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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人是群居动物，必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组成相对稳定的群体，不管这个群体怎样命名：家庭、家族、部落、族群、种族、民族、国家等，都是人的集合体。能够有效地将每一个体聚合在一起构成群体，必定拥有一种胶合剂，我们称之为族性。虽然这种胶合剂的全部秘密至今还没有被完全认知，但人类已经进入自觉时代，早已有意识地构建自己的族性，旨在强化群体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这也是本文思考的意旨。
从物理学看，任何一个个体，都具有形体上的独立性，属于相互分离的个体存在。但是，从社会学看，个体从来都不是独居的生物，都通过不同形式和社会关系组成群体共同生活，不说婴儿不能独居生活，成年人也不能真正离群索居，礼拜五只存在于文学作品，或者只是极其特殊的个案，不具有普遍性。从生物学看，因为人是有性繁殖，因此一定个体之间必定存在血缘关系，并且组成群体最小单位是家庭。血缘是最自然的群体胶合剂，构筑起家庭这个社会最小组织单位，生成个体之间一家人的情感认同。这种血缘情感不仅限于直接的血缘关系，而且可以追溯生成血缘符号，可以不断上溯，于是一家人的理念不断拓展，构成相对较大的群体，甚至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就是血缘符号的力量。
1.广泛的自然性
“动物的繁殖方式总的说来可分为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两大类。无性生殖一般是低等生物的繁殖方式，例如：最简单的原生动物变形虫等，经过分裂即可分别成为两个独立的子代；各种蚜虫在春夏季能由一只雌蚜虫繁殖多代蚜虫（孤雌生殖）。高等动物中普遍的繁殖方式是通过雌雄两性的性细胞（精子、卵子）的融合产生后代，这使得后代的个体比亲代有更大的生活力和变异性，从而使动物在结构和功能上逐步得到改善和进化。”
有性繁殖促使个体之间必然发生一些关联，一是雌雄个体之间需要发生肉体关系，二是子代与亲代具有血缘关系，三是亲代对子代具有抚育行为，这些关联不仅使个体之间发生基于生物学意义的关系，也逐渐生成基于社会学意义的亲情关系，于是为群体建构奠定了良好基础。
有性繁殖并不必然导致群居生活，但是群居动物一定包含某种血缘因素，血缘成为组成群体的基础性要素。猫科动物大多喜欢独居生活，但这种独居并不贯穿生命全过程，在子代需要抚育期间，至少亲代一方会与子代一起生活，抚养与保护子代的安全，例如家猫和野猫。狮子属于群居动物，在这个群体中既有雄狮子，也有母狮子，更有子代小狮子，与人类家庭结构相似，形成基于血缘的群体。由此可见，以血缘作为联结群体个体纽带的方式，具有广泛的自然性，并不只是存在人类社会。
2.溯祖的历史性
动物界群体的血缘联结，一般止于共时的当下，不会具有历史的追溯性。这是生物性的血缘，并不具有文化意义，但是人类的血缘联结已经走出生物性，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血缘称号。血缘能够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具有几个层面的条件和特征。首先，必须基于有性繁殖，具有生物学层面的血缘关联性，这是血缘符号的必要条件。其次，必须生成群体意识，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进化形成了具有社会性的群体意识，这是血缘能够进入文化符号的充分条件，也是血缘符号的逻辑起点。再次，必须形成社会组织形态，血缘符号并非自人生成之后就随之产生，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只有形成基于社会关系的群体组织，生物性的血缘才有可能获取符号意义。
血缘的直接意义在于能够明确亲代与子代的关系，转化成为文化符号之后，血缘符号的核心意义在于生成一家人的观念。动物依据血缘组成的群体，出于生存的本能，不具备文化意义，自然也就没有社会性的一家人观念。人类一家人观念不是出于生物学原因，而是基于社会学意义，直接源于社会组织形态，并且成为最为基础的组织单位。因此，“一家人”观念不仅是生存需要，更是社会组织形态的需要，在多方面作用下，这种观念具有极强的内敛性和向心性，成为传统社会聚合人心最为有效的手段。
