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不同社会群体体育健身需求调查研究

为了全面准确地掌握全民健身现状，为全民健身服务实践体系构建提供基础平台，2007年7月至2008年8月，我们在北京、上海、西安、郑州、成都、徐州、济南、沈阳、长沙、广州、福州等11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群众体育健身需求调查，调查了不同社会群体的体育健身需求和体育投入水平，探讨不同社会群体健身者的体育投入与体育参与之间、与生命质量之间的关系。这项调查主要了解被调查者以下内容：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过去的体育经历、体育参加的程度、目前的体育活动、通过体育参与的人际交往、体育意识、继续从事体育的打算、家庭体育活动、体育参与的重要性、体育参与的目的、体育参与的欣快感、体育投入等问题，主要指标为体育投入与体育参与。这是因为，体育投入的形成限定着一个人体育参与的可持续性。美国学者贝克（Becker H.S.）通过“体育投入”这一概念来揭示人类体育参与的一贯行为，思尼德·斯波利泽（Spreitzer E.A.） 和斯特文森（Steveson C.L.） 则证明了“体育投入”对解释个人在体育方面及其他类似活动中的稳定性是有帮助的 。日本学者金崎良三和桥本公雄认为：“体育投入意味着对体育的依恋或依附。它也可以定义为个人把自己投入到运动行为中去或把自己投入到体育团体中去” 。这些学者在对体育投入的调查研究中，采用了时间、金钱、情感三个指标，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

一、不同社会群体的体育投入水平

我们对8类不同群体的3275名被调查者进行体育投入水平测度（见表4－1），按体育投入高水平、中水平和低水平及不同社会群体的体育投入均值和标准差进行比较，结果如下：体育投入高水平组总人数为821名，中水平组为1321人，低水平组为1133人，分别占总人数的25.01％、40.36％和34.62％；各水平组体育投入水平存在明显差异（P＜ 0.01）；8类社会群体的体育投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性（P＜ 0.05）。从表4－2多重均数比较的结果显示看，在8类社会群体中，公务员、教育工作者、医务人员、公司职员的体育投入水平分别与工人和服务业人员，与农民工之间差异显著（P＜ 0.05）。公务员、教育工作者、医务人员、公司职员的体育投入水平相对较高，个体经营者、服务业从业者、工人次之，农民工最低。

二、体育投入水平与体育参与问题的关系

1.体育投入水平与体育参与态度的关系

态度是人们依据某种道德观和价值观而对事物的评价和行为倾向，具体包括对外界事物的内在感受（道德观和价值观）、情感（即“喜欢／厌恶”、“爱／恨”等）和意向（谋虑、企图等）三方面构成要素，其中最易于客观衡量的是意向。据此，我们把对体育活动的内在感受——体育的重要性和体育重要的顺序，对体育活动的“情感”、“企图”转化为实际行为的次数——参与体育锻炼频度，作为评价体育参与态度的主要依据。表4－3显示了体育投入水平越高，参加体育活动的频度就越高，认为体育对自己的生活越重要，体育在学术、伙伴、体育、音乐、浪漫生活方式、阅读6种事物中的排列顺序就越靠前。体育参与的程度、体育的重要性、体育重要的顺序在体育投入的三个不同水平组中，经方差分析，均有显著差异（P＜ 0.01）。

表4－4显示了8类社会群体在上述三方面的差异具有显著性。其中，在体育锻炼频度和体育重要的顺序方面，差异具有高度显著性（P＜ 0.01），在体育的重要性方面，差异不具有高度显著性（P＜ 0.05）。这说明不同社会群体在对体育的认识上有趋同现象，但一具体到付诸行动，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去参加锻炼，就由于种种原因，表现出很大差异。

