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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规制变革成为欧美广播电视产业发展的关键词。在美国，以 1996 电信法的颁布为标志，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整个电信产业在放松规制的大背景下出现了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兼并、收购和整合的大宗交易，市值从数百万到数千亿美元不等。传媒巨头各领风骚，传媒产业的市场风云诡谲多变，市场格局大为改观。在大西洋对岸的英国，随着欧洲整体传媒市场环境和欧盟传媒政策的变化，传媒产业规制经历了比美国更为深刻的变化。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初，英国传媒规制系统发生多层次的变革，从管理机构到产业结构，整体面貌都已今非昔比。
传媒规制变革后，美国媒体间巨额兼并交易让人目眩，而英国作为公共广播电视标杆的传媒体制在一波接一波的规制变革态势下，也似有改弦易辙之意。于是，关于广播电视、关于整个电子传媒产业甚至是整体意义上的电信业，不管是在英美两国国内，还是在市场和公营之间各有自己取向的其他国家，各种观点纷纭复杂，官方的、民间的，学界的、业界的，多重反响，见仁见智。
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广播电视的产业功能实现了从否定到部分肯定再到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相分离的努力，每一次观念的变革和规制的变换都包含着向西方传媒产业较为成熟的国家寻求借鉴的过程。正因为如此，英美等国的传媒规制变革对我国的传媒产业经营者和研究者来说，都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然而，据本人接触的有限材料，国内对美英等国的传媒规制变革的研究，总体上讲，绍介性探讨多于学理性的研究，单一国家的观察多于不同国别的对比，表层描述多于深层解析。
在已有的研究中，一些是对不同国家媒介所有制形式的归纳和对比，如林琳在《冲突、协调与发展——当代西方国家广播电视体制与管理》一书中，对世界广播电视的所有制形式和运行模式作了这样的概括，“广播电视特征最为鲜明的三种所有制形式——私有制、公有制、国有制，并依此而分别形成了三种主要的广播电视运行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化广播电视模式；英国和大部分西欧国家以及日本现行的以公共广播电视为主的双轨制模式；在少数欧洲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盛行的政府控制的国有广播电视模式”
。更为细分的结果是：国有国营、国有公营、社会公营、私有私营、公私合营
。一些是对国外传媒管理体制进行的研究，也多是国别情况的介绍和分析，鲜见对比分析的文献材料。
这样的状况对于我们深刻把握传媒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并进一步用来探讨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的未来取向就显得相当薄弱。从微观层面上看，一些研究者往往以一己所见，断言英美的某项规制的改变有利于产业的发展，或者某一项规制的设立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健康运行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多元意见表达，等等。虽然某些结论就局部来说可能具有一定的真理性，但是，脱离了西方传媒运作的大系统，脱离了规制产生和变革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我们很难真正领会西方传媒规制变迁的内在精髓。这样的研究，用以作为我国传媒规制变革的借鉴，难免有误导之虞，即或某项抽离了本体的经验意外产生了某种良好的效果，充其量也只是歪打正着的误读而已，岂可效法？
而在美英等国国内，传媒政策的制定者与传媒经营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关注焦点并不完全一致：传媒经营管理者按照市场和产业发展的逻辑，不断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希望规制者的管理越少越好；传媒研究者则分为两类，一类是市场资本主义的热情鼓吹者，强调市场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除非市场明显失灵，否则政府无须干预，另一类则是文化批评和公共论坛的热情支持者，他们批评传媒在市场利益驱动下对公共利益的漠视甚至是损害，强调政府严格规制的必要性；而政策制定者们因为要在各种意见和力量的较量过程中找到现实的平衡点，他们的文字常常是对各种妥协的解释性说明。因此，在西方文献中，对同一规制的评价和意见纷纭杂陈，对于影响的评估也莫衷一是。然而，正是在这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为我们探讨西方国家规制酝酿、产生到变革的内在逻辑关系提供了充分的素材，也为发现规制的实现路径提供了多重观察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国家的研究文献中，美英两国在传媒体制上的差别并不引人注目，从施拉姆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到丹尼尔·哈林等人的《传媒体制比较》
，都把美英两国的传媒体系划归一类。对于公共广播和商业广播的讨论也通常并不简单的与英美两国的广播电视规制体系相联系，这与我国研究者通常在英国的公共广播体系和美国的商业广播体系之间研究者划出一道清晰的界限相比，似乎大有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