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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政府控制中国的民营新闻事业，制定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新闻法规，建立了党办的新闻事业网络。中国共产党相应也开创了自己在国统区的地下新闻事业和根据地的新闻事业。九一八事变以后，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史量才的《申报》等原来在政治上处于保守的报刊纷纷转向抗日，这一时期出现的“韬奋精神”“范长江的西北通讯”等成为新闻史上的重要财富。
一、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事业
国民党政权在全国取得统治地位后，便积极利用其统治权力，政治上强调军政、训政、宪政的管理，同时迅速扩展自己的新闻事业，形成了一个以《中央日报》、中央社、中央广播电台为核心的全国性新闻网络，此外国民党还在北平、汉口等大城市创办直属中央的报纸，如《华北日报》《武汉日报》等，与此同时，地方党报系统、地方广播电台系统和军队报刊系统也都纷纷建立起来。在国统区，国民党对新闻事业软硬兼施，一方面通过法令、制度、检查等手段来控制并垄断新闻事业，打击、消灭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另一方面采取拉拢和收买等手段控制了《申报》《大公报》以及《世界日报》等著名大报和陈布雷等一批报人为其所用。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的新闻事业遭受严重打击，大部分报刊被取缔。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秘密出版报刊，在如此严峻的斗争形势下，党的新闻事业在国统区仍然顽强发展。1927年10月24日，《布尔塞维克》创刊，标志着党的新闻事业初步恢复，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红旗》周刊，由中央宣传部主编，被指定为“全国政治机关报”，后与《上海报》合并，成为《红旗日报》，这也是中共的第二份日报。在它的发刊词中明确阐述了“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点。党的地下报刊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顽强发展，在国统区的新闻宣传工作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不过后来由于党的“左倾”错误路线影响，错误宣传革命形势，批判中间力量，并且不注意隐蔽精干，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一味强调公开发行，结果导致党的地下报刊在国统区几乎损失殆尽。
值得一提的事，著名的“9.1记者节”在此期间诞生。1933年1月，镇江《江声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被江苏省主席顾祝同下令枪决，罪名是“宣传共产”，证据是该报副刊上发表的几篇描写社会生活的小说。《申报》披露这一消息后，舆论哗然，各方反应强烈，200多名记者联名发表宣言，谴责顾祝同“毁法乱纪，摧残人权”，要求予以制裁。南京的首都记者协会，也要求“严惩苏省当局，以保人权”。迫于压力，监察院不得不进行调查，认为《江声报》上发表的小说，“仅描写社会生活之作品，此类文字，京沪各报时有揭登”，表示要“弹劾”顾祝同。但是，后来不了了之。不过，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国民政府在9月1日颁布了《保护新闻从业人员》的训令，原则性地提了一些要求，如“对于新闻从业人员，一体切实保护”。1934年8月，杭州记者公会向新闻界发出倡议，定9月1日为记者节，得到广泛响应。当年9月1日，许多地方的新闻界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北平市新闻界庆祝大会还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实行去年9月1日命令，保障记者安全，维护言论自由”。1935年，“9·1记者节”得到了全国新闻界的承认，有些地方的报纸还休业庆祝。此后，年年如此。
在国民党统治区，以鲁迅为首的一些思想进步人士也以报刊为主要阵地开展了革命文化运动。鲁迅支持的刊物包括《朝花》《奔流》《语丝》等，战斗力极强，多次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打压。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立，这是影响最大的革命文化团体，出版了《莽原》《语丝》《萌芽》等机关报刊，并成立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左翼记者联盟等组织，分别出版《集纳》《集纳批判》等刊物。
二、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被迫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即使在十分艰苦的斗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也仍然重视新闻事业。红军在农村根据地坚持办简报、板报，如《红色战场》《时事简报》等，在城镇主要是出版正报、大报，如《红旗日报》等。经过根据地政府的努力建设，初步形成了以红色中华通讯社、《红色中华》报、《青年实话》和《红星报》为核心的新闻事业系统。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为“红中社”，这是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通讯社，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它不仅发布中央政府和红军的通告、消息，还抄送国民党“中央社”电讯以及外国通讯社英文稿，经编辑后油印为《参考消息》。《红色中华》报于1931年12月11 日创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也是我国在人民政权下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由项英、杨尚昆、瞿秋白等先后负责。一社一报，构成中央苏区的“主流媒体”。《青年实话》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的机关刊物，《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根据地其他的报纸刊物还有《斗争》《苏区工人》等。这些报纸具有突出实际、坚持群众办报、有褒有贬、通俗活泼的特点，具有开放性和开拓性的重要意义。
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的特点是适应实际工作需要，围绕中心工作开展新闻宣传；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办报；开展批评与表扬；文字通俗，形式活泼。
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开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根据地新闻事业是在人民政权下创建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的新闻事业的开端；开创了一条革命新闻事业发展的新道路，即城市—农村—城市的道路；继承和发扬了列宁的党报思想。
