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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不容置疑，报告中所讲的“民族精神”，当然包括中华民族时代精神。从时代精神的视角审视廉洁文化，通过建设和发展廉洁文化，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时代精神，正是本研究课题的立意所在。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崭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既面临着繁重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也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前所未有的挑战。本研究以此社会大环境为背景，基于廉洁文化和时代精神基本理论，着力探讨二者的内在联系、互动发展和建设路径，希图为在全社会弘扬中华廉洁文化、培育中华民族时代精神提供些许有益借鉴。
第一，有利于党的先进性建设和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培育。党的先进性建设关系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弘扬。十七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要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清廉，是中华廉洁文化的核心要素。这就告诉我们，继承和弘扬中华廉洁文化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之一，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取得当前反腐倡廉的胜利，才能在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培育中起到主导作用。
同时，本研究基于廉洁文化的基本理论，深入研究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内涵、基本要素、核心要素、主要特征、培育点及其理论架构和实践机制，将为人们认识和观察中华民族时代精神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即从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奉献社会、服务人民的角度去理解中华民族时代精神，从而增强人们认同、弘扬和践行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
第二，有利于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古今中国社会清廉的巨大反差和世界众多国家腐败或清廉程度的参差不齐等大量事实表明：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滋生和蔓延有其必然的社会文化因素，与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同时清除、治理腐败又不是单纯依靠严刑峻法所能够解决得了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开明统治者治理腐败的决心不可谓不坚强，制定执行的法律不可谓不严厉，反对腐败的力度不可谓不强大，但却始终走不出越反越腐怪圈的原因之所在。“徒法不足以自行”。预防和治理腐败，不仅需要法律制度对人的行为从外部进行约束，更需要通过廉洁文化建设从内部对人的心灵进行洗礼，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而且法律制度制定出来以后要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还必须在全社会营造遵规守法、尊廉崇洁的文化环境。这正是廉洁文化和时代精神研究对增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第三，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创新。一方面，本研究将中华民族时代精神与中华廉洁文化联系起来思考，是一次全新的探索研究。以培育中华民族时代精神为指向，加强对当代廉洁文化的研究，深化了廉洁文化的研究领域；以建设当代中华廉洁文化为着力点，加强对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研究，拓宽了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研究视域。另一方面，本研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廉洁文化、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切入点，将历史学、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政治学结合起来论述，提供了从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与现实改革的互动关系来研究培养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新思路。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兴起，廉洁文化或时代精神日益凸显为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目前，理论界对它们分别进行研究已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把二者联系起来思考，通过揭示当代廉洁文化与中华民族时代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论述新时期廉洁文化与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互动理论、发展规律，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大意义的研究成果却极为鲜见。
（一）廉洁文化国内外研究综述
1.国内研究综述
中华廉洁文化源远流长，但对该课题的系统研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反腐倡廉的紧迫性和全国第一个中华廉洁文化研究会——湖南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的成立（2004 年 12 月 26 日）而兴起的。通过几年努力，目前国内已形成了比较完整、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中华廉洁文化与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沈其新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出版）。该成果首次全面系统探讨了中华廉洁文化的科学含义、丰富内涵、基本特征、价值功能、发展进程、发展规律等，初步构建了中华廉洁文化的理论体系。具体而言，理论界关于中华廉洁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论题：
一是关于中华廉洁文化的定义和特征。《中华廉洁文化与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一书从探讨“廉洁”二字的基本含义出发，第一次对中华廉洁文化作了完整界定：“中华廉洁文化是关于廉洁的知识、理论、信仰和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及其相互关系的文化总和，是中华优良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要素，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并指出，中华廉洁文化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融合的文化形态，除具有一般文化所共有的延续性、独特性和超前性特征外，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典型的民族性、广泛的人民性、鲜明的时代性和针对权力的指向性。
