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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指馆藏文物专指生态博物馆集中收集管理并贮藏于特定建筑之内的历史遗留下来反映其族群文化发展史的有价值的物品。收集就意味着挑选，挑选也同时意味着审美取向，因此分析馆藏文物可以洞悉博物馆的收藏意图与审美追求。本文就以广西贺州莲塘生态博物馆馆藏文物为例，分析其中内蕴的审美追求，从而以个案方式为生态博物馆建设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样本。
广西贺州莲塘客家生态博物馆2005年7月5日获得立项，2007年4月13日建成开馆。莲塘镇属于贺州市八步区，位于市区东郊，镇政府距离市区8公里，总面积253平方公里，总人口7.6万人。生态博物馆由工作站、信息中心、展示中心和保护区四个部分组成，其中工作站、信息中心和展示中心由客家围屋改建而成，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保护区由白花村和仁冲村组成。工作站选址于白花村323国道二级公路边2公里处，距离镇政府所在地约5公里，距离市区13公里。保护区内现有1705户，7550人，其中客家6500余人，保护区面积约为2平方公里。生态博物馆交通便利，东南面有323国道直通广东连山，西面还有207国道（21世纪后改道莲塘镇古柏村直下贺街镇，原道仍旧使用）直下梧州。
考察其馆藏文物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生产类文物、生活类文物与文化娱乐类文物。生产类文物主要有：锄头、禾镰、蓑衣、斗笠、牛轭、犁、耙、龙骨水车、净谷风车、石磨、谷磨、箥箕、谷仓等，脱棉籽机、纺纱机与织布机等，油榨榨鼓与撞体等，还有独轮车与二轮车，鱼笱、鱼篓等。生活类文物主要有铁锅、鼎、葫芦瓢、铜盆、蒸笼、饼模、灯盏等，还有结婚绣花床、坐篮、椅子、裙子与熨斗等。文化娱乐类文物：道士器具三王玉印、零刀等，文艺器具锣、堂鼓、钹、响盏、笛子、二胡、唢呐、秦琴等八音乐器，习武工具马刀、沙枪等。此外，还有文字图画介绍客家迁徙历史、客家分布、客家民居各种样式、客家婚嫁、客家丧葬、民间认契、客家办学、神灵崇拜与信仰等。
虽然已列举其中大部分馆藏文物，依然没有全部列出，但已经可以归纳并反映其馆藏特点了。首先，具有文物所应有的历史性特征。在这里，你找不到具有特别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既没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没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级别的文物，甚至连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收藏品也是极少有的；也找不到具有特别悠久历史的文物，清代以前的文物几乎没有，民国时期的文物也极少，更多的是20世纪80年代前的文物，甚至还有现代生活中仍在使用的所谓文物：目前少部分地区还在使用耕牛犁田的用具。虽然当中收藏的物品，绝大部分都是80年代以后更新换代才替换下来的用具，但也已经代表着一个生活时代的终了，成为历史化的物品，因而也就具有历史性特征。其次，体现生活的各个层面，具有生活化特性。分析所列举的部分文物可以看出，它们都是极具生活化的物品：从日常生活起居到农业生产，从婚丧嫁娶到年节喜庆，从神灵道场到文化娱乐，整个就是当地从前延及今日农村生活的物化再现。其实，这种馆藏文物的收藏也正反映生态博物馆特性之一：生活化，其表征不仅体现在建馆于社区民间，而且体现在博物馆本身只是社区生活的一部分，馆藏文物也是社区生活的反映，可以是当下生活的反映，也可以是逝去生活的反映，总之，应该是物质文化生活与非物质文化生活的总体反映。关注生活化成为生态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第三，所搜集的文物并非客家所专有，其于当地显现普适性特征。贺州是一个多民族多族群居住的地方，主要民族有汉、壮、瑶、苗、侗等18个民族，以及客家人、本地人、都人、鸬鹚人、船家、壮人、瑶人等20多个族群，虽然语言各异，生活习俗有所不同，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用具却是大同小异，因而各族群之间显现普适性特征。同是汉族的不同族群——客家人与本地人，他们所使用的生产用具与生活器具就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以上所列举的文物只能极少部分有些细微差别，例如饼模、衣裙等。就是不同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多数相同或相似的物品，例如汉瑶之间就有许多一样的文物：锄头、禾镰、蓑衣、斗笠、石磨、谷磨、箥箕、铁锅、鼎、葫芦瓢、道士法器等，当然其中的差异大于客家人与本地人，因为毕竟属于不同民族。由此可见，客家生态博物馆所收藏的文物并不具有族群专有性，而是具有相当的地方普适性，从而不仅体现地方区域族群之间文化的互动浸透，也反映区域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对于族群的影响与制约。
