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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吴敬梓花费20年心血完成不朽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该小说采用白描的手法，逼真地反映了近250年社会，是一幅活生生的社会面貌图。闲斎老人《儒林外史序》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吴敬梓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小说中白话的运用已趋纯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它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给予高度评价，“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鲁迅还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评价：“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儒林外史》（另一部当然是《红楼梦》）。可见《儒林外史》影响之大。
结构上，《儒林外史》以作者的亲身经历、生活经验和对百年知识分子的厄运进行思考为线索把“片断的叙述”贯穿在一起，构成了小说的整体框架。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通过“楔子”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然后又以最后一回“神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祭”以“幽榜”回映“楔子”，首尾呼应，浑然一体。此外，全书主体一般认为可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从第二回到三十回，主要描写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全貌，揭露科举制度下文士的痴迷、愚昧和攀附权贵、附庸风雅及社会的腐败和堕落；第二部分，自三十一回到四十六回，是理想文士的求索，其中塑造少许真儒名贤的形象；第三部分为剩余章节，描写真儒名贤理想的破灭，社会风的恶化。尽管如此，作者并没有绝望，仍在探索，并用文人的自食其力来展示他对未来的呼唤。这三部分为有机的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小说的结构。正如鲁迅言《儒林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全书没有一线到底的人物和情节，而以同一主题线索贯串全书。“事与其来俱起，事与其去俱迄”。这种独特形式主要还是出于作者的艺术构思。全书运用自如地安排各类人物和故事，从而达到较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目的。因此，尽管这种结构形式难免有些松懈，但对它所反映的特定内容来说是和谐的。
此外，小说在叙事方式上运用第三人称叙事方式，改变了以前小说中传统的说书人的评述模式，这样读者可与现实生活面对面的沟通，从而极大地缩短了小说人物与读者的距离，小说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人物肖像描写和自然景物描写均也不落俗套，前者一改过去小说人物脸谱化、固定化的程式，转而运用白描的手法，真实细致地进行描写芸芸众生外貌，自然地揭示人物的性格；后者舍弃了传统小说中沿袭的用诗、词等骈俪化的韵语的方法，运用散文对景物进行客观、精细的描写，增加了可信度，人物肖像描写和自然景物的精确描写大大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在语言的使用上，其特点是准确、洗炼而富于形象性。常以三言两语，使人物“穷形尽相”。尤其是对话中有时引用谚语、歇后语，俏皮、生动，给语言增色不少。
《儒林外史》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使得评论家认为该小说足堪跻身于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薄伽丘、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或狄更斯等名家的作品相提并论，是对世界文学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