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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极其明确和丰富的廉洁文化思想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精神的论述则显得简洁而含混。由于所处时代主题、社会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对民族精神问题展开直接或专门的研究，也没有对“民族精神”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他们使用过“民族精神”这一概念，并且在论述爱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条件的文字中渗透着关于民族精神的思想。这些论述主要散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欧洲军队》、《革命的西班牙》、《论波兰》、《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 年 2 月 25日）》、《恩格斯致朱·卡内帕（1894 年 1 月 9 日）》、《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 年 1 月 25 日）》等文献、著作和书信中。
1.民族精神与民族同在。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它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延续共存亡。恩格斯在论述作为意识形态主要形式的宗教的产生，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观点时，指出，每一个民族在民族集团分裂以后，都会在他们原来所共有的原始宗教观念基础上，依据各自遇到的生活条件形成自己独特的神，即民族的神。这些神与民族的生存、发展同在，“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也就继续活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消亡。”“罗马世界帝国使得古老的民族没落了，古老的民族的神就灭亡了，甚至罗马的那些仅仅适合于罗马城这个狭小圈子的神也灭亡了。”
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民族的神”，实际上指的是处于低水平生产力社会条件下的各古老民族的意识形态，即古老民族的民族精神。因此，在这里，恩格斯说这些神与民族的生存同在，也就是说，民族精神与民族同在。
2.民族精神根源于民族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即“实际的生活过程”。共同的经济生活是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民族精神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它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恩格斯在 1894 年 1 月 25 日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又进一步强调，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虽然它们之间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但归根到底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经济关系。显然，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思想、观念、意识，以及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等都属于民族精神的范畴，都可以看做是民族精神的载体。
3.民族精神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历史唯物主义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决定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但同时也重视包括精神体系在内的上层建筑对社会存在的能动反作用，“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
在这里，恩格斯强调了政治、文化、思想、理论、学说等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这种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当然也包括属于精神体系范畴的民族精神。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4.民族精神是实现民族解放必须高扬的旗帜。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广大被压迫民族掀起反侵略斗争、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他们的目光自然更多地投向了这些重大事件。他们在关注波兰、爱尔兰、印度、中国、匈牙利等国的反侵略战争时，强调保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必须要与弘扬本民族的精神结合起来，“只有伟大的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才能拯救民族”
。此处“自我牺牲精神”实际上指的是蕴涵于犹太民族中的民族精神。1854 年，马克思在《革命的西班牙》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只有在中央宏大的政权下，才有可能把保卫民族的迫切问题和任务的解决同西班牙的社会改造、民族精神的解放结合起来，不做到这一点，任何政治机构只要一同实际生活发生微小的抵触就必然垮台。”
这里的“民族精神”指的是西班牙人民反对法国波拿巴王朝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自主发展的精神
。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高度赞扬了波兰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奋斗、进取、主动、向上和自我牺牲精神，“波兰又重新表现了主动精神，但这已经不是封建的波兰，而是民主的波兰，从此波兰的解放将成为欧洲所有民主主义者的光荣事业。”
5.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民族精神具有互融性、互鉴性和互补性。民族精神根源于民族的客观物质实践活动。而各民族形成环境、发展道路的差异造成了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物质实践活动，从而使每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都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内容和质地，由此民族精神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就是必然的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发展，世界上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益密切和加深。这就使本属于文化体系的不同民族精神之间必然存在互融性、互鉴性和互补性。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文学’，在这里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编者注）。”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的本意虽然是为了论证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但同时也揭示了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文化以及属于文化体系的不同民族精神之间可以相互融合、相互借鉴和相互补充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正是民族精神之间这种互融、互鉴、互补的特性，推动着各民族、国家的民族精神向着积极、进步的方向发展。
6.对待传统民族精神的正确方法是“扬弃”。由于广义的民族精神具有两重性，即既具有积极、进取、向上的精华，又具有消极、落后、庸俗的糟粕，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待传统民族精神的唯一正确方法就是“扬弃”——对进步的方面要继承光大，对落后的方面要坚决批判。这从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简单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恩格斯说：“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创立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既继承了黑格尔哲学关于辩证法思想的合理内核，同时又批判并抛弃了其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糟粕。我们知道，黑格尔哲学是德国传统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和方法，也就是他们对待传统民族精神的态度和方法。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精神的思想，主要集中于民族精神的形成、发展，民族精神与民族的关系，作为意识形态重要内容的民族精神与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的互动作用，民族精神的发扬与实现民族解放任务的关联，民族精神之间的互融性、互鉴性和互补性，以及正确对待传统民族精神的态度和方法等基本方面。