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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学对人类生态系统的考察，是以人的生命存在为前提的，以各种生命系统的相互关联和运动为出发点。因此，人的生命观成为这一考察的理论基点。”
对于人类赖以生存的栖息方式——居所，这个最日常生活化的人化自然的考察，也应该以生命观为基本出发点分析其中的内在关联。“海德格尔为居住这一概念提供了最宽泛的定义，他把居住等同于人存在于地球之上。这说明，居住是人所特有的存在形式，人怎样居住，也反映了人怎样生活。居住使人与环境产生了密切的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联系。”
因此，透过居所的研究可以揭示某个层面的精神世界，从而解释现在，认识自我。这里希望从这个层面考察贺州客家围屋，展现客家人内蕴的生态审美意识，表征其“不仅是对自身生命价值的体认，也不只是对外在自然美的发现，而且是生命的共感与欢歌”
。
“文化是通过符号在历史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中。”
作为人类精神物化的象征符号——居所，它到底传承怎样的观念呢？这可以从相关文献资料记载中加以考察。《庄子·盗跖篇》：“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辟风雨。”《易经·系辞传》：“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晋张华《博物志》：“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追溯居所建筑之祖“有巢氏”，其所蕴含的文化精神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人之生命的有效生存，二是居所建筑的因地制宜。居所之能确保生命的有效生存，其中所蕴含的生命信息是“有巢氏”传承后世的核心观念，不管是躲避自然灾害，还是防御外人侵害，其内在理念相通，都在于保护自我生命并希冀获得有效发展。而要实现这个理想，首要的工作就是基于生命信息的因地制宜，缺乏生命信息的居址不能有效确保居住其上人们的生命最优化。因此，居址的选择就成为关注的焦点或居所建筑前的起始工作，这其实就蕴含着生态审美理念，追求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创造最佳的人化自然，形成极富中国文化特色的堪舆风水学。
风水堪舆的重要工作就是选择适于建筑利于人之生命的场所，显然这里隐含着地母崇拜观念。人与动物相区别就在于能够生成意识，并且能够从自然界中抽身出来观照，从而成为万物的灵长。先人在历史的岁月中发现自然界存在着花开花落春华秋实的事实，善于比类取象思维的人类祖先，很自然地比照人类母亲的功能，形成地母观念，并由此生成具有宇宙意义的地母崇拜。虽然地母具有滋养生命的生殖功能，但是并非地母的每一部位都具有同等的生命信息，关于这一点，先人从自我的生存环境中已然获得了直观的感性认知：光秃的石山与肥沃的田野就具有不同的生命活力。正因为地母自身存在着生命信息的差异，而人类对于生命有着强烈的追求，因此风水堪舆学就顺应人类生命意识的觉醒而自然地发展起来。
考察贺州市莲塘镇仁冲村围龙屋的地理生态，北靠连绵起伏的群山，坐落在狗耳山一侧山坡下，南向开阔的白龙垌，仁冲河从西侧静静流过。“令人惊奇的是，这座大屋竟是建造在一片湖洋塘中！据考究，其基底下未用一砖一石，全都是用千年不朽的松木纵横堆栈，然后用沙石、黄泥土、石灰混合土夯实作为基脚的。”
其实，就是现在围龙屋正面的水田，据说原来也是池塘，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才填平而变成了稻田。坐北朝南前水后山就是它的地理生态。坐北朝南（或坐西朝东），这在居所建筑中具有普遍的意义，它符合我们自身所处的地理生态。由于地处北半球，大部分国土位于北回归线以北，一年四季的阳光都由南方射入，朝南（或朝东）的房屋便于接纳阳光。阳光对人的好处很多：一是可以取暖，冬季时南房比北房的温度高1-2度；二是参与人体维生素D合成；三是阳光中的紫外线具有杀菌作用，特别是在梅雨季节；四是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功能。坐北朝南（或坐西朝东），不仅是为了接纳温暖的阳光，还为了冬天能够躲避凛冽的北风。风水学认为，风有阴风与阳风之别，清末何光廷《地学指正》云：“平阳原不畏风，然有阴阳之别，向东向南所受者温风、暖风，谓之阳风，则无妨。向西向北所受者凉风、寒风，谓之阴风，宜有近案遮拦，否则风吹骨寒，主家道败衰丁稀。”
