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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观察与思考世界的方式，有了语言才有精神世界，语言是精神存在的依凭。因此，族群民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积淀于语言，反映出族群某一方面的对于外在世界的体认与思考方式，同时也就生成某种内在心理结构。通过分析语言，当然也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族群民性。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本文试图以贺州客家为例，通过分析贺州客家话的使用，从而于一个方面透析贺州客家的民性特点。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贺州客家的基本分布情况。贺州市辖一区三县：八步区、昭平县、钟山县与富川瑶族自治县，面积11853.77平方公里，人口1801077人，其中客家居民约469000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客家居民39.6人，占全市总人口26％。贺州各区县客家人具体分布情况如下。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八步区（含2007年4月9日成立的平桂管理区，辖9个乡镇〈街道〉：原八步区7个和钟山县2个，共41.5万人，为统计方便以原行政区划计算）总人口779884人，汉族719884人，汉族中客家人口约240000人，占全区总人口31％；钟山县总人口415538人，汉族占总人口的85％以上，其中客家人约44000人，占全县人口的10.6％；昭平县总人口350923人，汉族348622人，总全县总人口92.28％，客家人约10000人，占全县人口28.7％；富川瑶族自治县总人口257033人，瑶族人口约占全县一半，客家人约5000人，占全县人口2％。我们知道，语言是区别一个族群民系的重要外在表征，虽然语言不能作为判定是否属于一个族群民系的唯一标准。比较贺州各族群民系，贺州客家是最固守自己语言的民系，其内在心理结构至今仍然执着。
现在，贺州市的基本交际语言是普通话，20世纪80年代以前，贺州区域也有自己相对通行的交际语言：桂柳官话，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仍然能够感受贺州客家人对于自己母语的坚守。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说明。首先，年长客家人基本上只能说客家话。在一些相对偏远地区的客家人，50岁以上人士，基本上只能说客家话，既不会桂柳官话，也不会普通话。比如属于偏远山区乡镇的八步区大平与里松两个乡镇，抽样调查116位老人，只有8人稍微会说桂柳官话或普通话，但多数能够听懂，妇女们都只能说客家话。在贺州其他地方，如昭平县北陀、九龙、马江等乡镇的情况也相差不远。这种情况并非贺州所独有，其他省区也有相类情况。据严奇岩调查：四川人把不会说四川话的客家人称为“死广东”、“死广广”。意思是语言能力不强的客家人。笔者调查得知，东山区典型的客家乡镇石板滩镇上的“死广东”较多，40多岁的人也听不懂四川话。龙潭乡鹤林村1组的钟新文告诉笔者，1955-1957年，当地政府曾为30岁以上的人扫盲，开夜校课，因有些人说不来四川话，甚至有的听不懂四川话，只好用客家话上课。
这种只能习讲母语的情况，在贺州市其他族群中也存在，但不像客家人那么典型，且往往多存在于妇女层面。比如笔者所在村落八步区桂岭镇双凤村榕木寨，所有老年男性都会讲桂柳官话，而妇女基本上不会说，但听得明白，日常只会讲自己的母语，能够运用客家话进行基本交流。
其次，在家乡则必须讲客家话。这主要是针对外出工作谋生者而言，不管在外习得多少种语言，什么语言，回到家乡则一定要求讲客家话，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且表现为一种历史惯性。在贺州市各乡镇的外出务工者中，以生活在昭平县樟木林与巩桥的为典型，这两个乡镇每天都有定点开往广州、深圳、珠海等地的班车，其他乡镇没有开往这些大城市的班车，都要依托所在区县客运公司，需由乡镇到市区或县城转乘。大量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都会说普通话、白话，但是只要回到自己家乡樟木林镇的各自所在村落：如贝姓人家的中洞村、文洞村、潮江村与笔头村等，都只讲客家话，否则就会受到村民的打击与讥笑。