传统社会属于家国一体的社会组织形态，历史之所以选择这种形态，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既有偶然因素，也包含必要因素。在众多原因中，血缘符号所具有的内部文化认同，以及由此生成的强大内在凝聚力，应该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一家人的观念不仅具有共时的当下意义，通过文化介入，还可以根据需要不断往上追溯，最终上溯到一个共同认可的远祖，形成中国人的“慎终追远”意识。这个远祖可以将当下已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个体聚合在一起，重新生成一家人的观念，并且构筑一个具有情感内敛性和向心性的相对稳定的群体。人文始祖黄帝就是这样一个远祖，他将中华民族各个个体凝聚一起，生成同是一个大家庭的观念。这个群体的连接纽带就是血缘符号，这个符号能够唤起远古记忆，因为基于生物性，因此具有最为自然的本性，某种意义上说，也受制于非理性，由此也就决定了血缘符号具有较强的粘合力。
3.绵长的情感性
“从生物进化的角度讲，以母爱为情感纽带的母子维系关系是伴随哺乳动物起源而起源的。母爱对于哺乳动物是绝对必需的，因为哺乳动物的幼仔在出生时不能独立生存，没有母亲的哺乳喂养和精心呵护，就没有一个哺乳动物的幼仔可以存活，任何品种的哺乳动物都将灭绝。为了保证母亲能自觉无私、心甘情愿地哺育和保护自己的幼仔，哺乳动物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了母子间由天赋情感维系的母爱纽带，以便与其生殖方式相适应。反过来说，漫长而严酷的进化过程逐渐淘汰了那些缺少母爱的动物的后代。”
这种母爱首先确保直系亲代与子代之间稳固的情感关系，从而使得基于血缘的群体建构具有社会学意义，使得家庭这个社会组织形态最小单位具有最为稳固的粘合力。基于血缘的母爱情感，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当下的家庭，在血缘符号化之后，母爱情感就可以泛化为家族情感，成为一家人观念最为有效的黏合剂。家国政体之下，宣扬“一家人”观念的思想遍地都是，诸如“四海之内皆兄弟”“国是家的放大，家是国的缩小”“地方父母官”等等。虽然这些思想未必完全适合当代理念，但能够说明构筑血缘符号“一家人”观念一定包含情感，没有情感投入，血缘符号就没有相应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血缘符号是从纵向历史层面考察群体的族性特征，如果转换横向视角时空层面考察群体，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地域生活的人们，从长远时间考察可能属于同一群体，而从缩小范围考察可能存在众多群体，但是大家都认同是这个地域的人，于是也就无形中具有某种群体特征，我们称为家乡人。这是地缘符号造就的族性特点，在横向层面黏合基于血缘符号的不同群体，体现行政建构的法理性。在这个法理之下，不仅可以形成自然聚落的家乡人观念，而且也可以生成行政区划的家乡人观念，这是共同生活的地域符号的延伸观念。
1.空间归属感
人们能够产生归属感，一般要求个体在形式上属于一定社会组织范畴之内，个体被组织接纳并形成对组织的依赖和认同，组织给予个体关爱和保障并提供个体发展空间。只要具备这些基础条件，个体就会产生一种归属的认同体验，把自己看成组织的一员，自觉接受组织的约束，并且产生亲切、自豪的情绪体验，这是人区别动物的又一重要表征。
任何生物都只能适应一定的地域空间，并在这个地域空间生存，因此内含空间归属。一些动物甚至能够自主地划定生存领地，禁止相关动物及同类非群体动物进入，具有明显的空间“归属意识”，产生一种“家乡”的观念。也许，这些动物的领地行为尚不能与人类意识相提并论，只是出于生存本能，但已经表明这是事实的空间归属，即是一个“家”。空间归属的实质就是生存，动物在这个地域内可以获得有效生存，于是动物属于这个地域空间，这个地域空间也同样属于这个动物，形成一种合二而一的生存态势。动物被迫离开这个地域，就意味着出现生存危机，对立的相关动物或同类动物侵入这个地域空间，就意味着生存空间受到侵害，生存安全受到威胁，并且产生不安全感。
