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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学是严格限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的，因为，在其建立的模型中，明确界定的产权、完备的信息和无摩擦交易一般均被当作暗含的假设。再加上对生产和效用函数特征——即所谓“古典环境”所做的假设，福利经济学上两个有名的最优定理在市场经济中似乎就有可能实现了：首先，如果存在完全竞争，资源配置就会是帕累托最优；其次，任何在技术上可行的特定的帕累托最优都可以通过建立自由市场和适当的要素所有制来实现
。因此，除市场之外的制度安排没有考虑的必要（因为市场能更有效地执行资源配置功能），而政府的干预也只有在“古典”环境因受侵犯而导致市场失灵时才被允许施行。
然而，那种理想的竞争结构，“可能正和萧伯纳对于基督教所说的一样：它唯一的毛病就是它从来没有被实施过。”
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存在的现象是显然的，同时，像安全、水、空气这样的资源或者无法分解产权，或者产权界定的费用极高以致无法实行。于是，古典经济学假设的经济环境中可以实现的经济目标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严重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些不同的方案都不能不承认，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必需的。这些特定的情况，概括起来就是“市场失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市场势力、外部性、公共物品、不完全市场、信息不对称等。这些问题仅凭理性的经济人个体往往无法解决或者缺乏解决的激励，在此情形下，政府规制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因此，从逻辑上说，政府规制的出现是在纯粹市场环境下，社会个体对于公共问题的解决无能为力时所做的无奈选择。而其背后的原因是集体行动的逻辑悖论和公共地悲剧。
集体行动的逻辑悖论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由于市场机会主义的存在，搭便车的心理使得市场中的个体不会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统一行动。用奥尔森的语言表述就是，“如果一个集团中的所有个人在实现了集团目标以后都能获利，由此也不能推出他们会采取行动以实现那一目标，即使他们都是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一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换句话说，即使一个大集团中的所有个人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而且作为一个集团，他们采取行动实现共同的利益或目标后都能获益，他们仍然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
一群理性的人一方面共同要求建立其捍卫自我的法则，另一方面又各自想让自己例外，因此，必须对他们加以规整，并建立宪法，从而使他们尽管各自有些私心杂念，但他们在共同行为中的结果是一致的，看起来就好像他们没有私心杂念一样
。
正因为如此，这种非合作博弈下的集体行动逻辑在公共事务处理过程中就可能出现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公共资源利用无度、公共秩序混乱无序、公共组织效率缺失、公共政策执行失范等多种问题。为此，引进政府规制就是解决公共事务管理危机或集体行动困境以实现公共利益的可能途径。
公共地悲剧，又称哈定悲剧，最初由英国留学生哈定（Garrit Hadin）1968 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Tragedy of Commons”中提出。它指的是这样的情形：有一块对所有人都开放的草地，在这块公共地上每一个牧人都会尽可能多地放牧他的牲畜。作为理性人，每一个牧人都期望他的收益最大化。当他增加一头牲畜的时候，这个牧人能通过变卖这头额外的牲畜得到全部的收益；而他对于草场过度放牧所造成的损害性后果（负外部性）却是所有牧人共同承担的。将所有的影响加总，理性的牧人会得出结论：对于他来说，使他的牧群多增加一头牲畜是个明智的选择。但是其他每一个共用这块草地的理性的牧人也会得出如此结论。所以悲剧就发生了。每一个人都陷入到一个促使他无限制地增加牲畜数量的机制当中，而他们所处的世界是有限的。在一个信奉公地自由的社会里，每一个追逐个人利益的人的行为最终会使全体走向毁灭。公地自由会毁掉一切
。
庞德曾经说过，没有一个社会，居然会有如此多的利益，以致在满足人们需要时不会有什么竞争和冲突
。这种竞争和冲突在博登海默看来包括两类，一是“个人（或个人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一是“一方为某个个人或个人群体利益与另一方是作为有组织的集体单位的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
。
公共地悲剧揭示的正是具有稀缺性的公共物品供给的市场困境。每一个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如果没有规制的约束，公共物品的有效和持续地提供就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规制并非立法者强加给市场主体的一个外在的制度枷锁，而是一把内生于市场体制之中的，将市场主体的能动性从市场机会主义的阴影枷锁中解放出来的钥匙。”
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公共地的悲剧分别从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内在动力和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掠夺式利用的现实可能角度揭示了政府规制出现的主客观基础。
广播诞生之初的市场情形是规制需求的一个很好案例。当时，由于频谱的稀缺性和公共性，对它的利用就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和无序。虽然每一个频谱使用者都知道有序使用有利于增加社会的总体福利，但是理性人都尽力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公共地悲剧必然导致广播发展初期的混乱，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对广播的政府规制在多重利益均衡中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