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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近代出版业的创始，源于晚清西学东渐。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的禁教令被解除，那些曾在南洋传教、熟悉福建民情习俗的西方传教士便陆续来到被定为通商口岸的福州、厦门传教。为了配合传教活动，他们率先创办近代报刊，出版西学图书，并引进近代印刷技术与设备，开启了福建出版业的近代化进程。不难看出，这一进程的背后，折射出西方列强与腐朽无能的晚清政府之间的政治博弈。换言之，福建出版业的近代化，是晚清政府屈从于西方列强的间接后果，是一种非自觉的、外国势力强加的演变过程，由此揭开了政治因素主导福建近代出版业兴衰的序幕。
晚清西学东渐开阔了当时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视野，唤起了国人的政治觉醒和社会责任感；西方传教士在福建的出版活动，也推动了近代国人自营出版业，包括官办出版业和民间出版业的兴起，并导致传统雕版刻书业的式微。受过西学启蒙的知识分子开始通过出版活动表达政治意愿，传播西学知识，为推进福建近代出版业的本土化发展做出了贡献。1866年6月，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在兴办教育的同时也出版了一批西学图书，成为福建近代官办出版业的先行者。曾在教会出版机构工作过的黄乃裳创办了福建第一份国人自办报刊《福报》，这是民间出版业兴起的一个重要征兆，报刊开始成为推动社会制度变革的重要力量。此后，福州、厦门等地相继出现了一批国人自办报刊，其创办者包括政治立场倾向维新的民间人士和革命志士，同时还有地方政府机构。以《建言报》和《民心》月刊为代表的革命报刊的创办，为辛亥革命在福建的最终胜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表明晚清政府对出版业的控制力已受到严重削弱。出版主体的多元化，标志着福建近代出版业的发展格局已经基本形成。