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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代以降，福建古代出版业一直兴盛繁荣，“建本”风靡全国，影响历代读书人。及至清代，闽西四堡与福州仍是国内有影响的刻书中心。然而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繁琐复杂，不敷使用。自晚清传教士将石印和铅印技术引入中国后，传统雕版印刷技术便日渐式微。福建的境况如出一辙，福州美华印书局石印技术与铅印技术的引入，在印刷出版业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出版业便逐渐由新型高效的近代印刷出版业取而代之了。
福建第一家国人自行创办的新式图书出版机构是厦门倍文斋，由厦门基督教会会长许文岩创办于1888年，采用先进西方印刷设备，主要出版宗教类书籍。民国成立后的1919年，倍文斋扩大经营规模，改称倍文印书馆，承印《三民主义》《救国大纲》《思明日报》等书报，直至民国后期才停业。
总的来说，晚清时期的福建民营印刷出版业大多规模较小，影响乏力，印刷与出版合二为一，且以印务为主。在印刷技术上以活字印刷为主，如福州林春祺雇工制造铜活字，经过20多年的努力，积累了精美的铜活字40多万个，成为中国最大的一套铜活字。同时，一些印刷机构受教会出版机构的影响，引入新型印刷设备，为后来民营出版业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清光绪年间，福州二酉山房、宏文阁、未见斋等印刷机构率先引入小型石印机，成为近代民营印刷业的先导。但这些印刷机构并不能承担起知识传播的重任，因为它们主要是印制一些婚丧帖柬、文告、簿册等印刷品，大多与出版无关。以图书出版为主业的印刷机构则受限于福建省内狭小的市场而一直得不到发展的机会。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于1898年4月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雕印出版，同年10月，又经福建侯官嗜奇精舍石印出版。此二版本发行量均不大，影响甚微。1905年，商务印书馆再次出版该书，《天演论》才得以发扬光大。林纾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的出版经历，同样很能说明问题。林纾（1852-1924），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字琴南，号畏庐，还有冷红生、六桥补柳翁、长安卖画翁等许多别号，是与同为福州人氏的严复齐名的晚清译才，康有为有诗曰“译才并世数严林”，《巴黎茶花女遗事》是林纾翻译的代表性作品。该书第一版由福州吴玉田的印刷所印制出版，结果毫无影响，仅仅印行了100余部，而且多是作者用以分赠亲友。后林氏交付上海昌言报馆重新印行，结果引起轰动，玉情瑶怨馆、文明书局、广智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多家出版机构也闻风竞相出版。严复诗句“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真实地反映出《巴黎茶花女遗事》受欢迎的程度。
20世纪初，福建民营印刷业才得以逐渐向民营图书出版业发展，商务印书馆的强势介入也为书业的发展增色不少。1901年，福州印刷公司宣告成立，并采用铅印技术出版宋廷模的《莆阳课士录》、刘玉璋的《夔夔堂诗草》等书；1905年，厦门会文书庄采用石印技术印刷出版《增补汇音妙悟》一书；1906年，国内出版巨头商务印书馆设立福州分馆，负责该馆出版的图书尤其是教科书在福建的销售工作；1911年，福州宏文阁用石印技术印制《闽省官话捷中捷》等。
概言之，随着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在新出版业中影响的扩散，出版人才与作者资源的缺乏和交通条件的落后越来越成为福建民营出版业的制约因素，而福建传统刻书业中所需的造纸材料便利在近代出版业中已经不再是竞争的优势。晚清时期，福建地区的近代图书出版业一直处于低潮，影响力微小。
福建国人自营报刊业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并迅速得到发展，成为传播新知、开启民智的主要工具，这与近代图书出版业的日渐式微形成鲜明的对比。就出版主体的性质而言，福建近代报刊开始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即出版主体的多元化。其创办者除了前面提到的传教士外，还包括晚清政府、民间团体与个人等，甚至是日本势力也有了在闽代言工具。据史和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辑录，晚清时期福建地区的报刊凡36家，分属福州、厦门二地，前者23家，后者13家。
