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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治下的福建报刊出版业几经起落，而每一次的兴与衰，都与军阀政权对待报刊业的态度紧密相关。
在南京临时政府新出版政策的激励下，福建的报刊出版业迅速地蓬勃发展起来，不仅报刊的数量与晚清时期相比大为增加，而且报刊出版主体的政治立场也出现多元化的倾向。据《福建省志·新闻志》的不完全统计，从1911年11月至1912年12月，福、厦、漳三地新办报纸17家。
而在1912年和1913年间，福州新办的报刊就达10余种。这些报刊或分属不同的政治派别，或由民间人士创办。其中，影响较大的报刊包括国民党支部的《福建民报》、国民协会的《民心报》，以及《群报》《民听报》《民言报》《民兴报》《正言日报》《舆论日报》《民生日报》《求是报》《共和》等。
在厦门，则有国民党人许卓然、谭在湄和黄莪生等创办的《声应日报》、吴济美等人创办的《闽南日报》。漳州同盟会员则创办了《漳州日报》。当时国民、进步、统一、自由、共和等多党并立，多数党派均拥有自己的机关报，“每以政见不同，发生剧烈之笔战，言论殊为庞杂。”
无论党派归属如何，当时报刊多倡言言论出版自由，开一时之风气。
继承《建言报》的《共和》，约创刊于1912年1月。辛亥革命后，《建言报》主编刘通等人认为满清政府已被推翻，革命取得成功，应该及时引退让贤，以表明当年干革命非求利禄的初衷。于是，他把报纸的编务和报社财产交给副刊编辑李慕牺接办，改名为《共和》。该报社址在福州南台岛梅坞，辟有通告、社论、要件、本省新闻、省外要闻、特别纪事、副刊、广告等栏目，内容均涉及当时的政治与社会问题。虽然已经与同盟会无关，但该报仍持论公道，多有正义之言。1912年2月6日，该报发表社论《做官思想犹不减昔年耶》说：“夫官何物也？为民役也，非以役民”，“国家多业官之士，其国必贫弱；多业农工商之士，其国必富强。”2月7日发表社论《论黄金为铁血之后盾》，号召社会各界捐款以助学生军北伐。该报又刊出一幅漫画《到底像不像》，是一兽心猴面顶戴的袁世凯镜照，并附有近人仿古诗句：“冢中枯骨袁世凯，天下英雄孙逸仙。”
《群报》由部分国民党人创办于1912年共和初捷之际，主笔苏郁文（眇公），每日出版一张至一张半，发行量达千份以上。该报以敢言著称，深受读者欢迎，但因引起当局忌恨而屡遭查禁。
《求是报》于1913年初创刊，创办人为王文耀、郭云展、李荣藩等人，曾一度停刊，1916年9月21日复刊，每日出版对开二大张，星期日出对开一张，星期一无报。该报初由王文耀兼任主笔，后由李承绶负责，李不久后病逝，改由陈君圭任社长。社址初设于桥仔头龙潭书院，后移至大庙山，停刊时间不详，有资料称该报于1937年尚在出版。
除新闻时事外，《求是报》还经常刊载一些学术与社会问题的研究文章。该报初期持论公允，每每站在社会运动的最前头，颇受当局忌恨，曾遭李厚基查禁。复刊后接受督军府、警察厅等多方政府机构的津贴，虽因此而生存多年，但文风大变，已无锐气。
除了民间与各在野政党的报刊外，官办报刊也是民国初年福建报刊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12年，福建都督府创办了《福建公报》，其所属各司也先后出版各种公报或月刊。教育司社会教育科也于同年出版半月刊《通俗报》，以“改良社会风俗，开导人民智识为目的”。其“论说”一栏颇受读者欢迎，内容包括爱国、国会制度、共和政治浅说、世界上共和国来历、南北各军港之被人侵占、教育与国家盛衰之关系、中国地理大势、五大洲说略、应酬、迷信、赌博之害、传染病预防法、蜂类养育法等，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该报以“通俗”为其特点，各篇文章均以白话文写成，这与其“普及教育”的宗旨是相吻合的。
