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教士与福建近代出版业的发端

福建是我国古代出版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自五代开始，闽北建阳、闽西四堡和福州先后成为全国性的图书雕版刻印中心，经历数百年而不衰。晚清西学东渐，福建出版业的发展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采用雕版刻印技术、主要出版经史子集和“钦定”“御纂”图书的古代出版业逐渐走向衰亡，而代之以采用新式印刷设备与技术、以出版西学图书和近代报刊为主要特点的近代出版业。福建出版业的近代转型，首先应归功于西方传教士的努力。

西方传教士在近代福建的出版活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1860年之前的第一阶段，传教士的出版活动是一种个人行为，或依附于教会学校，出版物数量少，且以宗教类图书为主，是为创始阶段。第二阶段是1860年之后的晚清时期，随着福州美华印书馆等专业性的传教士出版机构建立，传教士的出版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与兴盛时期。是时，传教士出于宣教的目的，大量出版西学及宗教类图书，率先引进近代机械印刷设备与技术，首创近代报刊，并培养出第一批本土近代出版人才和印刷工人，开创了福建出版业的新纪元。民国时期的第三阶段，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受国人自营出版业的挤压，影响日渐式微，进入衰落期，在世俗社会已无影响。此时，传教士的部分出版活动重新依附于教会学校，但福建协和大学等教会学校的出版物已经基本上不具有宗教色彩。

一、1860年以前来闽传教士的出版活动

福建是我国著名的侨乡，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许多福建人就远走南洋，到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等地谋生。1814年，当嘉庆帝再次颁布“禁止西人传教，查出论死，入教者发极边”的禁教令后，早期东来传教士失去了在中国本土传教的活动空间，福建侨民众多的南洋便成为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区。因此，当时许多传教士在入闽之前，就已经熟知福建方言和福建人的生活习俗。

鸦片战争后，福州、厦门被定为通商口岸，在中国传教的禁令也已被清政府废止，于是那些熟悉福建方言民情的传教士们便纷纷入闽传教。传入福州的新教差会主要有美部会、美以美会和安立甘会等，传入厦门的差会主要有美国归正教、伦敦会、大英长老会和美国长老会等。在福建活动的传教士中，比较知名的有杨顺、柯林、麦利和、卢公明、雅裨理、文惠廉等。他们传教的主要手段是兴办教会学校和出版书报刊。其中，出版活动“是基督教传教历史上最常见的办法”，“传教士对于这一办法研究的结果，使他们相信，只要他们首先取得了当权人物的信任，一切就会容易发展。他们准备出刊杂志和书籍，在该项杂志和书籍内，不但传播基督福音，同时也传播一些现代科学和哲学。” 传教士们还认为，“别的办法可使千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百万的人改变头脑。” 此外，在闽传教士之所以如此看重出版物的传播功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福建是一个方言纷纭复杂的地区，在我国八大汉语方言中，福建方言就有3种，如果加上省界交叉地区，在其境内使用的就有汉语八大方言中的7种。即便是省内同一方言区，也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存在隔村音变、隔乡不同语的现象。在当时社会封闭、普通民众大多不懂官话的情况下，口头传教困难重重。然而文字却是统一的，这给予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很大的生存空间。

事实的确如此，出版活动至少和教会学校一样，成为传教士们在福建进行传教与传播西学的主要工具。近代早期，福建是传教士的出版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外国各宗教团体在中国办印书馆以福建省为最多。”

1860年以前，福建没有出现专门的教会出版机构，传教士以个人名义从事出版活动，一般是在开设教会学校的过程中完成的，即为了满足教会学校的教学需要而临时刊刻具有教科书性质的图书，其行为特点表现出明显的自发性与对教会学校的依附性。

