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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遭受网络和新媒体的冲击，传统报业的结构优化也在加速，报业的生态平衡正在经历剧烈震荡。其中，报业最为核心的元素——报纸——到底会不会消亡。到目前为止，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如果大胆假设，在环保主义政策的压力下，新闻纸的生产和运输成本得以大幅提高，旧报纸的再生产治理也被课以重税，报纸的迅速地大宗消亡也不是绝对没有可能。在全球“节能减排”的宏观背景下，2010 年 5 月 13 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发布《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指导意见的通知》，在“加大重点污染物防治力度”中明确将“印刷”行业列入“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范围。显然，报纸印刷业已经遭遇环保政策的挑战。假如报纸因此消亡了，报业生态链是出现断裂还是优化，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无疑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图 1-7 环保部网站
“报纸消亡论”的讨论似乎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报业“转型论”、“拐点论”、“寒冬论”等论调也先后盛极一时，报业在一阵一阵的骚动中归于平静。然而，自2008 年以来，西方先后又有几十家报纸倒闭或申请破产保护，我国的中央级报纸《中华新闻报》也宣布清产结算，刚刚沉寂下来的讨论再次炙手可热。虽然各方考察的理论路径有所差异，但归纳起来争论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两者之间是共生还是取代，最后的结论不外乎三个，一是报纸必然消亡，二是报纸不会消亡，三是消亡的是纸（纸张）、永恒的是报（报道）。
报纸的消亡毕竟还没有成为现实，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必然是推测性的见仁见智。辩证地审视这些结论，三种情况包含了事物发展的全部可能性，其实没有能够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因此，要真正达到以“理”服人，需要调整思考的方向，为这一问题寻找新的阐释理论，生态批评理论就是一种重要的学术智慧。
其实，对生态的关注已经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注意，清华大学王君超对“报纸消亡论”做过较为全面的梳理，
他从四个方面对此做了学理分析，一是从传媒的发展规律看报纸的“宿命”，二是从传播技术的替代性看报纸的“劣势”，三是从阅读习惯变化看新媒体的前景，四是从产业成本的角度看报业的高消耗。实质上，他关于传媒发展规律和成本消耗的分析已经涉及生态问题。他认为，报纸像其他产品一样，也有其特定的“生命周期”，包括发育期、成长期、震荡期、成熟期和衰落期。电报、寻呼机等曾各领风骚，但也先后退出了历史舞台，报纸恐也难摆脱传媒演化的规律。同时，报业的成本投入远远高于互联网，而这高出的部分主要是新闻纸和印刷设备，其中新闻纸就占报纸成本的六七成。
遗憾的是作者只是提出了生态的问题，并没有做更深入详细的分析。美国生态学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曾提出的自然、社会和精神三个层面的生态观，为深入分析报纸消亡论提供了思考路径和理论工具。
梭罗是一位生态中心论的开创者，他不但善于用眼睛观察自然，而且还善于用心灵感受自然，从而逐步形成了他的自然生态哲学思想，他的名著《瓦尔登湖》就是这一哲学思想的集中展现，他在书中写道：“我第一次划船在瓦尔登湖上的时候，它四周完全给浓密而高大的松树和橡树围起，有些山凹中，葡萄藤爬过湖边的树……可是，自从我离开这湖岸之后，砍伐木材的人竟大砍大伐起来了。从此要有许多年不可能在林间的甬道上徜徉了，不可能从这样的森林中偶见湖水了。我的缪斯女神如果沉默了，她是情有可原的。森林已被砍伐，怎能希冀鸣禽歌唱？”
铁路被修建起来了，“森林已被砍伐”，梭罗对环境破坏的行为发出了谴责。然而，报纸的发展也主要是依靠砍伐森林而实现的，如果梭罗当时意识到这一状况，他一定不会抑制自己的愤怒情绪。因为，他把人类对自然的破坏等同于社会对个人精神的扼杀。众所周知，报纸不仅消耗大量的木材，而且造纸业本身又是重污染行业。即使目前的新闻纸有更多的原料来源，但依然离不开木材这一重要原材料，报业发展的历史也是森林不断被破坏的历史，报业的发展意味着森林可能被继续砍伐。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工业生产使报纸的印刷量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可以说，只要人们有需要，报纸只要有利可图，报纸的生产规模就可以无限扩张。全球各大报纸的版面从未停止增加的脚步，从最初的单页报纸到目前的厚报时代，从开始的一个版面到如今的动辄上百版，报纸的产量一直在“大跃进”的呐喊声中不断跃升。然而，报纸是一种并不符合经济规律的特殊商品，因为报纸的市场销售价格要远远低于其成本。从报业史来看，在报业经营的三大收入来源中，报纸的发行一直是赔本买卖，免费发行更是分文不收，广告收入成为弥补市场亏损的主要手段。目前，报纸的市场价格还可以被报业本身和受众所接受，但越来越高的生产、运输和治理成本，已经令报业和消费者不堪重负。加之新闻纸价格的市场波动、更廉价的信息渠道的利用，以及纸张替代品的出现，报纸的消亡的日益逼近也不再是危言耸听。
