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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数字化浪潮的荡涤、文化产业政策的激励、市场经济的日渐成熟、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客观上为传媒产业的巨大发展提供了契机。但是，综观现实，这样的契机与传媒产业发展的实际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这种距离表现的症结之一就是我们在媒体管理模式和管理逻辑上的因循守旧，缺少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创意和创新。
一般认为，制约和影响传媒业发展变化的基本要素有三：一是制度面，二是市场面，三是技术面。近几年，人们比较热衷于技术面对于媒介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但对于制度面、尤其是在与市场面联系中研究制度面的构建对于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很看重元初所撰写的这本具有理论厚重感的学术专著。
纵观中国传媒产业近 30 年来的发展，可以发现，制度变革、市场转型和技术进步是三个最为关键的推动力量。改革开放初期的放松管制，让一部分媒体走进市场，激发了传媒管理者的发展热情，可以说是制度变革带来的效果；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后，一些传媒机构探索集团化发展之路，寻求市场影响力的提升之道，显示出市场因素激发出的创新活力；后来的数字互联技术所引发的传媒生态的改变，更是让传统媒体感知到了生存危机，于是在内部管理机制、外部竞争模式、市场产业链布局等多方面都出现了一批开风气之先的媒介典范。在传媒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现实激励下，传媒学者对于制度、市场和技术这三个外部变量对传媒产业总体发展的影响多有关注，但从总量上说，关注市场格局变化和新传播技术进步者众，研究传媒制度变革的相对较少。也难怪，市场格局和传播新技术对于每一家大众传播机构，甚至是每一位大众传播从业者都有影响，研究成果的社会关注度自然更高。而传媒管理制度变革似乎是“肉食者谋之”的事情，可以讨论的余地不多，关注者也寡。
然而，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发现，当初的规制变革、市场因素带来的发展红利正在不断递减，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透支。于是，十八大以来，改革红利、顶层设计等词语成为人们谈论未来发展的两个关键词。传媒领域也是如此，中国传媒产业的进一步增长，需要有更多制度上的变革释放改革红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对传媒管理制度的宏观审视，并实现建立在这种宏观审视基础上的传媒管理制度的顶层设计。
事实上，研究传媒制度变革可以有不同的视角，犹如读一部小说，第一层次是读懂小说的内容，知道作者“说什么”。在研究传媒制度时就体现为清晰地描述现行制度是什么样子；第二层次是明白小说是怎样结构的，知道作者“怎么说”。从研究角度看就是能够厘清传媒制度的内在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利益格局划分；第三层次是领会小说背后的价值立场，知道作者“为什么说”。就传媒制度研究而言，就是探寻传媒制度之所以如此的背后动因，以及完善现行制度的可行路线。总体上说，现在的传媒制度研究多集中在前两个层次，关于制度形成的深层逻辑和价值立场研究相对不足。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研究者对于传媒制度的研究还处于粗放阶段。
元初来自于长期的传媒工作一线，这本书是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的精心之作，当初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我希望他能在“高度”和“境界”上超越实践中逐渐固化的思维习惯，现在看来，他在这方面努力的成效是卓著的。书中运用比较的方法，综合利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比较传播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成果，一方面，对美英两国的传媒规制变革进行国别比较；另一方面，将电子传媒的规制问题放在理论和现实两个平面上分别考察，然后再做比照，以发现理论逻辑和现实进路间的分野。这样，通过两个国家和两个平面的比较，找出了传媒规制实施和变革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从而对传媒规制的应然和实然有一个清晰的体认和把握。
我相信，虽然这本书作为博士论文已经完成近 5 年了，但其中关注的传媒规制变革的话题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和价值，而其中关于传媒规制的设计逻辑、传媒规制效果的评估、传媒规制的多元思路等对于今天的传媒领域的深化改革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元初现在是民意测验和媒介研究一线的成就斐然的研究者、探索者，我相信以其独特的智慧和才干，必定为我国传媒制度变革的“伟大一跃”做出理论学说和实践操作的贡献。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