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客家是汉族的一个民系，在汉族各个族群中具有独特的个性，形成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作为汉族的一个民系，客家并非从来就有，而是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以其发展历史表征一种历史穿越性。客家，客人也，这就意味着他们非土著居民，而是迁徙入居者。作为现存所索文献资料，“客家”一名最早始见于清光绪温仲和《嘉应州志·方言篇》，文曰：“嘉应州及所属兴宁、长远、平远、镇平四镇并潮州府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龙川、河源、连平、长宁、和平、归善、博罗一州七县，其土音大致可相通……广州之人谓以上各州县人为客家，谓其话为客话。由以上各州县人迁移他县者所在皆有，大江以南各省皆占籍焉。而两广为最多，土著皆以客称之，以其话为客话也。” 依照蒋炳钊的研究，认为元代以前，具有明确客家意识的民系族群尚未形成，“福佬”与“客家”两个民系形成于明朝，发展于清代，其生成历史与畲族兴衰密切相关。而黎章春先生则认为：“所谓客家，是指历史上特别是唐宋以来以迁入赣、闽、粤交界地域的中原汉民为主体，融合当地土著居民和其他外来移民而形成的一支具有独特方言、独特习俗和其他文化特征的汉族民系。” 虽然对于客家的形成有着不同说法，但是客家的生成必定与历史大迁徙相呼应，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客家。这里并不对客家的形成进行历史考据，只是通过相关史料说明，客家具有一定的形成历史，于是生成基于历史的历史穿越性。虽然就其整体民系而言，客家的形成还有待历史考据，但是对于贺州客家，却是相当明晰，现存客家人较早入迁贺州者在明朝，且多是从广东嘉应州入迁，他们基本上融入地方土著，并且成为其中一部分。集中进入贺州，则是清朝康熙至道光时期，几占现今客家人的八成以上，这时基本上以相对独立的族群出现并保持族群特色。由此看来，贺州客家不仅穿越历史，而且穿越地理，从广东到广西，形成一种时空的跨越。这种跨越必定遗存历史信息，通过研究这些信息，就可以实现历史的穿越，打通古今联结。其实，所有的族群研究，都具有如此功能，不是为了研究族群而研究族群，不是为了研究族群的历史而研究历史，也不是为了研究族群的现实而研究现实，都是为了贯穿古今，开启未来。

汉族内部不仅拥有客家民系，还存在其他民系，在贺州就非常明显，汉族之下具有众多民系，诸如“本地人”“都人”“梧州人”“鸬鹚人”“湘人”“广府人”“铺门人”“民人”“钟山二哥人”等十来个族群，但是从政治文化和学术层面看，客家具有明显的历史自觉性，其他族群则相对缺乏族群民系的历史自觉性。与其他族群相比较，贺州客家人的民系自觉性，可以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政治自觉。客家人不仅自己积极介入政治，而且善于利用政府平台推进客家民系发展，通过贺州市政府推动“桂台客家文化旅游试验区（贺州）”的建设，搭建了自身发展的平台。当然，这个平台的建立，并不只是服务于客家人，而是服务于整个贺州市230余万的整体民众，但其名却是基于客家，扬名于客家，因此表现一种政治自觉。二是文化自觉。由于有着政府的充分支持，因此可以利用政府相关资料促进客家文化发展，搭建相关客家文化平台。这里最为成功者，即是20世纪80年代成立的“贺州客家山歌剧团”，这是广西第一个纯粹客家山歌剧团，借助政府行政力量达到宣传客家文化的目的。再者就是21世纪，贺州市成立之后，贺州电视台开辟广西第一个电视“客家”专栏，并且成为贺州电视台的名牌栏目，占据着舆论前沿。贺州汉族其他民系，甚至是其他民族，诸如瑶族、壮族都没有采取这些举措。当然，自从富川瑶族自治县成立之后，瑶族县级电视台也宣传瑶族文化，打造瑶族品牌，这是得益于政策之便。这些成就，不是基于瑶族民众自身的争取，而是一些社会精英与政府人士，基于全国政策的大形势的作为，不是瑶族民众的主动作为，具有某种被动性，与客家人的主动作为、民间推动、政府策应完全不同。如今在贺州，客家文化已然形成一种氛围，成为贺州文化搭台的重要载体，其他汉族民系想要超越，似乎已经不可能，客家文化已经覆盖其他民系族群，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贺州汉族其他民系，就淹没在客家文化之中，只要激发民系历史自觉性，依然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能够为丰富贺州原本多姿多彩的族群文化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贺州客家作为一个整体后来入迁的汉族民系，其所表征的历史现实性，还是有着自身的一些特点。在贺州，到处都在宣传客家文化，也在说着客家人口，似乎贺州客家属于贺州第一大汉族民系，其实这是一个误导。贺州市的行政区划，拥有三县两区，即是八步区、平桂管理区、钟山县、昭平县和富川瑶族自治县，其中八步区和平桂管理区的主体就是原来的贺县。根据钟文典统计，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贺县总人口779884人，汉族占90.84％，汉族中“本地人”约30万占42％，客家人约22万占31％；钟山县总人口415538人，汉族占85％，其中客家人约44000人占10.6％；昭平县总人口350923人，汉族348622人占92.28％，客家人约10000人占2.8％；富川瑶族自治县总人口257033人，瑶族人口约占全县一半，客家人约5000人占2％。真正的汉族第一大民系是所谓的“本地人”，并非客家人，这是人口层面的现实。目前，从事客家文化研究者，在贺州市范围内，相对有些成就者，也大多不是客家人，诸如客家音乐名家曾龙城，民间研究员凌火金，文物研究专家胡庆生，学术研究学者韦祖庆、邓玉荣、韦浩明、蒲日材等等都不是客家人。当然，一些客家人，也积极参与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就，诸如覃爱民、张秀珍、杨保雄、古贤明、郑威、秋歌等。这里说明非客家人积极介入客家文化研究，不仅表明一种历史现实，更是说明客家文化在贺州的影响力，客家文化已经成为贺州正在打造的一个文化品牌。虽然客家文化已经成为贺州政府和民间共同推动策应的文化品牌，但是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还是呈现某种程度的衰退现象。在贺州各个乡镇，只要客家人占据一定数量的地方，都会呈现以客家话作为流通交际语言的景象，但是现在这种情形正在发生改变，普通话正在取代这些地区的客家话地位，从而成为基础的交际语言。特别是在客家人集中的贺县，即现在的贺州市八步区，客家话曾经是县城的主要交际语言，现在的城区已经通行以普通话为基础的交际语言，其他方言退居其后，包括客家话。这既是一种可喜现象，说明贺州市已经融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但是从客家文化保存，特别是客家人的语言观念，“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民系信条看，确实不能否认客家文化存在某种衰退现象。对此，我们应当予以必要的关注，从个案中，参透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以便能够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持我们自己的民族特性。这就是我们研究客家文化的基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