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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通常情况下，由于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角逐，规制的理论目标和现实效果之间往往不尽一致，有时还会大相径庭。本文通过对美英两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电子传媒进行的规制变革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对存在于传媒规制实施和变革过程中的深层逻辑和现实进路作一番深入探讨，从而为中国正在进行的传媒规制完善和变革工作提供较为贴切的理论支持。
因此，从研究方法角度说，本文重在运用比较的方法，综合利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比较传播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成果，一方面，对美英两国的传媒规制变革进行国别比较；另一方面，将电子传媒的规制问题放在理论和现实两个平面上分别考察，然后再做比照，以发现理论逻辑和现实进路间的分野。这样，通过两个国家和两个平面的比较，试图找出传媒规制实施和变革过程中规律性的东西，对传媒规制的应然和实然有一个清晰的体认和把握。
本文的研究基于如下理论假设：以数字化作为变革引擎的技术—经济范式转化改变了大众传媒的生态环境和内部结构，从此，以前对大众传媒的一些理所当然的社会认知开始发生改变；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政治范式的转换改变了大众传媒发展的意识形态环境，传媒的经济特性被发现、被强调；经济学，特别是规制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促进了西方社会对于市场失灵和公众利益的重新理解，也促进了传媒规制方式和规制中心的转移。总之，正是多种范式转变的叠加效应导致西方传媒规制的巨大变革有了内在的动力。然而，范式的转换不是历史的断裂，而是旧范式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了扬弃性的革命，这一点被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者称之为路径依赖（path － dependence）。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会发现，社会现实不仅仅是理论问题的自然推演，历史文化环境和多种社会力量的博弈将使得规制的实际结果远比理论预期复杂得多。就如同一条运河的开凿，理论上说，直线距离最短，人工最省，效益最高。但是现实中没有一条直线的运河，因为，自然的地理条件与运河经过地区的利益纷争将最终改变运河的线路。然而，运河的总体走向不会变。这也正如规制变革的情形，尽管有多种力量在较劲，规制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显得不像理论那么纯粹，但是，它所表达的总的精神不会改变。也正因为如此，社会中人们对于传媒形象和地位的认知、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利益竞争、不同利益诉求的传媒形态之间的比较和竞争等因素将促成不同社会的传媒规制环境展示出不同的风貌。
为直观起见，上述理论假设可以表示为如下逻辑框图：
图 1.1 电子传媒规制产生和变革机制模型
上图展示的是电子传媒规制从社会需求到现实规制出现的基本过程。首先，因为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公共地悲剧而造成的市场失灵产生规制需求，国家制度禀赋、技术经济范式和国际政治范式等多重因素决定了规制需求的强度，同时对规制机构形成环境约束。笔者认为，如果把规制作为一个因变量进行考察，那么，规制是一个就有强度又有方向的矢量。其指向主要有经济、公共领域以及政治等目标；其强度则是指向这些目标的显著程度。也就是说，电子传媒的规制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是具体指向，可称为传媒规制发生学研究（研究规制如何变革问题）；二是这一指向的强度或显著度，可称谓传媒规制动力学研究（研究规制为何变革问题）
。规制指向由传媒系统在社会系统中的功能设定方式
、利益集团的现实压力以及异己规制力量的张力等因素决定；强度则是由国家的制度禀赋、技术经济范式、国际政治范式等因素通过对规制机构施加影响而决定的。这样的一个示意图可以当作传媒规制变革过程的一个简略模式，由于模式“使用图像形式对某一事项或实体进行的一种有意简化的描述”
，因此，不可避免地舍弃了一些环节和影响因素。比如，国家所处的地理条件、历史文化传统、重大的突发事件等环境因素都会对规制需求和规制机构的运作方式产生影响，由于本文的讨论重点在于影响电子传媒规制变革诸因素的作用机理，因此，那些并不显著或短期内没有发生明显变动的因素就被当作背景考虑而不作更为详尽的研讨了。尽管如此，本文尽可能较为详尽地讨论了美英两国电子传媒规制变革过程中的各项显著性的方面。
在结构安排上，第 1 章绪论部分，对本文的关键概念和研究的逻辑框架作初步梳理；第 2 章对规制产生和变革的逻辑基础进行研讨，为电子传媒规制变革的动力机制和发生机制的研究设定逻辑起点；第 3 章是电子传媒规制变革的动力机制研究，即传媒规制变迁的深层逻辑的分析；第 4 章探讨电子传媒规制变革的发生机制，即传媒规制变革的现实进路分析。第 5 章专门讨论不同规制目标及现实效果的评估可能性。最后一章，我们对中国广播电视的规制系统和变革方向作了原则性的探讨，认为打破传媒规制一元化的思维定势，为传媒不同功能的发挥设定不同的规制环境是中国电子传媒规制系统改进的可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