注：①体育锻炼频度按“一周锻炼超过3次，一周锻炼1 ～ 2次，一个月锻炼1 ～ 2次，从不参加锻炼”的回答顺序，分别得4 ～ 1分。

②体育的重要性按“非常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的回答顺序，分别得4 ～ 1分。

③体育重要的顺序是指体育在“学术、同伴、体育、音乐、浪漫生活、阅读”6种事物中的顺序，得分为1 ～ 6分。例如，选择体育排在第1位，则得1分，选择体育排在第2位，则得2分，以此类推。

2.体育投入水平与体育参与方式与动机的关系

表4－5和表4－6表明，不同社会群体的体育投入水平与主体定期参与体育活动成正比，且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体育参与的方式与动机上均存在明显差异（P＜ 0.01）。对体育参与方式与动机进行研究，也就是要研究社会群体体育参与的数量与质量。调查显示，不同社会群体体育参与方式及动机有5种基本形式：一是参与体育训练：参加体育实践，定期并持续参加体育实践或提高运动成绩；二是为健康进行运动：定期并持续进行体育活动，不是为了单纯运动和提高成绩，而是为了身体的健康发展或其他；三是为娱乐而进行运动：在闲暇时间里偶然为娱乐而卷入体育参与；四是偶尔参加体育活动：参加体育属于偶然事件，一年中也不过几次；五是不参与体育活动：在一年中几乎不参加任何体育活动。很显然，被调查者中，农民工“从不参加任何体育活动”的频数达到了82.7％，是最高的，其次是服务业人员。这都与其工作性质存在直接对应关系。

3.体育投入水平与参与主体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的关系

表4－7和表4－8表明，社会群体的体育投入水平越高，参加体育团体或体育俱乐部的比例就越大。高水平组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是某体育团体或体育俱乐部的成员，而低水平组中非体育团体或体育俱乐部成员却占到调查对象的90％以上。同样的，经X ² 检验表明，不同社会群体参加体育团体或俱乐部的比率，及没有参加体育团体或俱乐部的比率，均有显著差异性（P＜ 0.01）。

4.体育投入水平与体育参与的欣快感

表4－9表明，体育投入高水平组与低水平组关于体育参与的兴趣有很大的不同。几乎所有高水平组中的调查对象在体育参与中感到兴奋和愉快，与之相反，几乎所有低水平组中的调查对象都感到不兴奋、不愉快，说明体育投入水平和体育参与的欣快感确实存在密切关系。表4－10显示，不同社会群体体育投入水平与体育参与欣快感存在显著性差异。

5.体育投入水平与持续坚持参加体育活动的关系

表4－11的结果表明，体育投入水平是和被调查者参加持续体育锻炼的行为倾向成正比关系；各水平组各型“倾向”的比率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性（P＜0.01）。在高水平组中，只有0.6％的调查对象没有继续体育参与的打算，而其比率在体育投入的低水平组中却明显提高（29.1％）。这意味着，体育投入的水平越高，有继续参加体育活动打算的社会群体就越多。同样，各型“倾向”在不同社会群体健身者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见表4－12）。

三、讨论

1.关于影响不同社会群体体育投入形成的因素问题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投入”有三层意思：投到某种环境里去；聚精会神做某事；投放资金 。在经济活动中，“投入”是指人们为从事生产活动而提供的一切条件，即广义投入。其中一类投入具有物质形态，称作硬投入；另一类不具有物质形态，称作软投入 。我们这里研究的体育投入，是指个人从事体育活动所投入的时间、金钱、精力和情感等方面，属软投入。金琦良三和桥本公雄在其典范性研究中，认为影响日本青少年体育投入的因素包括：个人过去的运动经历、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带动、父母的运动意识和运动经历、体育项目推荐人的权威性、体育设施条件等 。我们的调查和分析也显示，在我国，不同社会群体的体育投入也受到多种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主要包括：

（1）个人过去的运动经历。如果一个人对某一运动或某几项运动有深刻体验，往往会在精力、金钱和时间上进行自觉投入，形成一定的体育投入水平。研究发现，个人过去的运动经历时间越长、水平越高，则体育投入水平也就越高。在八类社会群体中，在体育锻炼频度、参加各类体育组织的人数比例方面，公务员、教育工作者、公司职员、医务工作者排在前四位，体育投入水平也较高，表明体育投入与个人运动的经历与时间成正相关关系。而其他四类社会群体，特别是农民工和服务业人员的锻炼机会最少，很少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体育投入水平也最低。