人当然不是普通动物，但是人同样也有空间归属，最小空间归属就是“家”。但如果只有表示“家”的居住空间，远不能满足人的生存需要，还必须包括生产空间和非生产空间，于是人的空间归属就走出动物本能的领地区划，具有更多的行政区划色彩。家作为血缘关联空间的最小单位，生成强烈的亲情关系，能够产生强大的内在吸引力，引导人们生成一种归属情感。行政区划则通过行政手段，强制规定人的归属，这种外在的强力虽然对人性有所压制，但是可以运用行政权力实施有效管辖，于是能够提供人们相对稳定的安全感。基于内外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人们必然生成一种空间归属感，强化同属一个地域的家乡观念。一旦形成家乡观念，这种生存的地域空间就会转化成为符号，可以走出实际的地域空间，依然可以形成一家人的情感体验。
2.人文情怀感
行政区划是一种社会组织形态，于是，这种地域空间就已经不是纯然地理意义的空间，而是包含文化意义的人文地理空间，形成人类特有的“家乡”观念。在这个空间内，不会只有一个专属个体，就像某些动物一样，而是以群体方式存在，因为家庭是最小的社会组织形态。“在中国，一家一户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且具有特定的政治社会意义。家是基本生产和生活单元，户是基本的行政单元。村落最初都是由一家一户的定居，逐渐发展成大家族，再分成若干户，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地理空间与人口规模的村落。古代中国乡村社会奉行的是以家户为本位的家族式‘家一户主义’，它既不同于中世纪西欧的地方主义，也不同于近代西方的个体主义。这种‘家一户主义’具有严密的内向性和强大的再生性，是社会的基点，村落和国家都是以家户为基点扩展的。”
于是生成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这个生态关系的重要联结就是人际关系，人是情感动物，因此人与人的交往必定携带情感，尤其在传统文化语境下，更是强化这种情感取向，必然呈现一种人文情怀。
传统的典型社会是乡村社会，不是村落内看着彼此长大，就是村落间互为婚姻沾亲带故，完全是一个熟人社会。这个熟人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空间，对外的流动性相对较弱，但是内部之间还是有着较好的流动性，依靠这样一种流动，不仅使得村落内部成为熟人社会，就是村落之间也能够成为熟人社会。熟人之为熟，不仅依靠提高见面频率，更讲究以情为纽带构筑人情关系网，于是就生成基于地域空间的人文情感。因为情感是在乡里乡亲的地域空间中生成，因此这个地域符号也就携带相应情感，两者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互换，这才有“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的地域情结，生成“一家人”的情感体验。
3.地理亲切感
万事万物都直接由大地母亲滋养，于是人类就生成地母情结，对大地形成一种依赖心理，特别是农耕社会更是如此。虽然地母能够生养丰富的动植物，但是地母的生养能力并不完全均等，各处地力水平并不完全一致，于是哺育的动植物种类也就各不相同。人在一定地域空间生活，获得地母的滋养也不完全一样，于是就潜移默化地形成人与地域空间的自然适应性，人在情感上成为特定自然的人。人对自己生存的特定地域空间的地母依赖，在离开这个地域之后，才会明显地表现出来，以地域符号的方式呈现一种故乡情怀。人在进入他乡异地，总有一个适应期，虽然适应时间的长短各有不同，于是就在这样一种无形的比较中，地域符号所代表的故乡地理亲切感油然而生，并且可以有效地拉近曾经同属这个地域空间生活之人的情感距离，生成“一家人”的观念。正如海外华人以唐山为地域空间符号，表明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唐山也成为凝聚世界各地海外华人的黏合剂，于是同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家人”观念也会浮上心头，从而能够有效地整合形成一个团结的集体。
血缘符号关注纵向的生物性关联，地域符号着眼横向的空间性关联，文化符号注重超越时空的形而上精神性心理关联，因此文化符号的凝聚是超越时空的精神凝聚，具有最强的内在凝聚力。诸如原始民族的各种图腾，宗教标志性的人和物，伊斯兰教的耶和华与古兰经，佛教的释迦牟尼和菩提树，基督教的耶稣和十字架，中华民族的中国龙，如此等等的文化符号，都是具有强大感召力的符号，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具有建构一族人的精神伟力。
1.心理凝聚力