在早期来到福州的传教士中，积极从事出版活动的有卢公明、麦利和与弼来满等人。卢公明（1824-1880），美部会传教士，1850年5月来华，1853年在福州创办男童寄宿学塾，翌年其妻又办女童寄宿学校。这两所学校后来发展成为福州格致书院和文山女塾。卢公明在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福州从事传教活动，1878年返美，两年后去世。从1853年到1858年，他在福州出版各种图书25种，是近代早期在福州的传教士中出版图书最多的一位。这些书大部分是宣传基督教教义、劝人入教的，如《神十诫注释》《乡训》《耶稣教小引》等；也有一些是讲天文、地理、民俗和劝人行善的书籍，如《天文问答》《中外问答》《辨孝论》《华人贫苦之故》《劝戒鸦片论》《赌博明论》等。此外，他在1865年还出版《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书，向西方世界介绍福建人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卢公明的出版活动对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具有较大贡献的。麦利和（1824-1907），美以美会传教士，1848年来华，在福州创建天安堂并创办多所教会学校，1859年返美，1861年又来到福州。在1869年至1971年间，他担任福州美华印书局主理，1872年调往日本建立美以美教会，1881年又到福州，1883年再往日本，1887年返回美国，1907年病故。麦利和于1857年和1858年在福州出版4种图书，即《觉世文》《祈祷文》《受洗礼之约》和《美以美教会礼书》，均是宗教类图书。弼来满（1809-？），美部会传教士，1847年来华。他在福州出版图书4种，都是用福州方言写成的宗教读物，其中《新约全书》在福州的发行量很大。 此外，这一时期在福州从事出版活动的还有美部会传教士摩怜、简明、温敦和美以美会传教士万为等人。

具体来说，1860年以前，传教士在福州出版的图书知见42种（详见表1-1），其中宗教类读物占26种，表明这一时期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对福州世俗社会的影响并不大。

这一时期，在厦门从事出版活动的传教士主要是美国归正教传教士罗啻、打马字，伦敦会传教士施敦力和施阿慄兄弟，大英长老会传教士宾为霖等人。施敦力所撰写的《善终志传》一书在1846年出版，这是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在福建出版的第一部中文图书；而罗啻（1809-1864），在厦门从事出版活动的传教士中无疑是出力最勤者，他除了用厦门方言编写《约翰福音书》《乡训十三则》等宗教读物外，还编写了《翻译英华厦腔语汇》一书，英汉对照，用罗马拼音注厦门方言，凡8卷，214页，1853年在广州出版。 传教士在厦门出版的图书凡13种，虽然绝大多数为宗教类读物（详见表1-2），但传教士们采用厦门方言出版图书，并有意识地利用出版物影响政府官员，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二、专业性图书出版机构的建立

1860年前后，传教士在福建的出版活动有了专门的出版机构。随着福州美华印书局的成立，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开始在相对固定的出版机构中进行，出版成为一种群体性的行为，从而表现出其自觉性，同时也说明了出版作为近代传教士的主要宣教工具，也开始从教会学校的教育活动中剥离出来而独立存在。

（一）福州美华印书局

1859年，由传教士怀德发起，美以美会在福州设立福州美华印书局，这是福建地区创办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近代图书出版机构。该书局得到美国圣经出版协会5000美元的首期资助，用以建立印刷厂房的资金、帮助购置铅字字模和印刷机，但其中有3000美元被指定用于出版《圣经》。在传教士保灵和万为筹划下，福州美华印书局开始组建。

福州美华印书局设址于福州天安山麓，初期的办公楼房是一座四层洋楼，顶楼是总经理和正副编辑的办公楼，二三层楼是主要的工厂，内设印刷工厂、装订室、铅版印刷工厂、手工工作室，以及泰西各国色纸洋簿文具等贮存室，底楼是职工家属宿舍。

1861年，万为亲自去香港和广州采购机器，购得一架美国印刷机和一个中国自制的13点活字雕刻石盘。他自己先在香港印书局学习石印技术，并雇请一个广东印刷工人，为福州带来了近代印刷技术。1861年11月，美以美会又以700美元买下一幢楼房作为书局用房。1862年1月，福州美华印书局开始使用活字印书，开创了福建出版印刷史上的新纪元。