（2）个人收入。很多资料表明，收入水平与社会成员个体的体育参与及休闲生活关系密切 。日本经济学家正也治雄（1996年）的研究认为：“体育休闲市场发育水平及市场结构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水平成正相关关系”。王德平等（2002）认为，体育参与消费是大众生活消费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消费之后追求发展和享受等方面需求的个人消费行为，其前提是人们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这只有在人们的收入水平足以支付生存消费并且有一定剩余后才变成的现实 。我们的调查显示，收入水平较高的公务员、教育工作者、公司职员、医务工作者的体育投入水平也较高。

（3）家庭成员的运动习惯和运动意识。由于家庭成员的亲密性和家庭生活的一致性，在一个家庭内部，运动习惯一般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相互发生影响，并使家庭成员的运动意识趋同，甚至形成家族记忆，遂使集体参与某项运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4）参与体育获得的乐趣。对于普通人而言，使得体育活动得以持续的主要吸引力是通过体育参与获得欣快感。研究表明，体育投入与在体育中获得的欣快感之间成正相关关系，公务员、教育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在体育中获得的欣快感人数比例最高，其体育投入水平也处在各类社会群体健身者的前列。

（5）通过体育获得的人际交往。调查表明，体育参与中的人际关系与体育参与的坚持性和依赖感有密切的关系。公务员、公司职员、医务工作者具有较为固定的休息时间，为他们开展日常有规律的锻炼提供了基本条件，经常的体育锻炼使他们获得了众多的运动伙伴，而人际交往的不断深入又成为他们坚持参加运动的重要因素。

2.关于持续体育参与的影响因素问题

实际上，贝克（Becker H.S.）、思尼德·斯波利泽（Spreitzer E.A.）和斯特文森（Steveson C.L.）提出“体育投入”这一概念的主要目的是要解释群众体育参与的持续性。我们的调查分析也表明，分属8类社会群体的人们由于职业背景、文化程度、社会关系、价值观念、收入水平的不同，在体育参与频率、方式、动机、欣快感、参与的持续性等方面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就从事职业而言，公务员、教育工作者、医务人员体育投入水平最高，具有持续体育锻炼的“非常高的倾向”和“较高的倾向”的人数比例较其他社会群体高得多，对体育参与表现出较高的参与倾向，有继续参与体育的行为意向。体育投入的形成（伸展、扩大、延长）显然会影响体育参与的持续性，体育投入水平高的健身者将继续参加体育活动，而工人、服务业人员、农民工则在体育参与的可持续性上缺少明显意向，这表明行为的倾向性是影响个人持续体育参与的重要原因。

简言之，体育投入的形成受健身者以往体育参与程度、类型的影响和制约，也就是说，一个人过去的体育经历会导致后来更高水平的体育投入。而且，一个愿意在体育健身方面进行投入的人具有持续体育锻炼的意愿，这又进而影响其体育投入的持续性和继续体育锻炼的行为倾向。

3.关于各不同社会群体的体育需求

当前我国正在向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奋进，其中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大幅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满足人们不断增强的教育、文化、娱乐等多元化需求，而体育需求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心理学认为，需求是人体内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是对维持、发展生命所必需的客观条件的反应。不同社会群体成员会根据其长期形成的体育锻炼、体育情感体验，以及对体育功能及价值属性的认识，形成相对稳定的心理和行为取向或心理和行为定势。这是不同社会群体成员认识和评价体育价值和意义时持有的内部标准，也依据这一标准确定自己的体育目标，形成适合的体育需求，进而形成自觉从事体育活动的动机。

