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先秦时代，青藏高原生活着大小不等数十个古羌人部族，他们应当是丝绸之路最早的开辟者，或者这样说，丝绸之路的兴起是在羌人早期开发活动过程中逐渐勾通连接的。经过羌戎氐族、鲜卑吐谷浑、吐蕃几个民族政权和中原汉唐在各个时期的经营，青藏地区成为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南线的主要力量，顺着这条由游牧行走演变的贸易线，也是一条五音繁会，万方荟萃的东西文化交流线。这条线路以传说中的雍州大道（亦称“穆王道”）和春秋至两汉期间开辟的羌中道为干线，由西向东沟通西域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联系，其后在两晋至隋唐之际向西开辟了婼羌道、于阗道等，在我国境内分别延伸出了折向东方的河湟道（含河西走廊）、向东南的河南道诸路、向正南和西南的吐蕃道诸路，各个民族的交流进入全方位时期，高原戏曲也在这条生命线所搭建的舞台上纷纷上演。
文献和考古资料显示，先秦时代古羌人的足迹几乎遍及甘、青、川、滇、藏，甚至达到新疆境内。秦献公初立，欲复秦穆公的霸业，曾兵临渭水上游，灭狄戎和羱戎，使高原诸羌受到极大威胁。为避秦兵之祸，生活于青藏高原东部的诸羌部落纷纷率部离开故土远徙。“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与众羌绝运，不复交通”
，所徙之地当在今青海西南界或西藏的东北角
，其后发展成为“发羌”、“唐旄”。他们与当地原有土著居民融合并共同生活，以后成为藏族先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有一部分羌人部落迁徙到了千里之外的柴达木盆地及南疆昆仑山地区，与原先离开大夏河流域，在周穆王西行时已深入青海腹地定居的大夏人融为一体，其后发展成为“婼羌”。此外，还有部分羌人种落陆续向西南移动，“或为牦牛种，越雟羌是也（雅砻江流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岷江流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白龙江流域）”
。这些迁徙西南地区的羌人以后发展成为西南藏彝语族各支的先民。先秦时期的高原东部的古羌部落、高原土著部落人不仅与中原地区，而且与北方蒙古草原、西南的青藏高原、西部的天山以南等地区的各个民族均发生过密切的关系。
两汉时期是青藏高原诸羌迁移、分化和融合的重要时期。由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牧场丰美，草场广阔，是从事游牧的理想之地。汉初，先是北方匈奴乘中原内乱，南下河套，进入河西，臣服诸羌，并挟制羌人听命于已。而为解除匈奴人威胁，割断匈奴与羌人联系，中原汉族军民第一次大规模进入青藏高原东部地区，此后汉代百年间的移民实边过程中，大量关东下贫、秦雍世家在高原安家立业，极大地充实了西部边疆人口。可以说，今天青藏高原东部农业区的开发与两汉以来大力推行的屯田实边政策起了决定性作用。高原古羌人在汉族军民的影响下逐渐改变了自己原始的生产方式，向农耕兼畜牧的生产方式过渡，并在与汉族的交流或与土著的结合中形成了新的民族聚合体。同时，古羌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居处建筑、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等所体现出的民族审美情趣已表现出与中原迥然不同的鲜明地方性特征。
四世纪初，东胡鲜卑吐谷浑“属永嘉之乱，始度陇而西”，先迁陇西，后西迁至枹罕（今甘肃临夏），“子孙据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
。其后该部接着继续又向南向西发展，青藏高原的河源一带和四川西北地区等传统上羌人故地先后被吐谷浑占领，役属群羌。吐谷浑在羌人地区发展的过程，既是与羌人矛盾斗争的过程，同时也是以鲜卑人为中心与诸羌部落互相融合，以获取羌人支持与合作形成新的族群的过程。“羌人在青海建立起吐谷浑国，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光辉的标志
”。
在青藏高原戏曲文化发展史上，汉魏时期可以算作一个文化单元，既是戏曲文化的黄金时代，又是文化输入的最佳例子。早在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前，高原边际的文化交流便在群峰绵延的河谷间潜心积累。两汉羌人的大规模迁徙直接带动了青藏高原交通的进一步发展。丝绸之路羌中道，藏印雪山道，藏北小勃律道更加丰富起来。地理的“开放”与文化的“开放”所形成不同性质、不同特色的西部音乐基因（龟兹乐之节奏、西凉乐之曲调、佛乐之音律），在以后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中不断塑造着高原戏曲乐舞文化的精神指向，并使之有了许多卓绝的艺术创造的内在基因。联系此前高原文物出土中陶鼓、骨笛等，我们有理由相信，高原古代文化的东来西渐，往复交流融合，艺术创造的内涵的更新涅槃，边疆文化的浪漫纯真之美，曾给中国音乐艺术史以深远的影响。因此，“开放与创造是中国前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高原文明、西部音乐的基本精神。
