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青藏高原文化生态

著名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曾提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包括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文化基础，和与这个基础相适应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产品，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如果按国内外文化学专家、学者公认的“三层次说”划分，文化可以分为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三层次。物质文化为表层，如考古中遗址、器物等；制度文化为中层，体现为人的行为方式、交往方式等以及反映这些关系的法律和规则体系；精神文化则属深层，它是文化的内核，它影响并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价值体系。因此，文化是时代和民族的文明标志，是人的价值的实现，它为人所创造并作为人的自我存在的对象。由于人类种群所面临的生存环境的不同，在这一环境决定下形成的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必然会产生各种的差异。因此，各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显示出各民族在价值观念、审美判断、行为取向等方面的明显不同。民族文化正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民族文化与其他亚文化现象相比表现为更鲜明的“特征性文化”。

文化人类学是研究原始文化即人类文化起源及进化的科学，林惠祥先生对“人类学”定义为“用历史的眼光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之科学：包含人类的起源，种族的区分，以及物质生活、社会构造、心灵反应等的原始状况之研究” 。从体质人类学扩展而来的文化人类学对于戏曲初始文化的发现是的极大帮助的，对人类历史的还原和艺术原理的解读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因此，我们对形态学意义上的戏曲文化的研究中，所取的视角也必然是“文化”的而非纯粹的“体质”的。研究的方向包括高原戏曲艺术因何种文化条件的存在而发生？高原少数民族民间戏曲发展遵从何种程序？民族民间戏曲的展演方式和手段又有何不同的差异等等。

世界屋脊上的青藏高原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性特征的走廊型复合文化，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古老文化以及北方大漠的草原游牧文化，东南亚热带河谷文化，曾伴随着从远古开始就从未断绝的历代移民浪潮从不同的方向汇聚于雄伟壮丽的青藏高原。而青藏高原的历史文化也是由高原土著文化、古羌文化、吐蕃文化、鲜卑蒙古文化、汉文化和中亚伊斯兰文化等共同构建的。其中，各种宗教文化渗入，使本地区的文化在本身固有的本土原生文化基础上，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多重性、复合性特征。可以说，各种文化因素在青藏高原长期的历史舞台上，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形成多元一体的独特高原文化景观。

谈到对文化内涵的研究，应提供一把解读文化或文明的钥匙。我们所说的青藏高原文化，可以分为高原本土文化和高原聚合文化两大部分。本土文化的主要内涵是包括以原始信仰为核心价值体系的原始自然宗教文化和民俗信仰，主要是以高原传统自然宗教苯教和民间文化观照下的民俗信仰为主要内容。聚合文化则主要指沿着青藏高原不同时期所开辟的民族走廊，犹如潮涌的历代移民裹携着不同民族、族群及其文化板块，在相互碰撞与交融中，重新聚合、层累、叠加所形成的文化新质。而在这些文化特质背景下形成的民间戏曲和戏曲文化问题则是我们研究所关注的主要对象。

戏曲艺术的创造与人们直接的生活方式及其潜在的生命意识有着深层次的一致性。歌舞音乐是发自人们的自然生理和心灵深处律动，是一种最能反映出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天性美和自然纯真情感的艺术形式，也是最能寄托人类各种玄思哲理的叙事形态和情感模式。中国古代戏曲文化的发达，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农耕文明的滋养和浸润，但其包括发生、发育、发达在内的整个孕育过程，尤其是其走向繁荣和丰富的历程，肯定是受惠于整体的东西文化交流背景下，来自西部特别是青藏高原多元民族文化、民间艺术的滋养、启发和触动，其形成虽远离官方和精英权力话语的直接干预或引导，却依托以信仰、宗教为主体媒介的文化传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十分执著而深沉地影响着我国的戏曲文化，尤其是多次从这里大规模地向黄河、长江流域东移流布，以及这一地区各族群对远祖充满神往的文化缅怀有着十分深刻的渊源和联系。