坐北朝南（或坐西朝东）本身就具有迎纳阳风抵御阴风之性，再加上背靠山坡，其作用就更加显著。如此选址的地理生态，它就自然地伸展双臂迎接那无限的生命信息。《管子·枢言》云：“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则以其气。”东南风就是一股唤醒生命的生气，自然万物得其滋润而生机勃发，这就是天地之大德。《横渠易说·上经·复》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如此，人就顺应了天地之大德，达成天人合一的和谐，自然之生气与人的生命信息相契合，于是人的生存状态就可以达到最优化。
前水后山的地理生态选择，也极好地契合生命欲求。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因此良好的水源条件也是居所选址应当考量的基本因素。贺州客家围屋不仅前有池塘，西有河流，而且基座就建在湖洋之上，这就蕴含了丰富的地下水源。北靠后山，可以承接东南风携带的水气，接纳宇宙生命流转，并且能够涵养水源，从而提供充裕的生命之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围屋当中一口古井，供应着多时300多人的饮用，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围屋村落，丰富的水源保证了整体的生命所需。不仅如此，前有池塘，西有河流，也充分体现建筑之青山绿水山环水绕的生态美学思想。山因水而青，水因山而秀；山令水更添妩媚与温柔，水令山更显沉稳和庄重；山与水生生相依，不离不弃，方才造就自然的完美与和谐。《庄子·知北游》：“天地有大美而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如此，居所就不是孤立的居所，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也就不是外在于自然的人，而是能够触摸宇宙脉搏，得到地母乳汁滋养的人，因而可获得生命的最优化。
堪舆风水学必定涉及阴阳五行，围屋的选址也充分体现这一点。山水而言，山为阳，水为阴；就山而言，南为阳，北为阴；就水而言，北为阳，南为阴。如此围屋就是二阳一阴，阳盛于阴，阳气盛则生机勃发，有着无限的未来发展前景。阳过剩则燥，不利于生命的有机生长，必须补之以阴，《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相济，从而达成和谐发展。一阴的占有就是为了生命的最佳生长，阴阳交汇阳占优，这就体现自然生命之天地大德。《易经·系辞传》说：“乾坤其易之门也？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阳气盛就精神刚劲，从而富于强烈的开拓进取之心，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客家人虽历经迁徙之千辛万苦，却始终没有颓靡而保持顽强开拓进取精神，应该说居所的地理生态滋养给予了一定的力量源泉。当然，这种精神也通过有意识的选址而得以物化且凝聚在日常生活之中，两者相互激发而得到了更好地强化。
传统文化当中，山不是全然自然意义的山，水也不是全然自然意义的水，而是具有某种意义的人格化，于是有了“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观念。孔子这一观念就是首先将山水拟人化，然后从山水的自然特性中引申仁人君子的高尚人格，由此首开儒家比德式思维的先河。朱熹在解释孔子思想时说：“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因此，前水后山的居所建筑选择，不仅出于有利于居住的地理生态考量，而且隐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意蕴，倡导着达仁君子的处世哲学。这种倡导既体现在平时的口传与文字的教育当中，同样表征在物化的居所环境的选择上，其于人们朝夕相处之时潜移默化地陶冶，由此融入文化机体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客家民谚中有“黄金不如乌金贵”，“家有千金，不如一艺在身”的说法，还有一些传统对联也充分反映这种心声，如“家声不坠唯端品，壮志欲酬必读书”，“百世雍和修孝悌，一堂敦穆教读书”等。不仅如此，还形成了一些特有的激励与祝愿的求学求知民俗，例如儿童初次入学，“入学前定要从地里拔回一大把嫩绿的葱，吃上一餐葱饭，因‘葱’与‘聪’谐音，说是‘读书要聪明，食了葱会更聪明’”