二是关于中华廉洁文化的本质属性及其社会功能。张忠良等指出，中华廉洁文化本质上是政治伦理文化、道德诚信文化和社会价值理念文化，其社会功能体现为，中华廉洁文化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精神动力、道德基础和价值导向
。汪太理强调，中华廉洁文化具有教育引导、优化创新和调控维护等社会功能，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核心要素和中国共产党“生命线”的基本要素之一
。王军民则把廉洁文化的功能归纳为导向、教育和规范三大功能
。
三是关于中华清廉精神的特性及其影响。中华清廉精神具有典型的民族文化特色，是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建设社会主义廉洁政府的精神动力；它要求执政者廉洁自律、恪守宗旨、执政为民，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地位的鲜亮旗帜；它集中体现老百姓对当政者品行的要求，与民心向背息息相关，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典型品质
。
四是关于弘扬和建设中华廉洁文化的途径和意义。就建设途径而言，有学者指出，廉洁文化建设要构建起“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固化于制”的“三位一体”廉洁文化体系，目的是通过营造廉洁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使廉洁成为人人信守的理想信念
。赵佳琪提出，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建设应该借鉴古今中外的优秀成果，从改进立法技术与立法理念、完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行政监察、舆论监督等方面进行；同时注重传播手段、理论研究及社会实践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文化价值评判标准
。针对不少人认为党的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是廉洁文化建设的重点的观点，冷福榜强调，加强廉洁文化建设，要在教育青少年和规范教师行为上下工夫，并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
就现实意义而论，大量的论著探讨了廉洁文化对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廉洁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文化基础作用。并指出，廉洁文化是当前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宝贵资源和有效手段，是推动社会廉洁建设的重要基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条件、伦理道德基础和合理价值理念
。
五是关于廉政文化、中外反腐败的理论与实践。有相当部分论著集中探讨了廉政文化理论与建设、反腐败理论与实践。有专门研究廉政文化理论、中国廉政文化发展史以及当代中国廉政文化建设实践的，如《廉政文化论》（王文升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9 年出版）、《廉政文化建设新论》（本书课题组编著，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7 年出版）等；有专门研究国外廉政文化建设与反腐败理论和实践的，如《国外廉政文化概略》（孙晓莉编著，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7 年出版）、《政治之癌——发展中国家腐化问题研究》（何增科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年出版）等；有对中外廉政思想、理论、制度等作对比研究的，如《廉政理论研究》（周卫东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年出版）；也有大量关注中外反腐败理论与实践的，如《通往廉洁之路——中外反腐败的经验与教训研究》（季正矩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年出版）、《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王沪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出版）、《外国腐败之风与廉政之道》（刘洪潮著，新华出版社 2000 年出版）、《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反腐败 6 论》（邵景均著，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7 年出版）等。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反腐倡廉问题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国内学者撰写了大量的研究论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腐败的含义、成因、现状、反腐败的对策，尤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反腐倡廉思想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此外，在实践层面关于廉洁文化课题有两个重大事件值得我们关注。第一是湖南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和两届中华廉洁文化论坛的成功举办。2004 年 12 月，全国第一个中华廉洁文化研究会——湖南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成立。随后于 2007 年和 2009 年，由它牵头，成功举办了两届中华廉洁文化论坛。这一系列举动有力推进了中华廉洁文化的研究。第二是全国各地廉洁文化“六进”活动的开展。自 2005 年始，中央倡导开展了廉洁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的活动。多年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自觉把廉洁文化建设纳入发展先进文化的大局，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使廉洁文化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廉洁文化“六进”工作呈现出可喜的势头。
2.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理论界对廉洁文化的研究起因于腐败问题的困扰，而真正意义上的廉洁文化研究则始于新加坡李光耀总理创建廉洁政府时期，但对中华廉洁文化的关注却是近年才有的事。总体来看，国外廉洁文化研究的主要视角是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府，集中体现为腐败与反腐败的理论和实践。
西方国家的腐败理论可以追溯到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如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和卢梭等
。其中，马基雅维利被称为“近代以来系统研究腐败现象的第一人”
。在《论李维》、《君主论》等著作中，他将腐败划分为公民腐败、城邦腐败和政治制度腐败等几种类型，并各自对它们进行了区分和界定；他分析了腐败产生的根源，探讨了反腐败的相关制度设计，还提出以道德的重建来弥补制度的不足等诸多真知灼见