茫茫草原、圣洁雪山、浩瀚的沙海……这些独特的自然条件，不仅塑造了高原民族达观奔放的性格，豪迈质朴的情感，也带来和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美，尤其是面对严峻的自然生态现实的压力而迸发出的顽强生命意识，洋溢于他们内心的激情（即黑格尔所说的Pathos，朱光潜译作“情致”）。在面对天穹之下，高原苍茫的静默与孤独之美时，深刻而深沉的情感体验，最终上升为不可抑制的诗意化、神圣化的艺术创造力。于是我们看到，历史上高原各族群的生活中，尽管时常会遭遇各种难以预料和想象的自然灾害，人口、畜群大批死亡的惨剧屡有发生，但人们对于生命不屈的颂扬，对于神圣理想的寄托却从未驻足（如图，距今四千年前，青海剌家遗址）。于是，时间凝驻于乐声悠远，宇宙荟萃于舞姿悠扬。正是高原游牧经济的相对脆弱，造成心灵的巨大震荡，生命的力量才得以激扬迸发，遂有乐声自心中流出，谱入乐章，发为歌声。闻一多先生曾说，“音乐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 。一部古代中国戏曲史，不仅起始于西部，高潮亦在西部。而起源于青藏高原东部河湟地区的“西音”，是中国古代音乐的主体 。

卡尔·马克思曾指出：“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茂盛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地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他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性”。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切物质基础，也是人类意识和精神文化的基础，环境对于人类和人类社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青藏高原所处的环境上看，一方面，青藏高原的总面积达240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近四分之一；高原的大部分地区海拔高度在3000米以上。“世界的屋脊”地高气寒，高原南部的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脉，东部的积石山、大雪山、横断山，西部的昆仑山，北部的祁连山将高原塑造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生态环境。而高原内部自西向东横亘的念青唐古拉山、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将高原上的种族生活区域自然划分东部的“戎”、北部的“羌”、西部的“堆”、南部的“博”四大族群板块 。历史上的这一天然地理环境为高原游牧生产方式的存续保留了足够的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青藏高原地处亚洲腹地，是长江、黄河、湄公河、萨尔温江、恒河、印度河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这些河流犹如在高原的崇山峻岭间开辟了一条条四通八达的交通和文化走廊，成为高原人们上下求索的生命依靠，将高原的文明与四周不同板块间的文化紧紧连接在一起。使得这个地区能够在高山游牧文化为主体的情形下，与农耕文化组成异质互补的结构，与草原游牧文化又构成同质相容的关系。各个文化单元能够在高原相对独立地存在，又能够在相对滞缓的状态下长期保持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青藏高原人文地理的特点是“文化盆地”效应。青藏文化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青藏文化与周边地域文化的交流史。实际上这个看似被崇山峻岭围困起来的地区，并非铁桶一般牢固僵化，相反人们利用了河道、关隘、山峪自然形成了许多交通要道，为了便于交往，人们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各种交往的出口，形成了许多按照族群分布的集镇，呈现出“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模式 下的生存方式。山岭夹峙，河流导引的地理生态，不仅决定了人们对于自然地理环境的适应，也改变了人的组织方式和行为模式，更引领着高原戏曲艺术风光旖旎的韵姿。

青藏高原有超过1143.66余万人口，世居的主要民族有藏族、汉族、回族、撒拉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怒族、独龙族以及僜人、夏尔巴人 。

