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国民党新闻事业的膨胀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抢先在收复区扩展自己的新闻事业。原沦陷区的敌伪报馆、电台、通讯社等都被国民党接管。报刊方面，日本刚投降不久，国民党就将党报《中央日报》和军报《扫荡报》重新迁回南京，并利用接管的日伪设备、资产和人员，迅速复刊重建。1945年9月，《中央日报》总编辑携编辑主任卜少夫飞抵南京，筹备复刊，10日出报，第一篇社论由成舍我撰写。1945年11 月12日，《扫荡报》改名为《和平日报》。同时，军统报人龚德柏，以陆军总部少将参议身份，随先遣部队进入南京，接收了两家日伪印刷厂，复刊《救国日报》，新创《大同晚报》。战后，国民党将上海的民营大报《申报》《新闻报》改造成其准党报，使其成为由国民党控制的所谓“民办”报纸。《申报》与《新闻报》于1945年11 月复刊，第二年加入官股而改变其民营性质，并在这个基础上调整机构，由杜月笙任《申报》的董事长，潘公展任社长兼总主笔，《新闻报》由赵敏恒任总编辑。从此，两报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党报。此外国民党还将敌伪的一系列“新”字报纸接管控制。在其他地区，国民党也积极复刊或新办党营报刊，例如原国民党中央直辖党报《华北日报》就利用接收日伪《华北新报》的设备和资金在北平复刊，同样《中山日报》也从韶关迁往广州出版。
战后，国民党新闻事业扩张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国民党报团组织的出现。制定了党报企业化的计划，实施企业化政策，按照公司法改组为企业组织，发展各自的事业，形成了一个个报团或报系。如中央日报社就有12家分社，在12个大城市同时出报，并在1946年5月出版《中央晚报》，影响遍及全国。
广播事业方面，国民党分赴各地接收日伪电台，将其改建为国民党的官办电台。1946年5月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迁回南京，并开办了对国外广播，同年4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总社也迁回南京。至此，“中央”新闻事业的迁移大致完成。
二、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
面对国民党大肆抢夺新闻阵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也积极予以回应。各地区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精神，迅速在当地创办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新闻机构，将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扩展到收复区。中国共产党在收复区比较重要的报刊有上海的“三报三刊”：《建国日报》、《联合日报》、《联合晚报》和《文萃》周刊、《消息》半周刊、《群众》周刊，其中《建国日报》的前身是《救亡日报》。此外党领导的代表性的报纸还有北平的《解放报》、香港的《正报》等。但在国统区内，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嫉恨，大部分共产党报刊都遭到严厉的打压和钳制，《解放报》甚至被强制查封、停刊，新华社北平分社也被查封。
在解放区，共产党仍然重视发展完善新闻报刊事业。创办了华东局的《大众日报》、华中局的《新华日报》、华北局的《人民日报》以及东北局的《东北日报》等。
一、国统区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表面上高唱和平腔调，承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的自由，实际上却继续对新闻界实行统制政策，强化新闻控制。还先后制造了“下关事件”“五二○事件”“较场口事件”，对民主人士和群众采取暴力措施，大打出手。国统区新闻界针对国民党的新闻统制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争取新闻自由的浪潮，其中以1945年8、9月间新闻出版界反对国民党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拒检运动”声势最大。这场由重庆国讯书店为了使出版的《延安归来》一书免遭国民党书刊检查机构无理删改而拒绝送检并发起的运动，逐渐由出版界扩展至新闻界，引起整个文化界的支持和响应，并从重庆扩展到成都、昆明、桂林等地，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赞扬。“拒检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迫使国民党当局做出了废止战时新闻出版检查制度（收复区除外）的让步。
民营报业在战后经历了短暂繁荣之后便走向分化。抗战胜利初期，国民党当局口头上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加上东北、华北、华南以及台湾等大片国土的光复，使得民营新闻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进步人士和民主党派的报刊纷纷创刊或迁回原地复刊。如在重庆，民盟先后创办了《民主星期刊》和《民主报》，人民建国会创办了《民主生活》周刊，民主建国会创办了《平民》周刊。在上海，民主进步力量出版的报刊有《文汇报》、《周报》、《民主》周刊等。其他由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出版的报刊还有先后在香港、广州出版的《人民报》，成都的《民众时报》，桂林的《民主星期刊》等。资产阶级商业报刊也有较大发展。《大公报》战后由王芸生负责，继续在重庆、香港出版，并恢复了战前的上海版和天津版。《新民报》战后由浦熙修负责，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南京、上海、北平、重庆、成都5个分社和8种日、晚刊的报业集团，总销量12万份。成舍我的“世界”报系、天津《益世报》等也都有一定的发展。
1946年后，国民党对国统区民营新闻事业的统制进一步强化。1946年5月，国民政府制定《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并以此为借口，对坚持进步立场的报刊及出版机构大肆摧残。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新闻统制性质的政策法令，《新民报》《文汇报》等民营报刊均被强制停刊，民营报业遭到摧残、迫害而走向衰落。