此后，随着出版业务的不断扩大，福州美华印书局又陆续购进新式印刷设备，采用铅印技术印刷图书。规模比较大的引进活动有：1884年购买大小滚筒印刷机、模坯、华英活字模、铸造图版、铜铅花边书边、印刷机装置等；1895年购置日本铅字、压画行机器、穿孔机器、英文铅字和零星杂物等；1896年购买各书架洋板，即书的金属板；1898年购买大型脚转机书架、乐谱铅字、英文花字、西国文具等；1899年购买中文铅字、罗马字铅字、文具、洋纸、洋簿、多国色纸等；1901年购买大型滚筒印刷机一架。

作为筹建负责人的万为在印书局开工后不久，即1862年12月就因故返美。由保灵继任主理之职。1866年，保灵因传教事务繁重而辞去主理职务，并由斐莱尔继任。之后，麦利和、李承恩和力为廉先后任主理，直至1903年6月书局被并入上海华美书局时止。其主副编辑之职多由华人担任，包括黄乃裳、黄治基、陈元龙、郭占基、方道泰、谢锡恩等人。他们在为传教士工作之时，也率先学到近代印刷技术和先进的出版理念，成为近代早期福建国人自办出版业发展过程中的中坚力量。

在福州美华印书局4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其业务范围可以概括为以下4个方面。

其一，出版图书。在福州美华印书局出版的图书中，主要是宗教类读物，如《新约全书介绍》《圣经手册》《新约全书口语本》《串珠圣经》《榕腔圣经》等；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西学图书和语言类、日常生活类图书，如《中国语言英文字母顺序字典》《福建方言手册》《地球图》《福州地图》《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在中国人中间》《福建平潭岛旅行记》和《日常食品》等。

其二，发行报刊。传教士是福建近代报刊的创始者，晚清时期福州有相当一部分报刊是通过福州美华印书局印刷发行的，包括《美以美会第一号中文月刊》《榕腔日报》《小孩月报》《榕城报》（罗马字版）《教务杂志》《郇山使者报》《闽省会报》《福报》《华美报》《日日新报》《福建日日新闻》等。

其三，代印、代售各类出版物及印刷品。主要是为各教会代印各种宗教读物和《中东战纪本末》《泰西新史揽要》《大美国史略》《万国公报》等当时风靡全国的图书与报刊，并为传教士代印学习中国语言的图书。此外，福州美华印书局还为各学校代印课本、字典、学校规条、章程、地图、执照和各种书籍等；为商界代印仿单、股票、招贴、商业广告等印刷品；为教会机构代售宗教读物、泰西各种色纸、名签、洋簿、文具和上海广学会出版的图书等。

其四，向外界传授铸造活字的工艺和铅印、石印等近代印刷技术，代为培训印刷工人。

晚清时期，福州美华印书局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地域的限制，除了为本地教会提供服务外，还远向厦门、汕头、台湾、香港、曼谷、九江、北京、上海等地的教会机构提供出版物和代印书刊。仅在1890年至1895年间，就为外地机构代印书籍9000多万页，值银1200元。 在福州美华印书局的影响下，福州出版印刷业发展迅速，位居全国先进行列。《中华归主》一书统计了1909年至1911年全国报刊发行量的前四位城市，“最多之地点为北京，次为上海，再次为广州，再次为福州” 。

1903-1904年间，书局主体部分迁往上海，成立华美书局。福州美华印书局仍被保留下来，成为华美书局的分局，其出版活动维持至1915年盘给一家中国基督徒办的公司时为止。

（二）兴化美兴印书局

兴化（莆田旧称）是除福州与厦门之外传教士的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1890年，美国传教士蒲鲁士偕妻蒲星氏到兴化传教。先是蒲鲁士和李长水等人创立兴化音罗马字，并开设识字训练班，这为后续的文字出版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893年，蒲鲁士向美国圣经公会请求在兴化设立印书局。但由于此时圣经公会把主要的资助方向投向福州美华印书局，蒲鲁士的请求未得到重视，这使得书局创建之初名存实亡。直至1898年，印书局的经营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当年印行的读物，圣经数量在12000本以上计16. 4万面，杂书7500本计17. 9万面，又印单张4220张。