藏族 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的民族之一。自古以来，青藏高原是藏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藏族是汉语的称谓，藏族自称“博巴”。“博巴”又按不同地域分为“兑巴”（阿里地区），“藏巴”（日喀则地区），“卫巴”（拉萨地区），“康巴”（四川西部地区及青海玉树地区），“安多娃”（青海、云南、川西北等地区）。藏民族是公元七世纪由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许多部落后发展而成的。今天藏人的分布十分广泛，除西藏本部外，涉及今川、滇、甘、青、新等主要地区和尼泊尔、不丹、锡金、克什米尔等国家和地区。藏族历史学者习惯将上述广大的藏族地区分为三大区域，即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朵唐六岗。藏语依地区划分为卫藏、康、安多三个方言。1830年，清朝政府对西藏进行人口清查，西藏总人口约100万人。其他藏区的人口大约有200万人。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全国首次进行人口普查统计，全国藏族为277.5万人（也有资料作275.31万人）。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国的藏族人口为541万余人，其中：聚居于西藏自治区的为241.11万人、青海113.42万人、四川126.12万人、甘肃32.28万人、云南12.84万人。散居于其他地区的约为15万余人。

藏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几乎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十世纪到十六世纪，是藏族文化的兴盛时期，几百年间，藏族文化大放异彩。除举世闻名的《甘珠尔》、《丹珠尔》两大佛学丛书外，还有关于韵律、文学、哲理、史地、天文、历算、医药等专著问世。

羌族 羌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我国民族史上古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史上主要分布在中国西部的青海全境、新疆南部、四川西部和甘肃南部等地。范晔《后汉书》说羌人“以产牧为业”，是古代西戎牧羊人。羌族自称“日玛”（同音转读还有“日麦”、“尔玛”、“尔麦”等）。在长期的历史过程，羌族中的若干分支由于种种条件和原因，逐渐发展、演变为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的各民族。研究中国西北、西南各民族的历史，甚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都必须探索其与羌族的关系。唐宋以后，羌族多被汉族或其他族所融合，古羌族的民族属性只在岷江上游还有部分存在。今天羌族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四川省阿坝藏自治州的茂汶羌族自治县和汶川县、理县、黑水县、松潘县等地。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羌族人口约为30.07万余人。

羌族聚居的川西地区，处于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带。羌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分南北两大方言，除茂汶县赤不苏区和黑水县的羌区为北部方言外，其余羌区均为南部方言。羌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长期通用汉文。

门巴族 门巴族自古就生息、繁衍于西藏的少数民族之一，因其祖先居住于喜马拉雅山东段南麓的门隅而得名，“门隅”，藏语意为“低地”。约在十七世纪，居住于门隅的部分门巴族开始东迁白马岗（今西藏墨脱县），形成门巴族分居东西两地的现状。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门巴人口约7500人；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约有8923人。门巴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多数门巴人懂藏语，故门巴语中藏语借词很多。门巴族文化为复合性的文化，即以大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的原始宗教的民族文化根基，同时深受藏文化及藏传佛教文化的滋养。门巴族是一个富有诗情画意、能歌善舞的民族，向有西藏的“歌舞之乡”美称。另外，门巴人还擅长手工艺，手工制品远销西藏各地。

珞巴族 “珞巴”藏语意为“南方人”。珞巴族自远古时代就生活在西藏雅鲁藏布江地区，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南的广大地域外，在地理上称为“珞渝”，藏语意为“南方之地”，这就是珞巴族人的故乡。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珞巴族人口2965人，主要分布在西藏的墨脱地区。珞巴族使用珞巴语，各部落方言复杂，但没有文字。珞巴族主要以狩猎生产为主，辅之以采集和小型山区农业生产，西藏民族改革前，珞巴族还没有完全摆脱原始的石器和木器工具，社会处在原始社会的末期父系社会阶段。珞巴族信仰原始的自然宗教，原始宗教与艺术的混融是珞巴族全部精神文化和习俗文化的主导。