在1913年11月北洋军阀李厚基入闽后，福建报刊出版业蓬勃发展的势头顿时逆转。李厚基，字培之，江苏铜山人，“统治全闽垂10年，割据称雄，势同藩镇，至今闽人年在四十以上者无不知有李厚基。”
他沿袭袁世凯的高压政策，对报刊出版业予以严厉控制，福州、厦门等报刊业发达之地顿时一片沉寂，仅存的少数报刊又多为李氏收买，这种景象直至1916年方得改观。
是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唾骂中死去，李厚基失去了稳固其福建政局的靠山，不得不软化其出版政策以平社会各界的普遍不满情绪，福建报刊出版业始得复苏。在福州，国民党人创办了《福建新报》，研究系创办了《健报》，黄乃裳则创办了《伸报》，先前的《求是报》也得到复刊；在厦门，林翰仙与许卓然等人创办了《民钟日报》。此后，福州、厦门又相继出现多份非官办报刊，在福州创办的主要有《福建日报》和《福建时报》等，许卓然、周彬川等人也在厦门创办了《江声报》。此外，美国驻福州领事馆于1919年也在福州创办了《公道报》，“对于官厅颇为敢言，对于日本攻击尤力，一时很受阅者欢迎”，但出版7年后停刊，比日本人创办的《闽报》《全闽新日报》的时间要短很多。
《健报》创刊于1916年7月，创办者为何琇先、徐宗稚、杨遂等人。日出对开一大张，每星期一无报。社址设于私立法政学校隔壁的元明境。该报为进步党在福建的喉舌，得到时任福建省长的进步党人胡瑞霖的支持与津贴，所转载文章也多出自同为进步党所属报纸的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在1919年的“台江事件”
中，《健报》自始至终站在正义一方，对日人残害华人的真相予以大胆揭露，还编印《台江事件》一书，广为传播，深受读者欢迎。
《伸报》创刊于1916年6月，为黄乃裳在革命党人的支持下所创办，并得到多位友人的资助。报名“取名为伸报，以为民党被屈五载于兹，今得少伸其气，言论当可自由，期以尽对内为国民对外为国家之天职，俾稍可抒发生平之怀抱”。
但因其屡触李厚基之忌，仅存一年即于翌年5月被迫停刊。
《民钟日报》创刊于1916年10月1日，是闽南地区第一份华侨创办的报刊，由菲律宾华侨林翰仙邀请革命党人许卓然等合作创办，设址于厦门局口街，后迁鼓浪屿，内容充实，又敢于抨击时弊，很受海内外读者欢迎。1918年，该报被李厚基查封，后又几经复刊停刊，直至1930年秋被国民党厦门市党部标封。
《福建日报》创刊于1918年，为教育界人士王修、梁志和、林元乔等创办，立场接近安福系，在政治和教育方面的消息较为灵通。在1919年福州学生抵制日货运动中为奸商黄瞻鸿收买，被时人称为“贼报”，销量大减。
《福建时报》创刊于1918年5月，由部分国民党人创办，经理李文滨，编辑李遂先、陈考文，受北军师长姚建屏资助。在1919年福州学生的抵制日货运动中站在学生一方，大受欢迎。
《江声报》于1918年11月21日创办。创办之初，许卓然、周彬川、陈三郎等为董事会董事，许卓然为董事长，周彬川为社长，陈三郎任主笔，杨廷秀任经理，社址初设于厦门泰山口，不久迁至思明东路。作为一份民间报刊，该报虽然一直受各专制政权的牵制，但总体而言政治立场倾向进步，颇受读者欢迎。自创办以来，《江声报》是厦门最有影响、出版时间最长的报刊之一。除在抗战期间一度停刊外，一直出版至厦门解放后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
同时，福建都督府也接连创办了《政治日报》《新闽报》《国是日报》等御用报纸。《政治日报》为李厚基治下的福建督军公署机关报，创刊于1917年9月，发行量不大，“仅印400份”，