客籍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据笔者调查贺州学院、贺州市高级中学、贺州市第二高级中学与贺州市实验中学共50人，他们在自己客家人圈子，就讲客家话，回到家乡也只讲客家话。实际上，在家乡讲母语，这在贺州各族群中也是一个定例，并非客家人所专属。比如八步区黄田镇九都人，主要分布在黄田寨、担石村、鸡屎石、土城脚、萝卜滩等26个自然村，他们也是男女老幼都可以自如使用两种以上语言，但回到自己村落就只讲九都话，其他地域的九都人也一样。再如鸬鹚人，其位于八步区八步镇（现为八步街道办，引者）厦良村鸬鹚屋，全村60户人家，总共326人（2005年统计），全部姓黄。鸬鹚屋周边方言有八都话、客家话、本地土话、粤语等。周边居民基本上听不懂鸬鹚话，而鸬鹚屋人多数能讲八都话、客家话、本地土话、白话（粤语）中的一种或几种。鸬鹚话在贺州市可以说是一种孤岛方言。
由此可见，在家乡村落讲母语，确实也是贺州各族群惯例，但如客籍知识分子这种身份者，在非公务性公共场所依然倾向于讲客家话，却是其他族群所少有，从而可以表征客家话内化的文化心理结构影响的深厚。
再次，日常交流只要有客家人在场，则使用客家话交流。笔者所在村落——八步区桂岭镇双凤村榕木寨有同属双凤村的客家人王家与张家，两者相遇都讲客家话，虽然一些客家人也能听懂本地话，一些年轻人也会讲本地话，但客家人主动讲本地话的现象几乎没有。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具有某种意义的普遍性。八步区八步街道点灯寨以本地人何、梁、侯三大姓为众，他们都讲八都话，但同时大多数人都能说3～5种语言，如附近鸬鹚寨的鸬鹚话、曾屋片的九都话、以及本寨的客家人的客家话等等。但是，不论是黄、吴、许、陈，还是徐、朱、刘、赖，大凡客家人，入住本地人中间者都仅说本族群的客家话和略说些桂柳话。有人说客家人保守，也有人说客家人高傲，其中的原因有待查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客家人平常交往中只说客家话。而点灯寨的本地人为了与后来的客家人友好的往来，和睦的相处，他们都不计较这一点，而是主动地学会了客家话，用客家话与客家人交谈。不仅老一辈这样做，而且一辈辈地传下去。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客家人能够插花般地迁徙到比自己早到，且根基较深的本地人中间立足居住下来，并被本地人接受，生活得十分和谐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⑷（ p12）只要是本地人与客家相邻而居的村落，都有这种现象，它清楚地表明：本地人在语言层面的宽容与客家人的坚守。
坚守母语，这在各族群中应该属于一种常态现象，但相比较而言，客家人的执着与坚守显得更为突出一些。分析其中文化因子，恐与贺州客家民性相关，那就是表现强烈的内聚族群认同。关于语言，“洪堡曾经说过要把每一种语言都理解为一种特有的世界观，因为他研究了人类语言构成的原始现象据以区别的内在形式”
。这确实非常有道理，一种语言就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不同的语言，其观察世界的方式也不同。一个简单的例子，汉语的方位称谓有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但是英语就绝对没有这样一种世界的观察方式，它有的是南东（ southeast）、南西（southwest）、北东（northeast）、北西（northwest）。因此，客家人坚守自己的客家话，就是坚守自己族群认知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最具族群整合的内在意义，其于时间上指向远古，具有族群生命之根的意义。客家人信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或“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等不同表述，其内在意蕴就是指向祖宗，指向族群生命之根。“土地历来被农耕社会看作命根子，只要还有土地，那么就有希望，如果丢失了土地，那么就意味着失去了生存的基本保障。就是具有如此生存意义的土地，在客家人看来也不如祖宗言重要，土地失去可以再次找回，语言失去就是失去精神家园，失去了自我身份，那是永远的失去，它将标志着自我已经不是客家人。”
据此，罗香林认为，客家最重视自己的祖宗，以客家话为祖宗的话，“虽子弟平日亦任他学习各种语言，然在祭祖时候，必操客话，谓这样才能报答祖宗”
。
