潮汕饮食习俗的积极开拓精神，也因而流传到大洋彼岸，使古老的潮菜文化通过海洋管道而对东南亚、美洲文明产生深刻的影响。
6）潮侨批
在《1882—1891年潮海关十年报告》中，英国人对于侨汇一事是这样描述的：“汕头信局（即批局）主要与商人、出口移民和海峡地区定居者等打交道……唯一值得一提的特点是，他们经常传送数目可观的汇款——绝大部分是出境移民的收益。”同时在这份报告中还首次罗列出了当年汕头12家信局的名称。
批业，乃是通过跨国的民间商贸、邮政、金融、交通进行运作的结合体，从金融业之发生和发展的观点看，清代潮帮侨批业是一笔集腋成裘的巨额流动资本，也是一股足以操持“商贸互动”，”盈亏互补”的强大资力。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当清廷处于封关锁国的年代，它率先在我国和东南亚之间，凿开了一道商贸的”运河”，让觉醒的”红头船”劈波斩浪，涌进世界的经济大潮；当市场处于外国银洋充斥的年代，它实践萌发了管理的理念，让地方金融市场免遭其害，进而推进国家原始金融业的诞生，并逐步走向成熟。
在侨批以红头船为载体的时代，”批馆”，实际上是民间小规模的水客个体商贸侨批兼营机构。而汕头开埠前后潮汕大量的劳工外流，南洋侨民激增，批路扩展，批幅也随着增大。《潮海关史料汇编》（表十）称,1869年由汕头埠乘洋轮过番者已达20,824人之巨，且在此后的大半个世纪中逐年均呈增长之势,1869—1879年共289,045人；而发展到二十世纪的第一个10年，每年出洋者更是达到10万之数。登陆港亦转变为汕头埠，其载体也从红头船进化到轮船。
汕头端口人流的密度和商业机遇的增加，商埠的扩容和商贸的往来更是得到大笔侨资的挹注。在“1867年间，英人开始在曼谷、香港、新加坡间开办邮政业务，侨批业者为适应新形势，有一部分通过邮局进行。这也是驱使侨批业者紧接着汕头埠创设甲种批馆作为枢纽转驳侨汇的外因。另一方面，从埠头新兴的侨批馆向周边乡辐射的批路逐步扩充，促使乡村间小规模家族式的直接递解南洋批务的经营模式渐趋下线。侨批业的进化、金融的流通又对汕头埠的繁荣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也进一步刺激海内外批局的收批范围和机制的扩展。以汕头埠作为侨批集散地，创设侨批馆的基础和条件趋向成熟，才有了较为专业化的批馆（后改称批局）《澄海县志》载，专业侨批局之创始于岭南者，则数澄海人黄松亭在清道光九年（1829）设于汕头之有余庄批局为首始。
晚清时期的汕头埠刚起步就吞吐了数量可观的侨批，这个时期在汕头最早创建的“森峰批馆”，不久即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侨批业者看到有利可图，也随形势所趋，以后在汕头埠批局的创生如雨后春笋。这种特殊的侨汇现象的旺势亦即外国人在历史性的报告中所书之。
清代潮批业对促进国家和地方原始金融市场的管理，及其逐步走向成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据余继明《中国早期外国货币图鉴》一书统计，至道光三年，外国货币流入我国市场已达26种之多；流入东南沿海各埠及汕头埠的有：西班牙、英国、墨西哥、葡萄牙、日本、菲律宾、安南、荷兰、美国、德国、法国、沙俄、印度、马来群岛等国。其中除西班牙“本洋”双柱、墨西哥“鹰洋”、英国“站洋”、美国“远东贸易银币”和日本“龙””较受欢迎外，其余驳杂伪劣，加之假币伪币纷纷出笼，充斥市场。为了保护侨乡与侨眷利益，各侨批行会与金融行会，主动联合大银行、银庄，商议规范地方金融市场对策，抑制洋银驳杂的局面，使资金得以统一的管理和入库，又推进了国家法币的早日诞生。直至“光绪元宝”龙银在市场行使，备受商民乐用时，侨批业已进一步发展成为国家、地方的一笔”无形输出”，为填补国家和地方每年贸易入超以及满足大企业投资需要，促进我国原始金融业从萌发走向不断成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2.2具有海洋特征的精神文化
1）海洋宗教信仰与传播
黑格尔指出，东方的海更是时有台风肆虐的暴风之海，航行十分危险。但是，中国闽粤沿海一带的居民，勇敢地探索东亚与南亚海域，仅从妈祖庙在东方的分布来说，东南亚与日本、韩国、琉球都有妈祖庙的建筑，反映了中国人勇敢的冒险精神及其在征服海洋方面的努力。妈祖之神性即表现在海洋上的勇敢无畏、坚忍不拔的巨大精神力量，从妈祖身上显现出东方海洋文化的特征。清人笔载：“土人呼神为妈祖，倘遇风浪危急，呼妈祖，则神披发而来，其效立应。若呼天妃，则神必冠帔而至，恐稽时刻。”足以见民众与妈祖的亲和程度，以及妈祖崇拜中的人文主义精神。
潮汕南濒大海，居住的多是海民和山民，他们靠打鱼和狩猎为生。也有不少潮人纷纷到东南亚一带谋生，他们远离故居，漂洋过海，家中亲人遂寄希望于海神保佑。她们朝夕祈祝妈祖保佑出海家人的平安，同时也企盼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妈祖信仰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据传妈祖还通晓天文气象，熟悉驾舟操舵，水性娴熟，能导人避凶趋吉。至今在位于潮州金山北坡山麓的陈厝楼附近的北阁天后宫，仍存“海不扬波”四个石刻字，每字高90厘米，宽75厘米，笔法浑厚，气魄雄壮，相传是清高宗弘历年乾隆二十一年，潮州名人刘存德拓刻于此。妈祖文化自传入潮州，即成为具有特色的潮州文化组成部分。据传潮州中秋节曾有“落阿姑”的民间遍会，就是请妈祖在天之灵为民间消灾植福，故潮人也称妈祖为“阿妈”、“阿姑”或“姑婆”。除了北阁天后宫之外，代表性的妈祖纪念场所还有：
思妈宫：位于潮州北堤老灰窑旧址堤脚，思妈宫大约建于南宋或北宋后期。故堤段时崩塌，传说妈祖曾降灵护堤，使百姓免遭洪水肆虐。为怀念妈祖的恩德，百姓遂在此建思妈宫，并藉此以祈妈祖继续护堤防洪。此宫已毁，潮人亦称之为思妈宫码头。