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在社会的剧烈震荡中，东西文化在丝路南道（自长安出渭水，经陇西，入高原东部河湟，出大斗拔谷，入河西走廊）上东来西渐，往复交流，更新涅槃，产生了极为可观的成果。与战乱造成社会无序的背景不同，当大动乱后中原社会犹如惊涛中的风帆，而青藏高原却如动乱中的安乐小窝，孕育成长着比较发达的民族音乐生活。其显著代表为在高原东部河谷地区孕育起来的“羌乐”以及在其基础上通过文化交流融合后的产生的地方性乐舞文化“西凉乐”。
所谓“西凉乐”，产生于十六国时的后凉，是一种与龟兹乐有关而又杂有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音乐的一个新品种，曾有《秦汉伎》、《国伎》等名称
。列于隋七部乐、唐九部乐中。现代学者们几乎都认为它与龟兹乐有着重要的联系，是汉胡音乐的融合的新品种，“确是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
。应该看到“西凉乐”是流传于古代甘、青、宁、内蒙西部、新疆东部广大地区带有多民族文化因子的民族乐舞艺术的总称。“龟兹乐”传入始自东晋，吕光陷龟兹，连同乐人、财物一同掳往河西走廊、河湟之地。所谓“羌胡之声”大体包含三个系统，一是狄乐，二是羌乐，三是凉州乐。“狄乐”即“北狄乐”，是鲜卑人的一种马上吹奏乐，配有鲜卑语的歌词，共分53章，其中有“吐谷浑”一章，是生活于青藏高原河湟地区吐谷浑人的音乐。《隋书》载“周太祖发迹关陇，躬安戎狄——登歌之奏，协鲜卑之音”
；“羌乐”是指世居于青藏高原古老的羌人乐曲。《北史·党项传》中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的记载，其中“横吹”者就是指古羌人牧马时的羌笛；“凉州乐”就是以武威为中心，流行于河西（青藏高原东部河湟河谷）广大地区的乐曲。它是伴随着丝绸之路开通，大量龟兹乐传入青藏高原东部等地区，与当地汉族音乐以及小月支、匈奴、羌、氐、鲜卑等族音乐糅合形成的新乐种。
古代青藏高原地理的开放性，必然带来文化艺术的开放性，由异质文化的接触引起的“文化摩擦”（culture conflict）与碰撞给青藏高原戏曲文化的发展注入了内在的动力。异质文化交流带来的歌舞、音乐诸要素的杂交、融合，是戏曲文化生成最具操作意义的技术法则。着眼西部历史，十六国时期，今甘、青、宁等广大地区叠兴继衰的各少数民族政权中，既有汉人，也有羌、氐、鲜卑、月支、匈奴、吐谷浑等民族。青藏高原东部地区本是一个多民族杂糅、各色人种混融之地，音乐文化的生成的条件也是如此。从“吕光平西域，得龟兹乐”；“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逊之伎”；“慕容垂破慕容于长子，尽获苻氏旧乐”；“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
。我们从“西凉乐”产生的文化基底上寻绎它的文化上归属，在这里看不到华夷之别，看不到雅郑之分，它是地方民族音乐、西域音乐、汉族音乐互融互鉴的结晶。
从音乐本身去看“羌乐西音”，它主要是一种器乐音乐，据说它是风格“最为闲雅”而区别于急管繁弦、动荡山谷的龟兹乐。虽然我们今天听不见其音响了，但记载中的乐队却是中西合璧的，据《旧唐书·音乐志》，魏周而下隆盛于隋唐的《西凉乐》乐队有：钟、磬、弹筝、搊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觱篥、笛、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钹、贝等。这里有中国固有的传统乐器，也有少数民族乐器和西域乐器，它代表了汉魏旧乐“清乐”与魏周以降至于隋唐之“羌乐西音”的融合。任半塘先生说：“《西凉乐》之特点，在得中外华裔调和之美”
。它是汉文化明快清新、气力雄健、胸襟开阔、奔放舒畅的风格与大胆吸收域外乐舞文化形成的一个具有世人为之倾倒的艺术水平，在当时中国风靡一时的乐舞艺术流派
。
中原汉族古代的传统音乐，到汉魏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雅乐衰落与俗乐的兴起。雅乐只在郊庙祭祀和朝廷宴享时作为礼仪的一部分使用，而大家喜欢的则是俗乐。俗乐是在吸收民间音乐厅和外来音乐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推溯其原因，主要在于西域音乐的传入。“汉兴虽有制氏（乐工），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太乐官，但能纪其铿锵，不能言其义。高祖时只能因秦乐制宗庙，独嗜‘沛中’之歌、‘巴渝’之舞，是古乐已失其神。至武帝通西域，攘匈奴，外族交通，于是胡中乐舞，盛行中土。如鼓吹列为黄门燕享，军旅凯乐，魏晋沿用，可知其盛！此实西北民族音乐传入中国之始。东晋衰弱，胡族踵兴，声乐还来，日趋胡化，如代北箫鼓，天竺梵呗。吕光之变龟兹，魏、周崇为国伎；后主（齐）耽爱胡戎，曹（妙达）、安（未弱）来自西域。北周得西域之乐，杂以高昌之旧；隋唐运龟兹之律，兼用西凉之声，其影响华乐，因成（北狄、西域）二系……”
