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已成报业发展的方向,报纸自身的改变也势在必然。2007 年 3月,上海《新闻记者》刊登了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祝寿臣的文章,他站在全球的高度对世界新闻媒体六大发展趋势做出归纳和预测,显示了一个新闻学者和学术官员的敏锐力和洞察力。但笔者对他在文章里提出的第六条趋势“小型化”(也称“瘦身”)存在疑问。祝文在这一条开头便说:“小型化是指媒介外形发生便于携带、便于获取信息的变化,创造在特殊空间使用的条件,尽量减少媒介传播的障碍。”
祝书记以定义的形式肯定了报纸小型化的动机是为读者的利益。笔者以为这是对报纸小型化最为善良的误解,也是对国内广大读者善意的欺骗。
国内还有不少新闻研究者都有着一样的误解,以为西方报纸的小型化改造是为了读者的利益,甚至杜撰出小型报纸给读者带来的种种好处。比如,报纸小型化使报纸不再显得那么严肃,让人觉得更亲切,阅读时心理也更轻松,而且携带方便,这些变化对年轻读者很有吸引力。
其实,即使小型报给读者带来了一定好处,也不能因此反推小型化改造的动机是为读者考虑。任何进行小型化改造的报纸完全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新闻学者李良荣教授指出:“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报纸版面大小的变化并非为了读者的方便,而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图 2-1 《新闻记者》网站
有足够多的实例为证。2007 年的第二天,继欧洲版和亚洲版改为四开小报后,曾是全美最宽的《华尔街日报》在本土推行新一轮瘦身行动,把报纸的版面宽度比原来减少约 7.6 厘米,道琼斯公司预测,缩减报纸版面宽度将每年节省 1800 万美元的开支。无独有偶,历史上经历了六次改版的《纽约时报》也正式宣布将从 2007 年第二季度开始将报纸版面的宽度缩窄 3.75 厘米,由此每年可节省开支 4200 万美元。此前,有 180 多年历史的《卫报》也推出了“中间版式”的瘦身日报,有不少业内人士说这几乎是它为了生存所做出的一种必然的选择,因为,之前的发行量一降再降。同为英国的《独立报》在 2003 年的发行量从 40 多万份锐降至 20 万份,报纸被迫改为小报,以求减少开支起死回生。英国老牌大报《泰晤士报》发行量在 2003 年到 2004 年整整下降了 24%,出于生存需要《泰晤士报》也被迫加入瘦身的队伍。看来,世界著名大报小型化的根本动机就是为生存着想,节约成本开支,其经济动机不言自明。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压力之下,全球性的报纸小型化浪潮如火如荼,德国著名的《世界报》与《商报》均推出小报型报纸,其他欧洲国家主要报纸也纷纷尝试转型,意大利发行量最大的《晚邮报》从 2005 年 7 月 20 日开始由大开张改成小开张,法国最古老的《费加罗报》也于同年 10 月 3 日全面改版。亚洲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等报纸也走上“小报化”路线,这一浪潮在去年波及到俄罗斯、东欧和新西兰等国。笔者预测,小型化浪潮不会波及我国,因为我国的报业情况非同西方,其改革多为政府主导,即使有小型化改造也多是出于审美的而非经济的目的。据世界报业协会统计,世界 36%的主要报纸已经改成 4开小报版,截至去年 9 月,英国主要 60 家报纸已经全部实现了小型化。
历史上报型的变化同样是因为经济原因。报纸从诞生至今已有近 300 年历史,版面型号经历了多次变化,这些变化无不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众所周知,在北美殖民地时期,报纸把版面放大,原因在于报纸是按照版面数纳税的。美国革命战争时期,新闻纸供给减少,报纸也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就把版面缩小了。战争结束后,新闻纸的供应恢复正常,报纸的版面又放大了。经济杠杆的撬动是导致报纸数次转型的根本动因。当下报纸似乎又要回头重走小型化路线,也完全是因为发行量下降造成了经济损失,为节约开支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
新闻研究者心怀美好善良的愿望固然无可非议,报纸小型化之后带来发行量的回升也是事实,但对报纸小型化根本动机的误解如果不是自欺那就是欺人。因为西方国家的报业作为企业必然首先是节约成本,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方便读者、便于携带最多算是副产品。比如四开小报的流行至少有三个原因都是出于经济利益的需要:(1)有更多的首页可以利用。与对开大报一个首页相比,小报刊登稿件所花的投资减少一半。(2)印刷费用得以减低。大报的版面宽度给印刷等程序带来不便并增加额外费用负担,小报就可以节约支出。(3)利于吸引广告客户。小报版面小但位置突出,广告投放的成本小。虽然,《华尔街日报》的欧洲版主编曾对小型化做了解释说:小报版是为了给时间紧迫的精英级读者一个快速阅读的可能,同时创造出一个紧密结合其网络版的新型报纸。这似乎是考虑到读者的需要,其实是把读者吸引到其网络版上。这句话完全可以得到印证,因为其发行人曾说报纸“将有更多的指向网络版的链接”——因为,《华尔街日报》网络版(WSJ. com)是全球最大的付费新闻网站,它追求报纸网络版的点击率当然也是出于追逐经济利益这一改革动机。
报纸小型化的经济动机似乎没有回避的必要,报业作为企业首先追逐经济利益的动机也完全符合市场规律,它作为文化工业体系的一部分,也在于通过控制大众的消费意识而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新闻学者吴飞的看法虽然不是针对报纸小型化而说,但他说得恰如其分:“文化工业在本质上是一种控制大众意识的手段,因为它并不代表消费者或受众的利益,它是借着意识形态将消费者收编进去。因此,尽管文化工业无可否认地一直在投机利用它所诉诸的受众,但受众绝不是首要的,而是次要的,他们是算计的对象,是机器的附属物,顾客不是上帝,不是文化产品的主体,而是客体。”
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事实判断本末倒置容易导致价值判断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