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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分阴分阳，以时入位，开物成务。就太极的动态而言，日月天行俱为其象。日月斗之观察，实以月为最易，况月受于日生光，故虞翻选择月行为太极之符现。另外两个原因是，虞翻受同郡道士魏伯阳的影响，发现道家丹道与阴阳消息之具共通性。据刘大钧先生考定，虞翻注《参同契》比《周易》还要早，
惜其说已佚，不能见其丹道思想，但通过虞氏易注，亦可窥斑。原因之二，虞翻选择月体纳甲也有其理论体系建构的要求。太极已立，乾元流变深符阴阳消息，此为太极本质即“气”的一面；再者，太极流变过程中，乾元之状态所呈现的现象又具有一种规律性，是对“气”的符显，即为“象”。太极天道的明朗，实为人道价值实现的基础。按照虞翻的理论，六十四卦皆为乾卦，六十四卦皆为即济卦，
众卦都指向象征着社会人生和谐之“即济”，此可谓之“理”。在其“气－象－理”的理论预设中，“气”是本质，是变化的终极原因，它规定着“象”的具体形态，是“理”得以落实的最终根据；“象”是“气”之运动状态的表征，它符显“气”的各种特征，是“理”之设定的直接根据，在其理论预设系统中处于中间环节和核心地位；而“理”则是“象”的价值导向，是“气”之运动的理想结果，它不应理解为理论或者是理念，它在生活之中，是事实和应该的完美结合。按虞翻的理论，符现太极运动的即为月体纳甲说。
纳甲一说起于西汉京房，他在《京氏易传》卷下中说：“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离之象配戊己，艮兑之象配丙丁。”
这里已将十干方位与八卦相配。萧汉民先生说纳甲纳支与世应是八宫卦序的从属系列，京氏通过这些从属系列，将八宫六十四卦编织成为一种网状结构，从而与《序卦》的单向式线性思维结构相区别。
东汉末期魏伯阳著《参同契》，其月相纳甲即源于京氏。虞翻在魏氏的基础上加以改造，遂有月体纳甲说。
魏氏月相纳甲主要见于《参同契》中一段文字：“三日出为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兑受丁，上弦平如绳；十五乾体就，盛满甲东方。蟾蜍与兔魄，日月气双明，蟾蜍视卦节，兔魄吐精光，七八道已讫，屈伸低下降。十六转受统，巽辛见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阳路丧其朋。节尽相禅与，继体复生龙。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终。”
朱熹释曰：“三日，第一节之中，月生明之时也。盖始受一阳之光，而昏见于西方庚地也。八日，第二节之中，月上弦之时。盖受二阳之光，而昏见于南方丁地也。十五日，第三节之中，月既望之时，全受日光盛满，而昏见于东方之甲地也。十六日，谓第四节之始也，始生下一阴为巽而成魄，以平旦而没于西方辛地也。二十三日，第五节之中，复生中一阴为艮而下弦，以平旦而没于南方丙地也。三十日，第六节之终，全变三阳而光尽，体伏于东北，借易朋字作明字也。一月六节既尽而禅于后月，长子继父，复生震卦。壬配甲，癸配乙，皆属乾坤，括十日之终始。…”
此言魏伯阳以月相之晦朔弦望相比卦象，说明丹道阴阳消长、进退火候的原理。朱熹又进一步详细论述之：“以晦朔之间为坤，望日为乾，初三至初五为震，初六至初八为兑，初九至十五为乾，十六以后渐减为巽，十九至二十三为艮，二十六已后至初二为坤。其法，则月常在此（以胸为圆）不动，日则常运行。日行至震（从左边渐下。以手循左胁），则月生光一分；至兑则月生光二分；至乾则日在丹田，故月全体皆光，此望日也；至十六以后，则似渐上（从右边上。以手指右胁），至巽月光渐亏；至坤则日月相沓，遂全无光。据它之法，则欲月常在上，日常在丹田，阴生而阳降也。其修养功夫、次第、火候、进退、抽添、加减，皆视此为准。”