母语的习用是族群认同的一个基本表征，它具有某种普遍意义。但是如同客家人那样的“宁卖……不卖（忘）……”的表述，在贺州各族群中属于独一无二，二者只选其一的过分强调明确显现其族群认同的内聚性。其内聚式抱团，在贺州各族群中也是十分明显，且收获了一定生存层面的意义。如生意上相互帮衬的八步区客家公会帮、莲塘帮等，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较之其他族群——本地人、都人、瑶人与壮人等，获得更大的成功。这种内聚的族群认同，不仅存在语言层面的表征，而且还有物化的围屋形态。“作为客家精神家园象征的围屋，某种程度上也正是保守自闭的象征，高大厚实的围墙把外在世界隔绝于围屋之外，围屋内就是一个完整自足的小世界，可以不依赖外在世界而生活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封闭自守的世界通常只有一个大门出入，这就对居民精神世界形成象征性的审查与闭锁，长期的物化暗示必然会潜入潜意识而生成保守自闭情结。”
⑹（ p34）内聚式族群认同能够形成抱团，但“过”则不及，这就是“过”的内聚族群认同的负面影响。对此，一些学者也认为，“客家民系从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到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保留中原古文化最多，这无疑是很宝贵的，对于社会学的多种学科来说，都是很难得的活的研究资料。许多客家人对此引以为豪，也可以理解。但从另一角度看，这也恰恰反映了这客家民性的消极方面：自我封闭”。
强烈的内聚族群认同，其指向当是“自家人”的民性意识。作为不时漂移迁徙的族群，“自家人”意识对于巩固与确认身份，对于形成整体生存机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客家先民经历了长期的迁徙生活，往往是仓皇被动的逃难（战乱或天灾）而不是有计划的、从容主动的搬迁转移，因而只能以一种迫于无奈的、多以一家一户为活动单位自发行动，而难以想象会有什么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行动。尽管由于迁徙目的地相同，一路结伴而行，或宗族之间、亲邻之间可能有种种互助，但基本上还是各家顾各家，谁也无力包揽谁，只有自己救自己。”
这是迁徙历程的客观事实，但这样的迁徒并没有造成整体的分崩离析，“自家人”意识应当是起到一定作用的。因为漂移迁徙途中的走散不可避免，而有了“自家人”意识，就可以形成内聚力，或可在地理上重新聚合，或可在心理上形成整体，这可能也是能形成客家民系的一个原因。否则，如同贺州本地人俗语：“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不来就要了。”其义即指，亲戚朋友之间第一代是亲近的，第二代则比较淡漠了，第三代基本上就形同陌路。若果真如此，那么要形成一个覆盖大半个中国的客家民系，恐怕还是有些困难的，因此，客家人坚守母语，实为心守族群认同。
总体而言，现在贺州各个族群都能习操双语，特别是80后，因为他们都经过学校教育，于是必定就会讲母语和普通话。此前所述，只能习操母语者，基本上只限于50岁以上人士。有鉴于此，普通话是学校教育语言，具有全国性意义，因此本文所言双语为方言，指称两种以上方言。
贺州市八步区“境内除汉语外，还有壮语（使用人口2.6万多人）、勉语（使用人口3万多人）等。贺州的汉语方言十分复杂，除了系属比较明确的客家话、白话（粤语）、官话、湖广话（湘语）、坝佬话（闽语）之外，境内还分布着至今归属未明的本地话、铺门话、都话（土拐话）、鸬鹚话等方言土语。本地话是贺州第一大方言，使用人口约33万，占全市总人口的42％，在贺州各乡镇，不管是‘自称’还是‘他称’，这种方言均无一例外地称为‘本地话’，以别于后来进入贺州的其他汉语方言（西南官话、客家话、白话、湘语等）”
。（此数据与客家数据相左，因无更权威数据，故保留原貌，引者）正因为贺州市八步区境内，主要存在两种方言：本地话与客家话，因此，这时所言习操双语就主要以这两种语言为样本。本地人主要居住在桂岭、开山、大宁、步头、信都、仁义、南乡、大平、水口等，其他乡镇也有居住；客家人则主要居住在桂岭、莲塘、黄田、里松、沙田、公会、大平、鹅塘等，其他乡镇也有居住。其中，桂岭镇的本地人与客家人的比例最为接近，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市总人口850023人，桂岭镇76180人，本地人约占56％，客家人约占41％，瑶人与壮人约占3％。以桂岭镇为样本。据笔者于2007年3月在桂岭中学抽样调查，高一50人，本地与客家各25人；高二50人，本地与客家各25人；高三50人，本地与客家各25人；共150人，本地与客家各75人，本地与客家女生各37人，男生各38人。发出问卷150份，收回问卷150份。其基本数据如下：
