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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早期艺术的研究，不仅需要考古学的发现，更重要的是人类学的推动。音乐与舞蹈的起源与诗歌的起源问题一样，早已消失在人类自身发展过程的迷雾中了。因此，需要从现代残存的原始艺术的考察，来推测史前艺术的大致模样。根据考古发现的材料，早在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雄伟巍峨的青藏高原就有人类的活动。从那时起，古代高原的先民们就劳动、生息和繁衍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青藏高原文化的源头是汉代以前的古羌文化和高原土著文化。蔚为壮观的马家窑文化在青藏高原东部河湟谷地出土的令世人惊愕的彩陶舞蹈盆以及与虞、夏、西周剪不断关系的昆仑神话和西王母国是古羌文化的代表；高原土著文化则是以巫风狂舞以及系统庞大的藏族古代神话为其代表。
青藏高原古代戏曲艺术的音响虽然今天已经听不到了，但透过千百年的历史、古籍和令人惊叹不已的舞乐文物，依旧传达给我们高原古代音乐文化中的天籁余绪。1973年10月，在西宁北川上孙家寨考古工地甲区M384区出土一件距今5000年前马家窑类型的彩盆。精美的舞蹈彩盆也成为探索我国民族舞蹈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这件彩盆高14厘米，口径29厘米，泥质红陶，口径和内外壁绘有叶纹、圆点纹、线纹、圈点纹。内壁最大处绘有四道平行带纹，带纹上面绘有舞蹈画面三组，每组五人，手拉手，翩翩起舞。每位舞蹈者头上斜侧有一道，似为发辫，向同一方向摆动。每组外侧两人的手臂画为两道，似为手臂上下摆动之意。人体下部画为三道，接地的两竖道为两腿，而下腹体侧一道似为饰物。舞蹈彩盆画面线条流畅，人物富于动感，具有写实主义风格，古朴的造型中透着灵动乐感，弥漫着远古文化的神韵。十五人携手并肩，翩翩起舞，表现了先民们于劳动之余在河畔篝火前唱歌起舞的欢乐场景。画面上虽听不出音乐，但在集体舞蹈中，动作的更换，队形、位置的变化，节奏强弱的交替，都离不开音乐的提示。由此可知这一舞蹈的音乐已不是缶、石器的简单打击，而是具有了一定的水平了
。人类的社会生活决定了原始歌舞艺术的形态、风格，而歌舞艺术本身也反映着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内容。
中国古代的奇书《山海经》中也留下了许多关于远古高原原始乐舞的记忆，反映出诸多戏曲形式如谣、歌、舞、干舞、戚舞、穰舞、冕舞、巫舞等。《山海经·海外西经》所说“鸾鸟自歌，凤凰自舞”还可以视为古羌人饰羽戴胜的拟兽图腾歌舞，而其中关于西王母的神话、传说则已经透露和传递出青藏高原乐舞文化最具戏剧性的脉动。在《山海经》的描述中，西王母因其人兽同形，“司天之厉及五残”，“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人面虎身，有文有尾”
而被看做是蒙昧时代高原古羌人的部族神，其形象与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牵手舞蹈彩陶盆上连臂横足饰尾而舞的图画有内在的联系。若以人王视之，则如《穆天子传》中所记，竟是一位能歌善舞、通情达理的高原游牧部落酋长，据说其真实性是客观存在的
。在《穆天子传》中，西王母这位青藏高原上古时代原始氏族的女首领与穆天子觞于瑶池并宴饮相互酬歌以答，那是一种“徒歌”——清唱，其曲调自不可究诘而词情佳好，“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
。数千年后吟诵依旧动人心弦。
《穆天子传》中出现的音乐形式有对唱、徒歌、合奏等，音乐的功能则有佐酒、祀神、礼仪、娱乐、抒情等多个方面，其中带有显著的羌藏古风是必然的。如果细致考察《穆天子传》中的音乐记载，则显然随穆王西巡而带去的是中原音乐，用的也是中原乐器。不妨说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音乐文化传播；西王母唱和的曲调，则一定是词意清韵，情感质朴的西羌古音。
虽然这些记载充满着神话的荒诞色彩，不全作信史，但从中可以看出，在先秦时代，青藏高原戏曲艺术的生命力已经开始涌动。近十年来，在青藏高原各地都发现有大量的史前岩画群，众多的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不少的古代葬俗遗存，还有部分古人类遗骸。根据已发掘和考查获得的极为有限的部分考古资料，已有一批学者们提出了青藏高原可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的大胆假说。
人类文化的最基本特点是功利性动机，而自然给人类的第一本教科书就是如何认识人类生存的这个世界。当人类面对自然界的种种懵懂、迷茫，试图打造一把揭开世界神秘面纱的金钥匙时，原始的宗教性祭祀艺术便产生了。环顾世界上所有古老的民族都出现过这种以驱鬼逐疫、祭神祈祥为目的的原始文化现象。文化来自于地理环境，地理环境是意识的摇篮和温床，而高原雪域的险峻和生命的极限是孕育神鬼的沃土。这种早期的宗教祭祀艺术包括了由动物逐渐演变为人的远古发祥神话、文明起始阶段的巫术和祭仪、早期自然与历史的艺术模仿与图腾崇拜等。其内容古奥殷厚，内涵诡秘精深，表现形态则质朴多姿，展示了人类原始艺术的独树一帜。
每一个民族的童年都有着不少繁复而兴盛的艺术形态，作为人类最初的宗教、习俗、艺术三位一体的精神活动，原始的艺术就是人对于外在世界的一个解释，它源于对人自身力量的确认不足而产生的对自然异化力量的渴求，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体现，并进而形成一种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巫文化。而依附于原始宗教中的祭祀艺术也因此获得最充分的发展，被赋予增强演绎教义的功能，以至艺术本身也演化为宗教神圣而诡秘的仪轨的一部分。在青藏高原原始的文化中，万物有灵论的影响在一般民众中是相当可观的。祀天地山川、祀神鬼精灵，巫风巫舞、血祭禳祓，“仪式成了生命和生活的连接点”
。霍夫曼在《西藏的宗教》云：藏民祀神，在高山顶垒石为坛，令巫者告于天地山川，王朝要会盟大典，天神赤顿之子——赞普要从天那儿获得权力，人民要从天那得到神示，所以不仅要占卜、血祭，还要“合唱”，巫师作咒狂舞。给人治病求神，则要烧柏枝，服迷幻药，跑跳尖叫，舞蹈不止
。
自雪域高原远古时期就开始产生的以巫教传统为内容的原始的祭祀艺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逐渐与旦巴辛饶始创的雍仲苯教和后来传入高原的佛教密宗修行仪程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不同品类、不同民俗、不同巫术事象，多元宗教和世俗融为一体的藏地高原祭祀文化艺术系统，其存遗至今仍在藏传佛教的大量祭祀活动中盛行。另一方面，一些曾经盛行于高原的原始祭祀艺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更而衰落，但它却以更为潜在的方式——化为民俗，在高原社会中发挥着更为久远广泛的影响。原始乐舞与神灵的关系，慢慢转变为乐舞与人的关系，宗教的文化与风俗文化并存成为高原民族艺术的一个突出性特色，传达着人类早期艺术原始、神秘的各种文化信息，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思考原始艺术、思维的活化石，并由此追溯、寻找并一睹高原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雄浑拙朴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