土族 青藏高原东部河湟地区的世居民族之一。自称“察汗蒙古尔”、“蒙古尔孔”、“土昆”等，汉文史书上称为“西宁州土人”、“土民”，藏族称其为“霍尔”，蒙古族称其为“察汗蒙古”（白蒙古）。新中国开展民族甄别时，将青海大通、互助、民和以及黄南部分地区这些民族属性独特的群体统称为土族。史学界多主张土族是以吐谷浑人后裔为主体，经过长期有历史演变，融合蒙古、藏、汉、回等民族成分，明清时期形成民族聚合 。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土族人口共有24.12万余人。土族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但没有本民族文字，长期使用汉文和藏文。1979年创制了本民族文字，但推广和实行较困难。土族历史上信仰原始萨满宗教，明中叶后开始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同时亦受较深的汉族道教文化影响。土族曾为游牧民族，从明代开始逐渐转变为农耕民族。今天，土族的服饰文化、婚宴习俗、安昭舞蹈、纳顿游艺成为展示土族传统文化的亮丽舞台。

回族 回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分布也较广泛的一个民族，也是青藏高原主要的外来移民族群。其来源也较为复杂，唐、宋时期，已有回族的先民们在“丝路南道”的活动。至元代有大量回回人集体移居高原东部地区，明清以来，由于伊斯兰文化的进一步传播以及近代回族军阀对青海的统治，移居高原的回回不断增多，经过长期同当地其他兄弟民族的相处，逐步发展繁衍成为回回民族共同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高原回族人口约有82.35万余人，并主要分布在青海省东部的河湟谷地，以化隆、民和、大通、湟中、湟源、贵德、门源、祁连县和西宁城东最为集中。回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本民族内部和宗教生活中还保留着一些波斯和阿拉伯的词汇，其他则主要使用汉语、汉文，接近藏族的回族社区亦有操习藏语者。社会经济表现为以农业为主，兼营商业和小手工业，农业经济中以种植业为主，并有相当的牧业经济成分。

撒拉族 该称呼源自“他称”，周边藏、汉因其据“撒拉川”而称“撒拉回”，后转为“我称”，遂自名“撒拉尔”（系“撒鲁尔”的转读），简称“撒拉”。在我国汉族文献中曾有“撒剌”、“撒剌儿”、“沙剌”、“萨拉儿”、“撒喇”等十几种译音称谓，邻近的藏、汉、回兄弟民族通称其为“撒拉”，土族称其为“撒勒昆”，1954年正式定名为“撒拉族”。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撒拉族有10.45余万人，其中多数主要聚居于青海河湟地区，分布于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和化隆县甘都镇。撒拉族现通用汉文，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的乌古斯语组。早期主要从事狩猎、伐木、畜牧业，自清代起逐渐转向农业生产。宗教上基本上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生活习俗与当地回族相近，常与当地回族、藏族联姻。民族性格豪放强悍，吃苦耐劳，善于多种经营。撒拉历算和白骆驼舞是民族历史的真实写照。

蒙古族 蒙古族也是青藏高原上的重要移民群体，生活于青藏高原的蒙古族是不同时期，从不同地区不同部落迁移而来。据史料，蒙古人最早进入高原大约是公元1227年即成吉思汗从中亚回师灭亡西夏的同时，占据青海河湟各地和环青海湖四周地区。到十四世纪后半叶，即元顺帝妥欢帖木儿退出大都，其间先后有蒙古宗王（如永昌王阔端、西宁王速来蛮、西平王奥鲁赤、镇西武靖王搠思班、宁濮郡王章吉、宁王卜烟铁木儿）等率部驻守于高原东部，并以此为基地进军卫藏。明初，原先驻牧于高原的蒙古王公纷纷退到河西走廊以北，而留在青海境内的率残部被安置于“塞外四卫”。从十六世纪初开始，以土默特部俺答汗（阿拉坦汗）为代表的“东蒙古”先后成批再次进入高原，并征服了上下撒里畏吾尔地方（原塞外四卫）的蒙古人。其间俺答汗曾三次率部进入青海，留居部落二十九支。明末，驻牧于新疆的和硕特蒙古，即一般说的“西蒙古”，在顾实汗率领下进入高原，一举征服留居高原的土默特余部，并进兵卫藏，统一青藏高原，建立了统治唐古忒四部的大部落联盟。清初在平定罗卜藏丹当反叛之乱后，满清王朝在蒙古部落中推行盟旗制度，而经过战争中的滥杀与掳掠，高原蒙古族社会人中锐减，雍正初编旗时，留居于高原的蒙古族人口已从最初的20多万锐减至不足10万人口 。战争虽然彻底摧毁了蒙古部落与清王朝对抗的力量，也使蒙古族社会全面萧条，蒙古各部普遍陷入“荡产失业”、“贫穷游流离，资生窘乏”的困境中。一部分蒙古人没入青南藏族部落中，而更多的蒙旗人避入西宁及河西边内。高原蒙古族的民族分布格局也就此发生巨大变化，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聚居于高原的蒙古族现有人口8.88万余人，并主要集中生活于青海海西、海北、黄南等地。他们使用语言属蒙古语卫拉特方言，文字使用“胡图木”蒙古文（其中，海南、黄南蒙古族多融入藏族，社会生活的基本面已经藏化），信仰藏传佛教由最初的萨迦派转向格鲁派，主要从事畜牧生产，以乳酪、牛羊肉为主食，由于在生产方式和信仰上与藏族有颇多相似，形成了不同于藏族而又有别于内蒙蒙古的特点。