石门斗妈祖宫：原是一座潮式爬狮式单层木石砖瓦建筑，共约37缝，面积约80平方米，宫前有两根蟠龙柱，门口两个石墩竖立着“千里眼”和“顺风耳”，因与潮人出洋始发港石门斗码头并存。故寓意妈祖依仗天威，使下属耳闻眼观，庇护出洋赤子一路“慈航平安”。以石雕的工艺手法观之，行家认为应为南至元初年间的产物。
东门天后宫：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潮州府志》载，天后宫是潮州郡城唯一一座由官方主持春秋二祭的天后宫。东门天后宫是潮人移徙的见证，城堤外移的左证。其特殊的二层建筑及后来发展为一宫供奉观音、妈祖的特殊布局。庙前楼亭由花岗岩石以仙鹤、鹿、狮、象、人物、吉祥物浮雕壁肚镶嵌而成的元代工艺，在全国天后宫中均为少见。蔡绍彬《潮州和各地天后宫》一书载，此宫与元军攻下潮州，元世祖忽必烈策封林默娘为“护国明着天妃”有关。改建后的天后宫，至今仍香火旺盛。
下水门天后宫：在门外东北侧，宫前有龙柱，墙为赭红色，建于清末民初，为潮州工艺的精品，集石雕、木雕、瓷嵌、壁绘、灰塑、金漆之大成，工艺繁复细腻。因其占地面积较大，故显得富丽堂皇，蔚为壮观，为潮州天后宫中之最荣华者。该宫坐北朝南，宫前有“东海红日”题字照壁和戏台，今已被拆毁。
凤凰洲天后宫：约为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建，皇帝弘历为感妈祖神威护朝廷使者赴硫球封晋于不难，晋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天后”时，诏令沿海府县建天后宫之产物，且为了保留元代风貌东门天后宫而择地另建的新宫。该宫除有祈求风调雨顺、四季平安之外，因与奎阁立于凤凰台之左右，民间且有妈祖佑助潮州学子读书聪明，连登科甲之说，此宫几毁几复。
江滨天后宫：江滨天后宫不单把妈祖精神用艺术手法全部表现，而且有所创意，如防洪护堤，佑子勤学是对妈祖精神的光大，也是对妈祖文化的发展和贡献。江滨天后宫作为潮式天后宫的集中表现和缩影，对于全世界一亿多妈祖崇拜者和海内外游客是不可忽略的“磁场”。除以上代表性妈祖纪念地外，潮州还有中闸街天后宫、南门三妃宫、桥东宁波寺等。
在海丰和汕尾也留存妈祖建筑遗迹。明嘉靖《海丰县志》在“坛庙”载：“天妃庙有三：一龙山，在龙山之麓；一长沙，在丽江之左。俱正德中，知县杨继荣建。一大德，在县东大海之滨。其神在祀典也，是以书。”该志中“海丰县境之图”注“大麻澳”的邻近标有“天妃庙”，另据《海丰县文物志》记载：现汕尾城区马宫镇的妈祖宫原乃明代建筑风格。汕尾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神诞日，渔区群众都举行隆重的祭拜活动，本人亦曾于2005应邀参访此地，观摩了大会表演之“炮会”、演出的“西秦”、“白字”和“正字”等剧目，妈祖纪念已成为汕尾沿海民间的一种传统风俗节。
潮汕亦普建祠庙以纪念历代名贤。如关帝庙和双忠庙等。同时对于一些历史上有功于潮人的名贤，“尝考祀传功德逮于民者，则祀之。”如对治潮有功的韩愈，“潮人独信之，深思之”，“潮人之事公（韩愈）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不仅建韩文公祠，祀之，且江水为之改姓韩江、韩山。
2）海洋文学与民俗
历代潮汕以海洋为题材的文学体裁，以其时代独特的对外开放的社会背景，诠释着海洋这个神秘的世界。主要内容有：经略海洋的心理模式；寄情海洋的情感世界；崇尚海洋的英雄气势；赞美海洋的瑰奇壮阔，与跨越海洋的文化交流等。潮人即曾在新加坡先后出现过《荒岛》、《洪荒》和《新航路》等二十多种华文文学报刊，开辟了华文海外文学的重要园地。而潮人在新加坡直接参与从事的华文文学创作，他们所创作的小说、新诗、散文、文学评论等，更是直接推进了海外华文文学浪潮的兴起。又如涉海题材，历代描写妈祖传说的小说《天妃出身济世传》、《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明）罗懋登撰，其中大多情节都与妈祖相关。如书中第二十二回写道：“只听得半空中，那位尊神说道：‘吾神天妃宫主是也。奉玉帝敕旨，永护大明国宝船。汝等日间瞻视太阳所行，夜来观看红灯所在，永无疏失，福国庇民’。”
明代郑和在其着《通番记》里也写道：“值有险阻，一称神号，感应如响，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舟师恬然，咸保无虞。”书中第二十二回有“天妃宫夜助天灯，张西塘先排阵势”，二十卷九十八回“水族各神圣来参，宗亲三兄弟发圣”，第一百回有“奉圣旨颁赏各宫，奉圣旨建立祠庙“等。
明万历年间建阳林熊龙峰刊行的《新镌出像天妃出身济世传》，又名《天妃娘妈传》或《新刻宣封护国天妃娘娘出身济世传》，全书分为上下二卷，共三十二回，写于万历年间（1573~1615）。“如书中第一回有“鳄猴精碧苑为怪”，第二回“玄真女叩阙传真”，第十回“玄真女湄洲化身”，第十五回“林二郎兄妹受法”，第三十一回“天妃妈收服鳄精”，第三十二回“观音佛点化二郎”等。明末崇祯年间（1624~1644）有陆云龙撰《新镌出像通俗演义辽海丹忠录》，其中第十八回“大孝克仲母节，孤忠上格天心”，也提到妈祖许多神迹显应的故事。近代文人林纾（1852~1924），一九一七年二月他自着三部戏曲作品，其中一部是十一场的《天妃庙传奇》。这部戏曲以江苏松江地区天妃庙为背景，描写清光绪年间留学日本的假洋鬼子捣毁天妃庙神像，引起集资数年修建天妃庙的商人们的愤怒，从而导致军阀的干涉，以及军阀内部的斗争。
近代妈祖题材的剧目有《天妃降龙全本》，描述天妃降伏东海龙王的神话故事。其中一折剧目《妈祖出生》，内容是有关妈祖诞生之显圣先兆的传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创作的神话戏剧《妈祖志》，亦将妈祖形象搬上舞台。
在南楚巫觋文化的土壤与气候中孕育绽放的潮州民间文化，形象地反映了潮洲的民俗、民风，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