。而中国音乐艺人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又不断加以改造，产生出新的形式，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汉武帝时起，由于汉通西域，西域大量物品传入，丰富多彩而又新奇有趣的异域风物以及生活方式，越来越引起上层贵族社会的喜爱，于是追求异域特色的音乐文化和生活方式成为其奢侈生活的一部分，西域各族、各国音乐在传统宗法型礼乐文化中的立足；民族民间音乐与郊庙歌诗的并列；大批外族乐器、音乐科学、音乐思想、音乐形式的传入都相应地表现出发达音乐所拥有的宏放、博大气象，因之也推动了汉地艺术水平的提高和艺术风格的变化。汉代音乐艺术表现出主要是西向的拓地开境、文治武功的“雄汉”气象，表自征出“西方”这一地理方位所含的文化心理意义。它既是固有文化的生机勃勃、信心十足，又是外来文化纷呈其姿、和谐调整的繁盛社会。汉代百戏的传入即是汉代社会生活的胡化风尚的最显著表现。汉代音乐演奏时又有杂技表演。中国传统的杂技称为角抵，秦汉时的角抵是一种技艺表演，大约同现代的摔跤相似。汉武帝时角抵泛称各种乐舞杂技，发展成为名目繁多的“百戏”。《汉书》颜师古注云：“眩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殖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本从西域来。”明代王圻《三才图会》云：“百戏起于秦汉，有弄瓯、吞剑、走火、缘竿、秋千等类，不可枚举。今宫中之戏亦如之，大率其术皆西域来耳。”这些西域传入的发杂技、魔术进入汉朝宫廷，并流向社会，使汉代的杂技艺术更加丰富多彩，影响深远。而胡风百戏的传入是与汉代经营丝绸之路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在一定的时期青藏高原的“羌乐西音”起到了关键的桥梁作用。
永嘉前后，与“羌乐西音”一同传入中原的西部民族乐器也相当可观，其中由青藏高原民间艺术中传出的羌胡吹奏乐尤显突出。
胡笛，是汉代中国音乐家根据“羌笛”加以改进而成的吹奏乐器。据说笛自古就与高原羌人牧马联系在一起，最初用羊骨或鸟骨制作，后来改用竹木。所谓“羌笛陇头吟，胡舞龟兹曲”，即指这种乐器。汉代马融好笛，作《长笛赋》说：“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末及已。龙鸣水中不见已，截竹吹之声相似”。中国传统乐器中的笛，后又传入羌笛，汉时写作“篴”，即竹制直吹单管的洞箫，最初只有四孔，后经武帝时丘仲对羌笛进行改进，制成胡笛，发展为六孔，乐声动听，受到汉地喜爱。
胡笳，笳或作葭，因为卷葭叶而吹，高原游牧民族用芦苇制成哨子，装在羊角管内吹奏，以便放牧，称为胡笳。《通典》引杜挚《笳赋》云：“李伯阳入西戎所造”
，可知其为高原古羌人乐器。后世有李陵《答苏武书》所写“胡笳互动，暮马悲鸣”句，蔡文姬留胡中作《胡笳十八拍》，便以匈奴乐而流传。张骞自西域归，有大胡笳、小胡笳传入内地，一直作为军乐使用。
胡角，是西羌牧马人用牛角制成的乐器。《晋书·乐志下》云：“胡乐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乃用之”
。《通典》云：“或出羌胡，以惊中国马”
。角在后来的高昌乐中演变成牛角形的铜角，声音雄壮，作为军中乐器，能产生振奋士气惊吓敌人的作用。故有曰：“角，原名拔逻回，发惊军之音。”
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给青藏高原的音乐艺术发展也带来了极为可观的变化。胡乐器如琵琶、觱篥，中原乐器如箫、笙、阮咸、筝等也纷纷传入高原东部的河湟地区，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东西民族音乐文化枢纽和推手，涌现出西平高僧粷瞻（道照）这样博通东西，学贯古今，又博采众长，精通音律的音乐家，在中原江南等地都颇有影响，称其不仅“少善尺牍，兼博经史”，且为当时有名的琴家，他整理和研究当时乐器（主要是琴）和演奏技巧，著有《琴图》、《琴声律》，其中一些片断保留在明代编纂出版的《太音大全集中》，即使是《中国音乐大辞典》也将其作为古代音乐家立了辞条
。
古代青藏高原地理的开放性，必然带来文化艺术的开放性，可以说由异质文化的接触引起的“文化摩擦”（culture conflict）给青藏高原潜层流动的戏曲文化的脉搏中注入了内在的发展动力。同时，这也必然激活了青藏地区原生文化的复兴和多元化的横向发展，为青藏民间戏曲形制的完备奠定了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