二、解放区
抗战胜利初期，解放区的人民新闻事业发展迅速，全面内战爆发后由发展转为收缩。许多报刊从城市迁回农村出版，由大报改为小报，由铅印改为油印，由定期改为不定期出版，甚至停刊。人民广播事业也被迫收缩，包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内的不少电台被迫停播或迁址。
新华社在抗战胜利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华社在解放区的总分社和几个分社先后建立。至1946年，新华社在国内已建成9个总分社，40多个分社。此后，中共中央又提出了“全党办通讯社”的口号，对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实行报社合一、以通讯社为主的体制。1946年7月，廖承志任新华社社长。此后，范长江、石西民、梅益等陆续撤退到延安，先后被任命为副总编辑。1947年3月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发动全面进攻后，廖承志率领两社（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大部分人员撤出延安，后又把新华社分为两支队伍，一支由廖承志带领，赴太行山实行战略大转移；另一支由范长江率领，番号“四大队”，留在陕北，跟随毛泽东、周恩来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其间“新华社最好的记者”——毛泽东写下了不少新闻名篇。在《解放日报》撤出延安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共中央没有办机关报，只是加强新华社的工作。新华社成为三位一体的组织，即通讯社、广播和报纸。改组后的新华社组织结构如下：解放区新闻编辑部，国民党区新闻编辑部，国际新闻编辑部（主任吴冷西），口语广播编辑部（主任温济泽等），英文广播编辑部等。1948年3月，党中央决定向河北平山转移，新华总社也分批向平山转移。此后，中央对新华社的组织做了调整与充实，原总社社务委员会扩组为管理委员会，由廖承志、胡乔木、范长江等人组成，10月，总社又成立编委会，由胡乔木负责。
另外，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进行播音，播音员齐越。1947年9月12日，连续四天反复播出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响彻大地。
针对土地革命宣传中的右倾错误，《晋绥日报》率先检查其新闻报道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和问题。1947年6月15日，《晋绥日报》刊登了苏联剧本《前线》中有关“客里空”的情节，号召读者揭发弄虚作假的新闻通讯及记者，这场运动被称为“反客里空”运动。《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同时还克服了土改宣传中的右的倾向，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素质，因此得到党中央的肯定，并被推广到各解放区的新闻界。
军事上的节节失利、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混乱导致了国民党的彻底崩溃，其新闻事业也由盛转衰。中央日报社开始筹办台湾版，中央通讯社在1948年下半年先后关闭了开封、济南、长春、沈阳等分社，12月，南京总社也开始向台北转移。中央广播电台也在南京解放前夕迁往台湾。而与此同时，人民政权的力量却不断扩大，解放区的人民新闻事业也随之获得了新的发展，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转移。1947年11 月，《新石门日报》在石家庄创刊，后改名为《石家庄日报》，1948年10月，《新民主报》在济南创刊。此外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报纸，如新疆的《新疆日报》、内蒙古的《内蒙古日报》、吉林延边的《延边日报》等。广播事业也出现了发展。针对人民政权新闻事业的发展，党中央采取培养经济记者、利用中间力量及组织工人参与等多项措施发展新闻事业。广播方面，1948年10月，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在济南解放后迁入该市，西北新华广播在西安解放后迁入，改名西安广播电台。至1949年3月，解放区的广播电台已达25座。
1948年3月，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东渡黄河，途经晋绥地区，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总结土改和整党经验，第二天，接见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发表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主席在这里对整个解放区新闻界经历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做了总结，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无产阶级报纸的作用与任务，以及办报的路线、方针、风格等基本问题。
为迎接全国解放后新闻事业大发展的新形势，1948年9、10月间，中央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举办由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华北总分社部分记者参加的学习班，10月2日，刘少奇在学习班上发表了著名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表达了党中央对新闻工作的重视，并为新闻工作者提出了努力方向。在深刻阐述新闻工作的任务和作用的同时，提出了新闻工作者的四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和修养：要有正确的基本态度，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独立地做艰苦的工作，多想，多跑，多做调查研究——基本功；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