。但马基雅维利的研究并没有引发学界广泛的探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腐败问题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注意，并开展了大范围研究。他们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多领域来界定腐败的含义、揭露腐败的危害、揭示腐败的起因、探讨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对策，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关于腐败的定义。西方学者纷纷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探讨腐败的含义。杰拉尔德·凯登（Gerald E. Caiden）把腐败看作是“一个拥有权力的人，即一个负有责任的官职人员，通过非合法提供的货币或其他报酬，被引诱采取一个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的行动”
。阿克曼（R. Ackerman）把腐败等价于贿赂，认为腐败就是“第三方为了影响代理人的行为而在不知晓的前提下向其进行一定的非法支付”
。阿诺德·罗高（Arnold Rogow）和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认为，腐败是“一个公共制度或市民秩序把特殊利益高于公共利益之上，为了特殊的有利条件而违反公共利益的行为”
。乔治·C·S.本森（George C·S. Benson）和他的助手认为，腐败是“所有非法地和非道德地使用政府权威作为考虑个人或政治所得的结果”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腐化（败）是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A.谢莱法和R.韦欣尼认为，腐败是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而约瑟夫·奈（Joseph Nye）则认为，“腐败是由于与私人（家庭、关系密切的私人集团）有关金钱或地位的收益，或违反针对行使某些种类的与私人有关的影响的规则，而偏离一个公共角色的标准职责的行为。”
目前大多数学者比较赞同这一定义。从宏观看，这些定义基本上都是围绕公共责任、公共利益或公共舆论来界定腐败的
。
关于腐败的起因。20 世纪之前，马基雅维利将腐败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基于“人性恶”基础上的人之私欲以及权势者的权欲、基督教教会的堕落、社会的不平等现实、人民遭到排斥等方面
；英国政治家阿克顿在《自由与权力》中揭示腐败的根源是政治制度的不民主，或者说是权力的集中，认为“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60 年代以来，学者们展开了广泛探讨。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把腐败看做是缺乏政治制度化的结果。他在 1972 年出版的《比较政治腐败》一书中提出，作为非正式的政治影响过程，腐败可能在正式的政治制度没有能力应对社会对它所提出的要求时最为猖獗。丹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mann）把腐败看做是市场改革不彻底造成的，认为，腐败并不是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但是，半生不熟、设计粗略、执行不完全的市场改革可能的确会促进腐败。苏珊·罗斯一阿克曼（Susan Rose- Ackerman）在《腐败：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认为，腐败的范围和程度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因素：从国家取得多少利益，官员们办事权限的大小，私下交易的风险，行贿受贿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弗里德里克用道德堕落来解释腐败。萨缪尔·亨廷顿则强调，是现代化的过程促进了腐败。他指出，现代化剧烈进行的时期往往是腐败现象最为猖獗的时期，因为现代化造成了价值观念的变化，创造了新的财富和权力，而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规则并没有限定这些新的财富和权力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集团尚未接受关于这些财富和权力的现代规则
。
腐败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有学者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探讨了腐败行为产生的原因。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文化与它的腐败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在发展中国家，公共官员普遍面临着是忠诚于国家、政府，还是忠诚于家族、朋友的选择。而在传统的文化氛围中，家族利益常常高于国家利益，为谋取家族利益而违反国家法律会受到家族成员的支持和赞赏。其次，在传统社会里，送礼是一种大家普遍接受的习俗，而且礼品的价值轻重往往和尊重程度、敬重程度成正比。这就使得送礼与贿赂等腐败行为之间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为腐败蔓延提供了条件。再次，在传统社会中，公共官员的行为不是由法律而是由内心的道德信念来调节。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法制观念比较淡薄，而重在对道德良心负责，因而容易出现腐败现象。
针对华盛顿政坛的腐败，布热津斯基在 2002 年曾表示，“我们创立了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非法和不道德之间没有区别”，正是在这种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利欲熏心的政府高官们无不争先恐后地追逐万能的金钱”。
关于腐败的现状和危害。对于腐败的滋生、蔓延及其趋势，学者们有较清醒的认识。1993 年 4 月，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将公共道德的崩溃列为 6 个最紧迫问题之一。9 月，委内瑞拉《宇宙报》载《意识形态之后——腐败》一文，断言：冷战结束后，腐败在民主国家变成了最大的政治问题，由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决定的两极世界正在被腐败和清廉之分所取代。同年，罗马俱乐部提出报告，颇为突出地把政治腐败与环境污染列为 21 世纪两大难题；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失去控制：21 世纪前夕全球混乱》中则预言：21 世纪将出现“腐败大规模蔓延”的趋势。目前，腐败已发展成为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丑恶现象，被人们称为继恐怖主义、气候变暖和金融危机之后的又一“全球性威胁”。正如金伯利·A.艾略特在《腐败与全球经济》一书中所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所谓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腐败几乎无处不在。”
腐败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美国学者劳努曾深刻地指出：“腐败是政府最大的痼疾，其危害仅次于暴政。”
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认为，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的基础，使国家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