保安族 主要聚居于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民族甄别前的“他称”为“保安回”。据史料，保安族是黄头回鹘与蒙古族为主体，吸收藏、土、汉等民族成分，共同信仰伊斯兰教融合而成的民族共同体。具体地说，保安族是大约在明万历（1573～1620年）年间，中央政府为加强边防，在同仁隆务河畔筑保安堡，将原来由蒙古汗国西征带回来的中亚人，与驻扎在青海的蒙古军人及其眷属，以及与他们杂居的藏、汉、土等民族人融合而成的十二个部族派往青海同仁地区戍边屯垦。清代咸丰、同治前后，由于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紧张，部分保安人先逃往青海循化，后逃到甘肃积石山大河家定居，形成现在保安族的主要聚居区。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保安族现有人口1.65万余人左右。

裕固族 自称为尧乎尔人。据史学考证，7世纪曾占据我国北方大漠南北的回纥人是今天裕固族的主要来源。唐朝后期（公元九世纪中期），一部分回纥游牧迁徙至河西走廊的甘（今张掖）、凉（今武威）一带州，并建立了甘州回鹘政权。形成了以甘州为中心，西至肃州、瓜州、沙州，东南至凉州、兰州、秦州，东北至贺兰山，西北至合罗川（今额济纳河）的强大汗国。公元十一世纪初，该汗国被西夏吞并。甘州回鹘汗国灭亡以后，余部四散。一支投奔青唐（今青海西宁），后来融合于当地吐蕃；一支入居北宋境内，逐渐融合于当地各民族；另一部分回鹘人即甘州回鹘的主要组成部分则退处沙洲以南地区，继续过着游牧生活。后来这部分南迁的回鹘人又向西北方向迁徙，生活在今柴达木盆地西端，既今天的甘、青、新三省交界处，宋史中以“黄头回纥”之名出现，元代时称为“撒里畏吾”。元初，伊斯兰教自西域逐步东扩，至明代中叶，已推进至今吐鲁番、焉耆、于阗一线，建立了东察合台汗国，深受藏传佛教文化影响的裕固族先民，面对滚滚东来的“异教徒”被迫再次向东迁徙，最终到达祁连山麓的八字墩草原。这场史诗性的迁徙使裕固族逐步远离了该民族原来所属的文化核心地区或文化母体，同时塑造了裕固族文化“边缘性”和“脆弱性”的特征。

裕固族文化受到了藏传佛教及随之而来的大量的藏族文化的影响，很多生活习俗和藏族、蒙古族相仿。此外，裕固族文化从古一直在与汉文进行着广泛的交流，不论是传统的古老文化，还是东迁后的裕固族文化都融入了大量汉文化成分，以至形成了与汉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原有的回鹘文化、突厥文化仍然在裕固族传统文化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仍是裕固族文化的主流和根源。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裕固族人口约1.37万余人。

