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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者内涵的探讨，较早见之于1949年出版的由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著的《第二性》一书。她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在书中写到“他是主体（ 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
与他者（the Other）相对的是此者（the One），是自我。他者“并不是他者在将本身界定为他者的过程中确立了此者，而是此者在把本身界定为此者的过程中树立了他者”
。根据我国目前生态博物馆建设情况看，其建设都不是原住民发自内心的自我行为，或者说第一推动力不是原住民，更多的是外力推动（更直接的是政府行政推动）的结果。显然生态博物馆建设就内蕴着主流社区文化树立文化他者的因质，于是，这就是文化他者的意象符号，一个被凝视对象。
基于少数族群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是确然的事实。据调查，贵州有：六枝梭嘎长角苗生态博物馆、花溪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黎平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锦屏隆里古城（汉族）生态博物馆及黎平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五个中四个基于少数民族族群；广西已建或在建有：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靖西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融水苗族生态博物馆、桂南东兴京族三岛生态博物馆、桂北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桂西那坡达文黑衣壮生态博物馆、桂中金秀瑶族生态博物馆、桂西北毛南族仫佬族生态博物馆、桂东贺州市莲塘镇客家（汉族）围屋生态博物馆与桂北灵川县灵田乡长岗岭村（汉族）生态博物馆，十一个中九个基于少数民族族群；此外还有：内蒙古敖伦苏木蒙古族生态博物馆、云南孟力海县布朗族生态博物馆和孟连大曼糯村佤族生态博物馆，它们三个都基于少数民族族群。就目前现状而言，少数民族族群自然可以归属于少数族群，但是其中还有三个汉族村落生态博物馆，这也属于少数族群吗？其实对于何者为少数族群，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含义。联合国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委托成员之一弗朗西斯哥·卡波杜尔梯（ Francesco Capotorti）先生就此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在1977年完成的研究报告中，弗朗西斯哥·卡波杜尔梯提出了一个对“少数”概念的尝试性定义，“在数量上少于一国其他居民的群体，不处在主导地位，其成员____作为一国国民____具有不同于其他居民的种族、宗教或语言特点并显示出保持他们的文化、传统、宗教或语言的团结意识，即便这只是含蓄的”。由此可见，所谓“少数族群”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性质和内涵上，其人数相对“少”一些的处于非“主导地位”的群体；二是在类型和外延上，大体包括各类“族群”（及“民族”）、“宗教”和“语言”集团。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以此思考所建立的三个汉族生态博物馆，其居民属于居住在自然村落的农民弱势群体，居于非主导地位，不属于主流社区，文化更多地保存传统性而缺乏现代性，具有区别于主流社区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因此可以看作是少数族群。
少数族群因其居于非主导地位，且往往居住在社会边缘社区，没有话语权，且人数相对较少，因而必然是弱势群体。与之相对的多数族群，因其人多势众且居于主导地位，因而成为社会的强势群体，主要居住在当地生活区域的社会主流社区。强势群体本质上不在于人口数量的众多，而在于居于社会主导地位，居住在社会主流社区，掌控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命脉，掌控着社会话语权，因而其文化也就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例如南非种族主义治下的白人，虽然人口数量较少却是强势群体。正如马克思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那么，他同时也就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
