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第四节
报刊出版与清末革命思潮的传播

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得益于近代出版业的发展。19世纪90年代初,资产阶级革命报刊首先兴起于政府当局势力鞭长莫及的海外留学生界和上海公共租界。留日学生创办的《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革命报刊输入国内后,它们所传播的革命思想令时人耳目一新,涤荡着陈腐的守旧与保皇思想。同时,革命党人和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充分利用享有“治外法权”的上海租界创办了《大陆》《童子世界》《苏报》《国民日日报》等一系列革命报刊,进一步扩大了革命思潮的社会影响。1903年,上海《苏报》因屡载革命文章而遭晚清政府忌恨。但由于上海工部局的干预,晚清政府几经周折,才获得与自己的臣民对簿公堂的机会,由此而成为轰动一时的“苏报案”。虽然晚清当局最终查禁了《苏报》,并导致革命志士邹容的瘐死狱中,但已是颜面尽失。由此可见,晚清政府部分主权的丧失,在客观上恰恰激发了革命报刊出版活动的发展。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在福建的传播,也首先借助于报刊出版业的勃兴。

一、革命报刊的兴起

在国内革命思潮风起云涌之时,福建因偏离国内政治运动中心,处于晚清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革命出版活动尚不存在公开的生存空间。但是从1902年起,福建就开始有革命党人的秘密活动了。是年,福州革命志士郑权,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感召,携带革命书刊自南京归来。他与郑祖荫等人在仓前山朱子祠,以祭孔的名义宣传革命道理,后在古榕书院成立“益闻社”,附有阅报所,这是福建省内最早的革命团体。此后,各地纷纷建立起共和山堂、文明社、学生联合会、汉族独立会、桥南公益社等革命团体,为革命报刊的兴起储备必需的组织力量。1906年夏,同盟会福建支部成立,大部分革命团体汇入同盟会组织。他们通过各种阅报社进行革命宣传,著名的有福州的益闻社阅报所、福州书报社和厦门的鼓浪屿阅报所、闽南阅报社等。

随着革命力量的进一步壮大,及至辛亥革命时期,晚清政府对报刊的控制能力已经相当微弱,革命报刊公开发行的时机已经成熟。1910年广州起义后,同盟会会员在福州创办了福建第一份革命报刊《建言报》,成为同盟会福建支部的机关报。此外,由福州警醒社创办发行的《民心》月刊(后改名《民心报》),也是一份受民主革命思潮影响的刊物,鼓吹民权,主张革命,反对立宪。

厦门革命报刊业的发展以《南兴报》和《南声日报》为代表。《南兴报》由曾担任《建言报》主笔的同盟会会员张海珊创办于厦门光复前的1911年3月。该报发行量最高时达到1300份,打破当时厦门报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1911年10月,《南兴报》更名为《南声日报》,并改组为厦门同盟会的机关报。该报秉承“以发挥宪政精神,指陈民生利益”的宗旨,为辛亥革命大造声势,报道全国各地起义消息,鼓舞民众的斗志,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同时,《厦门日报》等民间报刊在立场上也开始转变,对革命思潮持同情与支持的态度,同样为清末的革命舆论宣传做出了贡献。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也极大地鼓舞了漳州地区的资产阶级革命派。1911年11月6日,漳州同盟会会员林者仁、宋善庆、陈智君、李济堂等人,在紧张地准备光复漳州的同时,创办了一份革命报刊《录各报要闻》,为漳州地区的第一份近代报刊。该报内容主要辑录于当时国内各大报刊刊发的新闻与评论,刊载革命军军政府的有关法令、文告、政策,大力宣传革命,并设有“本埠要闻、新闻”“詹詹小言”等专栏。《录各报要闻》出版两周后,于同月21日后改名为《漳报》继续出版37天停刊。及至1913年2月2日,漳州同盟会又创办《漳州日报》,是为《漳报》的翻版。