东乡族 因居住在河州（今甘肃临夏地区）东乡地区而得名。13世纪时期，甘肃河州一带就是包括色目人（主要是黄头回鹘）和蒙古人在内的蒙古军戍守屯田之地，13世纪末，镇抚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元朝安西王阿难答皈依伊斯兰教，其属下遂多数相从，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也相聚在西北地区。14世纪初，元成宗死，安西王阿难答与皇后伯要贞氏等策谋政变，事泄被杀，阿难答属下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蒙古人纷纷至偏僻闭塞的东乡避难。至14世纪后半叶，这部分色目人和蒙古人与当地的汉族、藏族等长期共同生活，互相嫁娶，逐渐融合，形成了一个新型的伊斯兰教信仰共同体——东乡族。东乡族自称“撒尔塔”，民族甄别前的“他称”为“东乡回回”、“东乡蒙古”、“东乡土人”等，其人口一部分人分布在青海民和、化隆回族自治县，其余主要分布在与青海相毗邻的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境内，及甘肃兰州市和广河、和政、临夏等县及新疆伊犁地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东乡族人口数为51.38万余人。东乡族没有本民族文字，使用东乡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大部分人会说汉语，通用汉文。

夏尔巴人 藏语意为“来自东方的人”。主要居住在尼泊尔北部的高山地带。我国西藏现也有不少夏尔巴族人，属未识别民族，主要居住在中尼边境樟木口岸的立新乡（包括雪布岗）和定结县的陈塘区。居住在我国境内的人口有1200多人。夏尔巴族人与我国的藏族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他们操藏语方言，有自己的语言，无文字，通用藏文，但其语法结构中既有藏语、尼泊尔语、还有自己的方言土语。

夏尔巴人自称“大山之子”，根据其口碑传说自叙其族源为我国四川甘孜地区。夏尔巴喇嘛桑杰丹增的《夏尔巴人先祖世系》中对夏尔巴人和迁徙历史有较详细的记载。指出夏尔巴人的先祖源于古代藏地的四大姓氏之一的董姓，其祖后迁居于康地，居住于“多康六岗”之一的塞莫岗（又称为木雅日芒）。由于先祖的绝大多数后裔均形成于木雅日芒，所以称这些人为木雅巴。据说，木雅巴就是曾经建立过西夏政权的党项族的一支。十三世纪初，蒙古人南征大理，绕道康巴地区，木雅巴开始逃离家园并迁往后藏。此后，经历艰辛苦难的西迁，在寻找新的聚居地的过程中，他们最终越过喜马拉雅山来到了“昆贝乃”地方并定居下来，形成了今天的夏尔巴人。

长期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夏尔巴人，新中国成立前主要从事背运和交换，解放后主要从事农牧。除农业活动和牧牛外，也做羊毛加工。生活习俗受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影响，部分与藏族相同之外，更多的是多姿多彩而又自具特色。夏尔巴人的信仰十分复杂，主要表现为信奉藏传佛教各派与原始信仰的混合。其中，绝大多数人信奉藏传佛教萨迦派和噶举派，也有信奉格鲁派和宁玛派者。藏传佛教各派的教规被作为行动准则，去寺庙烧香、摆供和念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喇嘛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特殊地位。同时，他们凡有重大举动都先占卜而后作决定，崇尚鬼怪，相信星算。

夏尔巴人能歌善舞，民族音乐曲调悠扬而文雅，舞蹈动作与尼泊尔、巴基斯坦的一些民间舞蹈很相似。每逢节日或遇喜事，都要合家欢聚，一边饮酒，一边歌舞，常常通宵达旦。 yytbS0AZHdVBq0QTDVpfG4eCXiKGEsTS3ehOVSVcwPOq9rsZFD1ispWK6ZXkkmG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