其中由传教士创办的有9家，占25％；官办报刊3家，约占8. 3％；3家是日本人创办或受日本政府资助的报刊，约占8. 3％；其余21家属民间创办的报刊，约占58. 3％。
民间报刊出版业的兴起，既是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在福建兴起的象征，也是1901年晚清政府施行“新政”以来，要求发展工商业和提高国民法政素质的社会思潮在福建的体现。福建近代报刊诞生于社会改革潮流之中，并在其诞生之初即与社会改良运动相结合，这一特点在辛亥革命时期及民国初年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民间报刊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标志着近代民间出版业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
其一是民间报刊的大量涌现。福建国人自办报刊的首创之功，归于《福报》。
1896年4月，《福报》创刊于福州，其独资创办者黄乃裳曾在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郇山使者报》充任主笔，并曾协助传教士翻译或自撰宗教书籍和其他宣传品，这一经历无疑为他后来的报刊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后，他又创办了《福建日日新闻》《左海公道报》和《伸报》等，均是近代福建有较大影响的报刊。
除了黄乃裳创办的报刊外，晚清时期，福建地区比较有影响的民间报刊还有创刊于福州的《福建新闻》（1906年）、《民心》月刊（1911年）、《建言报》（1911年）和《福建商业公报》（1911年）等；创刊于厦门的有《漳泉日报》（1902年）、《鹭江日报》（1903年）、《厦门日报》（1907年）、《南兴报》（1911年）和《南声日报》（1911年）等。其中，《民心》月刊、《建言报》《南兴报》和《南声日报》等为革命党人创办的报刊，为清末革命思潮的传播和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此外，日本势力也开始建立在闽代言机关，这主要是晚清时期创办的《闽报》和《全闽新日报》。《福报》停刊后被日本台湾总督府购买，于1897年12月改出《闽报》，具体创办人为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和前田彪等人，该报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福州日本领事馆撤走后才告停刊；
日本驻厦领事馆则在1907年创办了《全闽新日报》，出版至1945年厦门光复后才停刊，为近代厦门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
其二是专业化报刊尤其是经济报刊的出现。其代表性刊物有《福建法政杂志》《闽省商业杂志》《福建商业公报》《福州医学报》和《福建实业杂志》等。
《福建法政杂志》创刊于1908年，由福建法政学堂发行，何琇先任编辑。该刊辟有插画、论说、译丛、史传、杂报、杂录、小说等栏目，内容以古今中外之政治、法律研究为主，即便是小说栏目，也是刊载所谓之“政治小说”。值得一提的是，陈与年撰《民法与社会主义》一文在该刊第一卷第2号起连载，这是笔者所见的福建最早对社会主义进行介绍与研究的文章。作为一份民间报刊，《福建法政杂志》的创办，说明福建知识分子对政治发展的思考，已经走出单纯的口号式宣传，而代之以理性的研究，这是政治心态趋于成熟的一种表现。
《闽省商业杂志》由福建省商业研究所杂志社创刊于1909年1月，“该刊发表朝廷既商部建设商政的方针，启导工商界人群进化之知识，阐明东西各国商计等学之新理。”
《福建商业公报》创刊于1910年10月，旬刊，由福州商务总会闽省商业研究所发行，辟有社言、调查、纪事、要电汇录、法令、文牍、时评、谈丛、小说等栏目，本着“联络商情，开通商智，鼓吹商学，发明商律，剔除商弊，展拓商途，保护商权，巩固商体”
的办刊宗旨，传播商业信息。
《福州医学报》原刊已佚，也未见相关论著的介绍，现存史料只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闽浙总督松寿为创办〈福州医学报〉请予立案事致民政部咨文》和民政部“准予立案”的批文。