潮州民间喜唱俗曲。其俗曲、民谣与当地的神话、戏曲、谚语、小说、灯谜等民间文艺一样，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浓郁的乡土气息。作为民间口头文学的歌谣，展现了潮州民俗艺术的丰蕴内涵。潮州民间音乐以它委婉柔润、曲雅流畅之特色，给人以闲适悠然的艺术享受。纵观潮州历代歌谣、童谣、诗歌、民谣，莫不涉及民风、民俗。归其大要，有如下类：
观神送神中的仪式歌谣：如《请神歌》、《请神曲》；婚礼葬礼中的仪式歌谣：如《出嫁前拜司命公》：潮州的游神歌谣：如《城内人游神》：民间故事歌谣：如《听见锣鼓冲冲潮》：四季活动歌谣：如《十二月歌》；宗教活动歌谣：如《求雨》；民族繁衍与迁徙歌谣：如《高皇歌》；元宵夜游灯歌谣，婚姻习俗歌谣和饮食习俗的民歌。这些民谣皆离不开它的民俗母胎，不仅内涵丰富，且具有鲜明的特色，颇具文献与艺术价值。
渔歌是潮州渔民捕鱼，织、补渔网或休息、喜庆时自编自唱的抒情性民歌，它流行于潮汕等沿海渔区，内容为表现渔业生产、生活以及思念航海的亲人等；解放后的渔歌则以歌颂新生活为主。歌词讲究押韵，多由渔家女用当地方言歌唱，曲式有两句、四句和多句式几种，曲调独特，风格或委婉悲伤，或抒情明朗。汕尾是我国渔歌的发源地之一，而渔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清。当时的文人墨客在吟颂古海丰八景之“龙津渔唱”、“长沙夜雨”、“丽江月色”等诗词中，都提到了疍民唱渔歌的风俗，如“夜深月白知何处，余韵风飘出蓼花。”（明·吴高），“和笛渔歌天是籁，倚栏人满月为邻。”（清·黄道珪）。汕尾渔歌以“瓯船”渔歌最为著名，题材多样，数量也多；我们从渔家世代口头相传的渔歌中，可窥见其民风民情。我国民俗学泰斗、汕尾籍钟敬文先生曾采集出版了《疍歌》集。汕尾黄琛长期采集或创作了大量渔歌，如“心焦歌”、“叮咛歌”、“是阮二人唔甘嫌”等，当地著名女渔歌手徐十一据传能唱二千多首渔歌。在渔家婚礼上，人们至少要唱三十首以上婚嫁渔歌，如：“今暝唱歌到五更”、“打扮细姑做新人”、“明年抱子返外家”、“是阮二人唔甘嫌”等。
潮汕还流传着有关渔业生产的谚语如：“八月鱼头齐”，“行船开铺、不离半步”等，收集于魏伟新主编的《海丰俗语、谚语、歇后语词典》等书中。其内容反映了渔民征服自然、驾驭大海和捕捞的经验。
3）潮剧与皮影
潮剧是我国十大戏曲剧种之一，由宋元南戏发展演变而来，形成独特的唱腔和表演形式，迄今已发掘出旧剧目达1500种以上。潮剧深受粤东、闽南以及东南亚一带人民之喜爱。解放后，潮剧曾多次到全国各地及香港和东南亚一带演出。被誉为“南国奇葩”。潮剧优秀剧目有：《闹开封》、《扫窗会》、《辩本》、《刘明珠》、《告亲夫》、《苏六娘》、《陈三五娘》、《张春郎削发》等，潮乐吸收昆腔、西秦、外江诸乐种的精华，与地方民间乐调融汇，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分为弦诗乐、细乐、庙堂乐、笛套古乐、舞台伴奏、潮州汉乐、锣鼓乐等，曲牌达千首以上。潮州大型锣鼓乐队的演奏和以模仿梁山泊好汉江州劫法场故事为内容的英歌舞，深受国内外观众所喜爱。潮州戏剧文化展现出了一种优势能的态势。随同移民浪潮的拥入，潮剧在移民潮人聚居的东南亚各国显现出其特有的艺术魅力。
潮剧被介绍到泰国的历史据说已有三百多年。它不仅已融入泰国主流社会，而且融入了其上层社会，并且登堂入室地进入了泰国的遢罗宫廷，受到王室贵族们的亲睐。据说泰国的母旺感猜仓皇宫，就建有一座戏台，供王室观赏潮剧
在新加坡，演出潮剧的场所更多，如新加坡怡员园戏院、哲园戏院、同乐戏院和永乐戏院。这些地方已成为潮人“乡坊之音”的场所。显而易见，有亲和力的潮剧因子已渗入东南亚各国戏剧文化之中，并对当地的文化起着补阕作用。
海外潮人打破了与潮州“壤断土隔“的文化生态环境的疆域线，在异域这一特定的文化场中，介入与异域文化相适应的生态环境。
老舍先生曾对潮剧高度评价：“莫夸骑鹤下扬州，渴慕潮汕数十秋。得句驰书傲子女，春宵听曲在汕头”。潮剧“吹击管鼓，郁香洁之。”潮人笃于戏曲之风，延及今人。
道具戏是流传于民间的皮影、木偶和面具戏的总称，是民间文学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潮州道具戏历史悠久，颇具特色，主要有皮猴（皮影戏）和潮州纸影（铁技木偶）两种。
林有钿认为潮州皮影戏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从中原经福建的泉州、漳州传入。并引证了《事物幻原》中谈到宋仁宗时市井中所演影戏的内容：“市人有能谈三国者，或采其说，加以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象。至今传焉。”皮影戏于南宋时经福建的泉州、漳州而传入潮州。明、清时，潮州的皮影戏已相当盛行。清人的笔记曾有这样的记载：“潮郡纸影亦佳眉目毕现”，“潮郡城厢影戏歌唱乇晓，声达遐迩”。其二，是从中原传到印度，然后再从印度传入潮州。中国皮影戏随着商务活动和文化交流很早就传到波斯、阿拉伯、土耳其，后来又传到东南亚及欧洲，被称为“中国灯影”。以后，外国人使用自己的语言、服饰来演出皮影戏，从而受到本国观众的欢迎，并逐渐发展成为本国的民间艺术。其后，又以本国民间艺术的面目步入对外文化交流的行列。
4）海外潮文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大批华侨出洋，远赴美洲、非洲、澳洲和东南亚各地，在异国他乡接受外国文化的濡染，同时又将这种濡染折射回潮汕故土。近代潮汕地区向海外移民的人口数量据估计，到1911年时，已不下300万人。现居潮州市的总人口约250万，而旅居海外的潮籍人士就有230万，传说全球有近二三千万的潮州后裔，不得不承认，这是一股强大的文化势力。李嘉诚、饶宗颐、胡烈文、蔡澜等皆为潮州名士。