由此可见，社会的主流文化已然泛化为社会的文化，成为一个社会文化的视点，就此文化此者的地位正式确立。“主体只能在对立中确立——他把自己树立为主要者，以此同他者、次要者、客体（the object）相对立。”
此之此者就是社会的文化标杆与准绳，异于此者理所当然就是文化他者，其作用就在于确立此者的文化中心地位。站在主流文化视点凝视少数族群，其文化他者的意象卓然而立。
社会发展存在着城市化倾向，城市成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中心，由此强势群体都趋向位居城镇，乃至于中心城市，而弱势群体之少数族群就居于地理边缘，通常是城市边缘，乃至于交通闭塞的山区与乡村。城市不仅代表着社会发展方向、代表着现代化，而且具有某种同质性特征，这违背了审美多元化的心理取向，也多少消解了民族发展的历史轨迹，于是，必须有选择地保留文化他者。少数族群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就是一种有选择地保留，它是主流文化自上而下的选择，并非出于原住民的自觉自愿行动，呈现出外力作用特征。主流文化之所以选择此而不选择彼，似乎纯然出于保护少数族群的考虑，其实是因为其文化具有典型性，于无意识层面更是为了树立文化他者，从而获得更好的观照对象。德拉·哈丁指出：“整个优势群体往往在这种框架内思考自然界和社会关系，并且往往用这种框架为他人建立社会关系。我们都不得不生活在由精英们创造的社会里，而这些精英歪曲地理解社会运作的方式。”
优势群体相对劣势群体（约略等于弱势群体）而言就是强势群体，精英们依据此群体自我框架构建社会关系，不仅是在构建此者，而且也是在构建他者。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就是其中一例，因为不是原住民的自觉意识，而是基于精英们的构建，因而生态博物馆本身也是外在于原住民的一种存在，是一个他者，是一个凝视对象。
生态博物馆不同于一般的博物馆，其构成不只表征为物，而且还包含着人，因而原住民本身也成为文化他者，成为被凝视对象。如此一来，原住民就随着生态博物馆而具有物化特性，成为附着于生态博物馆的审美对象。原住民作为具有物性的审美对象，不是自我追求物性，而是被迫为之，是主流社区文化魅力感染的结果。只有物化为审美对象，才能得到主流文化的青睐，才可以更快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于是这就诱使其似乎是自觉自愿地保存他者的形象特征，成为衬托主流社区族群的一个永恒他者。
作为博物馆当然就会有馆藏，那么生态博物馆都有哪些馆藏呢？贵州六技梭嘎长角苗生态博物馆，我们可以观赏到长角苗的“迎宾舞”“芦笙舞”“三眼箫”“木叶吹奏”等节目，可以看到芦笙、三眼箫、唢呐、口弦、木鼓、皮鼓等乐器，还可以发现单支织布机以及挑花、刺绣、蜡染、羊毛制品等。在贵州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村内既完整地保存着屯兵的石墙、三合院民居、武庙等，又保存着木构架的石板房，鳞次栉比，形成了丰富的建筑空间，体现出汉族和布依族民居不同的建筑风格。广西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总体上涵盖白裤瑶寨居文化、铜鼓文化、陀螺文化、婚俗文化、葬俗文化、服饰文化等内涵。既有白裤瑶民族特色的干栏式夯土墙泥瓦房、圆形和方形谷仓、岩洞葬、石庙、求子架桥、天梯土坑墓等建筑、遗址和遗迹，还有砍牛送葬、铜鼓舞、猴舞、打陀螺、敲竹筒、停尸待葬、唱细话歌、扫寨、卜蛋、养画眉等习俗。广西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保护区内有鼓楼26座、风雨桥3座、寨门28座、灌水筒车26座，其中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岜团桥，县文物保护单位平流桥、华练桥、盘贵鼓楼、高定独柱鼓楼；还有非物质性文化的芦笙节、斗牛节、冬节、社节（春社和秋社）、“月堆瓦”、“月也”、坡会、庙会等，以及讲款、拦路歌、敬酒歌、侗戏、多耶、木叶歌、笛子歌、琵琶歌、大歌与行歌坐夜等。广西靖西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则选择了靖西旧州古街作为保护区，古街保留了大片的商业古民居、石板路、古巷道，具有浓厚的壮乡集镇文化特征，以及制绣球、抛绣球、织壮锦、赶歌圩、对山歌、染织、剪纸、木雕、烧天香、做花灯、舞龙舞狮等习俗。