1905年，蒲鲁士从美国获得募捐2000美元，在兴化城关文化巷建造包砖楼房一座，正式定名为“美兴印书局”，在经历几次迁址后，最后于1906年定址于仓后路。1908年，书局添购汉文铅字一副，并再建办公楼及门市部一座。美兴印书局于1939年迁址于文化巷营业，1948年改为奋兴报社印刷部，不久又复原名，直到1956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入地方国营莆田印刷厂。

兴化美兴印书局的负责人先后由西方传教士蒲鲁士、高哲理、佳尔逊和韦德等人担任，直到1944年后才由华人陈筠任局长，“可见西人对教会重要机构的控制牢牢不愿让于华人，无形中扼杀了教会文字事业本色自立的萌芽” 。它所出版的图书以宗教类为主，这是因为书局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什书会、拜日学会及圣经会等教会组织的资助，而其所助经费皆用于出版圣经及其他神学教材。这些图书或为蒲鲁士及其妻蒲星氏和中国教徒林鸿迈、陈祖荫、陈庆临等人编纂，如《赞美诗礼文并对读之诗篇要书》等，或为代其他教会组织印行的读物、宣传品、办公文件等。此外，美兴印书局的出版物也包括算学、地理问答、英语入门等西学图书。

（三）其他图书出版机构

除了福州美华印书局和兴化美兴印书局外，晚清时期传教士在福建创办的图书出版机构中，影响较大的还有红衣主教团出版社、闽北圣教书会和闽南圣教书会等。

1889年，红衣主教团出版社（Foochow College Press）在福州成立，这是由福建红衣主教团的实业部门扩充而成，属海外传教委员会领导，其主要出版物是宗教类图书，如口语化的《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和一些赞美诗等，同时也为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出版一部分工业技术类图书。红衣主教团出版社自负盈亏，也曾经得到美国教徒的资助，使得印刷设备得以更新，出书数量渐增。在成立后的几年内，平均每年出书75. 6万页，10年后出书数量翻了一番，平均年出书数量达到150万页。

福州的闽北圣教书会和厦门的闽南圣教书会均为伦敦圣教书会创办的教会出版机构，同时接受纽约圣教书会的资助。前者创办于1892年，后者创办于1908年，主要出版《圣经》《福音书》等宣教图书，或无偿赠送，或售卖，分别服务于闽北、闽南的宣教事业。闽南圣教书会还主持出版《厦门教会报》双周刊，发行量在1000份左右。

三、传教士的报刊出版活动

近代报刊的出现，是出版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福建报刊出版业的创始之功，同样应归于晚清时期来闽传教士。较之图书的出版，传教士在福建的报刊出版活动对世俗社会的影响要大得多，这与报刊成本低廉、易于传播和时效性强的特点是有关系的。作为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报刊在广播、电视等新型媒介出现之前的社会影响尤其显著。

在福建教会创办的报刊中，对世俗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以新闻报道为主的综合性报刊。其中最早的是英文报《福州府差报》（The Foochow Courier），1858年在福州创刊。此后，传教士又陆续创办了一批英文报刊，如《福州捷报》（The Foochow Herald）、《福州每日回声报》（The Foochow Daily Echo）、《福州广告报》（The Foochow Advertiser）、《厦门航运报道》等。这些英文报刊既报道省内外消息，也介绍本地的风土人情，主要是供外国人阅读的，为增进西人对当时福建社会的了解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传教士在福建地区创办最早的综合性中文报刊是《中国读者》，1868年在福州创刊。1874年，美以美会传教士李承恩在福州创办《郇山使者报》，中国教徒黄乃裳任主笔。 “郇山使者”为基督教徒之意。该报已佚，其内容不可考，但据今人推测，《郇山使者报》“约是本16开、20页的小册子，其内容除了宣教之外，尚有‘上谕奏稿’，中外时闻等”。 黄乃裳曾在报上著文劝人种牛痘预防天花，还与保夫人合著革除缠足论5篇，除登报外还排印单张3万余散发。 据此可以看出，该报当是一份面向世俗大众传播新知的报刊。