潮汕地区较具规模的历次移民东南亚浪潮，不仅将潮人卷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亦使潮文化融入、渗透其中。潮人在其聚居地所致力于形成的文化氛围，不仅深入地影响着东南亚各国的文化面貌，同时也促使、催化其聚居地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整合。
海外潮人的宗法文化：中国传袭久远的宗法制度基于同族的血缘关系与同乡的地缘关系二者的结合。这种带有浓厚宗法意味的组织是潮人在异邦籍以联络亲情、感情和事业之纽带。海外潮人的“忧生之嗟”，是其信奉宗教的直接心理动能。20世纪70年代，聚居在越南各地的潮人为了互济共助，相继建立了宗亲会组织，有的还建立全国性的宗亲总会。如东南业各国最大的地缘性组织“潮州八邑会馆”，其会员包括潮安、澄海、朝阳、揭阳、饶平、普宁、惠来、南澳八个县的潮侨。该组织会歌的歌词形象地传达了海外潮人在异邦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维吾潮侨，来自岭东。安居狮岛，创业立宗……”
海外潮人的学术文化：发展华人教育是海外潮人文化生活中一重要内容。为了使潮人的后代不忘桑梓之情，越南潮人热衷于创办华文学校。有人统计，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越南各地潮人创办的华文学校多达一百余所。华文报刊的兴起，是海外潮人文化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报刊文学的开辟，成为潮人探讨学术，推行道德教育的基地，同时也是他们交流情感，声气相求，追逐一种精神上的自得之场所。资料表明，越南华人所办的华文报纸，就多达四十余家，其中潮人创办的报纸约占四分之一。如潮人郑武在河内开办的《中华日报》、《时代报》和《南亚日报》；潮侨张永福和闽侨陈楚楠等在新加坡创办的《图南日报》、《南洋总汇日报》和《中兴日报》等。这些报刊不仅促进了新加坡报刊业的发展，亦孕育、催生了新加坡的华文文学。如新加坡先后出现的《荒岛》、《洪荒》和《新航路》等二十多种华文文学报刊，开辟了华文文学的重要园地。而潮人在新加坡直接参与从事的华文文学创作，他们所创作的小说、新诗、散文、文学评论等作品，更是直接推进了华文文学浪潮的兴起。
海外潮人商业型文化：大量潮人拥入东南亚各国，积极投身于当地的经济建设与开发，这种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新的文化因子在异域文化母胎内躁动。潮人不断地拥入越南之后，他们大量地开垦荒地，种植水稻、蔬菜、菠萝、椰子、龙眼、葡萄等多种作物，并且将种植技术传授给当地居民，促进当地生产技术的提高。越南潮人还积极地经营机器碾米、纺织、化工、造纸、大米出口，以及进出口贸易等产业。在这些产业中，华人资本占60~80%，其中潮人资本占华人资本的四分之一以上。海外潮人的这股新质文化因素在异邦由潜滋暗长，终至突兀奔腾，几乎同步，他们的联翩拥入泰国，已将一股异质商业型文化注入泰国文化系统中来。
海外潮人的政治型文化：一批事业有成或受过高等教育的海外潮人进入了泰国上层社会，在泰国的历史舞台上参与治国经邦的活动。正如魏源《海国图志》遢罗条所述：“华人驻此……惟潮州人为官属、封爵、理国政、掌财赋。”他们之中有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商业巨子、专家。这些人的奋斗史从各个侧面反映了炎黄子孙自强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如19世纪中后期名噪一时的新加坡华侨领袖，中国第一位驻外华侨领事胡亚基。因其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公益事业有卓绝贡献而被载入《新加坡先驱人物》等多种书刊。在新加坡圣淘沙历史博物馆立有其巨大蜡像。因胡亚基来自粤黄埔，故被称之为“黄埔先生”，新加坡的一些学校、街道亦以“黄埔”命名。
曾先后在旧金山、波特兰、洛衫矶、纽约、沙加缅度、芝加哥、西雅图和温哥华、维多利亚等地兴办侨校的粤人梁庆佳，为异邦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培育了大批人才。曾率领部属打败缅甸军队的泰国粤人郑信，建立了吞武里王朝（1767~1782）。此后，粤人进入泰国政坛的越来越多。如潮商黄茂盛，被封为“銮阿派帕匿”爵位，有权以泰国的名义派15艘以内帆船到广东贸易，亦有权自行造船。曼谷王朝建立后，一些粤人与王室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泰国的官僚体系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这些人大都经营商业，拥有雄厚的财力。近几十年来，据有关人士统计，泰国内阁中具有华人血统的成员最多时约占80%。这些事业有成的海外粤人进入了异邦的上层社会，在其历史舞台上参与治国经邦的活动。正如魏源《海国图志》遢罗条所述：“华人驻此……为官属、封爵、理国政、掌财赋。”他们驰骋风云于异国的政坛。则体现了海外潮人政治型文化的鲜明特色。
3.1拓展文化寻根之路