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对于我们身边环境和废弃物管理日益增加的担心，可能很快就会使印刷媒介成为昂贵的负担。出版商已经遇到了许多人带来的麻烦，那些人声称他们不订阅报纸的主要理由是“拯救树木”。对抗这种观念相当困难。作为世界上木材纤维的最大消费者，出版商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每年成百上千万棵树木遭到砍伐和碾碎，他们负有直接的责任。甚至所谓的城镇森林覆盖率的增加也不能够排除人们对于环境的担心。纸张回收所必须的漂白和化浆工艺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和新鲜的水。同时，这个过程也生产出大量的有毒废弃物，这些废弃物必须处理后才能排放。而且，多数造纸厂位于偏远地方，成包成捆的经过循环处理的报纸需要卡车或轮船长途运输，这会消耗掉许多石油，并且排放出大量的碳氧化合物。即使新闻纸可以用对环境较少的破坏的办法从其他可再生的纤维资源中生产出来，公众对废弃物与环境问题带来的成本增加和情况恶化的认识，对于未来印刷媒介发展方向的影响可能比其他任何正在出现的技术而言要大得多。
由此而论，对森林的破坏和对环境的污染，是导致报纸走向消亡的直接原因。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或接受，环保主义的思想已成为人类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读报的需要必然要让位于环保的需要，这是一个毋待证明的自然法则，“对抗这种观念相当困难”。当然，接受这样的观念需要时间和觉悟。有学者认为：历史上只有诸如纸草、泥板、羊皮纸那样的原始信息载体会消亡。纸，是经过 2000 年历史考验而得到确认的方便的、可触摸和留存的信息载体。从现代历史演进的过程来看，没有哪一种大众传媒，因为一种新兴媒体的出现走向消亡。这样的观点似乎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广播的出现没有让报纸消亡，电视的出现也没有让报纸和广播退出历史舞台，逻辑上的推理是报纸也不会因为网络和新媒体的出现而消亡。然而，这里有一个逻辑悖论，就是原始与现代的信息载体也是个动态概念，原始的纸草、泥板和羊皮纸会消失，那几百年以后的报纸也会变成原始的东西。有学者指出，更重要的是，报纸作为自然存在物，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必然遵循所有事物的“生命周期”，其消亡也是自然进化的必然规律。国内多家报业集团已改名传媒集团
，虽然无法断定它们是否具有主动放弃报纸的勇气，却至少可以证明它们已有被动接受报纸消亡的意识。
梭罗对自然生态伦理的关注，实质上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生态的关注。他认为自然不属于人，人却属于自然，自然的构造机体给了他启发，“（人的）骨骼系统大概就是水里所沉淀的硅质，而我们的肌肉纤维组织或细胞组织则是更精细的泥土和有机质”。人类的文明与发展是自然与社会生态和谐发展的前提，他认为人接近自然就是接近生命的源泉，文明若要有持久的生命力，也必须和自然保持平衡。维护自然以及自然的野性，有时候是比道德规范更具约束力的事情。
在生物学的理论上“人是个有机体”，梭罗把人还原到自然的构造机体，是对人作为社会有机体的认识的提升，这一思想与西方的社会学是一脉相承的。法国思想家圣西门（Saint- Simion）曾把社会比喻为生命体，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系统，他试图以社会生理学来改造社会。圣西门的高徒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把自己的社会学称为“社会生物学”，孔德将劳动分工的概念与那些直接借自胚胎学的概念，如发育、生长、完善过程，同质性和异质性等结合起来。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利用生物学和物理学的概念，进一步阐述了传播作为有机系统的论点，把生物秩序和社会秩序之间的连续性做了最完美的设计。他认为，劳动的生理分工和有机体的进化是相互匹配或同时进行的。孔德与斯宾塞的共同点是，社会是一个按照生物进化法则组织起来的完整的有机体。
在这样的有机生态系统中，生态问题最本质的根源是社会原因，良好的社会生态可以为自然生态提供有序的保障，而不良的社会生态则可以造成自然生态的毁坏。马克思强调，我们不反对对自然界的利用，而是反对对自然资源的自私的利用，生态危机主要是人类自私地利用自然的结果。一方面，人们都在感叹生态环境的恶化，在担心生态环境的恶化，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甚至变本加厉地损害着生态环境。
生物中心主义的保护理论肯定任何生命的意义，并不否认人的利益，也不否认人的利益与生物利益的差别，而是希望建立一种平等的、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解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对人以外生命的毁灭。森林和动物一样是大自然的恩赐，毁灭性的利用必然会最终毁灭人类自身。
有机体不仅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也是传播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在传播学发展的历程中，把传播比喻为生命有机体的论点也不鲜见。著名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Wilber Schramm）在研究传播的开端时，认为：“如果把单细胞动物发展到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或爱因斯坦这么长一段时间作为传播学时钟的二十四小时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们大约已经到了二十三时五十九分。”