这个数据明显看出，本地人全都会讲客家话，而客家人则有8人不会讲本地话，占其总数的10.7％，能够相对熟练讲本地话约占50％，而本地人能够相对熟练讲客家话占80％以上。这一方面说明本地人确实具有很强的语言包容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新时期客家年轻人已经开始突破唯一母语方言的情形，实现了极大的进步，当然，客家人植根内心的坚守客家话情结依然存在。
分析客家人与本地人能相容，且客家人习操本地话的原因大致有二。首先，是学校教育的效应。国家推行九年义务教育，青少年都必须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而学校推行普通话教学，因此也就打破了唯一母语的情形，从而生成心理的语言相容。而桂岭镇各中小学，没有哪一所的学生是纯本地人或客家人的，大家共同生活在一个集体中，于是在学生层面实现族群互动，且课上普通话，课下方言是常态，又处于语言学习的最佳阶段，自然就比较容易习操对方语言。其次，族群关系相对融洽。20世纪50年代以前，本地人与客家人之间经常出现械斗，敌对的情绪也影响到语言的习操，再配以客家人特有的语言坚守心理，因此客家人习操本地话的情况极少发生。改革开放后，族群关系得到有效缓解与改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本地人与客家人的械斗，虽然小的矛盾依然存在。族群关系的改善，必然会形成语言层面的互动，而“一切谈话都有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即谈话者都操同一种语言。只有当通过相互谈话而在语言上取得一致理解成为可能的时候，理解和相互了解的问题才可能提出来”
。从前都是本地人运用客家话进行交流，现在由于客家人感到平等安全，因此也愿意表现语言友好势态，年轻人习操本地话就没有受到老人的强烈反对与质疑，从而提供了相对宽松的语言环境。这不仅说明族群互动的增加，更说明客家人具有了更强的生存自信。
当然，我们还看到客家人不熟练乃至不会讲本地话者共37人，约占50％，而本地人讲客家话不熟练者10人，占13.3％，没有不会讲客家话者。在学校那样的充满本地与客家的集体生活状态下，且经历九年义务教育直到高中，还存在不会讲对方语言的情况，可见历史的积习与惯性的强大。对于语言，“洪堡的观点是，语言是人类‘精神力量’的产物。凡有语言的地方，都有人类精神原始的语言力量在起作用，而每一种语言都懂得如何达到人类的这种自然力所追求的普遍目标。”
就因为客家话植根于其民系所生成的原始力量，指向族群生命之根，因此坚守就意味着生存，且形成集体无意识。正因为如此，历史的惯性也会影响到即便有着良好语言学习环境的学校集体生活层面，从而影响到一些客家学生不愿或不能习操本地话。其实，不管坚守客家话，还是习操本地话，它们都是一种生存策略。坚守客家话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习操本地话与普通话，也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其于深层意义是统一的。如果只讲客家话，而不能习操双语，甚至不能使用普通话，那么必定会影响其生存质量，因此双语是现实选择，表现为发展的眼光。历史上客家话并非都能坚守，这里有一个四川的例子。“地处山区或交通不便之地或客家聚居地，一般而言客家方言保留较好；地理条件较好，或交通方便，或四方杂处，与其他汉语方言互有影响，客家话变异，并走向消融。……川中的大足县，在清前期‘……各省人士来足杂处，语言不一。随着相互交往增多，形成以县城为中心的大足话，各地乡音陆续消失。惟中敖区玉皇沟存湘方言岛，天山乡茅店子存闽言岛。客家人的传统食品豆腐包子，仍是城乡节日办席的一道名菜。广东话曾是大足的一种乡谈，作为方言已经消失，但广东话的一些常用词却还在乡民中流传。’”
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生存因素对于语言的选择，因此客家年轻人对于本地话的习操，不管是否明确意识，都含有生存选择的因素，都有利于族群互动，表征发展的眼光。
考察一个地域方言的影响力，最便捷的地方就是公共场所，在乡镇就体现于墟场，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墟场语言的使用来考察客家话在贺州方言中的影响力。这里不选择八步区公会镇，1990年人口普查59732人，客家人42000多人；也不选择八步区沙田镇，1990年人口普查84567人，客家人60000多人，因为客家人占绝大多数，客家话就当然是主导交际语言。同样不选择八步区仁义镇、信都镇与大宁镇，这些乡镇极少常住客家人，本地话就是当然的主导交际语言。还是选择八步区桂岭镇作为样本，就因为本地与客家人口大致相当，因而具有较好的说明性。