在这似乎流水账的罗列当中，我们已经从一个侧面感到各个生态博物馆个性化的馆藏，不管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个性总是在比较中存在，从文化生态学视野看，多元文化之间总是互为个性，因此各自独特的东西，应该都可以相互成为异质性文物。但是，在以主流文化主导的现代社会中，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强势群体属于文化此者，其他则往往属于文化他者，于是，异质性文物的概念总是倾向于指向文化他者，而不会指向文化此者自身。因此，生态博物馆个性化的馆藏，也就成为身为弱势群体的少数族群文化他者的外在表征。如果再从文化纵向发展层面考察，还可以发现，在这些个性化馆藏中，没有现代性很强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现代性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都集中体现在现代都市当中，那是主流社区文化的代表，因此即使生态博物馆所在村落的原住民拥有某些现代性的东西，也不能进入馆藏。于是，馆藏展品就都不具有现代性，只具有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更具传统性的个性化，越是区别于现代性的主流文化，那么其个性化也就越强，越具有主流文化赏识的生态意义。由此而知，生态博物馆的馆藏展品搜集的基本视点就是为着主流文化的凝视，属于异质性文物，那是一个文化他者物化的意象符号。细想，如果从文化生态层面考虑，现代性文化应该也占据一个文化生态位，但却被排斥在馆藏展品之外，现代性文化此者的中心主义心态昭然若揭。现代性文化是一种社会文化发展的当下存在，更属于强势群体主流社区文化的自我存在，它是一个此者的存在，不是一个他者的存在，因而这也就不是一个被凝视对象。只有异于现代性文化者，才能成为一种他者的存在，因而这也是一种边缘化的存在。
异质性的馆藏具象化了文化他者意象，如果之前还只是停留在心理层面，其文化他者意象还具有某种虚幻性，那么这就呈现了实有存在，表现了物化的意象符号。虚相因为无所形质，因而具有相对自由的空间，于是可以获得与主流文化交融的区间，可以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实相因为具有物化的凝固形质，因而也就限制了心理自由的空间，从而使之自然地生成一种固化的思维框架，这就可以长久地维持文化他者的心理意象与外在特征。物化的实相使得文化他者可以凭借外观呈现，于是也就成为区别于主流文化的意象符号，同时也成为原住民自我的能指符号。这个能指符号具有某种程度的稳定性，并不特别呈现漂浮特性，于是其所指的滑动性也就有限。这就意味着其文化他者的意象，因为物化的异质性馆藏而得到加强，甚至得到某种程度的固化，使之长久成为文化他者。
馆藏展品多为表征异质性文物，既是外力运作的结果，同时也有自我认可的成分。强势群体的主流社区文化其实也是社会的主导文化，其他非主流文化必然也会自觉不自觉受其影响并对其产生认同，从而以主流社区文化视点为视点。少数族群在建设生态博物馆之中，虽然被物化为凝视对象，但可以从中获得物质层面的利益，于是也诱使他们自觉自愿地保存文化的异质性。这里隐藏着后殖民主义魅力感染策略，它的厉害之处在于引诱这些少数族群心甘情愿地臣服，并且自觉自愿地接受文化他者的形象塑造，由此既满足主流文化树立文化他者的理想意愿，又引导馆区原住民自觉自愿地维护这个文化他者的意象符号。当然这种保存是有区域性的，也就是只在生态博物馆存在的生态区间，超出这个区间而因魅力感染的关系就表现出倾心于主流社区文化，并以此为荣。贵州六技梭嘎长角苗生态博物馆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梭嗄乡建成国内第一个生态博物馆之后，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青年男性村民只在自己村落且有人参观的时候穿民族服装，在圩镇乡场几乎不穿苗服且认为其不美，于是改穿主流社区流行服饰，并且以之为美。
原住民审美心理的转移就是文化他者的表现，因为他者是文化凝视对象，处于弱势地位，而人总有趋向强势群体的内在需求，于是内心潜在地具有摆脱文化他者的心理趋向。这就更加有力地从侧面说明了生态博物馆文化他者意象符号的特性。
对于别个族群而言，馆藏展品的异质性具有审美陌生化功能，能够产生震颤的强烈审美冲击力，因而文化他者的保存具有审美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异质性的也就越是审美的。然而对于本族群而言，个性化的馆藏展品其实就是日常化的东西，由于审美疲劳的惯常化作用，已经不能产生震颤的强烈审美冲击力，有的只是平静心态的审美，甚至已经惯常麻木不以为美。只有借助外在眼光重新审视自我的时候，这才重新发现内蕴的美质，重新认识自我而倍加珍视。于是，不管是从别个族群还是从本族群来看，馆藏展品的异质性都表征文化他者意象符号，其中内蕴的陌生化审美特质，不管对于别个族群还是对于本族群，都能从中获得审美快感，因此文化他者意象符号具有审美的合理性。
