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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翻（164－233 年）：字仲翔，汉末三国吴国人。籍贯会稽余姚（今属浙江）。据《三国志》记载
：“虞翻字仲翔，会稽馀姚人也。太守王朗命为功曹。孙策征会稽，翻时遭父丧，衰绖诣府门，朗欲就之，翻乃脱衰入见，劝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战败绩，亡走浮海。翻追随营护，到东部候官，候官长闭城不受，翻往说之，然后见纳。朗谓翻曰：卿有老母，可以还矣。翻既归，策复命为功曹，待以交友之礼。身诣翻第。”虞翻原从王朗，孙策征战，翻明时局，请求王朗避战，王朗未纳而至败亡，翻有老母健在，故复为孙策功曹，而孙策亦多重翻。虞翻为人忠谏直言，亦多有智识：“策好驰骋游猎，翻谏曰：明府用乌集之众，驱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虽汉高帝不及也。至于轻出微行，从官不暇严，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则不威，故曰龙鱼服，困于豫且，白蛇自放，刘季害之，愿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时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谌草创之计，是以行耳。翻出为富春长。策薨，诸长吏并欲出赴丧，翻曰：恐邻县山民或有奸变，远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丧。诸县皆效之，咸以安宁。后翻州举茂才，汉召为侍御使，曹公为司空辟，皆不就。”虞翻力学深思，所著多为时人赞誉，比如当时著名的孔融和张紘就多有溢美之词：“翻与少府孔融书，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又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可谓探赜穷通者也。会稽东部都尉张纮又与融书曰：虞仲翔前颇为论者所侵，美宝为质，雕摩益光，不足以损。”孙权当政时以为骑都尉。由于虞翻不阿权贵，经常惹恼孙权：“翻数犯颜谏争，权不能悦。又性不协俗，多见谤毁，坐徙丹杨泾县。吕蒙图取关羽，称疾还建业，以翻兼知医术，请以自随，亦欲因此令翻得释也。”虞翻精通筮术，多有占验，如关羽之筮：“关羽既败，权使翻筮之，得《兑》下《坎》上，《节》，五爻变之《临》，翻曰：不出二日，必当断头。果如翻言。”孙权也经常叹服虞翻：“权曰：卿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矣。”虞翻个性古直，亦常为权所忌，如史载对待糜芳、于禁一事：“翻尝乘船行，与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驱曰：避将军船！翻厉声曰：失忠与信，何以事君？倾人二城，而称将军，可乎？芳阖户不应而遽避之。后翻乘车行，又经芳营劳，吏闭门，车不得过。翻复怒曰：当闭反开。当开反闭。岂得事宜邪？芳闻之，有惭色。”“魏将于禁为羽所获，系在城中，权至释之，请与相见。他日，权乘马出，引禁并行，翻呵禁曰：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欲抗鞭击禁，权呵止之。后权于楼船会群臣饮，禁闻乐流涕，翻又曰：汝欲以伪求免邪？权帐然不平。”因为这种性格，虞翻险遭杀身之祸：“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于是大怒，手剑欲击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农刘基起抱权谏曰：大王以三爵之后杀善士，虽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贤畜众，故海内望风，今一朝弃之，可乎？权曰：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于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轻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义，欲与尧、舜比隆，何得自喻于彼乎？翻由是得免。权因敕左右，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如果不是刘基谏言，翻恐早遭灭顶之灾了。孙权终不能容翻，遂放交州：“翻性疏直，数有酒失。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也！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被放僻地，仍然属意学问，其教学门徒众多，最后终老于其地：“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孙权虽不喜虞翻，但最终为流放虞翻而后悔不已，裴松之注引：“吴书曰：翻虽在徙弃，心不忘国，常忧五谿宜讨，以辽东海绝，听人使来属，尚不足取，今去人财以求马，既非国利，又恐无获。欲谏不敢，作表以示吕岱，岱不报，为爱憎所白，复徙苍梧猛陵。江表传曰：后权遣将士至辽东，於海中遭风，多所没失，权悔之，乃令曰：昔赵简子称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谔谔。虞翻亮直，善於尽言，国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问交州，翻若尚存者，给其人船，发遣还都；若以亡者，送丧还本郡，使兒子仕宦。会翻已终。”
虽然虞翻颇有违君臣之礼处，但是他对根本礼教尤其忠义思想还是看得很重的，这也是魏国降将于禁、蜀国降将糜芳为之折服的地方，相传魏文帝也常为翻设虚坐。虞翻年少起就很好学，志气高远，他对于《周易》有颇深的研究。《三国志》裴松之引《虞翻别传》谈到虞翻的从学经历。其奏表曰：“翻别传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闻六经之始，莫大阴阳，是以伏羲仰天县象，而建八卦，观变动六爻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类万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凤，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前人通讲，多玩章句，虽有秘说，於经疏阔。臣生遇世乱，长於军旅，习经於枹鼓之间，讲论於戎马之上，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又臣郡吏陈桃梦臣与道士相遇，放发被鹿裘，布易六爻，挠其三以饮臣，臣乞尽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岂臣受命，应当知经！所览诸家解不离流俗，义有不当实，辄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圣人南面，盖取诸离，斯诚天子所宜协阴阳致麟凤之道矣。