潮汕海洋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其以自然活动为基础，并以精神活动为最高形式的涉海活动，体现了潮汕海洋文化的深厚根基和独特的韵味。海洋文化的属性是人类与海洋互动中人类对海洋的认识、反映、利用及其结果。所谓自然的活动，即海洋采集，海上航行，海上商业等直接涉及海洋的行动，也包括间接性的活动，如与海洋贸易有关的商品。至于涉及海洋的精神活动，则指海神崇拜，海洋文学、海洋宗教传播等精神因素。本文第二部分通过对潮汕海洋文化经济化轨迹的文化溯源，对潮汕海洋经济文化的优势和具有海洋特征的精神文化的探讨，将有利于提供知识上和思想上的认识。潮汕海洋文化城市的兴起，应传承和拓展这种优势能的文化传统，并以之为基础，重新建立，开拓新的空间，以利在更大范围和更宽领域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实现发展的新跨越。具体而言，要进一步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形成以港口物流业、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船舶修造业和海洋矿产能源业、海洋药业、海水利用业、海洋信息服务业等为主体的蓝色产业体系；使临港工贸加快集聚，形成若干以港湾为依托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临港经济密集区，以及一批海洋骨干企业；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应合理有序，海水养殖加工基地、滨海旅游基地、物流集散基地、海洋科技创新与教育基地，基本建成海洋综合实力较强、产业结构合理、海洋科技先进、海洋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较好的海洋经济区域。
亦应注意加强陆域经济与海域经济的互动联动，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壮大海洋经济规模，转变海洋经济增长方式，最终实现由海洋资源区域向海洋经济发展的跨越。
代表着海洋文化典型的潮汕文化，蕴涵着丰富的发展海洋经济文化的优势。如前所述，潮汕文化在政治、经济、学术、宗法、艺术诸方面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颇具影响力，建立在这种文化基础上的经济产业如：海洋商业、海洋工业、海洋手工业，海洋渔业、海洋种植业等在海外市场的拓展，将有力地推动潮汕外向型经济发展。涉及海洋人群社会特点与习俗的潮汕海洋社会与海洋文化，如海洋神话、信仰、宗教、戏剧、文学、艺术等作为文化产业，其生存与发展亦将是海洋开发中巨大的潜在资源，与推动潮汕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
3.2增强海洋意识与外向型经济发展
海洋意识，即人们对海洋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它反映了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包括对海洋与人类的关系、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认识。人们依赖海洋进行商品生产所形成的文化观念和形态亦即海洋文化。
黑格尔认为海洋文化可使文明成长。二十一世纪是海洋世纪，已为人们所共识，无论从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资源开发等领域，还是从人类生存、环境保护等角度来看，海洋文化较之于内陆文化，更具有开放性、流动性、多元性、兼容性、冒险性、神秘性和进取性等特点。人们应该更多地把眼光投向蓝色的海洋。
我国已经把海洋开发作为国家跨世纪的发展战略，海洋经济也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发海洋中巨大的潜在资源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
处于经济重心的广东，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成分的加速增长，在此种外拓形势的推动下，位于东南一隅的潮汕地区的对外贸易发展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为潮汕地区的海洋文化注入了一股新的重要活力。
潮汕地区地狭人稠，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矛盾很大，激烈的竞争环境培养了潮汕人的创造、开拓和冒险精神。滔滔的大海总是激起潮汕人的心理冲动，漫长的海岸线，众多的岛屿，优良的港口，使潮汕具备了发展海外贸易的先决条件。
汕头拥有丰富的海岸线资源和天然的深水良港，具备建设大型、特大型港口的自然条件。潮汕港可为粤东发展外向型经济和进出口企业服务，使之真正成为广东的“东大门”。加快潮州港建设有利于增强城市活力和国际竞争力。逐步发展并构筑快捷高效的国际经济交往平台，推进潮汕外向型经济走上更宽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增加潮州市活力和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力，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亦利于优化潮州产业结构和市域经济布局。
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潮汕港区广阔的后腹地，发展新兴企业，尤其是外向型工业企业；有利于将现有零散、小规模的同类生产、加工企业集中起来，逐步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工业生产区域中心和产业群，推动潮汕工业经济迈上新的台阶。