朱熹据此认为：“先天图直是精微，不起于康节。希夷以前元有，只是密而不传。”朱子在这里解说了先天图和纳甲图之关系，指出了二者的一致之处，并认为纳甲出于先天图，先天图古已有之。朱子以人体丹田之胸图与月相变化相比较，精妙地诠释了太极的运动变化特征。朱熹的解释亦可为虞翻的注脚，只不过虞翻与魏伯阳稍有不同。
就月相显现和卦象之相符来说，虞翻和魏氏一致。不同之处，林忠军指出有三条：巽纳辛，虞以十七日，魏以十六日；坤纳乙，虞以二十九日，三十日日月会，纳壬。魏则不言坎离会壬癸；虞有坎离生冬，魏则无。
此可归为两点，一为时间出入，一为坎离生冬。关于月相变化的日期不一致的问题，徐昂认为月小十五日为望，巽十六日退辛。月大则十六日为望，巽十七日退辛。坤纳乙同。
现代天文学认为月望是月亮和太阳的黄经相差 180 度为满月月相的时候，它不一定在我国旧历的十五日，可能在十六日，甚至在十七日。平朔有大小月之别。
徐说是。关于坎离位置，诸家皆有论说。
其大意不出日月生冬和日月位于中宫的矛盾问题。虞翻既说坎离生冬（《系辞》上“四象生八卦”注），又说坎离在中（《系辞》下“八卦成列”注），这是不矛盾的。因为乾元流行中有日月会壬坎离生冬的符显状态，这是以象示太极的需要；而乾坤为太极之轮廓之根本，坎离既为太极阴阳之性命，因此坎离处中纳戊己就超出了象的范围，而具有了理的诉求，直指其抽象之本质。按朱熹用纳甲图解释先天图的方法，坎离虽有东西之次，实则无有定所，因之也就流变掌控四方。此有同于五行说中的土旺四季说。《淮南子·天文训》持此说，而《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则认为土旺于季夏。四季说以土对其他四行的控制力影响力为据，诠显的是土行的本质力量，因而土可寄居四季。而季夏说则是强调土行的具体方所的特征。《京氏易传》取土旺四季说，这与其“坎离为阴阳之性命”的说法是不谋而合的。
虞翻作月体纳甲说，其说见于《易注》的有二十五条注释，其中最详者见于《坤·彖》注、《系辞上》注。如《坤·彖》：“东北丧朋，乃终有庆。”注曰“阳丧灭坤，坤终复生，谓月三日震象出庚，故乃终有庆。此指说易道阴阳消息之大要也。谓月三日变而成震出庚，至月八日成兑见丁。庚丁西南，故西南得朋二十九日，消乙入坤，灭藏于癸，乙东癸北，故东北丧朋。谓之以坤灭乾，坤为丧也。”《系辞上》“在天成象”注曰：“谓日月在天成八卦，震象出庚，兑象见丁，乾象盈甲，巽象伏辛，艮象消丙，坤象丧乙，坎象流戊，离象就己，故在天成象也。”《系辞上》“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注曰：“日月县天成八卦象，三日莫，震象出庚，八日兑象见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旦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灭乙。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则离，离象就己，戊己土位，象见于中，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者也。”虞翻从崇阳的角度，形象地解说了太极变化、乾元流行的规律，他以三日、八日、十五日、十七日、二十三日、三十日六日为节点，以月相的晦朔弦望为象征，揭示了太极运动的各个阶段性特征以及其整体性运行状态。并据此排除众议（马融、荀爽），对某些经文作出了合理性的解释，比如上述有名的《坤》之《彖传》“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注。虞翻是从乾阳变化的角度进行论说的。月相的光明面即指乾阳的状态，三日昏新月震出于西方庚，至八日昏上弦兑见于南丁，正如震兑卦象显示，阳爻升至二位，乾阳逐渐息长，此为“西南得朋”；十五日昏满月乾位东方甲，此时乾阳极盛，从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乾阳则分别经历了巽辛、艮丙、坤乙的消隐状态，坤乙月相尽失光明，乾阳消退，朔日月藏癸北，日月相会于壬，此为“东北丧朋”。