1876年6月，《郇山使者报》更名为《闽省会报》，施美志任主理，中国教徒谢锡恩任副理，每月初一出版，内容包括上谕、奏稿、中外时闻和教会情况等。该报的办报宗旨是倾向进步思想的，反映了当时要求变法图强的社会潮流。如1887年该报刊载署名“忧肘子”的《局外闲谈》一文，借一西人之口说：“中国之病，病在骄字”，批评中国骄妄自大，视外国为夷狄，不肯向西方学习的谬误。又刊载《杞人说病》一文，批评顽固派所谓中国“病一无财，病二无兵”的原因是“海禁开则中国之财源竭”“海军创而中国之兵费穷”的谬论，指出中国积弱积贫的原因正是在于闭关锁国，而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富强的道理。该报的发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它不仅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而且也引起了政府官员的兴趣，“福州地方和军队的官员很多人都订阅《闽省会报》，并希望在上面发表一些文章” 。

1898年，由于《闽省会报》的成功发行，在华美以美会遂将其作为全国美以美会的公报，并改名为《华美报》，勒锡任主理，主理托事由美以美会福州教区所属的福州、兴化、南京、北京、四川各一人担任。《华美报》在内容安排上也有了较大的调整，关于福建的新闻和评论渐少，而增加全国性问题的讨论。除了有关宗教的文字外，它也刊载时闻和西学文章，文章主旨倾向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观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华美报》开始刊登商业广告并开列详细的广告收费标准，这应该可以作为当时教会报刊世俗影响的一个佐证。1904年3月，《华美报》与上海《华美教保》合并，改名《华美教保》，移往上海出版。

《左海公道报》在1911年3月1日创刊于福州，是福州安立甘会、美以美会和美部会联合创办的综合性半月刊，黄乃裳受聘为该报主笔，由福州闽北圣教书会刊发，福州美华印书局排印，其栏目主要有上谕（民国后改“清旨”）、社说、宗教、译谈、政治、教育、实业、时闻等。该报的办报宗旨“意在联络各省基督徒，彼此互相砥励德业，俾吾道昌明，以是为转移人心风俗之用” ，但由于主笔黄乃裳已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所以相当数量的文章是关于革命思想和辛亥革命前后的形势和政局报道的。

此外，晚清时期传教士还在福州创办了一份专供少儿阅读的《小孩月报》，其创办人为普洛姆夫人和胡巴尔夫人， 于1874年发刊。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份儿童报刊，享有近代“启蒙第一报”的美誉。

传教士在厦门的报刊出版历史则稍晚。第一份英文报刊是《厦门航运报道》，1872年创办，1878年进行改组，改名为《厦门公报和航运报道》，由阿·阿·马卡尔和吉·弗·马卡尔先后任主编，民国成立时该报仍在发行。 约1884年，英国牧师傅氏创办《厦门报》，双日刊，但“阅者寥寥，未久而废”。 该报史料记载不多，更无现存原刊，估计是英文报刊。此外，传教士在厦门创办的英文报刊还有1891年创刊的《厦门时事商业报》、1902年创刊的《厦门钞报》等。这些报刊的读者对象主要是身在闽南的外国人，因此发行量很小，社会影响不大。西方传教士在厦门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是《厦门新报》，英国传教士布德创刊于1886年6月，月刊，以拉丁文拼音闽南方言写作，其内容包括时闻与宗教等，出3期后即告停刊。

近代传教士在厦门创办的报刊中，《鹭江报》存在的时间较长，影响较为广泛。该报于1902年4月28日发刊，由英国牧师山雅各创办并任总经理兼总主笔，编辑均为中国人，主要是当地知名人士或基督教人士，旬刊，用杭连纸直排铅字印刷，每期1册25页，3万多字，以后增至4万多字。内容有社论、国内外消息及福建地方消息、文艺副刊和广告等。其出刊宗旨倾向于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比如，第25册刊出总主笔山雅各撰写的《论报馆访事之关系》一文，称“西报主笔与政府并重，故议论记述政府多采而用之，其权与上议院等，主笔之崇贵不待言矣”，以宣传报刊出版工作的重要地位；又刊出主笔之一林砥中撰写的《论力》一文说：“闭关时代，幼稚之时代也”，“今各国无理要挟之事，何以不施于匹敌之国而独屡试我东亚，毋亦以孱弱无力之帝国易于欺侮乎！”言辞激烈，正义凛然，对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关于《鹭江报》的停刊，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说：“厦门《鹭江报》以载金门教案失实，英领请厦门道封禁”，“出版至八十六期”。但据《闽南新闻事业》一书记载，该报出版至1905年方停刊，目前人们发现的最晚一期是第102期。