国内已建或在建的生态博物馆有多少是出于社区原住民主动报建的？恐怕不多，贺州莲塘客家生态博物馆就属于主动报建者之一。国内生态博物馆建设源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建成于90年代后期。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贵州省文物保护顾问苏东海先生在1986年《贵州“七五”期间发展博物馆事业规划》论证会上呼吁在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1995年他正式向贵州提出在贵州创建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建议和与挪威专家约翰·杰斯特龙合作的构想，1998年10月在贵州梭嘎建成了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此后，广西、云南、内蒙古等省区也出现了筹建生态博物馆的热情和行动，正是在这股热情推动之下，贺州客家人抓住这个机会，除了政府推动之外，许多客家民间人士如凌火金、原住民江雨存等都积极主动融入其中，经过不懈努力，2005年7月终于促成生态博物馆的申报与建设。与其相比，其他一些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主要或完全是外力推动，社区民众处于被动或半被动状态，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历史自觉。历史自觉的缺失会造成某种程度的与生态博物馆建设意图的疏离，从而显现出某种被动性，其内在的主人翁心态也会淡漠。客家生态博物馆建设则更多有赖于客家人的历史自觉，因此，他们积极主动地推介围屋文化，2005年11月举办亚细安（东盟）客属第六届恳亲大会，2006年6月承办第二届“海峡两岸客家文学研讨会”第二阶段会议。因为有了历史自觉，于是就有了良好的主人翁心态，也就表现出较强的历史感，当然也会因此体现在馆藏文物的收藏与选择上。
馆藏文物透露了族群生活化历史的审美取向。历史可被区分为正史和野史，如果说正史属于统治者的历史，是记载统治政治的历史，那么野史就是民间历史，也就是生活化历史。生活化历史关注底层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如民众的劳动生产、饮食起居、婚丧嫁娶、文艺娱乐等，总之属于无关政治宏旨的琐碎生活，却也是真切实在的生活。客家生态博物馆所包含的生产、生活与文化娱乐三类基础文物，基本涵盖了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纯然就是未经修饰的真实的原生态生活，其充分体现了生态博物馆所追求的生活层面的美学思想。文物的价值就在于此，也许就单个文物来看，每一件的文化历史价值都不高，但就整体系统而言，这就展现了一个鲜活的生活化历史，一个不同于正史且被正史遗漏的原生态历史。它没有虚构没有拔高，它就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平凡那样的琐碎，它存在于过去存在于现在也将存在于未来，它展现的是整个社会生活。“一个社会集团的本质或真正特征，只有通过它的历史才能表现出来，也只有通过历史才能为人们所认识。”
这个生活化历史真正体现人民历史观，因为它的主角已经不是统治者，而是普通劳苦大众，因此其彰显的就是民众的历史，民众成为历史的主人。这正是创建生态博物馆的基本理念，当地的原住民就是生态博物馆的主人，他们是文化的创造者与继承者，具有自身文化的解释权，这也就极大彰显了他们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审美话语权。福轲认为“任何时代的任何话语，都不是个人的创造和想象力的成果，也不是自然而然延续的结果，而是权力的产物，权力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和隐蔽的手段，来控制、选择、组织和传播作为话语形式的知识，无论科学、法律、人文科学甚至医学，莫不如此”
。因此，这种生活化历史的审美取向之最大意义就在于此，原住民的生态生活是美的，他们获得了界定美的权力，获得了与正史同等的审美地位。