据此可知，该报创刊于1911年6月（宣统三年五月），由福州医学研究会会长郑奋扬创办，发行人为林荫垣，编辑为刘通，主要刊载医学、药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福建实业杂志》由福建实业协会于1911年在福州创刊，季刊，终刊时间不详，现仅存第2期。该刊以发展闽省实业为办刊宗旨，第2期刊载的主要文章包括了梁志和撰《论保存国货当以改良土货及模造外国货为手段》、吴兼伊撰《闽省蚕业进行之政策》、佚名撰《调查长乐莲柄港水利记略》等。
其三是白话文报刊的出现，这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白话文与文言文，并非是单纯的文体之别。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普遍不识文言文，“区区若干方块字拼起来的文言文是成为身份和社会阶层形成的建构条件”
，自然就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实行愚民政策的一种工具了。晚清白话文报刊的出现，正是知识从“阳春白雪”走向“下里巴人”的一条有效途径，成为民众挑战封建统治合法性的有力手段。
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运动。此次运动的发起，与晚清时期白话文的推行包括白话文小说、白话文教科书的出版与白话文报刊的创办具有直接的相承关系，其中尤以白话文报刊的创办最具特色，成效最宏。
国内最早的近代白话文报刊，当属1876年《申报》发行的附刊《民报》，但并未因之而形成白话文报刊出版的风气。直到1897年，裘廷梁创办《俗话报》，才真正是近代白话文报刊的先驱。此后，白话文报刊的出版日见盛行，行销遍及全国，以致远达边城与海外，尤其是在1897年前后与1904年前后，新创办的白话文报刊均达10多份。在白话文报刊大发展的时期，福建省第一份白话文报刊《福建白话报》创刊。
该报于1904年发刊，乃“鉴于各国比年以来，下等社会受白话文教育者既已著有明效”，故借此报开通下等社会，发“本省对乡土之心，以为地方自治之基础”
。这份报刊现所见不多，无以观其全貌，但我们从当时许多革命报刊如《警钟日报》《民立报》和《国粹学报》等的极力推荐看，《福建白话报》是一份倾向革命的报刊。此后不久，又一份白话文报刊《福建俗话报》创刊。由于晚清时期报刊界的筚路蓝缕之功，及至民国时期，白话文报刊在文体上就逐渐成为福建主流报刊了。
白话文报刊的兴起，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莫大的关系。白话文与文言文，原本只是文体之别，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却成为反映时代潮流的标杆。比如上海彪蒙书室曾因出版了一套白话文教科书而招致晚清当局的查禁，理由就是具有革命倾向。其实，这套白话文教科书并不含有革命宣传内容。1897年与1904年白话文大发展的时期，也分别正是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在舆论上做准备的时期，白话文报刊之功能，诚如蔡元培先生所言“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工作”，
是为了当时的社会革新运动作舆论宣传之用的。之所以采用白话文的形式，主要是着眼于下层社会，力图在普通大众中普及新知识新思想，从而获得大多数国人对维新运动或革命的支持。再者，语言文学本身的革新，同样也需要白话文运动的推广作为诱因。
官办出版业的近代转型，显示出晚清政府对出版功能的再认识。在以刊刻经史子集和“钦定”“御纂”书籍为主的古代出版业中，官刻作为维护封建统治尊严的主要工具，历来是三大出版系统之一。清代，以武英殿刻书为代表的官办出版业曾经长期兴盛。经历太平天国战争后，中央与各行省又纷纷设立官书局，这是继武英殿刻书之后晚清时期官办出版业的代表，企图以此来拯救太平军农民起义后封建文化的日渐衰败。就福建的情况而言，官办刻书业也颇有影响力。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创办正谊堂书局，设总校1人，复核、分校等138人，后改设书院，书局成为书院的附属机构。该书局的主要工作就是从事《正谊堂全书》的校刊工作，并出版养蚕和种桑、种棉等方面的书籍多种，教民种桑、植棉、育蚕、织布。而后，地方政府部门又在福州成立福建官书局，刊印清代皇帝“钦定”“御纂”书籍和经史子集，它所翻刻的《聚珍版丛书》在种类上为国内各官书局之首。然而随着近代印刷技术的引进，统治阶级开始意识到传统的官办刻书已经无法承担起维护其封建统治的重任，一度发达的官书局刻书很快成了明日黄花。
与此同时，西学东渐所产生的影响，也使晚清当局深感“西法博大潜奥”，“欲因端竟委，穷流溯源，舍翻书读书无其策”