如何推进海洋科技创新，是海洋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应考虑积极发挥高校、科研院所等研究开发机构在海洋自主创新中的生力军作用，整合科研资源，加强海洋科技中试验基地及研发平台的建设，推进海洋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完善开放式的科研机制。以及推动海洋企业建立技术研发机构，促进企业成为海洋科技创新主体。组织开展海洋化工、海洋生物育种、海洋药物、海产品深加工等重要、急需领域的海洋科技攻关，加大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力度，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科技创新成果。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
作与交流，联合有实力的科研机构，共建各类海洋科技创新载体，开展重大项目合作，提高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支持中小海洋企业采取联合出资、共同委托等方式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行合作研究开发。
只有坚持科技兴海，突出海洋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促进产学研结合，推动企业成为海洋技术创新的主体；推广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着力提高科技含量，提升海洋资源的利用水平和海洋产业竞争力，才能有利于实现海洋经济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
3.3增强海洋特色文化魅力
1）开发滨海旅游资源
广阔的海洋和风光绮丽的滨海地带令人留连忘返。充分利用大海的自然风光，开发海滨旅游，是人们利用与开发海洋资源的一个重要方面。旅游业只有通过文化内涵的展现才能达到经济目的，如果仅仅将旅游业作为一个经济产业来发展，它在质上将徘徊于低层次和落后的状态，长此以往，将会逐渐丧失吸引力而致使旅游市场萎缩。所以，在旅游资源规划开发的指导思想上，应打破旅游业仅是经济产业的落后观念，树立旅游业既是经济产业，又是文化产业。
潮州是对外开放旅游城市，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尤以人文资源突出。其文物之富始于唐而盛于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长期的对外交往和中西文化交融，历史的演化过程蕴含、积聚、发展了丰厚的潮汕地域文化，使本土的原生文化与周边文化，中原文化、海洋文化互相交流渗透，形成了独特的潮人文化。她拥有地方特色鲜明、品位甚高的文化景观。潮州有文物点728处，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海蚀、古建筑、古祠、古寺、古井、古桥、古塔、古牌坊、摩崖石刻、碑碣等，是粤东文物古迹荟萃之地。古城潮州，山虽不高，但气势不凡，水虽不阔，但风光旖旎，金山峙其北，笔架山列其东，葫芦山卧其西，川流不息的韩江水绕古城南流，组成”三山一”护城廓的绚丽风光。名胜古迹有被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誉为”世界第一座启闭式石桥”、与赵州桥、洛阳桥、芦沟桥并称中国四大古桥的潮州湘子桥；有被专家誉为“国内罕见的宋代府第建筑”、“潮州古建筑三件宝”之一、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许附马府；有全国仅存的四个开元寺、广东四大古寺之一的佛教胜地潮州开元寺；有我国现存历史最久远、保存最完整的纪念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的韩文公祠；有我国目前建筑面积最大的泰式佛殿；有始建于宋、著称于明、依山傍水、金碧辉煌、远近闻名的潮州八景之一北阁佛灯；有号称“百窑村”的笔架山宋窑遗址；有木雕艺术堪称一绝的己略黄公祠；石刻艺术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堪称岭南第一的金沙从熙公祠；与羊城越秀山五层搂齐名的明代建筑广济城楼；建于花岗岩石之下深16米宽25米、依岩凿半卧弥勒佛像的甘露寺；有怪石嶙峋，形态各异，被世人冠之山鹰、海狗、蟾蜍、百鸟求凰等美名的古海蚀石群……
历史的演化、大自然的恩赐，赋予了汕头滨海的天然奇观：、蜿蜒绵长的海岸风情、千奇百怪的岛屿风光，更造就了汕头丰富的滨海旅游资源。作为我国惟一市区有内海的城市，自然天成的海湾为汕头构筑了一幅“城在海中，湾在城中，景在湾中，人在景中”的美丽图景，是一座标准的亚热带滨海城市。因而汕头景点项目的建设需要围绕汕头海湾进行思考，以人为核心，以超前的思维和眼光，从人、景、湾、城、海打造成环海湾休闲旅游观光带，凸现旅游海湾生活化、人性化，休闲、优美、宁静的特征。
南澳岛周围有几十处海湾滩头，其中最大的一处是青澳湾。这里海水非常清澈，沙滩深入海面一百多米都没有礁石，也无杂质污染，即便涨退潮时，海水仍清澈，明净，是广东省的A级沐浴海滩。清澳湾的沙滩既长又洁净，可在此欣赏日出。
揭阳倚山濒海，山川毓秀，名胜古迹亦甚多，有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榕城、揭阳学宫、双峰寺、黄歧山风景区、桂竹园风景区；惠来金海湾植物园、神泉海角甘泉和海市蜃楼、百花峰、铭湖岩；揭西大洋高山旅游度假区、霖田祖庙、广德庵；普宁培丰宝塔、马嘶岩等，以上美景构成了潮汕海滨丰富多彩的旅游画面，是发展旅游业得天独厚的宝贵资源。
发展潮汕旅游业可考虑将以上区域互动促进连片发展。立足日益完善的现代交通网络，密切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与合作，纵深推进潮汕城市海洋化发展。
2）构筑海域经济文化特色