馆藏文物还显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美取向。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基本界定：“指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文化多样化和人类创造力的发展。”在外延上包括如下基本层面：“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考察其中馆藏文物基本上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其中收录的贺州客家话的三个分支来源：河婆客家声、河源客家声与长乐客家声，客家山歌、八音乐器、民间认契、婚嫁丧葬、家织衣物等，可以表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审美取向。当然这并不表征不对物质类文化遗产实施保护，文物展示中心就由围屋改造而成，客家围屋正是贺州客家外显于人的标志性特征，也因此成为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但是，生态博物馆属于活的博物馆，更加关注社区独特的生活性，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为重要。考察生态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无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还是物质类文化遗产文物，具有极高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几乎没有，那么它凭什么被确定为生态博物馆？除了极具个性的客家围屋之外，馆藏文物本身并没有多少独特性，那么它有的就是历史形成的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民系特点，就是依托客家围屋的非物质文化生活。生态的核心就是生命，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因为“遗产”二字就表征那是逝去的文化，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可能濒临危险，却仍然活着的以人为主体传承的文化，因而也是传承历史指向未来的最富于生命性的文化。非物质文化存在于生活之中，物化文物只是非物质文化的附属部分，因此这种文物的收藏与保护，也就表征着一种生活化的历史，表征着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审美取向。
再考察馆藏文物，还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追求自我生活化历史完整性的审美取向，却并不在意文物是否具备专有性。只要能展现自我生活化历史的完整性，那么可以不必刻意追求文物是否具备专有性，正如前之所述，它的绝大多数文物与同是汉族的族群本地人所有的大同小异，与壮瑶的三大类文物也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物品，但并不妨碍客家生态博物馆的建造。这就在于客家人具有明确的民系自觉，而与之相对的汉族本地人却没有如此明晰的族群自觉，因此不能以同样的文物展示自己的生活化历史。当然，客家生态博物馆的建造，也与客家人具有自己标志性建筑围屋不无关系，但不管怎样，其成功建造的事实说明：文物是否与其他族群具有异质性，这并不是必要条件，只要能够表征生活化历史的完整性即可，当然拥有更多异质性文物更好。从横向考察，其馆藏文物包括生产、生活与文化娱乐三大类，这也正是农村社区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表征横切面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也就意味着生活化历史的完整性。从纵向考察，馆藏文物收藏与保护着绝大多数20世纪80年代以前，包括少量民国时期、乃至清代以前的文物，那么就显现历时性生活化历史的发展历程。如果延及考虑历史发展，那么通过文字图表可以上溯客家民系的形成，是为其源，下启现代社会生活，因此也可以展现客家民系生活化历史的完整性，这实际上也成为馆藏文物追求的审美取向。
确实，客家生态博物馆馆藏文物并不具有独特的文化历史价值，也不具有太多的异于其他族群的异质性文物，却能够成功报建生态博物馆，这足以生发作为民系族群的精神自足。贺州境内最大的两个族群就是汉族本地人与客家人，两者人口大致相当，本地人还约略多于客家人。从前，本地人在气势上较之客家人略占上风，显现自我就是土著地主，展现自我就是当地主人的心理优势。而客家人则更多显现客居心态，其于精神层面展现防守态势，具有半军事防御性质的围屋形制就是其中外在表征。“客家先民作为一个后来的侵入者，其于情于理于法层面毕竟存在着理亏，这也必然反映到客家人的心理层面，于是不安全感油然而生。”“围屋的建造就是这种不安全感的物化，不仅整个族群居住在一起，而且还是连体建筑，个体消融在群体当中，人多胆壮，于是内心恐惧感在围屋内暂时得到平复，个体乃至族群的安全感就上升。”
