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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新闻事业的发展
清朝末年随着清王朝逐渐走向腐朽没落，资产阶级革命派决心以武力推倒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组织发展革命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开始利用新闻传播的武器创建革命报刊，宣传革命思想。1900年，孙中山、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这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也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的机关报。其主要内容是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罪行，宣传反清革命和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并通过与保皇派报纸进行论战，扫清腐朽的保皇思想，壮大宣传革命主张的声势。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日报馆还出版了《中国旬报》，设置的“鼓吹录”专栏是中国报纸最早的文艺副刊之一。留日学生报刊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的重要力量。日本的革命派报刊有湖南留学生创办的《游学译编》、直隶留学生创办的《直说》、浙江留学生创办的《浙江潮》以及《开智录》等，其中《开智录》是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份刊物，它由郑贯公、冯樊龙、冯斯栾创办，三人分别用“自立”“自由”“自强”为笔名，人称“三自”。郑贯公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报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家。创办的报纸主要有《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国内创办的第一份革命派报刊是1902年在上海创办的《大陆》月刊，内地的革命报刊还有上海的《苏报》和邹容的《革命军》等。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维新派还对腐朽的清政府抱有幻想，期望利用清政府的改革富国图强，他们已经由维新派转变为鼓吹保皇立宪的保皇派。在保皇派的海外报刊中，《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最有影响力。《清议报》是维新派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个机关报，1898年创刊于日本的横滨。其办报宗旨是主持清议，抨击顽固派，拥护光绪复位；开发民智，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它在业务方面有颇多改进，记者、党报、机关报等名目源于该报。《新民丛报》由梁启超于1902年2月在横滨创办，该报告别线装书形式，改用白报纸印刷。这是改良派最有影响的机关报，一时名家云集，风行海内外。梁启超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不是列强的侵略，也不是清政府的腐败，而是国民素质低下，缺乏“公德”“私德”，缺乏国家思想、义务思想和权利思想，只有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素质，造就一代新民，中国才有希望，因此他在《新民丛报》中大篇幅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学说。
内地保皇报刊有北京的《京话日报》、天津的《大公报》和上海的《时报》。《时报》是改良派于维新失败后在国内创办的第一家报纸。《大公报》于1902年由英华创刊于天津，政治上主张变法维新，保皇立宪，以为穷人鸣不平为特色。《大公报》作为中国报业史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它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①1902—1916年，由英华主持。亲法为主，前期主张立宪，后期转向共和。②1916—1926年，由王郅隆接办，变成亲日报纸。③1926—1949年，由新纪公司接办，张季鸾任主编，提出著名的“四不”方针，发展成全国性的大报。④1949年—现在，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报纸。
二、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
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之后，有限度地开放了“报禁”“言禁”并允许民间办报以及朝廷信息的公开传布，这些措施的施行都有效推动了民间报业的发展。1904—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的东北爆发，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在大战和政治变革的背景下，近代报刊的发展步子加快，国人办报活动再一次出现高潮，史称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
1．革命报刊的大发展
《民报》的创刊标志着革命报刊的大发展，《民报》在1905年创刊于日本，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办报宗旨是为宣传三民主义，即以排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以建立共和国为中心的民权主义以及以平均地权为中心的民生主义，并且对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对西方的新文化和新思潮包括社会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作了报道。
2．《民报》与《新民从报》的论战
