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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报业的三次办报高潮分别是：戊戌变法时期的第一次办报高潮；辛亥革命时期的第二次办报高潮；五四运动时期的第三次办报高潮。戊戌变法带来的办报高潮源于对西方“坚船利炮”器物、技术的向往以及“洋务运动”的推动；而辛亥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办报高潮则已经从制度上打出了“中体西用”“变法图强”的口号；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的第三次办报高潮，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从文化角度带动办报高潮的到来。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由下而上按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循序逐次展开，而不得不先由上而下地进行“启蒙”。这种启蒙，往往体现为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过程：“学会—学校—学刊（报刊）”。
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下难以维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变得国门洞开，清朝统治者在见识到西方的科技水平和军事实力后，也开始由天朝上国的华夷观念转向崇洋媚外。为了维护清政府统治并抵御外侮，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与此同时他们也接受了西方的新闻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在这些人的努力下，中国的民族报业开始渐渐兴起并走向了繁荣。林则徐和魏源率先接受了西方的新闻思想并分别创办了《澳门新闻纸》和《海国图志》，太平天国的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论述了宣传、交流、教化、监督的办报理念并高度评价了新闻传播活动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郑观应也在《盛世危言》里阐述了自己的办报思想：日报是“通民隐、达民情”的有力工具，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枢纽；创办报纸是中国变法图强的重要手段；应维护民族尊严，允许国人办报；要制定报律来规范报业。
在这些中国民族报业先驱者的办报思想指引下，一大批民族报刊相继诞生。1873年8月8日，艾小梅在汉口创办了《昭文新报》，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份报纸。在随后的1874年，容闳在上海创办了《汇报》（《彙报》）。早期国人自办报刊中最为出色的一份报刊，是1874年由王韬在香港创立的《循环日报》。它以“强中以攘外，辄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为办报宗旨，是我国近代第一份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公开鼓吹变法的报纸。《循环日报》对我国近代报业发展的最大贡献在于，它首创了一种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改变了之前报纸单纯作为信息载体工具的地位，是国人自办报纸的承前启后的里程碑。这是第一份完全由中国人管理而取得成功的报纸，王韬被誉为“中国记者之父”。
王韬是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及早期的著名报人，代表作《弢园文录外编》，多为香港时期的政论文章。他的办报思想包括：①论述了报纸的目的与意义——办报立言；②叙述了报纸的作用与功能：“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内情外达，外情内达”；③论述了新闻自由的思想；④论述了报纸的文风：直抒胸臆；⑤论述了对报纸编辑人员的要求。
随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惨败，国人开始抛弃闭关锁国的腐朽思想，展望世界寻求变法，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汉魂洋才”等学习西方技术的思想，维新派也提出采用变法的手段强国的策略，由此推动了民族报刊走向发展的高潮。
19世纪90年代中期及以后，甲午战争的失败激起了国人变法图强的热情，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开始以办报来宣传变法，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办报风潮。
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这是我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它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变法图强的维新派主张，以及去塞求通的变法思想。强学会成立后，该报成为其机关报。1895年12月，该报改名为《中外纪闻》，康有为在上面发表了《开会主义书》，这是维新派的重要政治宣言。1895年11 月，康有为来到上海建立上海强学会，并且发行了自己的机关报——《强学报》，旗帜鲜明地提出维新派的一系列变法的政治主张。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是中国维新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也是清末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报刊宣传家之一。他先后创办或主编过《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湘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著名报刊，他的办报实践活动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贡献，其新闻思想对当时的报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梁启超的办报思想有：①报纸的性质：“耳目喉舌”（国之，政之，民之）；②报纸的目的：去塞求通；③报纸的作用：监督政府，向导国民；④报纸宣传的方法：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⑤报纸引导舆论的方法：浸润法、“骇”（煽动）法；⑥“非大勇不能为敌，非大智不能为母，非大仁不能为仆。”⑦区分了新闻与评论，新闻应该“博、速、确、直、正”，评论应该“公、要、周、适”。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维新派影响力最大的一份报纸——《时务报》，初每期发行4000份，后最高达到17000份。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系统地阐述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时务报》在文章形式上采用时务文体，讲究逻辑性和感情性，并使用了大量的口语、俚语甚至外语。
《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等维新派报刊的出版，冲破了封建的“言禁”，为即将到来的国人办报高潮拉开了序幕。这些办报活动培养和锻炼了维新派的办报骨干，为维新派报刊宣传活动的全面开展打下了基础，使变法维新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1897年以后，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各地维新志士以极大的热情创办报刊。自70年代民族报业诞生之后，国人办报活动走向高潮，打破了外报在中国新闻舆论界的垄断地位，使中国人的报刊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维新变法运动期间的国人办报活动，史称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
这一时期影响力较大的报纸有：1897年由康有为在澳门创刊《知新报》，其中提出了设报达聪、耳目喉舌的办报思想，这是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舆论阵地；1897年由严复在天津创刊的《国闻报》，重点介绍西学以“通内外之情”，它是维新派在华北地区的舆论阵地，出版旬刊《国闻汇编》，严复曾在上面发表其翻译的《天演论》《进化论》以及《民约论》，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谭嗣同、唐才常分别创办《湘报》《湘学报》，成为维新派在华中地区的舆论阵地。此外还有女学会创办的中国第一份女性报《女学报》和农学会的《农学报》。海外华文报刊方面，出现最早的是《金山日新录》《北崖新录》，《沙架缅度新录》是第一份中国人在海外创办的华文报纸。
维新派报刊的历史作用在于，向读者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教育和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教育；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促成了变法的实现。在新闻传播事业方面，它们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开政治家办报的先河，提高了报人、报业的社会地位；创造了报章新文体，影响了一代文风。“报章新文体”指出现在报刊上，不同于桐城派古文的一种比较通俗浅近的文体。它的特点是半文半白，平易畅达，笔锋带有感情，有时夹以口语和外来语。又称“时务文体”“新民文体”。
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期间报刊的特点是：报刊数量大，办报地区广，报刊品种多；主流是维新派主办的、宣传维新变法的政论报刊；报刊与学会、学堂紧密联系，融为一个整体。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已经开始了新闻立法的有益尝试。表现在：开办中央政府机关报；公开承认报纸合法地位；新闻法制定提上日程。在“百日维新”期间，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建设以皇帝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上谕为主要方式，“报禁”一度被解除，“言禁”一度被放宽，新闻法的制定也提上了日程。清政府为管制新闻出版事业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件专律》《报章应守规则》《报馆暂行条例》《大清报律》《钦定宪法大纲》等法规，虽然这次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建设的实践活动为时太短，且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染有半殖民地的色彩，在实践上缺乏全面实施的社会基础，无法制裁外报，最后以流产告终，但却不失为一次极为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