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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对于美英两国而言，可谓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虽然英国因为疯牛病的恐慌而使好吃牛肉汉堡的百姓饮食生活略受影响，可整体经济发展仍算平稳，两国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降低到 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因此，这一年对于许多人来说并没有留下特别的记忆。这一年，美英两国国会先后对本国电子传媒
的法规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改。对于一项专门法规的修改，在欧美国家甚是平常，故而并没有引起民众的太多关注，但是，这一动作的深刻影响却在随后的十多年时间中渐渐显现，一直至今。
甚为巧合的是，1996 年，处于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的中国媒体也发生了一件惹人注目的事情：中国第一家传媒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宣告成立。这一事件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传媒体制和机制改革的重要节点，从此之后，集团化几乎成为中国所有传媒机构的发展梦想，中国传媒走产业化发展道路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从中西方同时发生在传媒产业领域的制度变化中，可以发现明显的差异：在美英，规制的系统化变革，为传媒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传媒产业发展前景的确定性增大，于是，传媒组织按照新规制拓展自己发展空间的动力强劲；在中国，传媒集团的成立首先是个体的实验性行为，发展方向和前景似有似无，预期的确定性依然较弱，只有“胆子更大一些”的机构和个人可能在冒不确定风险的同时获得巨大收益。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说，两种状况孰优孰劣是显然的。
正因为如此，已经在事实上走上产业化道路的中国传媒业界，在制度环境和现实发展路径都还不明朗的情况下，对于西方国家的传媒规制变革颇为关切。一时间，走进西方各国的大报、大台、大通讯社的访问团、调研者如过江之鲫，以此为标题的图书持续热销，这样的热情背后蕴藏着中国传媒界从西方较为先进的传媒产业发展经验中寻求借鉴的迫切愿望。但是，毋庸讳言的是，在众多的考察报告和访问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倾向，就是对国外大报、大台在企业经营方面的“术”的重视有余，对于驱动这些大型传媒机构如此行动的背后隐含着的“道”——深层的逻辑关联探讨不足，对于保证传媒产业迅猛发展的制度环境和规制变革更是言者寥寥。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英两国的电子传媒规制变迁入手，探究传媒规制变革的深层逻辑和现实进路，以期对中国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的规制变革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