《民报》创刊之后，深刻认识到自己清除保皇派腐朽思想、扩大革命阵营的历史使命，因此在1906—1907年，《民报》与最有影响力的保皇派报刊《新民丛报》以东京为主舞台展开了一场论战，论战的实质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斗争。参与论战的《民报》主将有孙中山、章太炎、陈天华、汪精卫等人，而《新民丛报》则是梁启超。论战焦点主要集中在要不要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满清统治；要不要进行民权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要不要实行土地国有，平均地权；革命会不会引起帝国主义干涉，导致中国被瓜分。论战结果以《民报》胜利、《新民丛报》失败而告终。
《民报》能在论战中战胜《新民丛报》，究其原因：《民报》坚持的革命道路比《新民丛报》所坚持的改良道路更加符合当时人们的愿望和要求，清政府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腐朽没落已经让人们放弃了改良的希望；《民报》一方论战力量雄厚，孙中山、章太炎、陈天华等主力干将轮番出阵，而《新民丛报》只有梁启超一人孤军作战；《民报》立论以事实为根据，令人信服，《新民丛报》的论断往往只是出于主观猜测，难以说服读者。
这次论战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三民主义逐步深入人心，为辛亥革命作了组织上的准备，也让许多原来支持改良派的人士认清了清政府的腐朽和革命的必然，纷纷转入革命派阵营。
这一时期的国内报业，主流是革命派报纸，支流是立宪派报纸和政府官报。革命派报纸有在上海地区由于右任创办的《神州日报》和秋瑾的《中国女报》，武汉地区的詹大悲的《大江报》以及《大汉报》和《楚报》，革命派还创办了包括《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和《安徽俗话报》等白话报纸。立宪派报纸有《国风报》《国民公报》等400余种，政府官报则有综合性的普通官报和单一性的专门官报。
《神州日报》是于右任创办的第一家报纸，也是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家大型日报，是名副其实的“新闻纸”。该报宗旨是“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激发潜伏之民族意识”。该报曾详细报道各地革命派武装起义的消息，揭发贪官污吏的罪行并且披露列强觊觎我国领土的阴谋，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于右任还创办了《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因报名均以“民”字开头，时间上相互衔接，史称“竖三民”报。
《民立报》发刊词（节选）
秋高马肥，记者当整顿全神以为国民效驰驱。使吾国民之火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亲爱声相接相近于散漫之同胞，而团体日因；使吾国民之叹息声日消日灭于恐慌之市面，而实业日昌。并修吾先圣先贤、闻人巨子自立之学说，以提倡吾国民自立之精神；搜吾军事实业、辟地殖民、英雄豪杰独立之历史，以培植吾国民独立之思想。重以世界之知识，世界之事业，世界之学理，以辅助吾国民进立于世界之眼光。此则记者之所深赖，而愿为同胞尽力驰驱于无已者也。虽然，未已矣。
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的特点是，经过激烈的论战，办报的主角已经由资产阶级改良派转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各派报刊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发展壮大，报刊的战斗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办报地区有所扩大；报刊的读者更多。
三、辛亥革命时期新闻理论和业务的发展
资产阶级革命派明确提出为革命办报的主张，公开承认报纸的党派性，宣布自己的报纸为“党报”“机关报”，大力宣扬党的纲领和主张；把报纸视为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认为报纸应该反映民意，影响舆论和指导舆论；提倡言论自由。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业务也有了很大的改进。报纸内容的改进表现在：新闻报道成为报刊的主角，且报道面有所扩大，不同类型的新闻被固定在不同的版面上；新闻报道的体裁不断增多，短讯、述评、通讯接连出现；新闻图片被广泛运用；评论水平进一步提高，形式多样；文艺副刊有所发展，出现了《中国日报》的鼓吹录、《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庄谐丛录等副刊；广告在报刊上占据重要地位。报纸形式的改进表现在：由近代形态的报纸发展到现代形态，结束了“报”“刊”不分的时代。在编排方面，普遍采用散页印刷，摆脱了书页痕迹。编辑手段进一步多样化：大字、加栏、加框、专栏等被用在报纸编辑上。新闻标题制作水平也有所提高。
四、清末新闻法制的建设
从1906年到1911年，清廷为管制新闻出版事业颁布了一系列法规，主要法规有《大清印刷物件专律》《报章应守规则》《报馆暂行条例》《大清报律》《钦定宪法大纲》。其中1908年颁布的《大清报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新闻法。这些新闻法规的内容涉及言论出版和新闻从业人员的自由权利、报刊创办的管理制度（批准制—注册登记制加保证金制）、报刊出版的管理制度以及报刊禁载事项，但这些法规是资本主义的形式、封建主义的内容，无法取信于民，在实践上缺乏全面实施的社会基础，无法制裁外报，染有半殖民地的色彩。
一、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
民国初年，亡清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旧法规被废止，有利于新闻事业发展的法律、法令相继颁布，如黎元洪颁布暂行报律、孙中山制定临时约法、袁世凯颁布报纸条例等。此外，民国以后成立了形形色色的政党，一部分资本家纷纷办报来宣传自己，企图在新政权中捞到好处、借机发财，加上南方各省新政权的支持，民国初年的新闻事业得到了短暂繁荣。
报纸方面，民国初年全国的报纸达到500家，年发行量达到4200万份，报业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民营类报纸在上海有史量才的《申报》和汪汉溪的《新闻报》，北京有《京报》和《晨报》。新出现的报纸中，大部分都是政党报刊，其中同盟会—国民党系和共和党—进步党系两大系统的政党报刊泛滥，这些报刊没有多大的进步意义，反而造成了政局的混乱。
我国的通讯社事业也在这一时期开始：1872年路透社在上海设立的远东分社，是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最早的通讯社，也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通讯社；1904年，广东老报人骆侠挺在广州创办中兴通讯社，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家通讯社。