。客家人崇尚智能的传统大约也促成其对前水后山地理生态的钟爱，而这样的居址选择正可以巩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观念，从而成为客家人精神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任何建筑都是典型的人化自然。不说后世的居所建筑，就是有巢氏之构木为巢的“巢”，也没有任何现成可供模拟的模板，都是人类创造性的产物。先民凭着对自然的认知，通过内在思维的整合而创生一种人化的自然，充分展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伟大成果。这种创生是环境基础上的创造，因而也就必然附着于自然，同时它也是社会化的产物，因而也是构成人类社会化机体的一个社会事件。“世界藉以构成的单位事件就像有机体，其中它们与其环境（它是由其他单位事件的聚合体构成的）是内在相关的。每一个这样的事件在其发生的瞬间都是主体，都把过去融入了自身并积极地建构自我，以便反过来影响未来。一旦它得以完成，它便成为继发事件的客体。”
居所建筑就是这样一个不断成为“继发事件客体”的过程，主体不断外化内在本质力量并积淀于建筑物当中，于是居所在成为主体的同时，也在转化为事件客体。主体意志的转化不可能只表现为个体行为，虽然可能某个具体的个体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其实也是集体意志的呈现。因此，居所物化的必然是集体意志，甚至是民族意识，因此透过凝固的建筑可以探寻民族意识，追寻其中内蕴的精神世界。
居所建筑作为人化自然，其人化的基本表征在于规划的实施。居所规划需要考虑的方面很多，最为根本的当是两个层面：建筑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建筑与人的关系。在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中西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西方讲究人与自然疏离，强调人对于自然的征服作用，因而其于结构布局层面多采用几何图形，充分展现人作为自然主人的本质力量。东方则不同，我们已经形成历史悠久的农耕社会，其于自然具有天然的难以割舍的情愫，并且因此生成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这种哲学情怀不仅导引建筑选址，而且也规范着整体建筑结构设计，力求达成建筑与自然的浑然一体。于是主体的本质力量不是以一种外显的方式呈现，而是隐匿其中退居幕后，其以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内显自身的存在。这也导引出居所与人的关系在于“和”，追求相互之间的内在和谐，和谐既是矛盾双方对立冲突的消解，也是相互依存的生态关系，体现生态美学原则。《庄子·天道》云：“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人与居所的矛盾冲突得到消解，实现天人合一，人即乐在其中。比照现代都市“人们被钢筋水泥和机器设备所包围，人工环境取代了自然环境，尽管智能大厦的功能越来越精巧、便捷，但是人们却失去了对大自然的直接感受。这种人工环境越发展，人对技术的信赖程度越严重，生活也越技术化。由此造成人与自然的隔膜感，产生人的自然感觉的迷失。……人与自然的隔离使人的生活缺乏真实感和归属感，造成人的精神的失落和压抑，使人陷入孤独和迷惘。”
现代人的这种异化与其居所环境不无关系，同时也就反衬传统居所建筑顺应天性人情的可贵。
考察贺州市莲塘镇仁冲村围龙屋，外观形制是前半圆而后内方。这种形制既含天圆地方的建筑理念，纳天地于屋中，但又不受制于天地，凸显人的主体意识与作用。从北方到南方，客家居所的内方形制始终没有改变，就因为这是取象于地。地母对于农耕社会具有最为直观的作用，直接滋养着人类生命，失去土地就等于失去生存的基本条件，因此生成浓厚的地母崇拜意识。而天则与之不同，虽然天也可以直接作用于人的生存，但是其于人间不能分割，因此对于任何人都具有平等的意义。大地则不一样，它具有可分割性，于是人之占有土地就会有所不同，不同的土地占有直接影响着人的生存质量。正是这个特性的存在，地母崇拜意识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强化，所有的人不管土地占有程度如何，都寄希望于地母的庇佑，并且物化在居所建筑当中。对比贺州市本地人的居所，他们一直承继传统的方形建筑。这反映他们的意识形态上始终存在着一种对于天的基本态度，既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天，又不甘于受制于天，于是采取一种不即不离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表面上天高高在上远离之，表明人的独立性，但人却受其无形的牵制，反而形成一种强大的压迫感，使人不得自由。反观客家围屋的半圆处置，既表征天人合一的理念，其间顺应天性契合人情，又承认天之高居其上的权威，表征对天的尊崇。将天一分为二，充分显现客家人的睿智与诙谐，一半拉扯到地上安放在身边，于是破解其神秘与权威，表征天理尽在我掌控之中；另一半则高奉天上虚化其位，于是天的权威就只具有某种象征性而缺少实在意义，对天的尊崇也就更多地表现在礼仪上，从而实现对天的娱神。高居其上的天被娱神，也就消解了对人内在的压迫感，人的主体性陡然升起，这就充分解放了人的束缚，人的内在潜力也可以得到尽情发挥。
