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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新闻传播史学的源流
我国新闻史的学术研究，肇始于20世纪初传统新闻传播向现代新闻事业转型之际。据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方汉奇先生统计，从1917年第一部新闻史专著出版到1998年，各类新闻史著作累计已达200余种，发表文章约5000篇。这些著作大都遵循着由戈公振所开创的同一种研究范式。
戈公振先生（1890—1935），是我国新闻史学的开山鼻祖。他的《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27）至今仍以翔实的史料、丰富的内容和精当的论述为学界所推崇，与前朝学人的传世之作一道并列为20世纪的学术经典。这是我国第一部泛论新闻学和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新闻发展史的著作，也是我国报业史乃至新闻传播史的奠基之作。戈公振在著作中最早论述了我国报刊历史，第一次确立了报学史的研究是一门学问。
方汉奇先生以无征不信的求实态度，延续着戈公振开辟的新闻史研究传统。他的代表之作——《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以其独特的体系、广博的史料、隽永的文字而一直受到学界的普遍称道，成为继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之后又一部广受征引的著作。1987年，该书实至名归地荣获第一届吴玉章新闻奖（一等奖）——我国新闻学的最高奖。如果说戈公振先生是单兵作战，那么方汉奇先生则通过著书立说和传道授业而形成一个遍及大陆的学派。皇皇三大卷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可以说是这个学派的集大成之作。这部由方汉奇先生总揽其成的巨著，几乎囊括了目前国内新闻史方面的硕儒颀宿，近50位作者均为一时之选。三卷累计260余万字，约3600页。于2002年获教育部人文社科著作一等奖。其姊妹篇、同为三大卷200余万字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福建出版社2000），既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也为20世纪中国新闻学画上圆满的句号。
这一发端于戈公振先生而成型于方汉奇先生的新闻史研究模式，其要义在于按照客观的、如实直书的史家传统，厘清新闻事业的演进线索，勾画新闻活动的真实面貌，揭示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而随着这一模式达到其顶峰，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新的模式即将诞生。这种新的模式，需要实现三个方面的转换：一是从微观的考据向宏观的把握转换；二是从表象的观察向深层的透视转换；三是从事实的描述向意义的阐发转换。一句话，即由“史实”与“学术”层面，向“义理”与“思想”层面转换。
这种新的模式，已为20世纪以来许多史学实践所肯定，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法国年鉴学派的“总体史”、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黄仁宇的“中国历史”系列等，都是影响深远的典范。这些典范的共性，在于它们均具有一种大历史观，用司马迁的话说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本课程旨在遵循这种新的史家范式，不求在无穷无尽的史实上斤斤计较，而望在新闻传播与社会历史的宏观层面上逐渐展开。在这种追求中，实际上也隐含着一种历史哲学的理念。
二、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的关系
历史科学指的是记录历史的学问，如司马迁的《史记》，“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而历史哲学指的是反思历史的学问，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认为迄今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我国历史科学较发达，前有司马迁的《史记》，后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有各种各样的史传。而历史哲学则相对薄弱，直到二十四史基本出齐的明清才陆续出现顾炎武的《日知录》、章学诚的《文史通议》、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等著述。
一般来说，系统的历史哲学产生于近代欧洲。意大利哲学家维科的《新科学》（1725）为近代第一部历史哲学的巨著。其中提到人类历史的三个发展阶段，即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与凡人时代。其他的历史哲学思想包括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出的“世界精神”的运行轨道，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出“文化形态说”。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科林武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1951）是个里程碑，标志着传统的“史观”开始让位，即他所说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开始让位于“分析的历史哲学”。前者专注于客观的历史规律，而后者专注于主观的历史知识；前者谈的是本质方面的问题，而后者谈的是认识方面的问题。
