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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革”爆发与新闻事业横遭摧残
在“文革”发动之前，党内“左倾”思想已经十分严重。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让党的“左倾”错误逐渐加深。新闻宣传方面，1962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和反对修正主义等问题后，文化批判运动成为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党报等各类新闻媒体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阵地。1965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的发表，使文化批判运动发展到了政治领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1966年，“三家村”和《燕山夜话》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很快，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新闻阵地纷纷被夺权，成为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工具。1966年5月31日，中央派陈伯达带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并改组了报社的班子。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下达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总动员令。1967年1月，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被造反派夺权。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操纵下，各地红卫兵造反派夺取政权，成立了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原省市自治区的机关报都改为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至1968年底，全国报纸总数仅42种，全国性报纸更是只剩下《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3种。地方报纸也基本上都是转发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文章，自采稿件少，形成了“千报一面”的局面。而与此同时，随着“红卫兵”组织和“造反”组织的出现，一大批没有固定编辑机构，也没有登记注册的非法小报小刊泛滥成灾，党同伐异，互相攻击，混淆视听，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画报和摄影类报纸越来越不景气。全国的摄影画报只有《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两家，“文革”后期才出版了几家画报，《民族画报》等在“文革”初期被迫停刊的画报也相继复刊。电影方面，全国大部分电影制片厂都处于停产状态，只有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仍坚持摄制新闻纪录片，留下了一些宝贵的历史记忆。
广播电视事业也遭到了打击。1967年开始，根据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各地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停止编辑和播送本地节目，只能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刚刚起步的电视事业也遭到严重挫折，全国13家电视台有11 家被迫停播。
二、“文革”后期新闻事业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发展
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代表人民利益的正义力量日益壮大，同邪恶势力进行反复较量，努力纠正“文革”的错误，直至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人民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972年，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人民日报》等不少新闻媒体内的正义力量积极宣传批极“左”思潮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四人帮”立刻利用新闻媒体宣传“批林、批孔、批周公”，借机映射、攻击周恩来。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对各行各业的混乱局面进行整顿并迅速见效。但“四人帮”不准新闻媒体予以重点报道，并指使新闻媒体反对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四人帮”还借毛泽东对小说《水浒》的看法大做文章，在全国媒体上大批宋江，影射邓小平。他们用挑拨离间的办法，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不点名地公开批判邓小平。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爆发了群众悼念周总理和抗议“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活动，即“四·五”运动，群众活动最后被镇压。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把矛头指向广大群众和邓小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反感。
三、“文革”时期新闻事业的特点
在宣传报道上，“文化大革命”成为当时全国新闻媒介的唯一主题，“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响遍全国。狂热宣传个人崇拜、大树特树领袖权威的报道，充斥了当时的新闻媒体。毛泽东1966年在天安门8次接见红卫兵，每次接见都被报纸、广播、电视等各媒体做重点宣传。当时报纸每天都在报眼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并冠以“最高指示”的栏头，而包括国际新闻在内的报道也都必须引用毛主席语录，且用黑体字突出，毛泽东的大幅照片也比比皆是。
在报刊上发表各种影射文章，借刀杀人，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惯用伎俩。1973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批判孔子的问题，“四人帮”便借“批孔”之机，指桑骂槐，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同时又大肆吹捧吕后和武则天，为江青唱赞歌。
根据需要树立各种典型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擅长的又一重要宣传手段。当时的典型报道都带有政治路线斗争的痕迹，存在片面性，有的甚至是添油加醋、编造出来的假典型。如关于“六场两校”的报道，以及对万能典型大寨的报道，以及“白卷英雄”张铁生、反对“师道尊严”的小学生黄帅等。
十年“文革”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了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权，使传媒由普通的新闻舆论工具变成单一的阶级斗争工具，沦为阴谋家的宣传工具和政治传声筒，对党的失误决策推波助澜，致使党的新闻事业失信于民，权威扫地，直至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才通过拨乱反正恢复了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与作风，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