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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田何传易以来，易学分为三派，即儒门易、占验派和象数派。但是这种分类只是就大体来说，如果按照儒家的价值理想来区分，则占验派和象数派都可以归并为儒门易学，本来这两派也基本上都是出自于儒门或是从中孳乳而出，两派都保持着儒家匡时济世的操守。如果从对《周易》古经的诠释特色来看，则儒门派强调对经文从儒家义理的角度进行解释，并保有一部分太卜占筮的古法。占验派自孟喜得易外别传以来，表现了极其强盛的创造冲动，逐渐脱离解经的传统，经京房而变为体系较为严密的象数占验体系，并以之作为干预政治人事的工具，《易纬》则是进一步发展了这个体系。象数派在西汉基本上就是指占验派，但是象数派有其独立的特征，那就是经过今古文易学的合流，经郑玄、荀爽，表现了回到费氏易的传统，即强调注经的正规研究，尽管郑玄易学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占验之法，但是这种方法在东汉时期尤其是汉末已经逐渐归并到解释经文的目的当中。所以若以解易的方法视之，占验派和象数派均有不同的特征，毋宁说象数派处于儒门易和占验派的中间，一方面强调注解经文，注不破经，这和传统儒门易相同，不同的是，象数以自成体系的各种易例解释经文，而儒门易多从儒家义理入手。另一方面，对占验派积极吸收再造，使得占验的目的回到治易的传统之中，并不用占验的卦气诸说干预时政，或者说，这种意识已经淡化，这和学术风气以及当时时局有关。
西汉时期，解易非常注重师法，孟喜曾因改师法而不被宣帝所用。师法就是经师传易于弟子，弟子严格按照经师章句的基本观点进行传习。到了东汉，则表现为重家法，所谓家法也就是自师法而来，皮锡瑞说：“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师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是师法，施家有张彭之学，孟有瞿孟白之学，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是家法，家法从师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师法又从田王孙一师分出者也。”
可见师法家法是学术的门派之见，后来师法家法变得繁杂，很多士子不再拘守一家之法，兼治诸家。这种学术风气的改变直接影响了虞翻易学。从虞翻易学现貌中，我们可以见到他虽然自称秉承孟氏易的家学，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较多的诸家之说，用自己的方式融会贯通。比如卦气来自孟京，卦变爻变来自京房、荀爽，爻位说来自传统爻位说和自己的部分创造，上下升降说来自荀爽，半象、互体受到焦延寿、京房、郑玄、荀爽的影响，其他如蔡景君、宋忠等人均有所吸收，可以想见，若是虞翻生于西汉，则只能或是紧守经师章句，亦步亦趋，或是开风气如孟京，流于占验，至于象数系统的最终确立，只能流于空言。
东汉易学的发展与经学息息相关，汉末经学已经呈现出严重的危机。这表现在当局对经学的治世精神的严重背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时代学术意识形态的易学也就要寻找自己的出路了。如果说京房以来的卦气说还能在某种程度上调节统治阶级的思想的话，那么在汉末这种方法已然失去效力。易学的研究已经不能在旧有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灾异瑞祥的旧框框中得到发展，易学必须找到新的形式表现自己。于是在郑玄、荀爽等人的基础上，通过虞翻的努力，象数易学终于蔚然大观。
今文经学的日益繁琐，章句之说的日益空洞使得今文经学逐步走向衰落。今文派的微言大义不仅脱离了文本，而且还脱离了实际，这使得学者纷纷转向古文经学，最为著名的有马融和郑玄。古文易虽然长久不被列为官学，但是在今文经衰落的情况下却获得了长足发展，其基本特征是以传解易，长于训诂，有义理易学的倾向，后来王弼之所以创立义理一派，是与其治费氏易的师承传统分不开的。处于这种学术氛围之中的虞翻，当然已经不能再抱着孟氏章句不放了，纵览虞氏易，其于训诂、礼象诸说兼采古文易学，就说明了今古文易学合流的特点。虞翻易学内中的自我违例之卦，多是考虑到经文的需要而不惜失去体系创造的完美性，这种情况，深刻反映了虞翻的矛盾心理：如果脱离经文，自创体例，未免走向占验一派，如京房者。而占验派已经不能以独有的特色发挥儒家的价值理想和政治调控功能。如果专门投入古文易，只是从事训诂考据的工作，又显然是虞翻不屑为之的，这可以从他对马郑宋的评价中获知，毕竟孟氏易有其独有的特色，是虞翻的家传之学。这样，虞翻只有考虑将两者折中而行，一方面据守孟氏易的核心理念，传承卦气之说，一方面又牢牢树立“注不破经”的原则，易例都是围绕着卦爻辞在转，甚至对于《易传》的解释也是如此。如果将两者作生硬的结合，必然难以显现今文和古文易学的特征，只能是一种混杂，虞翻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在前人和时俊的基础上，做出了创造性的工作，那就是一系列易例的独到运用，这既可以避免今文易学的神学化又可以避免古文易学的拘泥经文，两者达到了比较完美的结合。当然，关于虞氏易的违例之处，清代易学家做出了新的成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从现存虞氏易资料来看，还是能做出以上分析的。
另外，兼治易老的学术风气也给虞翻带来了影响。自《淮南子》、严遵以来，一直便有老易兼治的传统，杨雄所著《太玄》就结合了老易，这种方法直接影响到荆州学派的宋忠。汉末，道教已经产生，并有相当发展，被誉为“万古丹经王”的《周易参同契》便是在此时诞生的，虞翻所用月体纳甲除了一部分受京房影响之外，其他基本上直接采用了同郡魏伯阳的论说，可见当时易学已经呈现多种学术思潮相结合的研究特征。
这种局面的形成，除了学术自身的嬗变之外，也是汉末政治与学术互动产生的结果。汉末政治混乱，外戚、宦官、官僚处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据《后汉书》载，桓灵时，宦官专权，世家大族李膺等联合太学生抨击朝政。公元 166 年，宦官将李膺等人逮捕，后来虽然释放，但是终身不许做官。灵帝时期，外戚解除党禁，欲诛灭宦官，事情败露，宦官于是将李膺等百余人下狱处死，并陆续囚禁、流放、处死了数百人。后来灵帝在宦官的挟持下，下令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党锢之祸使官僚士人失势，这又延及到正统的经学，经学进一步走向没落，于是政治和学术相互脱离，官方意识形态出现空白，经学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管是经学脱离政治还是政治脱离经学，都说明知识分子对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经学产生了严重的失望心理，纷纷去寻找新的精神出路了。”
严酷的现实促使知识分子重新开始新的探索，其创造热情也被激发起来。
学术方向的转变使得一部分士人回到治经的学术传承上，进行纯学术的研究，于是始有郑玄融合今古文易学，荀爽对象数易学体例的开拓，象数易学有了进一步发展。
虞翻易学的诞生，除了政治变化和学术方向的转变之外，象数易学内部本身的发展也对自身提出了转变的要求。象数自孟喜而来，其目的和功能均已经改变，但是其作为一种解易形式和方法一旦产生，就有继续发展下去的内部学术动力，象数体系有待整体建构，虽然郑荀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目的远未达到，何况郑玄易学还存有很多古文易的部分，义理易学倾向比较明显，而荀爽只是做了一些补充性的阐论，历史的任务落在了虞翻头上，这是一种学术自身发展的必然。在时代发展的决定性和学术自身运动的相对性的交互之中，遂有了体大思精的虞氏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