二、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新闻事业
民国初年新闻事业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即遭到了扭曲和破坏。
1913年（癸丑年），袁世凯在攫取了革命派的胜利果实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为了达到专制独裁的目的，派人刺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和其他反袁报纸进行摧残，大批报馆被查封，大批报人和记者被杀害。到1913年底，全国报纸由年初的500多家减少到130多家，史称“癸丑报灾”。袁世凯除了采取打压反袁报纸的行动之外，还创办一系列御用报纸，并且收买了北京的《大共和报》、上海的《神州日报》等多家报纸为他复辟帝制进行鼓吹和宣传。
此外，袁世凯还进行了一些新闻立法活动，主要法条有《报纸条例》、《出版法》、《新闻电报章程》、《电信条例》（第一个涉及无线电管理的法条）、《著作权法》。袁世凯实质上是通过立法手段，钳制新闻自由，逐步建立一个为其封建军阀独裁统治服务的新闻法律制度，其主要特点是形式上采用自由新闻体制，但是带有浓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滥用军法，唯军阀意志是从。其本质就是袁世凯所控制的为其封建独裁统治所服务的新闻制度。
一、新闻思想
维新派的新闻思想由最初的维新变法到改良再到实施君主立宪制度，最后沦为落后的保皇思想。康有为十分重视报纸在变法中起到的宣传作用，主张设报达聪，匡不逮、达民隐、鉴敌情、知新政，将报刊作为变法的重要武器之一；严复主张通中外之情，因此他在《国闻报》中大量翻译介绍西方的著作；谭嗣同主张求新、为民；梁启超主张去塞求通，将报纸的评价标准定为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是维新派思想的总大成者。
革命派的新闻思想主要包括，为革命而办报，“推翻专制政体，鼓吹民族主义，大声疾呼，惊醒睡魔。”承认报纸的党派性，将报纸视为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不必匕首，不必流血，笔枪可矣，流墨可矣。咄，此何物？咄，此何事？曰报纸也。”以及认为报纸应该反映民意、影响并指导舆论等。孙中山主张学英、学美、学日、学俄，讲究革命性、政党性、民众性和斗争性。
二、新闻业务
由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对新闻言论的严格控制，新闻事业在逆境中顽强发展，各报都将主要精力从新闻评论转移到新闻报道工作上来，使得新闻报道工作得到改进，新闻业务水平进一步提高。具体表现在：报刊从政治时代向新闻时代过渡，报纸的企业化经营开始；新闻报道的水平不断提高；报纸的时效性加强；编辑水平有所提高，报道面有所扩大；评论形式多样、内容增加，副刊兴起与发展；各报社纷纷派出驻外记者。通讯事业得到发展，著名的通讯社有邵飘萍主办的东京通讯社、新闻编译社。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黄远生、邵飘萍、徐凌霄等一批专业的新闻记者。
黄远生是民国初年名记者的杰出代表，被称为“报界之奇才”。他先后负责创办和主编《少年中国》周刊、《时报》、《申报》、《东方日报》等报纸杂志。在业务上，他以善于撰写通讯而著称于世，被誉为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其通讯的特点是题材重大，记载翔实；针砭时弊，忧国忧民；细致详尽，幽隐毕达；通俗自然，不拘一格。黄远生还提出“四能”记者的说法，即脑筋能想，腿脚能走，耳能听，手能写。
邵飘萍也是民国初年杰出的记者。他先后担任过《申报》《时报》主笔，创办了东京通讯社和新闻编译社，创办了大型日报《京报》并担任社长。同时，他还兼任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讲师，积极从事新闻教学活动。邵飘萍最擅长的是新闻采访，是我国新闻界不可多得的既办通讯社又办报纸、既精通采写业务又精通经营管理、既从事新闻实践又从事新闻教学的通才。他撰写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我国最早的新闻业务专著。在政治上，邵飘萍是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并倾向马克思主义，信奉“新闻救国”，曾自书条幅于《京报》报馆——“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冯玉祥将军更是给予“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的极高评价。1926年，邵飘萍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北京。其惹来杀身之祸的言论如下：
狗有狗运，猪有猪运，督办有督办运，若运气未到，不怕你有大来头，终难如愿也。某君者（即潘复）人皆号称曰某军阀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之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此君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固是有口皆碑，而此次既不能得优缺总长，乃并一优缺督办亦不能得。……表面炎炎赫赫之某肾囊，由总长降格为督办，终不可得……甚矣运气之不能不讲也。
——《社会日报》1926年8月5日
徐凌霄是民国初期最负盛名的记者之一，曾担任上海《申报》、《时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撰写《北京通讯》。从民国十六年（1927年）七月起，曾和其弟一士合撰《凌霄一士随笔》，在《国闻周报》上连载达10年之久，内有不少新闻界的掌故。30年代前后，担任天津《大公报》《戏剧周刊》和《小公园》主编。1961年逝世于北京。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报纸的企业化和商业性大报地位提升的现象。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申报》和《新闻报》。《申报》《新闻报》等商业性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方针，突出盈利目的，报纸的编辑方针、新闻业务、经营管理等一切均以是否能够盈利为转移，使报纸日益失去指导舆论的精神。但是，他们在经营管理和新闻业务改革方面的经验，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