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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报》是福建第一份国人自行创办的报刊。它的创办标志着福建近代出版业结束了教会报刊一枝独秀的局面。同时，该报也是一份积极传播维新变法思想的报刊，是当时社会进步思潮在出版物上的体现。对《福报》及其创办者黄乃裳进行个案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出版业与社会变迁之互动关系。
《福报》的创办者黄乃裳是一位在近代福建和东南亚华人社会都具有极大影响的人物。他积极参与戊戌维新变法活动，此后组织福建移民在马来亚砂捞越开辟“新福州”，最终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民主主义革命。同时，黄乃裳也是福建近代出版史上一位代表性的人物。他早期协助传教士翻译以及自撰出版西学著作和宗教类图书，并在传教士所办报刊《郇山使者报》司主笔之职。此后，他又先后在福州创办了《福报》（1896年）、《左海公道报》（1911年）和《伸报》（1916年）等，在新加坡任《日新报》主笔（1899年），又与《台湾通史》作者连横一起在厦门创办了《福建日日新闻》（1904年），
为福建近代出版业尤其是近代报刊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黄乃裳（1849-1924），字绂丞，又字玖美，福建闽清六都湖峰（今福建闽清坂东湖头）人，其家世“累世业农，父为木工，母林氏，举裳与妹一及三弟。少时半耕半读。”
并非出身书香门第的黄乃裳，在1866年17岁时受洗入基督教，随传教士学习传教，开始接触西文和西学新知。在从事宣教事业期间，出版活动成了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1874年，福建首份中文报刊《郇山使者报》由美以美会创办，主编李承恩即聘黄乃裳任主笔之职。1875年，他作文劝人种牛痘，并与保灵夫人合著《革除缠足论》五篇。1878年，他帮助传教士李承恩等人翻译《天文图说》《圣经图说》《为斯理传》《丁大理传》《美国史略》等书，其中的《美国史略》一书，影响颇大。孙中山先生得悉此书为黄氏手译时，“因离座为揖，遂相与订交”。
此外，他还翻译了一些宗教类书籍。这些经历，使黄乃裳对出版活动社会思想传播的功能有了深刻的理解，同时也为他此后的一系列报刊出版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1894年，晚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造成黄乃裳思想上的强烈震动。他的三弟黄乃模是致远号军舰副管带，在此次海战中以身殉国，这更加促使他开始投身于救亡图强的维新运动。这一点，我们在他的《绂丞七十自叙》中可以得到印证：“逾岁甲午，年四十六，三弟乃模战倭于大东沟，以致远大战舰之副管驾与正管驾邓世昌同殉国……回想自三十岁至四十七岁，十余年之中，见夫外力之侵迫，国势之孱弱，民治之腐败，社会之颓落，妄希有所效力于国家，极端偏于彼方，而于宗教，俨成为《默示录》第三章十五节所云‘不冷不热之态度’。”
此后，他从一个宗教信徒转变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的维新思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福报》中。
1896年4月，正值国内维新变法运动风起云涌，《福报》在福州应时创刊，这是福建第一份国人自行创办的报刊。该报为二日刊，每期四开两张，分“新闻”与“论说”两部分。“新闻”部分内容驳杂，包括皇清政要、官场纪要、西报译登、台湾时事、漳泉时事、本省奏折、外省奏折等等。“论说”部分每期一篇，主要内容是积极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提出兴利除弊的方法与措施，集中体现了当时的维新变法思想，是该报的精华部分。在现存的55篇“论说”中，只有3篇外稿明确署名。林其锬先生据此推断，其余未署名的文章当是黄乃裳自撰。
“论说”是《福报》的主要部分。具体来说，“论说”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的内容。
（一）积极鼓吹变法革新，反对守旧
《福报》追求维新变法，反对守旧的思想在现存的55篇论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中更有不少论说乃直抒胸臆、大胆倡言之作。第6期《醒固篇》抨击士大夫言：“今之士大夫纵论天下大事者辄曰：‘国体至尊也，圣道至重也，外国之道至空洞而无用也。’峨其冠，规其行，若道统悉系于士大夫之身者。而稍稍通达时务，能明中国之情，知得失之分，大则斥之为秦桧，小则斥之为扣马、书马矣！”文章认为，应该“不泥古法”，向西方学习，才能“将参以泰西而自出新意以驾泰西之上。”
对于变法之政治诉求，《福报》毫不讳言。第36期《书山西巡抚胡中丞〈奏请变通书院章程疏草〉后》明确宣称，“夫今日之所急者何事乎？曰变法也”，并对守旧势力表达强烈的不满，“今地球以内无国不言格致，而吾独守王荆公所创之制艺，以为先王微言绝学全在是焉，薄格致为夷人之学。……呜呼！孰有如我中丞胡公者所言公忠为切于时用乎。”