。美国《世界新闻报》1993 年 10 月载《腐败与人权》称，腐败行为不仅给各国国库造成巨大损失，而且同样使这些国家的人权受到影响。因为，国家财产被侵吞，国家用于建设和公共福利事业的资金因而减少。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腐败尤具破坏性，它使许多国家每年损失其急需用于改善医疗保健、教育、清洁用水和基础设施等工作的巨额款项，成为阻碍这些国家脱贫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09 年 12 月 9 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为纪念国际反腐败日致辞时强调，腐败是阻碍世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最大障碍之一。
关于反腐败的对策。马基雅维利认为，共和国要防止腐败，制度设计最为关键，但由于“整治普遍腐败的法律和制度是找不到的”
，因此，需要重建道德，以弥补制度的缺陷。美国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比改进机构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建立一套更为深刻的道德观。”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加里·贝克尔认为，惩罚机制是决定腐败行为发生概率的重要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惩罚将会降低腐败行为
。里特伽德强调要“加强中央、地方、民众以及其他各方面对政府工作人员行为的内外监督与控制等”
。杰拉尔德·凯敦则在分析了政治腐败的系列特点之后理性地总结说，腐败可以通过适当的措施来减轻和抑制，但只要产生腐败的因素仍然存在，只要人类是不完美的，腐败就不可能彻底消除；反腐败的措施所寻求的是把腐败驱逐出重要的管理领域，缩小其范围，减少其发生。
（二）时代精神国内外研究综述
1.国内研究综述
对时代精神课题的研究是随着党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针的提出而兴起，并随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全面贯彻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精神的落实而逐步深入和展开的。多年来，大量研究成果可以归结为以下方面：
一是探讨时代精神的内涵和特性。关于时代精神的基本含义，我国学术界曾在 1960 年代展开过一次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时代精神是多元的，还是单一的，由此形成了“时代精神综合论”和“时代精神单一论”两种观点。“综合论”者认为，同一时代存在多种时代精神，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或代表性的各种社会思潮和观念，都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单一论”者认为，同时代只有一种时代精神，那就是正确反映了时代本质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社会意识。其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把没有正确反映时代本质和其发展方向的社会意识纳入时代精神的范畴。
目前，绝大部分学者已经认同从积极、正面的角度来理解时代精神。他们或从实践的角度，如包心鉴；或从人与集体关系的角度，如薛文治；或从物质与意识辩证关系的角度，如薛广州；或从历史追求的角度如冷铨清，纷纷对时代精神进行界定。尽管角度有差异，表述也各有风格，但大家对时代精神性质的理解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时代精神是在社会当代的创造性实践中孕育和提升出来的，为人民群众所普遍认同和接受，能够与时俱进源源不断地为社会进步、时代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精神财富的各种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的综合体现
，是时代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内在的、深层的精髓与内核
。
关于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基本内容，不同的学者也根据各自的理解进行了概括。张平、覃志红等把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时俱进、锐意改革的创新精神；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由民做主、依法治国的民主精神；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人本精神；诚信友爱、共存共荣的和谐精神；淡泊名利、一秉至公的奉献精神
。杨德平等认为我国当今的时代精神应包括主体精神、平等精神、自由精神、开放精神、民主精神、权利精神和科学精神
。杨叔子强调，中华民族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至少应包涵以人为本、崇尚科学、与时俱进、对外开放四个方面
。邢云文把时代精神的内容概括为“求真务实、改革创新、和谐发展、以人为本”四个方面
。包心鉴认为，时代精神的内容应该是一个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多种精神构成的综合体。在这一综合体中，核心是改革创新，特征是与时俱进，本质是以人为本，表现是竞争意识与效率追求、开放意识与世界理念、自主意识与民主觉悟、法制意识与和谐精神
。更多的学者则认同江泽民在2001 年在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五种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
关于时代精神的基本特性，学术界已基本形成共识，即时代精神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心理，也不是该时代精神产品的大杂烩，而是其精神产品及精神生产的精华。基于此，学者们把时代精神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时代性；民族性；前瞻性；社会性；变动性；实践性；开放性等。
二是揭示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发展规律。或认为，任何时代精神都是一种民族精神，二者密切联系，相互交融，民族精神从总体上包容了时代精神，是一定社会时代精神的基础和源泉，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体现和延续，是民族精神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
；或把党的理论创新历程与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构建联系起来，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精华
、科学发展观是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体现
；或从中华民族时代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联系出发，强调中华民族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素
等。
三是论述构建和弘扬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重大意义。王向明指出，弘扬时代精神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的不竭源泉，是推动民族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在全社会真正形成尊重创造、尊重群众、鼓励创新风尚的客观需要