“朋”谓乾阳之光明。然而马融、荀爽亦非有错。虞翻注《坤·彖》“东北丧朋”接着说：“马君云：‘孟秋之月，阳气始著，而坤之位同类相得，故西南得朋；孟春之月，阳气始著，阴始从阳，失其党类，故东北丧朋。’失之甚矣。而荀君以为，阴起于午，至申三阴，得坤一体，故曰西南得朋。阳起于子，至寅三阳，丧坤一体，故东北丧朋。就如荀说，从午至申，经当言南西得朋。子至寅，当言北东丧朋。以乾变坤而言丧朋，经以乾卦为丧耶？此何异于马也？”马、荀之说根于卦气，阐明了夏秋之时阴气渐聚，而冬春之时阳气渐长的时令特征，西南（东北）也好，南西（北东）也罢，都只是在具言其过渡时节，只不过都是从阴的角度论说的，故而虞翻所批之“南西得朋”、“北东丧朋”其理由是不充分的。关键在于，虞翻的整个易学体系都是取崇阳的态度，从太极而至三百八十四爻，莫不贵阳而贱阴，这是矛盾的最主要原因。另外，就这条注释而言，虞翻是以月体纳甲说为据的。那么月体纳甲说和卦气说是矛盾的吗？并非如此。卦气重在卦、气结合，以卦论气，强调太极之气在一年之中乾阳消长的运行规则；而月体纳甲则是以十二个月月相为“象”来模拟和符显“气”的，二者是相互结合的。卦所纳十干，除了具体方位所指之外，还符示着一年四时的乾阳消长变化。《礼记·月令》郑玄注曰：“日之行春，东从青道，发生万物，月为之佐，时万物皆解孚甲，自抽轧而出，故名甲乙。日之行夏，南从赤道，长育万物，月为之佐，时万物皆炳然著见而强大，故名丙丁。日之行四时之间，从黄道，月为之佐，至此万物皆枝叶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故名戊己。日之行秋，西从白道，成孰万物，月为之佐，万物皆肃然改更，秀实新成，故名庚辛。日之行冬，北从黑道，闭藏万物，月为之佐，时万物怀任于下，揆然萌芽，故名壬癸。”“日之行”是指太阳带动四时乾阳消长，太极元气因时入位消息。“月为之佐”则是指月复一月的月相盈虚助成四季变化。因此，若以十干符示四时，月相相佐，则为卦气说的视野。若以十干为月相盈虚之方位，与月相变化共同符显太极运动，便是月体纳甲说的视野。可见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虞翻以崇阳的态度解释了他对太极的体认，其月体纳甲说更是形象地符显了太极的运动状态。他的太极思想自然也就深深影响了其所构筑的卦气、卦变、旁通诸说。如上述，他结合“气”、“象”的方法诠释乾元变化亦有可取，这不仅展示了两条不同的注解理路，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二者的内在相通性，大大开阔了易学注释的视野，对后世易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太极元气的消长变化直接展露于天地日月的运动、春夏秋冬的嬗递，这些在天成象，是为“画前易”。《系辞下》“在天成象”虞注曰：“八卦乃四象所生，非伏羲之所造也，故曰‘象者，象此者也’。则大人造爻象以象天，卦可知也。而读易者咸以为伏羲之时，天未有八卦，恐失之矣。‘天垂象，示吉凶，圣人象之’，则天已有八卦之象。”这里“四象”是指四季、四时，是直陈太极，而“造爻象以象天”、“天垂象”则是纳甲月相了，是对太极的月体象征。无论直陈还是象征，虞翻都清楚地表明了太极运动不歇的特征，并指出圣人画卦乃是对太极的摹拟。“气”“象”结合落实而为“理”，此“理”主要表现在“即济”一卦上，太极乾阳之气开物成务，其理想状态亦为“即济”一卦，“即济”乃众卦通过“之正”而达到，是太极“以时入位”、“触类而长”的中和运动趋势，正如张惠言所说“乾元之气，正乎六位，则谓之道，即太极之正也”，
“成即济定”的理论设定，不仅是太极思想的学理终结，更重要的是，它寄寓着身处乱世的作者期盼天下和平、社会和谐的政治伦理理想，而这也是当时整个时代士子的心灵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