这些思想对于我们继承中华传统民族精神、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精神的优秀成分、培育和弘扬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英勇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精神予以了关注。他们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表面清醒看到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高度赞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我国爱国官兵和广大群众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暴、誓死捍卫民族生存权利的爱国精神，“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 1840 ～ 1842 年战争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至少在迄今斗争所及的南方各省，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他们绑架和杀死所能遇到的每一个外国人。连移民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一艘移民船上起来暴动，夺取船只，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投降。甚至国外的华侨——他们向来是最听命和最驯服的臣民——也进行密谋，突然在夜间起事。”
他们充分肯定中国人民的战争是正义的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针对欧洲侵略者对中国人在抵抗列强侵略过程中采取的绑架、偷袭、投毒等各种超常规斗争方式的指斥，恩格斯反驳道：“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场战争充满这个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见、愚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蛮，但它终究是人民战争。”
这些论述字里行间洋溢着他们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由衷敬意。
如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列宁也不曾对民族精神问题展开专门研究，甚至没有直接使用过“民族精神”的概念。但他在分析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肯定“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赞扬中国辛亥志士的英雄气概、关注亚洲民族意识觉醒的过程中多次使用诸如“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心理”等术语，论及了民族精神问题。
1.分析论述了大俄罗斯人民族自豪感的内容、根源及其实质。就内容而言，列宁认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表现为他们对自己祖国的真正的爱和对沙皇统治的无比的恨。他指出，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的大俄罗斯人“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
，“希望大俄罗斯无论如何要成为一个自由的和独立自主的、民主的、共和的、足以自豪的国家”
。所以，当看到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蹂躏、压迫和侮辱我们美好的祖国时，我们感到无比痛心；而当看到大俄罗斯人起而反抗沙皇统治的暴行时，我们又感到无比自豪。就根源而论，列宁认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来源于他们反抗沙皇统治所具有的革命精神，“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造就了革命阶级，也证明了它能给人类提供为自由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
从实质来看，列宁指出，大俄罗斯人民族自豪感的利益是同大俄罗斯（以及其他一切民族）无产者的社会主义利益一致的，这就是要长期教育群众，“使他们以最坚决、最彻底、最勇敢、最革命的态度去捍卫一切受大俄罗斯人压迫的民族的完全平等和自决的权利”
。民族自豪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列宁在这里实际上是论述了大俄罗斯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抗沙皇统治的革命精神，以及反对民族压迫、捍卫民族平等的精神。
2.充分肯定俄罗斯工人掀起“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伟大的英雄主义。十月革命后，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国外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叛乱势力兴风作浪的严峻考验。为了保卫革命果实，后方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自发掀起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他们自觉自愿、不计报酬、奋不顾身地在休息时间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表现出了“最持久、最顽强、最难得的英勇精神”
。这种精神反映了俄罗斯民族坚忍不拔、顾全大局、勇于奉献的精神特质，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列宁称赞它是俄罗斯人民“伟大的英雄主义”，“就是这些处在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恶毒的反革命煽动包围中的忍饥挨饿的工人，不顾饥饿、疲乏和衰弱，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不领取任何报酬地加班工作，……难道这不是极伟大的英雄主义吗？”
3.高度赞扬中华民族在辛亥革命中展示出来的民主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推翻旧制度、建立新政体的斗争中充分展示出了战斗的民主主义精神和革命的英雄主义气概。对此，列宁给予了高度赞扬。他称赞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
。而这正是中华民族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实现民族解放不可或缺的条件，“没有真诚的民主主义的高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
他推崇孙中山及其同盟者所具有的革命精神和时代气息，指出，当欧美所谓文明国家的总统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傀儡，资产阶级已经腐朽透顶、完全变得寡廉鲜耻之时，“（孙中山）这位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则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一个向上发展而不是衰落下去的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这个阶级憎恨过去，善于抛弃过去时代的麻木不仁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时代。”
他强调，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振兴中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在发挥农民群众在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方面的高度主动性、坚定性和果断精神，从中正确地寻找‘振兴’中国的道路。”
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先进阶级，从事着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伟大事业，因此，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民主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本质上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发扬。故而，列宁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赞扬，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肯定。
4.热烈欢呼亚洲民族独立意识的觉醒。十月革命前后，被压迫亚洲民族在俄国革命的刺激下，民族独立意识苏醒，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对此列宁给予热烈欢呼：在亚洲，数亿人正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追求自由，“世界资本主义和俄国 1905 年的运动终于唤醒了亚洲。几万万受压制的、由于处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而变得粗野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
并指出，亚洲觉醒的意义在于，“标志着20 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