中共党报在艰苦的发展环境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建设经验，包括：建立党报委员会，全面负责党对报刊的领导；发展通讯员，加强同群众联系；建立发行网，扩大党报影响。
九一八事变激起中国人民抗日救亡宣传的高潮，1932年的淞沪会战更是在上海和全国新闻界的带动下将抗日救亡宣传推向高潮，在冲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舆论沉寂局面的同时，也使新闻界自身发生巨大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史量才和《申报》以及邹韬奋和《生活》周刊。
一、报业
这一时期的报业形成两大中心，京津地区以《大公报》《世界日报》为代表，宁沪地区以《申报》《新闻报》为代表。
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亡的残酷现实以及救亡运动的爱国激情下，史量才认识到了蒋介石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危害，开始大力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他首先联合上海各家日报同时刊载《宋庆龄为邓演达被害宣言》，发表两论和三论，淞沪抗战时，组织上海地方维持会。接着，史量才对《申报》进行了改革，措施包括加强新闻，改进本埠细纹报道以及各地的通讯联系；改革副刊《自由谈》，把它变为具有时代性的思想文化园地，鲁迅在这里发表了140多篇杂文，有力地推动了杂文的发展；改进副刊、增刊；出版书籍；兴办社会文化事业。当时的报界还有成舍我在上海创办的《立报》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报纸，如蒙古族的《婴报》，朝鲜族的《延边实报》《民声报》和维吾尔族的《反帝战线》等，这些报纸都积极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而新记《大公报》的基本立场是爱国、拥蒋、反共，在张季鸾主持下完全倒向国民党一边，遭到民众的普遍反感。
二、著名新闻人
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批国内外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邹韬奋、范长江以及深入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邹韬奋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中，还跟随进步人士学习革命理论，先后参与创办了“生活”系列的《生活》周刊、《新生》周刊、《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等六刊一报。1922年，邹韬奋来到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1926年担任该社主办的《生活》周刊的主编。《生活》每期有几篇“小言论”，署名“韬奋”，为读者广为注意，“韬奋”由此出名。1933年12月8日，国民党以“言论反对、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查封《生活》周刊。杜重远于1934年2月10日创办了《新生周刊》。从1933年到1935年，邹韬奋流亡欧美，写了159篇国外通讯，有50多万字，汇集成为两部书，即《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前者边写边寄，发表在《生活》与《新生》上。1935年8月回国，11月16日创办《大众生活》，这是他平生最成功的刊物，销量很快超过《生活》，达到20万份，又创下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其后又在香港创办了《生活日报》。邹韬奋的新闻思想核心就是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为读者服务。他的报刊思想和实践经验构成了著名的“韬奋精神”，毛泽东阐释为“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邹韬奋永远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做人民的喉舌，有着强烈的事业心、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严肃的工作作风，这些都是值得后世新闻工作者好好学习的。
范长江在1935年至1938年期间任《大公报》记者。1935年，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从成都出发，深入祖国大西北，实地考察四川、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多个地区，在为期10个月的西北旅行考察过程中采访了48个县市，行程约12000里。沿途采写的通讯陆续在《大公报》上刊发，引起广泛反响，后来结集成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首次客观真实地报道了红军长征，并且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危机以及国民党的黑暗腐败统治。此后还写了很多时评、通讯，如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他独身前往西安采访报道，1937年顺访延安，轰动一时，他写作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就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引起了国统区的巨大震动。他的记者观就如同他所说到的那样，“我想世界上很少有像新闻记者这样有更多诱惑与压迫的。一个稍微有能力的记者，在他的旁边，一方面摆着：优越的现实政治地位，社会的虚荣，金钱与物质的享受，温柔美丽的女人，这些力量诱惑他出卖贞操，放弃认识，歪曲真理。另一方面摆着：诽谤、污蔑、冷眼、贫困、软禁、杀头，要确保新闻的正确选择，这些力量强迫他颠倒是非，出卖灵魂。”范长江及其新闻作品在我国新闻史上有重要地位，他的很多作品都成为传世名篇。
美国新闻记者斯诺1928年来到中国，1936年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广泛的采访并且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并与彭德怀等军队领导也有面对面的采访。他将陕北采访报道的记录进行整理写成的《红星照耀中国》较早地公开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及其领导人的情况，成为传诵一时的名著。斯诺是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
三、新闻教育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新闻教育业有了一定的发展。陈望道于1942年接任复旦新闻学系主任，提出“好学力行”为系铭。燕大新闻系于1942年在成都复校，由蒋荫恩任系主任。有实习报纸《燕京新闻》，分中文版与英文版。重庆新闻学院是1943年由国民党中宣部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合办的，隶属于中央政治学校，为解放前我国新闻教育的最高学府，董显光兼任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