围屋的外观形制具有生态美学性质，其内部结构布局也体现这一点。围屋的整体结构布局是神（祖先）——人——畜，表征“生命的共感与欢歌”，这体现了客家人对于生命生态序列的发展理解，当然这种理解并不限于客家人，它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中国传统民居基本上都具有这种格局。神（祖先）居于中心，这是人所从来的生命起点，没有生命的起源就没有现在的人们，这个位置表现出人对于生命起源的尊崇。生活历来都是当下的生活，因此当下的人必然居于主体，占据居所的主要部分。对神（祖先）要尊崇供奉，因此居于中心；而家禽牲畜是服务于人，因此位于旁侧。如此既体现了生命生态序列，又保持环境卫生，从而有利于人的生命健康成长，体现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真正体现“人是万物的灵长”。而在“人”的安排层面，也体现对于人之生命的尊崇，依次是寝室、厨房、草房。人不仅是物质性生存的动物，更是精神性生存的动物，只有物质性生存而失去精神支持，那他就是行尸走肉，因此历代圣贤都十分强调人的精神修养。对于人之居所的这种结构安排就是一种物化的陶冶，寝室是修身养性之所，因此应该紧靠精神性生存的神灵祖先居住的厅堂，并尽可能远离物质性之所，所谓“君子远庖厨也”。
生态美学不仅表征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还表征人与社会的关系，说明人处于一个相互关联的生态之中，社会生态关联就比较集中体现在礼制层面。围屋内部结构的基本布局是神——人——畜，神居于中轴线上，其两侧是对称延伸。中轴线建筑很早就有，2004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夏商王朝更替的关键期）宫殿区发现了宫城城墙以及大型夯土基址、车辙、绿松石器及其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发掘确认宫城平面略呈长方形，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宫殿区内已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达9座，最新的发掘结果表明，其中至少存在2组具有明确中轴线的建筑基址群。二里头遗址宫城是迄今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遗迹。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排列有序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建造制度的先河。中轴线建筑具有明确的中心与边缘区分，中心居于整个建筑的核心区域，具有统摄整体的功能，边缘则围绕中心并指向之，形成内在的向心力。因此，建筑的各个部分不是处于同一层次，而是具有了等级区别，中心的核心建筑被陡然突出，其他部分就相对抑制，形成主从关系。于是，主体被突出，其中的美学意蕴得到有效呈现。
中轴线建筑原本就有的这种思想被儒家礼制充分开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创立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伦理规范，直接影响了传统建筑的形制和布局。为了体现皇权的至高无上，表现以皇权为核心的等级观念，古代宫殿建筑采取严格的中轴对称的布局方式：中轴线上的建筑高大华丽，轴线两侧的建筑相对低小简单。讲究中轴对称的平面布局和秩序井然的伦理营构，以组群布局的方式在平面上展开也体现了“儒家”的尚大精神，进而形成中华传统建筑的尚大性格。这种在空间处理上的平面布局和群体组合，在地面上热衷于建筑群体的四面铺排，象征严肃而有序的人间伦理和审美意识，是中国建筑有异于西方建筑的重要特色。从建筑文化的角度而言，它既体现了重视现实人生具有实用理性的倾向，也融入了中国人的人生观与宇宙观。随着汉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施，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其等级伦理观念也就渗透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于是，宫殿建筑的中轴线建造方式也延及民间，并且成为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各地民居结构布局都大体如此。
