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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包括三个时间段：初期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40年，是抗战全面爆发时期；中期从1940年到1943年，是民族矛盾尖锐，两党抗争时期；后期从1943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是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阶段。同时，在日伪沦陷区、国统区和中共根据地，新闻事业又出现完全不同的形势。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起了一个以党的机关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报刊系统。党报系统的重建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在抗战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1937年1月，原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更名为《新中华报》，后又改组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兼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以《新中华报》为核心，一大批新报刊如《中国工人》、《中国妇女》、《中国文化》、《共产党人》、《解放》周刊等纷纷涌现，形成了一个中共中央报刊系统。1941年，抗日战争在经济上进入困难时期，中央将《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其他刊物停刊，以便集中人力物力办好《解放日报》，加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
《解放日报》由毛泽东撰写发刊词，博古任社长，杨松、陆定一先后任总编辑。1942年4月1日，发表《致读者》，宣布改版。1944年2月16日，发表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初步实现了改版的目标“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这次改版既是党报史上的里程碑，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与影响，同时也是整个延安整风运动的有机部分。延安整风主要解决“三风”问题，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解放日报》的创办历程体现了共产党新闻思想之大成，《致读者》提出党报的四个品质，即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本报创刊一千期》提道：“我们的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改版期间发表30多篇社论和文章，系统阐述了党报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其中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影响最大。1947年连载苏联剧本《前线》，其中那位战地记者客里空，成为“假大空”的代名词。
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在1939年后也开始建立以当地党报为中心的报刊系统。华北地区有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敌报》，后改名为《晋察冀日报》，由邓拓任社长兼总编辑，这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最早的一份报纸。太行根据地出版《新华日报》华北版，晋绥根据地出版《抗战日报》后改名为《晋绥日报》；华中地区有山东根据地的《大众日报》、皖南的《抗敌报》和河南的《拂晓报》；华南有广东的《新百姓报》（后改为《东江民报》）和海南的《抗日新闻》等。东北地区主要是地下党和东北抗日联军各军部办的小报，如《满洲红旗》《人民革命军报》等。
1937年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博古任社长，陆定一任总编，开始独立发展的步伐并且在敌后各民主根据地建立分社组织，形成以延安总社为中心的新华通讯社网络。广播方面，1940年12月30日，新华社开办了口语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主要播放内容是中央的重要文件以及《新中华报》、《解放》周刊以及后来创办的《解放日报》的文章、社论，还有国内外时事新闻以及知识、娱乐节目。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成立是我国无产阶级广播事业的开端，这一天也被定为人民广播纪念日。新华社的独立发展以及人民广播事业的创办标志着党的新闻事业逐步走向成熟。至此，共产党建立了报社、通讯社与广播三位一体的新闻事业。
这一时期也是党报理论的形成时期。按照列宁的建党学说，“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个时期党报理论的深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了报纸的性质，即阶级斗争的工具或武器；二是明确了党报是党的报纸，也是工农群众的报纸。这些理论影响深远，其核心精神一直延续至今。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上海成了我国抗日宣传的中心，一大批抗日救亡进步报刊在上海问世，如《救亡日报》《抗战》等。《救亡日报》1937年8月24日创刊于上海，它在名义上是由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报纸，但实质上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救亡日报》由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等人担任总编辑，在上海沦陷后转移到广州出版，日军占领广州之后再度于桂林复刊。
1937年12月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全国抗日宣传中心转至武汉。汉口的抗日报刊有邹韬奋主编的《全民抗战》和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群众》周刊、《新华日报》等。其中，由董必武主编的《群众》周刊和潘梓年、乔冠华主办的《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在大革命失败后首次在国统区公开亮相。《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唯一一份大型机关报，大力宣传中共中央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武汉，中国共产党还在新闻界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成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和国际新闻社。1937年，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胡愈之、夏衍等同一些新闻界人士商讨后，认为应该在上海成立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团体。11月4日，商定该组织名称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推举范长江、羊枣、恽逸群负责筹备。11月8日协会成立，范长江、恽逸群、羊枣等为总干事，夏衍等为候补干事。1938年协会由上海转到武汉，改名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3月30日举行了成立大会。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简称“青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基于此，2000年，朱镕基总理签署国务院令，正式确定每年的“十一·八”为记者节。同年，全国新闻工作者第一次庆祝这个节日。
1938年武汉失守，“陪都”重庆又成为全国抗日宣传的中心。《群众》周刊、《新华日报》、《全民抗战》等一大批进步报刊迁至重庆。天津的《大公报》、北平的《世界日报》等也先后在重庆复刊。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1月11 日在武汉创刊，由长江局领导，由王明、博古、吴玉章、董必武、何凯丰、邓颖超等组成董事会，王明为董事长，执行“一切为着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路线的《新华日报》，此间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领导下，基本克服了王明的右倾主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同其他反动势力和言论进行斗争，获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另外，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相继沦陷后，桂林又成为抗日进步报刊的聚集地，《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大公报》《扫荡报》《广西日报》等均在桂林出版发行，桂林被称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城”。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我国，华北、华中、华南许多地区沦陷，沦陷区的新闻事业遭到了空前的劫难。日本侵略者残酷镇压进步报刊、通讯社和电台，同时控制、抢夺了沦陷区的报刊资源，大肆创办为侵略服务的报刊、通讯社和电台。
伪满地区的报纸，1940年有39种，绝大多数是由日本人直接主办的，日文报纸居多。1942年以后形成了由伪满当局控制的以中文的《康德新闻》、日文《满洲新闻》和英文的《满洲日报》为核心的三大新闻社，共同控制了关外大部分报刊。在关内的华北地区，日伪新闻事业集中在北平、天津两个城市。日伪报纸有北平的《新民报》《华北日报》《实报》等，其中《新民报》是日伪组织抢夺成舍我《世界日报》的资产创办的大型报纸。天津有《庸报》《东亚晨报》等，这两份报纸都是由日伪抢夺控制的著名报纸。在华东地区，上海和南京是日伪新闻事业的中心。分别有上海的《新申报》《中华日报》和南京的《民国日报》《新南京报》等日伪报纸。1937年11月12日至1941年12月8日，上海租界地区周围完全被日军占领，租界区沦为“孤岛”后，各方政治势力都开始利用这种特殊环境创办报刊等新闻媒体，开展舆论宣传活动。其中以外商名义出版、可以不受日伪新闻检查的“洋旗报”广泛兴起，如《文汇报》《大美晚报》《每日译报》等。但是也有不少新闻人为国捐躯，据蔡铭泽教授初步统计，抗战期间为国捐躯的国民党新闻人及其家属在100人以上，其中以《大美晚报》的副刊编辑朱惺公最为壮烈。
广播事业方面，早在1925年，日本就在大连建立了其在东北境内的第一家广播电台——“大连放送局”。1932年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之后，日伪政权将长春改名为“新京”，并建立了“新京中央放送局”作为伪满广播事业的中心。通讯社方面，日伪为了控制新闻来源创办了大量通讯社，经过不断改组，将最初于1932年成立的伪“满洲国通讯社”不断发展成为1940年5月1日于上海成立的中国电讯社，并将其作为日本侵略者和南京伪政权在全国新闻通讯事业中的最高统制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