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就是历史本体（事实）与历史文献（认识）之间的关系。历史本体、历史事实一旦发生，即一去不返，永恒不变。而历史认识、历史文献总是流变不居，与时俱进。所谓的历史，只能是认识而不可能是本体。1924年，美国历史学家Carl Becker在《什么是历史事实》一文里，提出了三个颇具深意的问题：历史事实是什么、历史事实在哪里、历史事实在何时。他在书中为历史下了一个最后简化的定义：历史是说过和做过的事情的记忆。中国何兆武先生也在《历史哲学——导论》译序一文中说：“历史学当然不能脱离史实，脱离了史实即无所谓历史学；但是历史学之成为历史学，却并不取决于史实而是取决于历史学家的前提假设，而前提假设却不是于史实中得出来的，而是（用一种形象的说法）历史学家所强加给史实的。”
三、历史与新闻的关系
新闻与历史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它们在客体方面都涉及事实，在主体方面都涉及叙事。英国史学家屈维廉说过：“就历史的不变的本质来说，它乃是一个故事。历史的艺术始终是叙述的艺术，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古今中外不少杰出记者，同时也是优秀的史家，如《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光荣与梦想》的作者威廉·曼彻斯特、《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等。
在古代，历史与新闻往往形同一体，难以截然分开。它们不仅是对社会活动的记录或记忆，更是对某种意义的建构。《易经·系辞下》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希罗多德历史》中也包含了大量这方面的内容。蔡元培认为“新闻者，史之流裔耳”，李大钊说：“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董桥提出“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历史是新闻的定稿”。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春秋》《左传》《国语》等众多史学著作中包含了大量对新闻事件的描述，如“曹刿论战”“晏子使楚”等。《史记》中司马迁对垓下之战、荆轲刺秦等历史事件的描述也带有新闻报道的性质。而司马迁对于历史事件的点评“太史公曰”则体现了新闻评论的特点。除了这些正史之外，在古代的笔记小说如《世说新语》《大唐新语》中也有相关“新闻史实”的叙述。在这些历史著作中，很难区分哪些是历史，哪些是新闻，其中的很多内容已经兼具历史和新闻的特点。从古代优秀的历史学家身上，我们至少可汲取两点有益的内容，一是秉笔直书无所忌惮的勇气，二是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文笔——特别是那种讲故事的才能。
四、“革命”与“现代化”：近代史的研究“范式”
1962年，库恩（T．S．Kuhn，1922—1996）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里，提出了影响广泛的“范式”理论。按照黄宗智的解说：所谓范式，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它们往往构成不同理论、模式间发生争议时的共同前提和出发点。
迄今为止，关于近代史的研究大约形成三种主导性范式，一是“革命”范式，二是“现代化”范式，三是“民族—国家”范式。
“革命”范式，是指采用通行的新闻史叙事方法，以“两大基本矛盾”为核心建构1840年至新中国的百年历史。其便利在于抓住了影响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主要矛盾”，其缺憾在于难免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单一化。革命范式的关键词是舆论、言论、政论等，如当下众多新闻史教科书，甚至连分期都与“革命史”基本吻合。
“现代化”范式，是以“走向世界（实即走向西方）”为核心论述“传统与现代”的社会转型，追求新闻自由的发展。其便利在于符合或附和“天下大势”，其缺憾在于容易忽略“国情”而唯他人马首是瞻，甚至抹杀千百万革命志士的泪血追寻。现代化范式的关键词是民主、自由、新闻等，如张育仁的《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其中，“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尤其成为左右新闻史发展的两大枢机。
“民族—国家”范式是以独立的主权意识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的追求为主线建构中国近代历史。从晚清至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代“救亡”史，面对西方民族国家的挑战，传统的“文化中国”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应战。因为，对峙的双方一方是信仰天下主义的、一盘散沙的中国，另一方是高度组织化的西方民族国家。这部历史是从“文化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化的历史，是从“文化认同”向“国家认同”转化的历史，其核心是确立“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民族—国家范式的关键词是信息、想象、认同等，如吴晓东的《〈长河〉中的传媒符码——沈从文的国家想像和现代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