但是，贺州市莲塘镇仁冲村围龙屋建筑的中轴线模式却有其自身独特的积极作用。围龙屋是一个平面铺开的建筑群，整个建筑群体构成一个相互勾连的有机整体，当中居住着一个家族几十乃至上百户的人家，如果没有一个中心就势必是一盘散沙。中轴线建筑就是一个物化的中心，其于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当中实现教化，从而于无形之际确立某种权威。权威的确立对于不时流动迁徙的客家人尤为重要，如果没有一个一致认可的权威（或者没有权威意识），其于生存斗争当中往往处于劣势，从而影响整个族群的生存。正是生存斗争的需要，锻铸了客家人的权威心理取向，从而如众星拱月簇拥权威，并且异常明显地表征在居所建筑层面。权威就是一种中心，它具有吸纳边缘的力量，能够有效团结周边，从而聚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居所的中心意象犹如一个中心磁场般具有无形的凝聚力，这就形成了客家人发自内心且长久起作用的团结协作精神。
中轴线上建筑是整体的核心部分，各地民居都把厅堂建在中轴线上，厅堂的作用相当于古代的明堂。明堂是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具有商议决策国事的功能，民居的厅堂也承继类似的功能，是人们商议家族大事、举办重要活动的场所。贺州市莲塘镇仁冲村围龙屋的厅堂与其他族群厅堂之不同在于其不止一进，而是三进。三进厅堂大有深意，实际上契合朝廷宫殿的建筑礼制，故宫在其中轴线上就设计了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太和殿俗称金銮殿，就是皇帝处理政务举行重大庆典的场所，其后的中和殿则是皇帝亲临太和殿大典前休息和接受官员们行礼的地方，三进之保和殿那是册立皇后、皇太子等大典及皇帝更衣之所在。围屋当然与之不同，一进下堂主要安排婚丧礼仪时乐坛与轿夫席位，中堂为议事厅与举办宴会的地方，上堂是祭祀神灵与祖宗的场所。虽然各进厅堂的功能安排与朝廷宫殿相异，也必须相异不能雷同，否则有犯逆之嫌，但家国一体的思想却是昭然。儒家提倡“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的国家观念就是国是家的放大，家是国的缩小，因此齐家就是治国的准备。为了治国必须练就齐家的本领，齐家的能力可以从多方面习得，其中效仿治国的处事模式也是本领之一。其于居家生活中引进治国模式，这就给予族人一个反复呈现的符号，从而立志报效国家建功立业，如此也就积淀为族群的集体无意识。三进厅堂还不是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而是每进厅堂地面都稍有提升，形成步步高升之势，成为不断上进演化的象征符号。这也同时表明礼制上的等级秩序，越是后进的厅堂越为重要、越是根本，如此就有着指源生命本源之意，因为三进是神灵祖先的居所，没有祖先就没有后人。
厅堂之为三进，其中的“三”不是简单的自然数字，而是蕴含深厚的哲学意蕴。“在《周易》中‘三’是象征天、地、人‘三才之道’或‘三极之道’的一个数字。在三画卦中，下面一爻为地爻，中间一爻为人爻，上面一爻为天爻。在六画卦中，下面初、二两爻是地爻，中间三、四两爻是人爻，上面五、上两爻是天爻。此所谓‘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都包含着三极之道。中国传统的宅院建筑之最高规格，为左、中、右‘三路’之制。如，明清时期的北京紫禁城，山东曲阜的孔庙、孔府等。北京紫禁城内，前朝、内廷的主要建筑均为‘三’大宫殿。以太和殿为主的三大殿之基座（又称须弥座），分为上、中、下‘二’层或‘三’重，又称‘三台’。而且，每一层的台阶数，也都与‘三’有关；‘下重级二十有三，中上二重级各九’；干清门‘中三陛，三出各九级’。在最高级别的礼制建筑即‘天坛’中，祈年殿屋顶为‘三’重檐形式，基座呈‘三’层。”
因此，“三”所表征的就是天地之道，《易经·说卦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这是以天道象人道，其于哲学层面契合天人合一的最高理念。
安座在中轴线上的是厅堂，那么人的住所就在其两侧。住所安置的基本原则就是依辈分的大小由中轴线往两侧拓展，辈分越大越靠近中轴线，辈分越小自然越远离中轴线。这就是儒家社会活动的基本礼制行为，以核心人物为基准，然后依次按左大右小的原则展开，所谓左丞右相。这在各地各族群民居安置当中都是一致的，充分展示儒家等级秩序的礼制思想在民间的深入。只是客家人另有强调，“子孙繁衍后要另起新居，只能是横向发展”，不能在正厅前后建造，否则会“前挡风水，后压祖先，不吉利”。