，只坚持宣扬传统的儒教学说，已经不足以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因此，西学也就不再被视为“奇技淫巧”。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官员率先在中央与地方创办兼具西学教育与西书翻译的机构，成为官办出版业近代转型的开拓者。北京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处是近代官办出版业的代表，而福州船政学堂的西书翻译出版活动是近代官办出版业在福建的最初尝试。
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上奏折，请于闽省创办船厂，设立学校。同年12月，福州船政学堂开办，教授英文、法文、数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等西文与西学知识。学堂在教学过程中，除采用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译书外，还自行翻译出版西书，参与西书翻译出版工作的，主要是洋教习及其中国籍助手。
毕乃德在其所著的《同文馆考》中说：“同文馆重要活动之一，即在中译西书，虽则中译西书一事，别处也已行之——最著者为上海制造局及福州船政学堂。”
由此可以看出，福州船政学堂出版的西学图书当不在少数，是当时西书东传的一个重要据点。
晚清时期福建官办出版业兴起的另一标志是近代官报的出现。维新运动前，晚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需要利用报刊这一新型出版物来控制社会舆论，以致在1862年，当工部侍郎张芾奏请刊刻《邸报》发交各省时，被朝廷申斥为“识见错谬，不知政体，可笑之至”。
及至光绪朝，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促使具有维新思想的政府官员首先重新审视官报的政治传播功能。1898年，京师官绅文廷式等人创办的强学书局，由御史胡孚宸提议被改为官书局，同时出版《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这是晚清时期国内最早的官办近代报刊。1901年，大学士张百熙奏请“由公家自设官报”以与“挟清议以訾时局”的民间报刊相颉颃。
此后，为使“绅民明悉国政”的官报就借助“新政”的推行进入兴盛时期。据李斯颐查见，晚清时期全国官报数量达111种，遍布中央各部和除新疆、西藏外的各行省。
福建地区的官报，计3种，分别为《福建教育官报》《福建农工商官报》和《福建官报》。
《福建教育官报》，1908年8月创刊于福州，福建提学使署出版，月刊，采用铅印技术印成，分诏令、章奏、文牍、报告、论说、学制、译述、附录等栏目，主要内容是刊布政府的教育政策，介绍福建地区的教育状况，普及新式教育方法等。《福建教育官报》是应当时新式学堂蓬勃发展之需而创办的，为推进新式教育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福建农工商官报》，1909年12月创刊，福州农工商局编辑出版，月刊，铅印技术印制，分谕旨、折奏、公牍、报告、论说、译丛、附录等栏目，“登载关于农工商之事件及学理以促实业之进步为目的”，
希望借助于报刊振兴农工商以图强国。
《福建官报》，1910年春创刊于福州，闽浙总督部堂的福建官报局编辑出版，旬刊，铅印制成。这是一份地方政府发行的综合性政报，分谕旨、宪政、吏政、财政、教育、民政、军政、实业、外交等栏目，刊载奏折、通告、条例、法规、报告等文件类材料，无新闻报道和评论。
官报的创办，是福建近代出版业发展到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虽然按照张百熙的说法，创办官报的目的是为了与民间报刊相抗衡。而事实上，笔者通过其内容的分析发现，官报与民间报刊的抗衡仅限于市场竞争层面。官报不是出于抵制革命思潮的意图而创办的，而是与晚清政府的“新政”和“预备立宪”相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各官报的发刊词中得到验证。福建官办报刊刊载最多的是官方公文奏章、地方教育和新知实业等，与革命报刊的内容没有形成正面的冲突。此外，官报尚有不少劝人戒烟、禁止缠足、提倡男女平权等改良风气的纂述，客观上促进了福建地方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再者，官报的创办，同时也挤压了教会出版业的生存空间，提高了出版业的本土化比例。因此，官报出版活动是晚清时期福建近代出版业兴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进步意义同样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