生态博物馆建设目的可以是多方面的，保存文化异质性是其重要的一个层面。西方生态博物馆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实现活的文化冻结，使之永远保持文化的异质性，从而成为永远的被凝视对象，成为一个永远的文化他者，而主流社区文化则不断现代化，承接现代文明。文化冻结能够为主流社区文化提供一个现代文明可见的历史发展轨迹，可以窥视自己的发展历程。这可以从挪威援建的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贵州六技梭嘎长角苗生态博物馆得到明证。按照挪威生态博物馆学家吉斯特龙的想法，长角苗社区内的一切文化应尽量按原生态予以保存，就是说，保存传统，这是生态博物馆追求的根本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杰斯特龙甚至反对在长角苗社区进行文化教育，因为他担心现代知识会污染长角苗的传统文化，他认为长角苗的文化自成体系，已经十分完美。
但是，中国著名生态博物馆学家苏东海先生坚决反对这种冻结文化的静态保护，主张在整体保护的前提下实施动态保护，并形成中国特色的“四维保护”模式。第一维是整体保护，即将村寨里的自然遗产、人文遗产、有形的遗产、无形的遗产以及环境作为一体来进行保护。第二维是村民自己保护，就是把保护变成村民自觉自愿的行动。第三维是原地保护，即在文物的原生地保护，使村民在村寨里按照传统的习俗生活。第四维是动态保护，这种做法主要是着眼于解决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虽然中西方在保存文化异质性层面存在着差异，但都具有共同倾向，那就是应该尽可能保存少数族群的文化异质性，保存其文化个性。没有保存也就没有生态博物馆，因此保存文化异质性是其重要性质。
文化异质性其实也是文化多元化的基本要求，依照文化生态发展理论，虽然现在有着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但是表征个性的文化多元将始终存在。“全球化既联合又分化，它的分化不亚于它的联合。”
“全球资本主义既促进文化同质性，又促进文化异质性，而且既受到文化同质性制约，又受到文化异质性制约。”
文化生态之下的多元化，各个不同的文化都只占据一个生态位，因而从理论层面而言，文化之间相互表现异质性，也就相互表征文化他者。甚至当全球真的“化”为一个地球村之时，文化间也应该能够彼此“兼容”，实现“和而不同”，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或许是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方向，或许只是一个文化乌托邦，但这都是未来的事。现实中则存在着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别，因而也就有了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之分，同时也就存在着文化此者与文化他者之类，处于弱势或边缘者必然就是文化他者。即使有着法律的规定与政策的引导，那也只能达成一个理念上的文化平等，不能全然消除事实上文化他者现象，因为生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层面的，其中应有千百年历史积淀的文化心理因素，这当然不能消弭于一时，因此文化他者现象还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
从理性层面考量，文化多元性是文化生态的必然，因此文化异质性就是一种生存状态，保存异质性文化就是保存多元化的生存状态。虽然现代性的文化全球化存在着文化同质与异质的两个发展方向，但是从目前可见的情形来看，同质的力量似乎更强一些，异质是其发展的附产品，居于从属地位。然而就文化生态发展而言，多元化的“和而不同”才是其中本质，因此不能听凭文化生态的自然发展，应当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主动促成文化的多元化，从而有效实现多样性的生存状态。生态博物馆建设就是一个主动出击的举措，异质性文化保存就是一个有意识的引导，因此文化他者意象既是主流文化的建构，也是文化生态发展的必然，具有内在的合理意蕴。
其实，生态博物馆文化他者意象符号并非必然就是弱势与边缘的象征，它可以通过旅游运作而转化为少数族群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优势。保存文化异质性可以发展文化生态旅游，旅游就是给人凝视，因而也就是文化的他者。生态博物馆对游客吸引力的大小取决于馆藏展品的特色，特色是旅游的灵魂，异质文化的把握是发挥特色的根本。对少数族群文化旅游来说，特色就是与主流社区文化的异质性，正因为文化上这种异质性的存在，旅游者“求新、求奇、求美、求知”的需求才会被激发，从而离开居住地到生态博物馆进行旅游活动。旅游活动能够使生态博物馆成为凝视焦点，这不仅能够使少数族群获得经济利益，而且也能消解作为文化他者弱势与边缘的意象符号，从而步入文化舞台中心。这正如娱乐界影视明星，他们确然就是被凝视对象，但是因为处于万众瞩目的舞台中心，因而也就获得主动甚至主导地位，从而摆脱他者的弱势与边缘形象。
（本文发表于《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