“而同样具有半军事性质的贺州市沙田镇龙井村本地人居所建筑，其建造思路与风格就与之相异。整个龙井村落各户独立建造，巷道曲折迂回，纵横交错，布局如迷宫。户与户之间呈“之”字形排列，每隔一至两栋在东西方向设有南北向出口，与村外相通。”
显然本地人的防御不是客家人的守势防御，而是具有某种开放性的防御，这就表征一种心理优势。但是，“改革开放后在县城做生意并取得成功的80％是客家人”
，经济上的成功也为客家人逐渐赢得心理优势，本地人的心理优势因为经济因素而逐渐丧失。再则，在贺州客家研究层面又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主要有：苏斌、李辉主编的《桂东客家人》、凌火金、严永通合作的《广西客家山歌研究》、曾龙城的《贺州春色赋》、《一方水土》、《故乡水清清》、《贺州行吟图卷》与《月光光》等，却没有专门研究本地人著作问世，本地人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就丧失精神优势，客家人的心理优势由此逐渐建立起来。如今，客家生态博物馆报建成功并顺利开馆，这就使得贺州客家走出贺州走向中国，走出客家民系走向华人世界，于是生态博物馆就成为其心理优势的物化意象，从而生成贺州客家民系族群意识的精神自足。
馆藏文物从纵横两个层面展现生活化历史的完整性，可以生成历史完整的满足感，从而使得族群具有根的归宿感，这又已成为客家民系另一层面的精神自足。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族群都有自身发展的根，都是一个起源、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因而也就可以形成一个族群发展的历史记忆。“‘历史记忆’是一个民族经过岁月汰洗以后留下的‘根’，是一个时代风雨吹打后所保存的‘前理解’，是一个社会走向未来的反思基点。”
事实上，却不是所有的民族或族群都有自我之‘根’的历史记忆，就如美国黑人，他们就难以找到自己完整的历史，成为历史碎片化的断层人。在美国数百年的移民历史中，黑人一直被认为是“没有祖国的人种”。在美国本土，美国不是他们的‘祖国’，他们是移民不是土著。在黑人起源之地，非洲也不是他们的‘祖国’，作为奴隶的黑人祖先早已忘记其所从来的具体故乡，非洲本土人也不接纳这些美国黑人是自己的同乡。正如此，20世纪70年代美国黑人才掀起寻根运动且风靡世界，形成全球性的寻根热。1976年美国黑人作家阿力克斯·哈雷（Alex Haley）的《根》（Roots），寻找到的“根”不在非洲，而在当下生活之地，它才是当代美国黑人的“根”。美国成为他们历史记忆反思的基点，这才破解其断层人的尴尬，以之为基点才确立并开始拥有自己完整的历史。就近而言也有例子，贺州市八步区“桂岭镇韦氏壮人，他们要证明自己是壮族都要费上九牛二虎之力，既没有语言上的表征，也没有服装上呈现，就连传说中的迁移来源也没有确凿的史证，于是精神上成为无所依归的漂泊者”
。由此，桂岭镇韦氏壮人，也因其使用汉族“本地话”而自认与被指认为本地人（其实应该是已经汉化的壮族本地人，与汉族本地人有异），成为没有自己源起历史记忆的历史碎片化的断层人。贺州客家人则不一样，他们能够从纵向历时层面与横向共时层面展现清晰的发展脉络，显现历史的完整性，还能够从物质类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相互作用层面展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历史完整性，因而构成一个可以回溯且指向未来的历史，由此生成拥有族群之‘根’的满足感。具有‘根’的完整历史的族群就不是断层人，而是具有从所何来向所何往的明晰意识的完全人，因而也就具有历史意识的完整性与‘根’的归宿感，就此也同时具有与其他族群相比的精神自足。
馆藏文物所反映的精神自足还在于通过生态博物馆的建造与文物的搜集凝聚了人心，从而自家人的思想意识得到加强与满足。贺州客家人历来都有很强的自家人意识，围屋的大门就是一道身份认同的关卡。“确认是我族之人或亲戚朋友就予以通行，否则就拒之门外，其他有敌意者想进入则难乎其难也。具有血缘关系当然就是自家人，可以通过关卡的身份认证。同是客家人，那么也属于我族，因为‘天下客家是一家’，于是也能通过身份认证。”⑷（p35）这种情形主要存在于土客关系比较紧张的过去，现在围屋的身份认同功能则几乎不起作用了。在土客关系比较和谐的今天，生态博物馆的建造就成为一个事件，成为凝聚人心认同自家人的一个事件。“认同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对预先给予的身份的证实，从来就不是本身自然会实现的预言——它总是一种身份‘意象’的生产，是对扮演那个意象的主体的改造。……认同总是一种身份意象的回归，它标志着它所源自的那个‘他者’地方的分裂。”