文化的经济化亦即文化进入市场，进入产业，文化中渗透经济的、商品的要素，使文化具有经济力，成为社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诸如海滨主题公园，名胜古迹的游览，皆可视为文化的经济力。潮人对文化经济的重视以及对文化生态建设的投入，使得潮汕的文脉得以延续，文化品位得以提高，文化力得以增强，使之成为经济力。现代经济发展中文化的、科技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要素已越来越具举足轻重的地位。经济的文化化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代表着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由历史传统与现实交织而成的经济文化画卷将蕴含生活气息、繁荣景象、乡土特色、文化氛围、历史感悟。这种文化经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形成社会需求。文化与经济双向作用，交叉、融合、相反而又相辅相成，将形成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这已成为当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趋向，也是第三代生产力的重要特征。这种民族的传统文化把最富有生命力的个性特色传承给后代。人类的精神家园需要公共文化，在海域这个大的公共环境中，将传统文化的商品属性解放并利用起来，必将有利于增加文化的造血功能，使之步入新一轮经济轨迹。
提升滨海旅游业。推进滨海高速公路沿线和滨海区的旅游景点和设施建设，优化开发潮汕沿海岛屿的旅游资源，吸引国际性游艇赛事落户，推进滨海休闲旅游业发展，彰显具有海域特色的海洋文化，如：宣扬妈祖文化、韩愈文化、海丝文化、潮瓷、潮绣、潮汕建筑、潮汕工艺、潮菜、潮功夫茶、潮剧等地方特色文化，定能丰富滨海旅游文化内涵，提高滨海旅游品位。
同时完善沿海旅游城市的功能，加强旅游产品开发，强化旅游城市在集聚旅游产业和延伸旅游产业链中的作用。推进跨区域旅游合作，延伸滨海旅游路线，形成一批旅游精品线路，构建与山水绿色旅游、名胜旅游对接联动的滨海蓝色旅游经济带，有利于加快形成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滨海潮汕旅游区。
3.4继续发挥海外潮人宗社组织之优势
在海外华人社会里，地缘、血缘、业缘是华人之间聚落、联络、团结、互助的纽带。如在海外妈祖信仰者心目中，妈祖之“神缘”是一种超物质的、凭信仰力量可以领导和鼓舞人们的富有感召力的磁场，其作用不可忽视。妈祖信仰内涵中所蕴存的积极向上的民族传统精神正是海外侨胞宗社组织所倡导的。
世界各地有华人的许多地方都建有潮州会馆。明清时期，在国内的许多商埠也都设有潮州会馆。如今，在东南亚各国和美、加、澳等地皆组建有潮人社团。1981年“国际潮团联谊年会”成立，于每两年举行一次国际性聚会。并以香港为国际潮团联络中心。这种聚会不仅显示了世界潮人的凝聚力，也充分显示了潮人的经济实力。20世纪70年代，聚居在越南各地的潮人为了互济共助，相继建立了宗亲会组织，有的还建立全国性的宗亲总会。如东南业各国最大的地缘性组织“潮州八邑会馆”，其会员包括潮安、澄海、朝阳、揭阳、饶平、普宁、惠来、南澳八个县的潮侨。该组织会歌的歌词形象地传达了海外潮人在异邦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维吾潮侨，来自岭东。安居狮岛，创业立宗……”
海外的乡音乡曲、各种宗亲会、同乡会，是潮人加强联系，互相提携的磁场和纽带。当他们在商业上取得成功时，总会怀着恋土思乡、报本思源的心情。
近代潮汕会馆组织遍布潮商聚集的每一个地方，凡是“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州会馆”。潮汕会馆组织起着沟通商情、调解商业纠纷、共赴社会公益等作用。亦如上海潮州会馆章程所述：“本会馆以联络商情、发展合作互助精神，保障桑樟福利公益慈善事业，提倡教育，调解纠纷。”这种行业公会兼具社会公益组织性质的团体，不仅能有效地将业界的冲突控制在团体内来化解，还能积极救灾帮困，减轻社会负担，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进一步突出显示潮人的文化实力，提高和巩固潮人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正如著名潮州学专家饶宗颐先生在巴黎第六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上的讲话中所说：“海外潮人大团结的力量所引起的影响，已令世人瞩目。……如何以财力去开发智力，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财力与智力的结合，将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我们海外潮人创业有成，财力雄厚，如果能重视智力的开发，以财力去培养智力，那么对乡邦民族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陈伟南指出，“旅居海外的潮籍人士有1000多万，分布在全球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及地区，不少人为当地具实力之企业家，同香港的经贸关系密切。”故充分发挥海外侨胞宗社组织之纽带作用，将十分有利于实现21世纪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目标。
3.5创设富于海域特色的就业空间