我国社会正在以加速度步入知识经济时代，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的信息技术使体力劳动降至最低强度和范围。在这样一个时代，以肢体活动为主要形式的体育健身活动对劳动的重要性日益下降，而在个体生活中的地位却得到了提升，成为造就健康幸福生活的重要途径。正因为体育健身日益成为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一种有效手段，不同社会群体的体育需求也才发生明显的分层。公务员、教育工作者、医务人员等脑力工作者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他们对体育的基本功能有较深刻的认识以及体验，因而他们的体育需求是以促进自身身心以及社会关系发展为主，这也是其体育投入最高并具有持续性的重要原因。

职业化体育的发展为人们打造了高水平赛事，观看各种大型体育比赛也构成人们闲暇时间的重要内容。由于公司职员、个体经营者所从事职业的工作压力大、工作节奏快，他们希望能在闲暇时间充分放松，宣泄工作带来的紧张感，因而他们对欣赏高水平体育竞技比赛、参与体育竞赛的需求也就相对明显。除此之外，公司职员、服务业人员也希望通过体育健身活动获得范围更广的社交圈，对体育社会化功能的需求也比较强烈。

大部分工人、农民工对体育娱乐功能比较关注，这种体育需要是这一群体产生参与体育活动的动机直至参与体育运动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当通过欣赏高水平竞技体育赛事获得娱乐需要一定经济投入时，大部分工人、农民工就会选择不发生费用或较少费用的其他形式获得娱乐。同时，目前大部分以体力为主要工作手段的工人、农民工，对体育作为健身手段的认识仍然持否定或怀疑的态度。这些原因也就使得工人、农民工对体育的需要并不强烈，体育投入也较低。

体育需要是人们积极主动地参与体育活动的基础和根源，动机是推动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直接原因。按照心理学揭示的规律，需要引起动机，动机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体育需求的跃升与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存在密切关系，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改善，人们的体育价值观也会发生明显改变，“花钱买健康”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当人们对体育服务有了更高的要求时，体育消费需求也将随之提高。

四、结论与建议

1.结论

（1）从各种职业看，公务员、教育工作者、医务人员体育投入水平最高，对体育参与表现出较高的参与倾向，而工人、服务业人员、农民工体育投入水平较低，表现出较低的体育参与活动倾向。

（2）体育投入水平与社会群体定期并持续参与体育活动成正比，与持续体育锻炼的行为倾向成正比。

（3）不同社会群体成员由于职业背景、文化程度、社会关系、价值观念、收入水平等不同，造成了在体育参与频率、方式、动机、欣快感、参与的持续性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4）影响体育投入形成的因素包括多个方面，而以往运动经历和收入水平是导致以后更高水平体育投入的主要因素。

2.建议

（1）建设和谐社会，要求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我们的研究证明，不同社会群体成员的体育投入水平差距较大，全民健身服务实践体系的构建就应积极关注不同社会群体的身体健康和生命质量问题，根据不同社会群体的劳动收入和应有的休闲时间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提高体育的精力、金钱和情感投入，以求不断缩小不同社会群体成员体育投入水平的差距，实现不同社会群体成员体育参与机会的均等化。当然，不同社会群体成员也应在主观上充分重视健康问题，处理好工作、生活与体育参与的关系，保证合理的体育投入，提高生命质量。

（2）心理学研究表明，并不是所有的需要都能转化为动机，因此我们需要强化体育健身、娱乐的社会功能，使不同社会群体对体育产生强烈愿望，在此基础上通过创造适当的客观条件，包括物质的刺激和社会性的刺激，满足不同社会群体成员对体育的各种层次和类型的需要，这也就是说，全民健身服务实践体系的构建应当充分考虑社会分层因素。

（3）在全民健身计划框架内，对体育的投入不应仅仅是个体行为，更应该成为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掀起了全国性的健身热潮，为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体育投入产生了良好引导，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使其成为常规性的社会机制，完善全民健身服务实践体系的保障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的转变。 sgJmNSaVM0ew1LlKUn8peomcmzgddv8oAhLYq+i2qduPilovYDAx5yVyVPfaHv4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