。罗红等学者强调，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核心内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
。赵永富则以时代精神的功能为切入点来论述弘扬时代精神的现实意义，并指出，时代精神具有强烈的激励作用、强大的凝聚作用和积极的驱动作用，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有利于形成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
。
四是阐述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培育途径。罗文东强调，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基础上，必须正确处理好古今中外文化的相互关系，把它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紧密结合起来
。刘曙光主张，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时代精神既要立足中国，努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又要面向世界，积极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文化成果，通过文化整合与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通过文化自觉达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
。大多数学者依据党中央提出的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策略，强调要把弘扬和培育时代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如李少莉提出，一切思想文化阵地、精神文化产品、各类主题教育、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都要积极传播时代精神，充分展现时代风采，使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深地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成为全国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
。此外，彭建渝、杜文海等学者还探讨了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生长点，强调铸造新的时代精神应注意三个生长点：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我国传统文化所孕育的人文精神以及市场经济所倡导的主体精神
。
2.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对于时代精神的研究要远早于中国。早在 18 世纪，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就把时代精神作为人类思维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加以考虑。随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揭示了时代精神的实质和特质。他认为，时代精神是每一个历史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脱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是贯穿于哲学、政治、法律、艺术与宗教等各个文化门类中的特定本质，“政治史、国家的法制、艺术、宗教对于哲学的关系，并不在于它们是哲学的原因，也不在于相反地哲学是它们存在的根据。毋宁应该这样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时代精神。”
19 世纪末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西方思想文化界更多地把对时代精神的研究具体化为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因而其关于时代精神的研究成果也就主要体现为他们对资本主义精神展开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其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有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维尔纳·桑巴特《资本主义的精华》、《奢侈与资本主义》，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以及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等。
马克思·韦伯最早提出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他认为，理性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在他看来，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乃是理性的持久性企业、理性的簿记、理性的技术、理性的法律，以及理性的精神、理性的生活态度和理性的经济伦理
。而资本主义的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起源于早期新教徒的“天职观”与“禁欲主义的伦理态度”，是新教徒的勤奋、节俭、诚实、信用和禁欲与拼命劳作以使金钱增殖来“响应天国的召唤”的天职献身精神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理性主义精神气质的工作伦理
。比韦伯稍晚一点，英国社会批评家R·H.托尼 1926 年出版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被认为是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批评与补充。在书中，托尼说：“资本主义精神与历史一样久远，并非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是清教主义的结果。但是，在晚期清教主义的某些方面确实可以发现一种补充，激发起能量并且加强其已经颇具活力的特征。”
与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不同，桑巴特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犹太教的主张。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主要由下列因素培育而成：犹太教的理性主义观点、犹太教的条文主义、犹太教宗教领袖的商业精神、允许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存在不同道德原则的训诫等。他把资本主义精神区分为两大成分：（积极的）“实干精神”成分和（消极的）“市民精神”成分
。桑巴特强调，是个人对财富的贪婪和对享乐的追求，塑造了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精神气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奢侈，——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这一点与强调勤奋工作、倡导节俭生活的韦伯正好相反。
与前两人又有所区别，马克斯·舍勒把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归结为“怨恨”：“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中迈步向前的，并不是实干精神，不是资本主义中的英雄成分，不是‘具有王者气度的商人’和组织者，而是心中充满怨恨的小市民——他们渴求最安稳的生活，渴求能够预测他们那充满惊惧的生活，他们构成了桑巴特所恰到好处地描绘的新的市民德行和价值体系。”