海洋空间具有广阔的驰骋之地，可为就业广开门路。海洋空间按其利用目的可以分为：生产场所，如海上火力发电厂、海水淡化厂、海上石油冶炼厂等；贮藏场所，如海上或海底贮油库、海底仓库等；交通运输设施，如港口和系泊设施、海上机场、海底管道、海底隧道、海底电缆、跨海桥梁等；居住及娱乐场所，如海上宾馆、海中公园、海底观光站及海上城市等；军事基地，如海底导弹基地、海底潜艇基地、海底兵工厂、水下武器试验场、水下指挥控制中心等。开发利用海洋空间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利用开放口岸的对外窗口效应，通过政策的扶持和引导，可为潮汕城市的发展预留广阔的地域和就业空间，有效解决新增就业门路、增加个人收入、农民转产、劳动力转移等关系到生存和生活问题，为之创造有利的条件。本文认为，创设富于海域特色的就业空间可从以下方面拓展：创设海边休闲游线路、包括海滨休闲，古城游览，民族风情体验，海岛休验、海滨浴场，海滨度假，环岛自行车骑，海滨避暑，观海，海滨烧烤，垂钓，露营、游戏、魅力渔村体验，海上丝路寻踪游，生态旅游园、茶叶大观园，陶瓷博物馆、陶艺、妈祖文化朝圣游，妈祖祭典仪式、绿色之旅生态环游等。这些海滨旅游产业无疑将为广大就业着群体提供较为广阔的新的就业空间。
3.6增强海洋环保意识
科学家称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世纪”是何概念，进入海洋世纪又有哪些标志呢？这涉及到建设蓝色海洋文化的战略。
本文认为保护海洋环境应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合理开发，综合利用。这应是保护海洋环境的基本策略。保护海洋环境不仅需要有正确的海洋开发政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还需要有一整套科学的、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尤其是要抓好污染源的管理，这是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环节。
海洋覆盖着地球71%的表面，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生物资源和矿物资源。海洋环境探测、海洋资源调查、海洋油气开发、海洋生物技术和海洋深潜等已经成为世界高技术竞争的热点。保护海洋是持续发展海洋经济的基础。加强对具有特色的自然、人文景观、海洋矿产、海洋生物、水鸟、水下文物等的保护，建设一批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对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海域进行恢复和建设势在必行。
同时重视岸线资源和航道保护，强化对港口岸线资源开发利用和养殖业发展的监管，对港区岸线和航道制定控制性规划，划定规划岸线的陆域、水域和航道保护范围，确保港口岸线等资源开发的有序推进。依法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合理确定生态环境承载范围内的围、填海规模，确保滩涂资源得到科学合理有序开发。保护现有的食盐定点盐场及经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盐田都是事关海洋环境发展的重要举措。
还要坚持依法治海、完善涉海法律法规体系、严格依法管理海洋经济活动、维护海洋经济发展的市场秩序。只有开发利用和保护治理并举，方能使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从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
当今世界的海洋形势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复杂，海洋环境正在恶化，恶化的海洋环境正在向人类进行报复，海洋环境的形势十分严峻。海洋蕴藏着巨大的财富，仅沿海地区就成了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走向海洋，探索海洋、开发海洋，将会给人们以巨大的利益和鼓舞。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的强国梦，目标指向海洋。
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报告中指出：“在人口膨胀、资源短缺和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海洋开发受到沿海各国的高度重视，海洋经济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位专家说：目前，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极富潜力的领域。
国家海洋局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海洋资源与环境的保护工作，在大力推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探索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发展模式。”目前，海域使用已进入国家立法程序，海域使用将步入依法管理的轨道。国家海洋局还积极开展了与有关国际组织的合作，努力推进海洋综合管理在中国的实践与应用。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的支持下，中国已先后在广东、福建、广西和海南建立了不同模式的海岸带综合管理示范区。为解决海洋资源与环境问题进行了不懈努力。蓝色海洋之梦将有待于人们海洋意识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