文化的重要功能是提升，从自然界提升到人类社会，从形而下的具体物象提升到形而上的精神抽象，从生物性的物欲表现提升为心理性的精神追求，于是人类通过文化，不仅实现了自我美化，更实现了与动物界的完全分离，实现了人的完全转化。在这个提升过程中，每个民族都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在这个庞大的文化系统中，一般都会存在一个系统核，这是创生高度凝练文化象征符号的基础。例如，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仅涵盖本土生成的各个兄弟民族文化，也包含吸收外国民族的优秀文化，不仅有着精华内容，也包括一些糟粕部分，但是通过长期凝练，创生了中国龙的文化符号，由此有效地凝聚了人心，形成了强大的内在向心力。
简洁明了的文化符号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就在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都不是由个人主观意愿产生，而是历史选择的必然，集中反映民众的集体心理诉求。在历史长河里，相信不会只有中国龙一个选项，应该还有其他一些选项，为何最终中国龙能够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符号，就说明中国龙具有更强的心理凝聚力，能够更加有效地聚合中华民族。而从中国内部的一些民族看，许多民族也各有自己的文化符号，诸如瑶族的盘王（盘王节），它就能够将瑶族内部众多支系整合统一在盘王的旗号下，都在心理层面认同自己的瑶族身份，于是虽然分散居住，但是依然具有极强的内在凝聚力，这就是文化符号心理认同的无限魔力。
2.精神意志力
高度凝练的文化象征符号，已经超越一般符号的功能，具有信仰意义。这个文化符号由于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因此具有某种客观性，不被个人意志所左右，可以上升成为形而上的精神符号，成为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精神引领。信仰的生成当然是基于理性的结果，但是也不能排除非理性的介入，属于理性与非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晶。信仰一旦植入人的心灵，就会产生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并且于行动中转化变成坚不可摧的意志力。
现代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旗，国旗就是高度凝练的一国文化符号，国旗所具有的巨大感召力与凝聚力为人所共知，特别是在危机来临的时刻，尤其能够有效地激发国人的行动意志力。正因为文化符号内蕴一种精神意志力，因此一些企业有意培植自己的企业文化，铸造专属自己的企业文化符号，诸如企业旗帜、徽章、口号与歌曲等，目的就在于凝聚企业精神和员工人心，由此形成行动的意志力。由此可见，我们如要保持一个群体的族性，凝聚百姓人心，培植已有的文化符号和创生新时代文化符号，具有多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3.自我审美力
任何一个文化符号，不管在外人看来多么赏心悦目或新奇怪异，在本族群百姓看来，都是高度体现审美理想的美学符号，能够激发百姓高度的审美共鸣。文化符号拥有厚实的文化基础，属于金字塔的顶尖部分，它是一个族群整体文化的象征，因此具有最为广泛的审美基础。龙在西方传统文化里面，并非正面形象，西方人并不以之为美。但是，作为文化符号，通过不断创生汇聚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龙已经深入我国各个民族的文化血液，成为各个民族各个阶层的共同审美追求，具有审美标杆的功能。因此，文化符号之美必须回归族群历史，深入民族审美心理，尊重民族审美理想，如此才能有效地把握文化符号的审美力。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文化符号是美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可能会忽视文化符号的审美教育，于是出现某种淡漠现象，文化符号应有的凝聚人心的功能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我们需要充分地挖掘和利用文化符号的审美力，通过有效展示文化符号的魅力，来达到春风化雨般凝聚人心的作用。