二、《建言报》

《建言报》创刊于1911年1月10日,系同盟会福建支部创办的报刊,每周二、四、六出版。社址位于福州仓前山梅坞。该报于同年11月辛亥革命时福建光复后停刊。

同盟会福建支部建立后,一些革命志士利用原有革命组织“汉族独立会”和“阅书报社”的基础上,成立了“桥南公益社”。其下设“去毒社”“救火会”“阅书报社”“体育会”等分社,并在社内办了一个内部刊物《调查录》,主要刊载摘自省外报刊的时事和其他反清宣传材料。立宪派刘崇佑、林长民等人见“桥南公益社”很受民众支持,便想利用该社为其政治活动服务,于是资助“桥南公益社”500块大洋办报。该社亦同时出资500块大洋,在《调查录》的基础上成立了建言报社,按“决不违背共和宗旨”的办报方针,出版《建言报》,由张海珊任主编。约一个月后,张海珊离职去厦门办报,由同盟会会员刘通继任主编之职。

《建言报》专职员工仅4人,由主编统管行政和出版工作,无专职访员,只聘四、五人充任本地兼职采访工作,其栏目有论说、批评、纪事、杂录、图画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在回福州为黄花岗起义做准备工作时也曾为该报写稿,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该报收集了许多革命志士的材料,以隐讳的笔法写成小说,在报上连载。

作为福建第一份由同盟会支部创办的革命报刊,《建言报》的实力还是无法与其他报刊匹及。由于人手缺乏,经费困难,外埠新闻的稿源,除了来自各方通信中反映的消息外,主要依靠转载外省报刊的内容。根据当事人刘通的回忆,《建言报》同人利用当时省外报刊都是由上海轮船运抵马尾港后,再用驳船运至福州,其间有一二天耽搁的间隙,事先在报纸版面上留下空白,派人到马尾候船。船一到,就抢先登船取得报纸,然后立即乘汽船赶回福州,把可用的消息改编好即行付印。遇到重要新闻,就写专论文章来配合。

《建言报》虽为与立宪派合作而成,但始终为革命党人所掌握,极力倡言革命,终为社会所接受。时人评价《建言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极为一般社会人士所爱读”,“于是都人士之关心时事者,莫不以斯报之评论的依归。” 民众“视革命党人为天神,皆以为满清政府即将覆灭,黄金时代即将实现”。

辛亥革命福建光复后,《建言报》同人认为革命成功了,革命党人不必再作反清宣传,便把报社业务交给后期聘请的副刊编辑李慕牺接办,更名为《共和报》,从而结束了作为福建第一份革命报刊的历史。

三、《民心》月刊

《民心》月刊“从总的政治倾向上看,属于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营垒”。 该刊创办于1911年3月,为立宪派报刊《警醒报》之继续。林刚任总编辑,由福州警醒社发行,该社在《民心》出版第6期时改为福建民心社。

《民心》月刊的主要栏目有论说、谈丛、诗薮、文苑、译丛、传记、小说等。发刊之缘起,该刊第1期表明:

《民心》胡为乎发刊乎?哀穷民之无告也。……村氓野叟,不识之无,谈及世变,未有不痛心疾首于时政之不良。即负贩小民,不必洞悉国亡种灭之惨劫,一感及身世艰难,亦未有不裂眦切齿于政府不能保护吾民,乃使吾民至有今日之困苦也。呜乎,民心若是,觇国运者可即民心之向背,卜前途之休咎矣。国之存亡,均视诸吾民之心,于是乎有《民心》之发刊。

这一发刊词,既说明了该刊取名“民心”的缘由,又阐明了“发挥民族主义,表扬舆论思潮。为一世之霜钟,作千秋之龟鉴” 的办刊宗旨。

《民心》大抵是围绕革命宣传而运作的,综观其6期内容,鼓吹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不遗余力。具体而言,有如下3个方面。

(一)反对君主立宪,坚持民主共和

《民心》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用大量篇幅,对晚清当局的伪立宪行为和主张君主立宪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批判。该刊在署名“铎人”的文章中指出:

夫所谓种种筹备之进行,并无以异于专制之作用,闻者疑吾言之谬乎?今试举其证。可不必论其他,即如立宪国民有三大自由:一曰请愿自由,一曰言论出版自由,一曰集会结社自由。为问吾民,今日有一于此乎?夫以暴秦之道,尚能容茅焦之狂言,乃去年东省之国会代表,卑词屈膝,涕泣乞怜,自以求免于死亡。政府竟悍然不顾,迫之于死。则所谓请愿自由者安在?东西各国之重视舆论也,除关于刑律、报律之规定外,惟有必须严守秘密者,乃使报馆避而不言。今日我国,则凡有不便于政府者,则政府得任意禁载之。如温世霖之充军,政府若明知为强暴无道,而先钳制民口,不其显乎!各国智术愈进步者,其出版物亦愈多。不特关于实物学之学理,日益精微。若政治学、社会学,更无不日新月异。至我国政府,既有不可告人之隐,故多所顾忌,不惜斩杀新机,以愚黔首,则所谓言论出版自由者安在!若立社集会,尤民气之所凝结,民魂之所依附者,故政府对之,虽得干涉,要其光明正大者,仍应扶持而保护之也。乃当预备立宪时代,并国会同志社亦不许设。极之最无价值之统一帝国会亦被解散矣。又近日片马问题,滇民愤迫,刊发传单以集议,外部乃飞电阻止之。是吾民无论对内对外,但欲回复权利而集会社者,均不可得。所谓结社集会自由者又安在!

此一席言,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有振聋发聩之感。此外,《民心》在《泪语》《祭广州七十二义士文》等文章中相继指出清当局假立宪之意图在于“只图自保,邀好强邻”,“其结果则在剥吾民之脂膏”

对于心存立宪思想的人们,《民心》认为他们虽“确信立宪不足救国”“但计在宪政中推波助澜,冀得个人利益。大则跃身政界,睥睨时俗,自命为一世之豪。小则奉伺一王公大人,以求终身啖饭地者。”

在反对君主立宪的同时,《民心》坚持民主共和,“积数十年君主立宪之经验,觉宪政之弊更甚于专制。故今世之人,不必援引英吉利、德意志、日本以为比例,须步法兰西、美利坚之后尘也。夫二十世纪以往,将为共和发达最膨胀之时代,亦断不容君主立宪政体之遏制民权也。”又云,“盖二十世纪之人,旦旦望共和,慕共和。舍共和无好乐,舍共和无希望,舍共和无欢迎。吾亦爱共和,慕共和,不得不求共和之制度焉。”

《民心》尤其欣赏美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制,这种态度与徐继畲所著《瀛寰志略》是一脉相承的。该刊全文译载了美国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译载之缘由,则是“法人孟德斯鸠恫法政之不如英善也,为《万法精理》一书,演三权分立之理,而归宿于共和。美利坚采之立国。余读美史,观其政治之美,制度之良,为廿世纪人论共和者,示以嚆矢。爰将美利坚脱英独立之文,并制度之则,译其大旨,再拜顿首,敬泐于左,以备采择。” 推崇之情可谓溢于言表。

(二)坚持革命立场,号召推翻清政府

《民心》认为,“必先造新政府,而后可以行新制度。断未有求旧政府而可以立新制度者”,而“造新政府”的手段,则不是立宪可以实现的,非得通过暴力革命不可,“夫政府者,乃所以保民者也。今不能保民,反以害民,是不推翻此政府,则吾国决亡,且不早一日推翻之,亦无补于救亡。” 同时,《民心》还向华侨界倡言革命,“公等而诚望祖国有一线之生机,则曷移引领立宪之谬想而别具眼光乎!”