“说传播学是从原始单细胞生物开始的，也许太夸张了，但是这些生物也能够处理信息，这就是传播学的实质。这些生物至少能够从什么东西是有营养的和什么东西是没有营养的这个角度观测它们的环境。”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学也把社会有机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信息的有序传播就成为这一有机体的神经网络，与生命体的神经系统一样关乎社会有机体的健康与生死。
在社会有机生态系统中，大众传媒常被喻为“神经系统”。报业作为大众传媒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无疑是这一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报业发展带来了森林破坏和环境污染，不但自身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也严重影响到整个神经系统的良性运行，不断地腐蚀和破坏社会有机体的健康发展。对自然的破坏与污染是报纸消亡的原因之一，报纸所产生的信息污染可能是更可怕的原因。信息爆炸带来的信息污染、信息匮乏带来的信息饥荒、信息不畅带来的信息贫困，不断导致人类“童年的消失”乃至“娱乐至死”。
这一灾难性的后果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反而成为多数人精神生活的兴奋剂而爱不释手。我们对报纸的热爱恰恰可能毁灭我们人类，因此，留恋地放弃报纸也许才可以拯救内心充满爱的人类自己。
梭罗认为，自然是普遍存在的精神的产物，也是人的精神的象征，自然统一的根源在于创造自然的普遍精神是统一的。他认为自然与人的精神是相通的，能给人美的享受和道德的陶冶。他相信自然还能增进人的道德，因为自然的简朴、纯洁和美是衡量人类道德自然的参照。在梭罗看来，只有在自然之中，人的灵性才能得到更新和提高。他认为人接近自然就是接近生命的源泉，文明若要有持久的生命力，也必须和自然保持平衡。维护自然以及自然的野性，有时候是比道德规范更具约束力的事情。
当然，梭罗这里所说的自然本体是大自然，自然的平衡是人类文明生命力的源泉。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些延伸性的理解，即自然的含义能否理解为自然规律？也就是说，如果可把报纸的消亡（任何事物也都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看作一种自然规律的话，这本身就是进化论“自然平衡”的结果，而企图改变这一规律的努力反而是在阻碍文明的发展。
遵从自然规律、亲近和改造自然，纠正“人类中心主义”，这是生态批评的重要内容。然而，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却始终没有停止过。西方有学者认为：植被被严重破坏，水陆空全面污染，资源日益枯竭，一些物种濒临灭绝，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破坏这生态的动态平衡。当人类不再对自然怀有敬畏的感情，而将其视为征服、利用和占有的对象时，人的内部自然发生了不幸的“异化”——理性与感性的、抽象和个别的、知觉和思维的、直觉和分析的分裂。人类社会中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正在不知不觉地向人类的精神世界迅速蔓延，“精神污染”已经成为最可怕的污染，由此产生的精神生态失衡同样可以毁灭人类自身。我国学者提出了“精神圈”概念，认为在水圈、土壤圈、岩石圈、大气圈、生物圈之外，还应有一个由人的操守、信仰、冥思、想象构成的精神圈，它对地球生态系统具有更大更深远的影响。生态批评的眼光，显然不能局限于狭义的环境保护。
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报纸不仅是一个物质形式的载体，更是一个精神形式的载体，它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一个健全的社会生态必然包含着三个要素，物质要素、精神要素和政治要素。因此，一个良性的社会生态必然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和谐统一。报纸在建设良性的社会生态中担负着重要使命，成为文化的传承者、文明的见证者和精神的塑造者。然而，在消费主义和商业主义的浸淫下，传媒的精神功能的异化所带来的精神污染和生态失调，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时代命题。针对日益严重的信息污染，“信息环保主义”运动正风起云涌，“信息时代的首要污染，已不是向空气中排放毒素的化学品制造商，也不是砍伐原始森林的木材集团，更不是把湿地开发成购物广场的地产商，而是来自媒介、客户、同事和广告商的大量无用信息”。
当然，这个后果并非要报纸承担全部的责任，电视、广播、网络等大众传媒也难辞其咎，但事实是更多报纸的替代品已经出现，可以折叠反复使用的电子报纸已走向市场，它们可以减少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掠夺性利用，并能够带来更愉悦的科技体验，也必然为人的精神生活带来更丰富和全新的享受。
因此，面对重“污染”的报业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从根本上认识精神生态危机与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通过提高传媒产品的质量，塑造和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提升和改善人们的精神情感，减少或排除对自然、社会和精神的污染，保持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传媒业义不容辞的责任。报业作为传媒业的重要生态元素，自身的生态平衡也将事关全局。认识报纸消亡的生态意义比拯救报纸更有价值，当读者不再为报纸消亡的心理强迫而忧心如焚，当业者不再为报纸消亡的经济损失而扼腕叹息，当社会认识到报纸消亡也是进化论规律发生作用的必然，这个时候齐心协力重塑报业的新生态，我们失去的也许仅仅是一张报纸，而获得的将可能是一个全新的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