在当今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充分利用文化符号蕴含的文化软实力功能，有效确保族性内在的向心力，从而实现族群认同感和凝聚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血缘符号、地域符号和文化符号，都是基于现实构建族性的做法，具有主动建构外拓扩张的性质，这是生成与保持自我族性不可或缺的路径。但是，只有外拓扩张，没有禁忌内敛，大体都会走向无所节制的恶性鼓胀，最终会导致与他族的激烈冲突，以及本族衰败和族性丧失，因此还需要有着基于形而上的精神禁忌和神灵敬畏。“敬畏是人们对与生存息息相关的、神圣的或神秘的事物或力量的既尊崇、敬重又惊讶、畏惧的情感，是人们在面对具有必然性、神圣性、神秘性、崇高性和超越性的对象时所产生的一种向往与折服的心理态度。”
这是人类在与对象交往过程中，自觉限制自我的心理取向，体现一种边界意识。通过神灵力量设立心灵边界，既确保族性应有的凝聚人心的力量，又避免族性基于现实建构的疲软，更规避族性无限鼓胀的可能恶果，实现一种良性发展态势。
1.道德底线
以现代观点看，神灵是主观建构的产物，完全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没有实体性意义。但是，从原始人视角看，神灵具有完全的“客观性”，并非什么主观建构的产物，具有实体性意义。神灵世界既直接关联现实人类，又高居人类社会之上，具有掌握人类的无限力量，因此先人对于神灵无限敬畏。这种敬畏完全超出理性说教，具有强大的非理性力量，成为掌控人们灵魂的一股无形异己力量。我们先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这股力量的功能作用，充分利用神灵对于灵魂的掌控能力，赋予神灵道德职责，使之成为人间道德的把关者，也成为人们不敢轻易逾越的道德底线。
虽然，我们作为唯物主义者不相信神灵的存在，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利用历史积淀并且现在仍然拥有相当市场的神灵观念，划定一条道德底线，于灵魂深处划定族性边界。道德是一种非暴力强制性的行为约束，主要依靠个体行为人的自我限制，借助人们对神灵的敬畏，把族性转化变成某种道德要求，从而达到坚守族性的目的，实现族群的团结与整合。
2.无形约束
神灵自其诞生之初，就是一种无形的存在，从来都不以实体方式呈现在人的眼前，人们也从来没有见过其庐山真面目。即使人们以各种方式将神灵物化，那也都是想象的影像产物，并非神灵本身的实体投射。这种无形的存在又是一种相对真实的存在，它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世界，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心里隐约地找到它的位置，神灵就这样处于在与不在之间。
神灵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存在性质，就在于神灵是人类与动物分离之初，在心理意识处于混沌状态创生的心理影像，既基于物的认知，又基于心理的意识，既具有某种的客观性，又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因此神灵具有自己的生命力。神灵一旦创生，就即时成为一支人类异己力量，成为与人类并行不悖的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具有两个最基本职能，一是掌控彼岸世界的必然性，二是对现实世界进行间接监控。于是，人类因为心理意识觉醒而创生的神灵世界，现在反过来控制人类，这是自我觉醒的必然代价。
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人被异己的神灵控制当然是坏事，但也同时是好事，可以利用神灵作为心灵的异己力量和信仰魅力，构筑圆形监狱效应，形成自我监督的无形约束。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在于自我意识，能够实现有效地自我控制，这是神灵能够实现有效地无形约束的基础。神灵的本质是心理影像，也是一种超我影像，因此具有强大的异己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有效地牵引人的行为，形成一种内敛趋势，具有规训和引导的作用。这就与外拓生成某种制衡，确保社会生态体系有序运行。
3.精神家园