谨正书副上，惟不罪戾。翻又奏曰：经之大者，莫过於易。自汉初以来，海内英才，其读易者，解之率少。至孝灵之际，颍川荀谞号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说西南得朋，东北丧朋，颠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叹易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为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释，复不及谞。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適道，岂不其然！若乃北海郑玄，南阳宋忠，虽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门，难以示世。又奏郑玄解尚书违失事目：臣闻周公制礼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是故尊君卑臣，礼之大司也。伏见故徵士北海郑玄所注尚书，以顾命康王执瑁，古‘月’似‘同’，从误作‘同’，既不觉定，复训为杯，谓之酒杯；成王疾困凭几，洮颒为濯，以为澣衣成事，‘洮’字虚更作‘濯’，以从其非；又古大篆‘丱’字读当为‘柳’，古‘柳’‘丱’同字，而以为昧；‘分北三苗’，‘北’古‘别’字，又训北，言北犹别也。若此之类，诚可怪也。玉人职曰天子执瑁以朝诸侯，谓之酒杯；天子颒面，谓之澣衣；古篆‘丱’字，反以为昧。甚违不知盖阙之义。於此数事，误莫大焉，宜命学官定此三事。又马融训注亦以为同者大同天下，今经益‘金’就作‘铜’字，诂训言天子副玺，虽皆不得，犹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没之后，而奋乎百世，虽世有知者，怀谦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学校，传乎将来，臣窃耻之。翻放弃南方，云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设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颇有缪错，更为立法，并著明杨、释宋以理其滞。臣松之案：翻云古大篆‘丱’字读当言‘柳’，古‘柳’‘丱’同字，窃谓翻言为然。故刘、留、聊、柳同用此字，以从声故也，与日辰卯字字同音异。然汉书王莽传论卯金刀，故以为日辰之卯，今未能详正。然世多乱之，故翻所说云。荀谞，荀爽之别名。”所引裴松之这段话是仅存有关虞翻治学情况的资料，这段话讲到了虞翻家学渊源、虞翻易学和道家的关系、虞翻对时人研究易经的评价以及有关训诂问题。“臣闻六经之始，莫大阴阳，是以伏羲仰天县象，而建八卦，观变动六爻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类万物。”这是说易经的本质特点乃是圣人观物取象以模拟阴阳的运动特征。“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凤，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这里提到从虞翻高祖虞光起，即治孟氏易，经虞翻曾祖虞成、虞翻祖父虞凤而成系统。虞翻父亲虞歆典藏易学古经，至虞翻已历五世，这是虞翻家学谱系。至于“前人通讲，多玩章句，虽有秘说，于经疏阔。”章句之类，虞翻以为多存疏阔，所谓疏阔，即是离经曲解，虽然有古义秘说，也不足为道。这里即表明了自己注经应有的方法，那就是注不破经：“臣生遇世乱，长于军旅，习经于匏鼓之间，讲论于戎马之上，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这一节谈到虞翻自己家传孟喜易学，发奋著书的情况。又点明了自己治易的原则，即“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以经文为标准，注解和易例为经文服务，这一点也是对虞翻易例变例的最佳注释。
虞翻又说：“臣郡吏陈桃梦臣与道士相遇，放发被鹿裘，布《易》六爻，挠其三以饮臣，臣乞尽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岂臣受命，应当知经！”这里则说明了虞翻易学与道教的深刻联系，虞氏易深受魏伯阳月体纳甲说的影响，积极采用月体纳甲说解释经传，以月体纳甲来符示其太极运动状态。
“所览诸家解不离流俗，义有不当实，辄悉改定，以就其正。”这是对时人研易的总体评价，虞翻指斥诸家同于流俗，义不当实，指出应该改定就正。这个“正”，即为回到周易古经的原始面貌，即通过象数的研究而通达义理。虞翻是有感于当时离经说易、大行谶纬而说这番话的。“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圣人南面，盖取诸离，斯诚天子所宜协阴阳致麟凤之道矣。”表明虞翻以自己家学为正统的思想，并希望人君能用易道治国，这便是他的政治理想。他又上奏说：“经之大者，莫过于《易》。自汉初以来，海内英才，其读《易》者，解之率少。至孝灵之际，颍川荀諝号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说西南得朋，东北喪朋，颠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叹《易》曰：‘知变化之道者，知其神之所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为章首，犹可怪笑。”这一段是对易学大家荀爽的评价，认为他学说超过俗儒，但对荀爽的一些具体注文则不认同。平心而论，虞翻吸收了大量荀爽易学的合理成分，至于“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之类则是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和注经体例不同所致，“颠倒反逆”、“尤可怪笑”云云，似乎言过其实。“又南郡太守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释，复不及谞。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岂不其然！若乃北海郑玄，南阳宋忠，虽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门，难以示世。”这里表明虽如马融、郑玄、宋忠等名儒，他们注《易》也是“难以示世”的，只是对荀爽颇有同意。这说明虞翻对自己的易学成绩颇为看重，但是其对众儒的评价则难免有门户的偏见。最后对郑玄、马融诸训诂问题以及宋忠注解《太玄》提出质疑。
虞翻被流放后，曾说：“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表明了自己的人生准则在于忠直，又表达了自己心系典籍的志向，希望自己的学说能够为世人了解。
通过虞翻的奏章自述，我们可以看到虞翻的易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世代家传的家法，即治孟氏易学。一是刻苦学习，博采诸家，融会贯通诸家易学精髓，如虞翻对卦变、旁通等易例的诸多创造就体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