除了福州与厦门，兴化是传教士又一报刊出版活动中心。1898年，美国传教士蒲鲁士创办了兴化音罗马字报刊《奋兴报》。这是传教士首次在兴化创办的报刊，也是今莆仙地区创刊最早、发行时间最长的一份报刊。该报发行人为蒲鲁士本人，主编为其妻蒲星氏，中国牧师宋学连、林鸿迈等为编辑，初为月刊，后改半月刊，内容有论说、时事、主日学课讲义、务德会经题要旨等。1908年5月1日，在宋学连、张福基两人的建议下，《奋兴报》同时又出中文版，此后一直出版至1949年止。作为教会报刊，《奋兴报》主要宣传宗教思想，但也不偏废世俗要闻的报道，在政治立场上标榜“独立性”。要而言之，该报既反对暴力革命，包括在民国时期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也揭露当局的黑暗与腐败，倡言言论自由，并刊登禁烟、禁赌、禁缠足等有利于改良世俗的文章。

除了综合性报刊，传教士创办的报刊中还有一类是纯教会事务的，其中多数是教会的会刊，如延平美以美会主办的《剑声》、厦门圣教书会出版的《闽南圣会报》、福州中华圣公会主办的《福声》、中华公教进行会福州教区部会编的《道南半月刊》、吴尔斯登创办的《福州福音新报》、打马字创办的《漳泉圣会报》等。这些报刊对世俗社会影响不大。

四、传教士出版活动的社会影响

近代来华传教士这一群体可谓鱼龙混杂，其中既有西方列强侵华的帮凶，同时也不乏积极传播西学，在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人物，如傅兰雅、李提摩太、林乐知等。然而，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沿用闭关锁国时代的价值观评价所有的近代来华传教士的行为，从而产生了不应有的偏见。西方传教士在近代福建的出版活动，其目的主要是为传教事业服务的，这是事实。但这种主观上的意图本身并不偏离社会进步的轨道，更非逆潮流而动，客观上不足以否定其总体上对福建世俗社会所产生的正面影响。

首先，基督教教义本身蕴含的人文关怀色彩对于社会关系的调整，仍然具有某种程度的积极意义，这往往容易被许多学者所忽视或有意回避。传教士从事出版活动，利用出版物进行宣教，克服了教会学校影响面小的局限性，在使得传教事业波及边远地区和穷乡僻壤的同时，也对普通民众树立与人为善的思想和识字率的提高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次，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出版物中所刊载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与人文思想，开风气之先，使福建民众得到西学启蒙并唤起人本意识的觉醒，从而推动了福建地区的近代化进程。近代早期，福建作为主要的传教区之一，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尤其是福州美华印书局的出版物远播上海、北京、四川等我国其他地区，在西学东渐中曾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传教士出版的一些介绍中国或福建的英文图书，如麦利和所著的《生活在中国人中间》、斐莱尔所著的《外国人在中国》、卢公明所著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等，也有助于增进西方国家对福建乃至中国的了解，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外人对华偏见。

最后，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开启了福建出版近代化的进程，并推动了福建本土出版业的发展。传教士率先出版西学图书，首创近代报刊，并将石印、铅印等近代印刷技术与印刷设备引入福建，同时培养出福建第一代掌握近代印刷技术的工人，为福建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福建近代出版人才的成长也获益于教会出版机构。黄乃裳、谢锡恩等在福建近代出版业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均在教会出版机构中工作过。黄乃裳之所以能在1896年创办福建第一份国人自办报刊——《福报》，与他在教会出版机构的工作经历是密切相关的。也正是由于福建近代本土出版业的发展壮大，才使得教会出版业在20世纪初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 q56ody2Y5lWcbkSSzGhCuKzZ0atMwwYTZfkFf+li764NcOE/d2iK897sow5nZYF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