人在肉体上是独立的个体，在精神上也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因此每个人都有可能生成自行其是的分散个体。现实中，人虽然是独立的个体，但也是群居的动物，不仅具有物质层面的联系，而且更有精神层面的关联，形成一个不能完全离开他人的群体。精神家园就是构筑群体的一个平台，这是人类群体区别于其他动物群居生活的重要标志，通过精神实现个体的有效聚合。
精神家园构成要素可以很多，神灵世界可以成为其中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具有最为广泛的群众性基础。神灵居于彼岸世界，可以成为构拟的美好世界，可以成为现实物质生活的引领和信仰追求。对于个体而言，现实世界必然存在不如意，这时，彼岸的神灵世界就成为现实生活的信念支撑，使之能够继续现实生活，并期望最终走进精神家园。
神灵因为具有监控职能，可以发挥全景式监狱效应，因此可以聚合人心，确保分散个体能够形成稳固的群体。这是最为深刻的聚合，因为个体之人必然以分散的形式工作与生活，没有精神纽带的联结必然呈现一盘散沙现象。形式上可能是群体，实际上没有黏合性，没有一个“大家庭”的感觉，如此族群是没有力量的族群，内在的族性也是非常微弱的。因此，构筑一个基于族群文化的精神家园，才能有效地聚合族群，这不仅能够保持内在族性，更能够积淀成为跨越时空的伟力。
人从动物进化而来，具有强烈动物特性的本我遵循快乐原则，拥有强大的内在力量，体现超我特性的神灵不可能完全通过自律方式实现全面约束，依然会出现突破心灵边界的现象，于是形成破坏正常社会生态系统的行为。这时，就必须借助人间法律的神器，通过强制惩戒的手段来维持正常社会生态系统运转，因此法律敬畏在于构筑现实边界，规范人类行为，形成不能也不应逾越的雷池。
1.人间高压线
法律并非从来就有，它是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组织程度的提高，潜藏于本我基于快乐原则的动物性欲望不断涌现，由此表现出来的行为已然形成对现有秩序的破坏，于是就需要划定现实的行为边界。边界就是行为的最边缘，人们只能在边界划定的范围内活动，不能超越这条红线，红线之外属于禁区。这条红线就是法律条文，属于最高级别规范限定人们行为的措施，即是通俗所言的高压线。高压线的最大作用在于不能触碰，否则就会危及生命，法律条文作为高压线也是如此，触犯法律就会被法律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剥夺生命。显然，法律构筑的现实边界，具有不同于神灵构筑心灵边界的功能，一个作用于人的身体，具有强烈的外在限制性，一个作用于人的心灵，运用潜藏的内在自律性，两者相互配合，可以达到有效聚合人的精神与身体的目的，实现实在的族群聚合。
2.人性纠正器
本我遵循快乐原则，虽然有着神灵设置的心灵边界，并且能够进行必要的心理约束，但还是不能完全阻挡本我的呈现，依然存在破坏社会生态系统触碰人间高压线的现象，于是就需要法律惩戒，以期达到纠正人性弱点的目标。法律是一种暴力工具，通过直接惩戒人的身体方式，由外而内地希望达到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目的，使之符合社会行为规范。也许约束了人的身体，并不必然能够改变人的本性或思想，但只要行为上不对社会造成危害，那么法律的基本功能就达到了。如果再辅之以心灵的规约，软硬两手并施，就能更加有效地纠正人性丑恶之处，更好地实现社会生态的和谐。
3.理性共同体
法律是规范人类行为的条文，于是就隐含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社会需要秩序，人们已经认识秩序的重要，且已经出现与理想状态相悖的社会混乱现象。很显然，社会已经进入理性状态，能够对人类社会本身进行思考，并且提出治理社会的理性措施。这是人类与动物的重要分水岭。
法律是社会统治的暴力工具，属于物化的意识形态，因此必然服务于一定集团，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理性共同体。从理论上说，法律不可能完全只服务一个人，即使这个人是最高统治者，因为任何一个统治者都需要集团的支持，因此法律必然需要照顾整个集团的利益，因而也就具有共同体的特性。而且，法律也会直接或间接地服务普通民众，维护普通民众利益，于是这个理性共同体也随之拓展，具有更加广阔的群众基础。立足于群众性的法律，其现实边界作用也就更加有效，更加能够形成法律敬畏，也就可以利用法律武器有效地维护自我族性，确保族群的聚合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