刊载内容有启事、本省新闻、社论、本市消息和各类副刊等，以拥护李氏政权为其要务。《新闽报》创刊于1919年5月，由督军署卫队团长兼侦探处长王献臣创办，同样以吹捧李厚基为能事，出版年余后因王献臣移驻闽西而停刊。《国是日报》则是时任福建军务督理的直系军阀周荫人的喉舌报，创刊于1925年5月，社长何炳昭，正主笔陈琇莹，办报所需资金由督军署谘议何民生向北军各师、旅、团长募集。
此外，福建报刊出版界还出现一些报刊并无办刊资金，只以官方津贴生存的现象。如《民生报》《正言报》《微言》《政治》《中报》和《谏报》等，发行量不过百余份。另有一些报纸则专事敲诈勒索为生，如《平报》《福建实报》等，本身毫无办报资金，对人对事则有钱褒之，无钱贬之，成为李厚基治下福建报刊出版业的一大奇观。
自晚清时期雕版印刷术被近代机械印刷术取而代之后，福建的图书出版业可谓一蹶不振，从图书出版机构的数量、图书的数量与质量等方面，均无法与古代闽刻版本相提并论。从清末开始，商务印书馆等国内大型出版机构就一直控制着福建省内的图书市场。
这一时期，福建本土出版印刷机构主要有福州印刷局（1913年）、华宝公司（1914年）、张利福公司（1914年）、环球印书馆（1918年）、中华印刷公司（1918年）、福建印刷所（1918年）、洛阳书社（1920年）等。这些机构规模和影响都很小，以印刷为主，出版为辅，主要是承接机关、学校、团体、私人的书籍和文件、刊物、账册、商标等印刷业务。而商务印书馆福州分馆和厦门分馆、中华书局福州分局和厦门分局不仅提供各种新学图书、新旧小说、日常用书和大小彩色图片，而且还包揽了福建全省各级学校教科书的出版发行，成为福建省内主要的图书供应商。
商务印书馆，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4人于1897年在上海创办，作为近代中国最负盛名的图书出版机构，通过遍布全国各地的分馆建立起高效率的图书销售网络。早在1906年，商务印书馆便设立福州分馆，馆址在福州南街花巷口。至民国初年，福州分馆已成为省内主要的图书供应商，主要是在全省范围内销售商务印书馆本版书，发行图书以教科书为主，其次是各类图书、画册等，兼营文具、仪器和外文书籍。除了服务本地读者，福州分馆还通过批发、代理等形式，将图书发行到闽东和闽北等地。分馆开办时，职员仅十余人，年营业额10余万元，到1933年，人员增至28人，年营业额达30万元。
抗战期间，商务印书馆在南平设办事处，中转各地运来的图书，1938年撤销。福州第二次沦陷时，福州分馆大部分人员撤往永安，成立永安分销处，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回福州。厦门分馆成立于1914年，并在鼓浪屿设有支店，在漳州、泉州设有特约代销店，主要负责闽南地区的书刊发行业务。
中华书局，由陆费逵、戴克敦等人于1912年1月在上海创办。成立时正值民国建立，率先出版适应共和民国需要的《中华教科书》，并借此机会不断出版各类高质量的图书，一举成为商务印书馆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出版机构之一。1913年起，中华书局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等地设立40多所分局，1914年先后设立福州分局和厦门分局，主要业务是销售本版图书、教学仪器、文具和中小学课本等，不从事图书出版活动。
总而言之，民国初期的福建图书出版业虽与专制政权未产生直接的冲突，不是政府当局严格控制的对象，但由于教育基础薄弱、民众识字率低，缺乏全国辐射能力的图书出版业自然影响力小、业绩乏善可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