《福报》所持的维新变法思想不仅立场鲜明，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实践措施，目标直指政治制度的变更，主张立上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其文曰：“……然则变制将如何？曰：上议院立，则朝之贵臣无敢泄沓以塞天听，则朝政一变矣；下院立，则外省上逮节帅及版尹，无敢隐匿敝窦不恤民艰，则外政又一变矣。”
（二）重视报刊传播功能，支持广设报馆
《福报》第1期和第2期的论说连续刊登《福州宜设报馆说》一文，内称“泰西举事最得风气之先，即广设报馆之力也……为今之计，唯地无分南北，多设报馆，交相易观，事属新闻，理堪互证。”文章认为，只有发展报刊出版业，才能使民众识时势广见闻，“报馆益多则闻见益广，闻见益广则变通益速，变通益速则国势益强。”有了报刊，则“一眚之微，传闻易广，为不善者亦稍知畏惧，无敢恣睢，为善者亦得广为播扬，以期观感，中土政事莫此为急矣。”从该文的立意我们也可以看出，福州虽然开发较早，但于彼时报刊出版业并不发达，从而也表明了《福报》作为福建首份国人自办报刊在近代出版史上的地位。
此外，《福州宜设报馆说》一文认为，报刊之功效还在于可以开言路、申冤抑。“能广设报馆，收摭新闻，俾政令沿革藉为刍荛之采，上达枢府，下及节镇，人人广进言之路，人人获进言之益，岂不懿欤”，“欧西最重律家，有讼鞫之事含意未伸、陈义弗尽者，则一一列之报中，俾览者知其冤抑可以平反，或曲直攸分，问官得法”。文章还特别表明欢迎读者寄文反映陋俗、申诉冤屈，“请有关世道之君子，凡目击风俗敝陋，以及生民冤抑之事，请一一邮寄本报，为登，俾观风之大君子哀而怜之，或加援手以救民于水火之中。”
（三）重视人才培养，倡议广设学堂
《福报》对当时的用人机制提出质疑：“有因压制而用者，有因攀援而用者，有因私昵而用者，有因怜悯而用者，用者不必皆才，幸而得才，仍须缘是四者以进，而才乃得出”，
并指出，当时的用人之弊在于“取才于资格之中，则循资格而至大位，不才者皆重足可至，此中国之所以敝也。”
这些言论，对于今天的社会仍然存在可资借鉴的地方。
那么，应该如何培养真正的有用之才呢？《福报》认为首先应该广设学堂，“今若多设科目，多开学堂，学某事者即由某事而入仕，学某艺者即由某艺而得官……不至举非所用，用非所习矣。”
此外，中国还应借外国之才以培养国人，“或谓求中国之才，眼下既不出诸中国，则教育者谁耶？应之曰，借才而已矣，古者楚材可以晋用，所益不过资其一身，今广取西国之才，以教中国聪慧之士，所益且及于天下。”
（四）倡议发展工商业，以备国家财用
《福报》首先对轻视工商业的观念提出批评。第5期《砭愚篇》说：“何愚乎？愚今之人舍重权以授人，舍重利以授人，无一人能起与敌人抗权，无一人能起与敌人竞利也。”而“利之既尽，何以立国”？文章主张，“为今日计，且勿冀他国之利，当先匡本国之财，邮政、矿务、铁路，当次第举行；而练兵一着，即须捷随其后。何者？无利不足以养兵，亦无兵不足以卫利。”文章批评当局“由于大权无握，重利不归，坐听他人之嘬其膏腴，而局内应享者，反袖手以旁观，则愚之甚也。”
《福报》相当重视研究发展工商业的办法，连续3期刊载《振兴商务策》一文，对当时发展工商业的现状、积弊与对策做出了切中肯綮的分析。文章分析了当时工商业面临的危险：“自马关新约，洋人得入内地设石所，置机器，则土货之利洋人亦得而擅之，漏卮之甚将百倍于今日，可危一也；华民之旅居外洋者，英美各属有逐客之意，新者自难续往，可危二也。”而当时工商业又存在所谓的“四离”“五困”之弊。“四离”，即官与商离、商与商离、商与地离、商与工离。“五困”，即困于吏胥之烦扰；困于华商之倾轧；困于洋商之欺凌；困于工资之繁重；困于转运之艰难。文章提出的振兴商务七策是：（1）设专官以理商政；（2）创学校以益商智；（3）定律例以断商狱；（4）谨权量以一商法；（5）造机器以裕商源；（6）给牙贴以劝商人；（7）开山川以通商道。
《福报》连续4期刊出《闽茶论》，提出促进闽茶产销的对策。文章认为闽茶在国际市场中竞争乏力的主要原因是制茶技术落后，由于“专重人工，故条叶粗散，气味虽佳而外观无耀”，在质量上敌不过由机器加工的印度茶。为此，文章建议，“为今日计，唯仿照西法为大公司，合众商为之，茶贵少而精，粗装伪茶均禁革不令出口”，“其赀之钜者为大公司，赀之微者为小公司，连络一气，有利同享，则售脱可以自主矣。”
在当时，《福报》能提出这样的发展思路，实属难能可贵。此外，该报还刊载了探讨国际关系和劝人革除陋习等方面的文章。
关于《福报》的停刊时间，学界说法不一。黄乃裳在《绂丞七十自叙》中说“办报两年余，亏损二千八百余金”。按此推算，停刊时间当在1898年，《福州新闻志·报业志》持这一观点。但据陈遵统、詹冠群等先生考证，《福报》的停刊时间应在1897年4、5月份间。
从该刊现所存文章篇目的出版时间看，笔者认为1897年停刊的可能性更大。《福报》停刊后，被日本人收购，改名为《闽报》，成了日人在闽代言机关报。
虽然《福报》发刊时间不长，但其历史进步意义不容忽视。从《福报》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出版业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密不可分。《福报》既是维新变法运动的产物，也是维新变法思想的积极鼓吹者与传播者。同时，《福报》因亏损而被日本人收购的史实也说明，当时的民间报刊具有天然的逐利性，同时面临着恶劣的生存环境，经营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