从这种革命立场出发,《民心》对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采取了同情的态度,“不有陈涉之发难,安有沛公之继起”, 称赞太平军是好男儿,决心继承天王洪秀全的“光复旗”。对当时革命所采取的武装斗争方式更是持积极的态度。当黄花岗烈士遇难的消息传来时,《民心》立即发表《祭广州七十二义士文》,并撰联颂扬烈士“有侠女子,有好男儿,激种族大义而兴师,光照日月;非为帝王,非为卿相,争满汉平权以至死,气壮河山。”

当然,《民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对革命的认识毕竟是有其固有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其文章所持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革命武装起义的思考,第3期《粤事感言》写道:“迩年以来,革命旋起旋扑,惟此粤事,差强人意,而终至于无成。尝为之思,为之虑,而知有人谋之不臧者也。夫革命不可以尝试也。一发则欲其必中,不可以有待也。先发而后可制人。兵法曰守如处女,出如脱兔,斯真成功之秘诀,恐粤事未解此也。”指望革命能够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显然是极其幼稚的。此外,《民心》对采取暗杀的方式进行革命持支持态度。“不有博浪之椎,安有陈涉之揭竿”,认为暗杀乃是革命的先声,一切害民之贪官污吏,均可暗杀,“举凡有断送吾民之财产,阻抑吾民之生机者,皆杀无赦。有必问其何人也。呜乎!热血男儿,盍兴乎来!” 崇尚谋杀手段,是当时革命党人普遍追求的革命手段,表现出资产阶级革命者的狭隘心胸。《民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刊物,同样未能免俗。

(三)积极宣扬资产阶级价值观

在《民心》刊载的诸多文章中,许多是倡言与传统儒家思想相悖的价值观的。第5期公南的《自治学社序》对传统独尊儒术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一种学说必须在竞争中方能得到发展,“学术无抗峙颉颃者,学恒衰。神州学术盛于周秦,惟其竞也。今尽独夫之能力,逞贱儒之邪念,举众流而悉扑之,而儒独尊。”由此,则众流虽扑而儒学精义亦自亡矣。

《民心》对封建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观也予以批判,认为人心中理与欲并非相斥,而是相交引,凡属人类,皆不免有自私之存念,并提倡人类应当理直气壮地“竭其毕生之精力,以求私益”。 国家应当承认人们的私利,并且“现今既为自私之世界,果能因势利导,举此一点私心,扩而充之,当必不可胜用。”

与此相对应的是,《民心》对资产阶级自由观极为推崇,“西哲有言曰,不自由,无宁死。试问吾同胞,今日自由乎?不自由乎?其消磨以死乎?抑勇往以死乎?是亦不待蓍龟矣。由是观之,吾身有死,吾身以外之物皆有死,不必吝乎死。”又云,“与其被人蹂躏以死,孰以争回权利而死!”

同时,《民心》还注重对资产阶级道德观的宣扬,认为“民德”对于国家之发展至关重要。一篇署名“虚无子”的文章认为:“无道德之心术,较之无国家之观念,无尚武之精神,无政治之能力,其害更甚于千万倍”,又云“夫讲民智而亡民德,则智术适足以济其阴私;鼓民气而亡民德,则气力不足以臻于强盛;争民权而亡民德,则权力徒足以助其凶焰。盖一国之存立,皆不可无道德以弥纶之。一日无道德,即一日之生机绝。法律学术,皆表阐乎道德者也。”

1911年8月,《民心》月刊在出版至第6期后停刊。12月9日,福建民心社改出《民心报》,周六刊,日出一大张。该刊广告称“本报由民心报社同人组织而成,以指导国民匡扶时局,提倡实业,保存国粹” 为宗旨,一改《民心》月刊言辞犀利的风格,这也是由于革命党人心存革命宣传的任务已经完成的思想而导致的结果。《民心报》经理黄家宸系福州警醒社创办人之一,因指责福建都督府政务院长彭寿松暗杀同盟会员蒋筠,也遭彭氏暗杀身亡,此案发生在1912年5月,已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事了。 zmkRp14xKQ7novSG/0GaonS4JJOskjf/xPhdKQSlEVbLyOEIoSLqEm2m5H82GYY3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