宗教—形而上学的绝望、对世界和文化的日益强烈的憎恨以及人对人的根本不信任具有强大的心理力量，这一切成为加尔文主义中资本主义精神的根源
。
现任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格林菲尔德坚决反对将个人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精神或者资本主义文化。她在《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中以一种“集体意识形态”替代韦伯命题中的个体意识，认为这种新的世俗集体意识形态，即民族主义，才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源头”，或者说“资本主义精神生来就是民族主义”
。在格林菲尔德看来，资本主义精神是以“民族主义与持续的经济增长”为标志的，一族国内部整体的民族主义是近现代世界历史中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终极动因”。
可见，国外对时代精神的研究，也即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成果是异常丰富的。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资本主义精神与西方传统文化精华的关系、资本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虽然不同的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实质、核心的认识千差万别，有些甚至是根本对立的，但不妨碍大家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整体理解，并由此拉开了 20 世纪中期文化哲学兴起的序幕。长期以来，西方理论家对资本主义时代精神给予了大量持续的关注，但对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研究却极少见。
除了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时代精神展开研究外，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践中也非常重视对本国、本民族时代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学者宋一曾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弘扬时代精神的经验作了一番总结，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弘扬时代精神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高度政治化，把社会生产与国家发展相结合，把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相结合，把时代发展与自身发展相结合；二是高度社会化，把时代精神弘扬与民族精神培养结合起来，把时代精神渗透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三是高度系统化，把时代精神与社会进步结合起来，大力推进社会创新发展。
（一）研究的重点难点
本著作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中华廉洁文化与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内在联系
从建设当代中华廉洁文化对培育民族时代精神的基础性作用，以及二者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的生长基点等方面充分阐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本书研究立论的关键。
②爱国主义内涵提升的现实体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国内和谐社会和国际和谐新秩序的构建，使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精神的内涵赋予了新的要素。准确把握当前反腐倡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爱国主义精神内涵的提升，科学阐述“廉洁奉公”精神是当代爱国主义的现实体现，既是本课题的核心论题，又是本课题的难点。
③中华民族时代精神弘扬和培育过程中与廉洁文化的互动发展及其规律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探讨中华廉洁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华民族时代精神之间的互动发展。通过对它们之间互动发展关系及其规律的揭示，完成对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内涵、基本要素、核心要素、民族性特色、时代性特征、培育点及其理论架构和实践机制的体系化研究，以求弥补国内理论界研究的空白。
（二）研究的基本思路
本著作以马克思主义的廉洁文化观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论为指导，以中华廉洁文化和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基本理论为根基，着力探讨廉洁文化与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内在联系，揭示二者的互动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进而指出并论证，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华廉洁文化是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重要途径之一。全文共七章。以下是各部分的主要内容。
绪论揭示选题的依据和意义，对国内外有关该领域的研究作全面综述，同时阐述本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基本思路、基本方法及其创新点。这是整部著作生发的根据。
第一章系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廉洁文化理论和有关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思想，确立本课题研究的指导原则和理论前提。第一节分别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廉洁思想和列宁的廉洁思想；第二节先后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视域中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第三节主要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视域中的时代精神思想及其主要特征。
第二、三章分别是对中华廉洁文化和中华民族时代精神基本理论的阐述。第三章从“廉洁文化”概念的提出与界定着手，着重探讨了中华廉洁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其层次性特征、本质属性和主要特征。第四章主要分析了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要素构成及其主要特征和功能属性，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华民族时代精神旗帜的缘由。这两章是整部著作立论的理论基础。
