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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孔子说：“君子所懂得的是道义，小人所懂得的是私利。”
这里讲的是义利之辨，孔子把“义”与“利”作为一对对立的范畴并列起来，让我们作二者不可兼得的选择。君子懂得的是义，义就是公利，公利重于生死；小人懂得的是利，利就是私欲，在他们眼里，私欲大于道义。利益当前，应该先看看它是否符合义这个公理，如果符合则“存义而取利”，如果不符合则“舍利而全义”，这就是君子的义利观。
千百年来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才形成了“羞于言利”的传统心态。也正是这种传统心态，才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古朴民风。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这种传统心态出现了极大的震动，“羞于言利”的心态正在被打碎。“利”就像希腊神话中潘多拉魔盒中的魔鬼一样，一旦被释放出来，犹如洪水猛兽，疯狂地啮撕着人们脆弱的道德观，于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心理的天平在发生严重倾斜之后，利欲熏心的见利忘义之徒便满大街招摇过市，向世人展示着他们的寡廉鲜耻。
对于义和利的态度，是孔子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也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放于利而行，多怨。”在孔子的眼里，道德高尚的君子重义而轻利，见利忘义的小人重利而轻义。前者受人尊敬，后者惹人生怨。
这正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一样，“君子心怀道德，小人却一心想着自己的田土；君子心怀法度，小人却一心贪图实惠。”
君子想的是道德法律，小人想的是自我利益。
其实，我辈皆凡人，贪实惠、利益原本也不错，关键是要注意两方面：
第一，不要因为田土，因为贪图实惠而忘了道德和法度，做出有伤道德原则，触犯刑律的事情来。
第二，不要因为贪图实惠，而放弃了对仁道对精神文明的追求。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处理得好，也就对了。但如果处理得不好，只一心想着自己的利益，一心贪图实惠，唯利是图，那就见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了。
你选择“义”呢？还是“利”？
其实，我们已经没有选择，因为道义上，我们只能选择做君子，不能做小人。
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不仁的人不能长久地处在贫困的境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在安乐的境地，有仁德的人安于仁，有智慧的人顺从仁。”无论是安于仁还是顺从仁，对仁的追求都是一致的。不一致的是不仁者，亦即没有仁德仁心的人。由于没有仁德仁心，所以缺乏主心骨，缺乏稳定的人格，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不能够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如果是处在贫困之中，不能够做到安贫乐道，做到孟子所说的“贫贱不能移”，如果是处在安乐之中，也不能够做到久享安乐，做到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一言归总，这种人因为缺少安身立命的基础。所以必然是反复无常的小人。而仁者和智者因为有智慧、有涵养，修养达到了仁的境界，所以无论处在贫富之间还是得意失意之间，都会乐天安命，安之若素。
这就是有没有仁心之间的区别。所以，仁心是安身立命的基础。
或许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君子羞于言利的传统心态。直到进入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人们才发现，君子也要“不羞于言利”，该做的贡献要做，该拿的钱也照样要拿，也就是既要“喻于义”，也要“喻于利”。
于是便有了“义”与“利”之间的若干纠葛若干不清、若干尴尬人做出的尴尬事。
问题是不是“利”这种东西便宛若古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的魔盒一样，一旦打开，释放了，“义”就招架不住了。
所以，圣人要把“义”与“利”分别开来，并用君子和小人加以严格的界限，其用心良苦，不外乎是要求我们重“义”而轻“利”罢了。
把“义”和“利”均衡一下，我想夫子想告诉我们的是不要唯利是图，极端追求利益而舍去“义”。
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于个人是这样，对于企业更是这样，否则你的所得将是“不义之财”，不能长久，甚至带来长远的伤害又谓之贪小失大，鼠目寸光，有的时候，有地位、有成就的人也会落入此窠臼，让世人徒生感叹。
需要值得一提的是，“取之有道”的这个“道”在今天的主要内涵就是“法律法规”，依法取利，就是可贵的“取之有道”。
说到底，也就是仁义之道——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