馆藏文物的搜集就是一种身份‘意象’的生产，在经济大潮中，各自忙于搞活经济，因此人心的凝聚就不似土客关系紧张之时，其于外在层面显得有些松弛。而面向整个贺州客家的文物搜集，唤醒了有些松弛的自家人意识，从而热情关注且积极主动地投入其中，形成一个精神汇聚的中心。事实上，馆藏文物也确实不是只来源于莲塘镇仁冲村与白花村，而是来自整个贺州客家，由此文物也就成为客家人自我认同与身份回归的意象，从而也可以实现客家民系族群意识的精神自足。
生态博物馆是以人为本的活态博物馆。它不是普通的博物馆，是一个社区，与传统博物馆相比，生态博物馆将文化遗产就地整体保护，突破传统博物馆藏品和建筑的概念，注重文化传承，即文化遗产在未来的延续和发展；不是将文化冻结，而是将保护范围扩大到文化遗产留存的区域，引入社区居民参与管理，强调社区居民是文化的主人。因此，馆藏文物就不是脱离原生地的孤立存在，而是与其产生的社会生态背景共生，形成文物与环境的依存关系。这既是生态博物馆的基本要求，也是文物获得鲜活生命力的审美必需。
考察客家生态博物馆，其于宏观层面确实体现了要求，不仅建馆于社区民间，而且文物就反映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看到文物就可以联想社区社会生活，深入社区生活也可以体验文物。文物并不自外于社区民众，而是民众生活的一部分，文物也并不是孤品，而是社区生活的寻常物品，其中保持着文物与社会生态背景的紧密关系。作为标志性建筑的围屋，除了一幢用于建造博物馆外，其余几幢都依然居住着居民，依然发挥其自有的实用功能，保持人与屋的和谐统一。其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文物，馆藏者只是其中一套或一份，更多的还藏于社区民间，它们依然发挥自己的功用。例如八音器乐、山歌本子，每逢节庆喜日或一定场合，客家人总是请出八音乐队，唱着客家山歌展现自我风采，充分体现文物与其生存的社会生态的密切关系。
当然，从博物馆展品的微观角度看，也有部分文物展现其所生存的社会生态背景。有的通过图画方式展现文物的功用，从而体现生存的社会生态环境，例如脱棉籽机、纺纱机与织布机等文物，其墙上就绘制有“客家人纺织”图画。有的则通过文物间的相互联系展现生存的社会生态环境，其如饮食用具，在灶台内放置铁锅、木锅盖和鼎，在灶台旁放置葫芦瓢、蒸笼与饼模等。但也有一些文物并没有展现生存的社会生态环境，它们已经从现代社区生活中退出，开始成为真正的历史文物，例如传统榨油工具、龙骨水车等，却没有展现文物生存的直观的社会生态环境，甚至也没有文字介绍，这就削弱了生态博物馆所要求的文物应当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美学要求。有些文物虽然还存活于社区生活，具有社区这个广阔的社会生态背景，但却没有展馆内部的小环境背景，这同样也会使文物处于相对孤立状态。其如八音器乐、山歌本子，它们在展馆中就没有以图画等方式展现文物生存的社会生态环境，如此参观者就难以直观体验文物的生命力。因为八音乐队与山歌演唱并不是日常生活，参观者不可能在深入社区的每一时刻都可以感受体验，它们只存在于特定时刻，这就要求应该在展馆里就直观体现其生存的社会生态环境。有鉴于此，应当强化这部分文物生存的社会生态环境，否则就会与传统博物馆的文物展示没有多大的区别。可以通过图画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实景展现文物间相互联系的方式，还可以通过沙盘模型的方式，以及现代影像等一切可能的方式展现文物生存的社会生态环境，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展现文物与社区生活的联系，从而成为有机整体。
通过对莲塘客家生态博物馆个案作馆藏文物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生活化历史的审美取向，这与生态博物馆所要表征的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整体保护理念紧密相关。也正因为如此，馆藏文物必须凸显生存的社会生态环境，这才成为活的文物。居民与文物融为一体，成为文物的主人，也成为生活化历史的主人，从而成为自己历史的主人。因此，这不只是文物的收藏问题，其中孕育着历史观的问题，说明人民群众真正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本文发表于《贺州学院学报》2009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