由此而知，整个建筑礼制的设计就在于强调政治伦理生态，维持族群内部的有效运作，从而达成整体的有效生存。
社会生态讲究人与社会的关联平衡，讲究矛盾双方对方冲突的消解，但这并不等于没有矛盾斗争，因此自我保存也是生态的其中原则。围屋就具有自我保存的性质。厚实的全封闭的围墙，内置枪眼与瞭望炮楼，木制窗条内嵌钢筋，军事防御性质了然。客家人之选择这种半军事性质的建筑，完全出于生存的现实需要。因为客家人祖源在中原，为了保持祖性求得生存不断南迁。迁徙定居就必然与当地土著居民发生生存空间的争夺，于是就有了这种形制的建筑。其实，当地的土著也有半军事性质的村落建筑，因为漫长的旧时社会多在动荡之中，土匪毛贼几乎没有中断。因此，即使没有激烈的土客冲突，人们为了自保，也多趋向于相对防御性的建筑结构，这是历史的现实所然。
虽如此，贺州客家围屋的防御建造结构还是与本地人的建筑结构有所不同。贺州莲塘镇客家围屋比较完整的有三幢，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背靠狗耳山的围龙屋，其为江氏家族所有，因此又叫大江屋。大屋之称已经说明了它的结构性质，其本质上就是一幢，虽然内含四栋，但因屋屋相通俨然一个整体。而同样具有半军事性质的贺州市沙田镇龙井村本地人居所建筑，其建造思路与风格就与之相异。整个龙井村落各户独立建造，巷道曲折迂回，纵横交错，布局如迷宫。户与户之间呈“之”字形排列，每隔一至两栋在东西方向设有南北向出口，与村外相通。每户民居都没有正门（或设有正门而不用），只有侧门。每个巷口设门楼一座，门楼与门楼之间有防护墙相连，防护墙上设有枪眼。比照客家人围屋与本地人村落，本地人的防御讲究单体防御的独立功能，虽然也讲究整体防御，显然其内在的一体化还是有所欠缺，因而也生成本地人于总体上团结协作精神不够，尤其是和平时期的相互提携不明显。因为是单体建筑防御观，因而就存在可能被攻陷的危险，于是必须化解，迷宫式的巷道布局就能够有效化解被攻陷门楼侵入村落的危机，从而可以自存。这是两手准备的防御策略，其中退的思想较重，缺乏矢志的坚强决心。
那么，客家围屋是否就没有两手准备呢？同样也是有的，客家围屋也有一种迷宫设计的思想。“大江屋在防御方面也有独到之处，除了走廊转弯处设有72只枪眼外，还有一种让窃贼进得来出不去的特制门闩，其内部结构至今无人破解。全屋楼上楼下可以相互连通，又可以相互关闭，生人进来如入迷宫，没有人指点，别想走出这座大屋。”
显然，客家人的迷宫不同于本地人迷宫，围屋是在整个一幢大屋当中设立迷宫，其外观形制就是一幢屋。这其中所透露出来的防御思想就是整体性，讲究整一的共存共荣，个体不外在于整体，整体不抛弃个体。因此其所安置的退路是誓与对方共存亡的信念，实为没有退路，从而希望达到置之死地而后生之效。客家人被迫从中原往南迁徙，他们已经没有回迁的选择，开弓没有回头箭，只有拼命向前。抱着族群必定生存的坚定信念，确定整体防御的思想，力求就在当地扎根定居。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个体就必须仰仗整体且融入整体，因此形成围屋这种防御性建筑。个体对于整体的坚定信念，也形成客家人强烈的团结协作的团队意识，这是追求族群整体生存的生态性格。“自我的同一性情感是相信维护内在统一性的能力，同别人在我身上看到的那种同一性和连续性是一致的。”
“民族生态环境所含纳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在审美规律的观照下，形成了一个时空交汇、物我混同的统观生态审美场。”
统观就意味着整合，虽然常被分解开来分析，但其实并不可分，而是一个有机整体。生命是整个客家围屋生态美学意蕴的核心，围绕这个核心生成一个统观生态审美场。自然地理生态是立足的基础，其所焕发的刚健生命活力有效地滋润着人们的心灵，从而充满开拓进取精神。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任何个体都不能自外于社会，必然以某种形式存在于整体之中。客家人因其历史原因而具有很强的团队意识，这种团队意识必然反映于政治伦理生态中，围屋就以极为惯常化的居所物象物化这种生态，从而积淀为族群集体无意识。稳定的团队意识也有利于一个族群生存，因为人类社会毕竟不是一个时刻充满阳光的社会，在过去的历史当中，这是一个社会丛林，更多地遵循丛林生存法则，客家人以围屋为基本载体，有效地生存于社会丛林当中。当然，在当今努力构筑和谐社会之际，丛林色彩已经褪色，围屋作为生态审美场的审美性在增强，从而也成为现代客家人的精神家园。
（本文发表于《贺州学院学报》2007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