本调查主要采取现场观察法与现场访谈法，深入桂岭镇墟场，利用农贸集市墟日进行调查。桂岭镇每逢3、6、9号为集市墟日，我们分别于2007年3月9日，4月6日与5月3日，在桂岭镇墟场进行现场调查。获得的基本情况是：整个墟场基本上都是使用本地话与客家话进行交易活动，偶有湖南话、白话参与交易，几乎没有普通话。农产品小摊贩之类的行商，买卖双方同属本地人或客家人，其交易语言就是自己的母语。如果买卖一方有属于客家人者，一般情况下都是使用客家话进行交易，除非本地人一方为老年妇女，不会讲客家话，这时会使用本地话交易。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各人使用各自的母语进行交易，这种情况极少。对于坐商，比如屠夫与店家，一般情况下卖随买便，不管卖方属于本地人还是客家人，都倾向于使用买方的语言进行交易。总体而言，行商在不同族群之间，倾向于使用客家话进行交易，坐商则遵循买方原则使用交易语言。
坐商交易语言的使用，明显就是遵循经济利益原则，这里不准备详尽展开说明。但也可以看出，语言的选择与使用隐含着经济原则，为着求取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赢得顾客，使用顾客语言就是一种基本策略。由此也可以看出，客家坐商语言使用也内隐着生存原则，坚守客家话是为了生存，使用其他族群语言也是为了生存，生存具有某种决定性。此正所谓“语言并非只是一种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所适于使用的装备，相反，以语言作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是，人拥有世界。”
这当然首先是精神世界，但也不排除物质世界的拥有，相反，拥有了物质世界，它也能更为有效地推动语言表征的精神世界的拥有。
坐商为了经济利益可以自由选择买方语言，行商也同样是为了通过销售获取经济利益，为什么客家行商就不能遵循买方原则，而总体上倾向使用客家话进行交易呢？或者说，为什么桂岭镇墟场客家话更盛行于本地话呢？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原因就是商人，包括行商和坐商，大部分是客家人，这种情形在改革开放前更加明显，客家商人几乎一统天下。客家经商，在一些资料中显示似乎不是常态。“客家地区山高谷深，交通不便，‘舟车不通而商贾窒’，只能实行比较单一的粗犷型山地农业，商业很不发达，重农轻商的思想盛行。”
“所谓‘日出而作，日息而入，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成了客家地区统一的生活方式。在大本营地区各州县的地方志文献中，这种耕织并重、耕读传家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真可谓史不绝书。如所谓‘民庶安稼穑勤劳，少营商贾’，‘富家专守禾税，贫夫力治山畬’，‘教子读书，比屋皆是’；再如所谓‘地广山多，民朴无诈，惟务农力耕。习技为商者寡，颇读书好礼’，等等。”
但是，贺州客家似乎与此不同，他们特别喜好经商，这与本地人相比，其特征显得格外突出。本地人重于守成，深受传统思想重农轻商思想影响，视从商为耻。贺州客家人之所以有从商的内在冲动，基本原因就在于存在着迁徙的可能，由于他们总处于准备迁徙的状态，因此就要将财富转化为货币，如此才能有效地转移财产，从而在新住地可以相对快速地创造安稳的生存条件。追寻迁徙冲动的成因，当然就在于生存环境的相对恶劣，新中国成立前，八步区桂岭镇与大宁镇（两镇相邻，都属于本地人重镇）发生过强烈的土客冲突，双方运用土枪土炮进行械斗，以至于大宁镇将境内客家人全部赶走，部分客家人进入桂岭镇。现在大宁镇也有极少的客家人，但他们几乎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土客相对平和时期迁入。新中国成立后，桂岭镇土客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且相对激烈，多次发生较大冲突。改革开放后，大约精力都集中于发展各自经济，也由于政府的引导，土客之间关系已经比较平和，虽然还是存在小矛盾，但大的冲突已经没有。土客冲突的外在表征，在八步区莲塘镇客家围屋修建中也有体现，它不仅有高大的围墙，对外枪眼，而且还有防御地道。生存斗争经验教育他们，一者要坚于防御，力求站稳脚跟；二者还要有撤防转移的第二手准备，财富货币化就是准备的重要策略。于是，经商就成为贺州客家人区别于本地人的重要特征，而经商的交易性也同时推动客家话的流通使用。
（本文发表于《梧州学院学报》200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