第四章剖析基于廉洁文化培育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历史机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基于廉洁文化培育中华民族时代精神，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呼吁，是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新成效的召唤，是从容应对复杂国际形势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必然要求。由此阐述本课题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五章深入论述廉洁文化与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互动发展机制及其规律。强调，廉洁文化与时代精神相互提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廉洁文化滋养和孕育新时期中华民族时代精神；中华民族时代精神引导和规定中华廉洁文化发展的根本指向。二者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互动发展，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这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之一。
第六章揭示廉洁文化在培育中华民族时代精神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廉洁文化与中华民族时代精神具有内在同一性，二者在基本内容上相融，在价值功能上互补，在指导原则上相通。建设当代廉洁文化，可以为构建中华民族时代精神提供政治伦理支撑、道德诚信基础、积极价值牵引和和谐人居环境，是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一项基础工程。这是本课题研究的又一重点。
第七章论证建设和发展当代廉洁文化是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现实选择和有效路径。以文化建设的视角审视，培育当代中华民族时代精神需要继承中华廉洁文化精华、弘扬共产党人清廉品质、借鉴世界反腐倡廉成果、把廉洁奉公精神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这是开展本课题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研究的基本方法
①基本理论线性分析法。本著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文化传承理论、文化结构理论和文化发展理论，论述当代中华廉洁文化与中华民族时代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探讨它们之间的互动过程、互动机制及其发展规律。
②综合文献检索法。利用自己所在单位与周围相关单位图书馆馆际资源互享的优势，大量查阅与本课题相关的文献资料，尽可能多地收集本研究领域已取得的成果，掌握最新研究动态。
③多学科综合研究法。廉洁文化也好，时代精神也好，表面上看只是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意识形态问题，属于精神文明建设范畴，但实际上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法律、心理等多方面展开深层次、多视角、跨学科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强势兴起，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激荡日趋激烈，这就使得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时代精神越来越成为我国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从这一现实需要出发，著作以中华廉洁文化和时代精神基本理论为依据，深入探讨了基于廉洁文化培育时代精神的历史机缘、廉洁文化与时代精神的互动发展机制、廉洁文化在培育时代精神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进而强调，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华廉洁文化是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重要路径之一。具体而言，本著作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的创新。本著作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和时代精神理论为指导，在科学发展观视界内以中华廉洁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华民族时代精神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切入点，将历史学、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政治学结合起来论述，提供了从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与现实改革的互动关系来研究培育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新视角和新思路。以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视角审视中华廉洁文化，通过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华廉洁文化，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时代精神，正是本研究课题的创新立意所在。
②把“廉洁奉公”提升为中华民族时代精神新的基本要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发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有序开展、国内和谐社会和国际和谐新秩序的构建，不仅需要制度的规范，更需要倡导诚实守信、恪尽职守、严于律己、勇于奉献的“廉洁奉公”精神。这就赋予了当代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以新的时代要素。这一新的时代要素不仅体现为复兴民族的爱国激情、改革创新的时代意志，同时也集中体现为“廉洁奉公”的精神。这就使以不占、不贪、诚信、奉献为基本要求的“廉洁奉公”精神被提升为中华民族时代精神新的基本要素。
③廉洁文化和时代精神研究领域的创新。本著作将中华民族时代精神与中华廉洁文化联系起来思考，这是一次全新的探索研究。以培育中华民族时代精神为指向，加强对当代中华廉洁文化的研究，深化了廉洁文化的研究领域；以建设当代中华廉洁文化为着力点，深入研究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核心要素、基本要素及其功能属性，拓宽了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研究视域，弥补了国内理论界研究的空白，为人们认识和观察中华民族时代精神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从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奉献社会、服务人民的角度去理解中华民族时代精神。
④对基于廉洁文化培育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路径选择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建设和发展当代廉洁文化是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现实选择和有效路径。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培育既是一个传承、吸收和借鉴的过程，又是一个改造、更新和超越的过程。以廉洁文化培育时代精神，需辩证分析传统廉洁文化继承中华廉洁文化精华，需弘扬共产党人大公无私优秀品质和清正廉洁精神，需把握世界反腐倡廉新趋势借鉴国际反腐倡廉新成果，需把廉洁奉公提升为时代精神新要素，大力推进廉洁文化“六进”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